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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康七年 （297） 七月，朝廷任命王戎为司徒。王戎是竹林七贤之一，和当时的尚书令王衍 （王戎的堂弟） 、河南尹乐广一样，都是当时名士。魏晋时期多的是这样的名士，他们都是清谈的行家里手。
清谈出自乡里清议，在东汉后期出现。汉朝选官实行察举制，很注重一个人在乡里的名声，因此当时士大夫阶层出现了品评人物的风潮，名士们对一个人的评价能影响这个人的仕途。比如南阳人许劭在汝南主持月旦评，每月对人物重新进行一次评价。这个人名气很大，连曹操都慕名而来，备了厚礼，请求他为自己评价一下。许劭刚开始不肯，后来被曹操胁迫，才说出了一句著名的评语：“君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名士们也批评时政。汉桓帝和汉灵帝在位时，宦官当权，朝政黑暗，士大夫对宦官们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和质疑，这招来了宦官们的疯狂报复。桓帝延熹九年 （166） 和灵帝建宁二年 （169） 的两次党锢之祸，当时名士及他们的学生被逮捕杀害的有九百多人，他们的亲朋故旧纷纷到边塞避祸，有的住土穴，有的躲树洞，一时间腥风血雨。但事有例外，一个叫郭泰的大名士就被宦官放过了。
郭泰，字林宗，太原郡介休县 （今山西介休） 人，相貌魁伟，博览群书，擅长演讲，一讲起来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因为这项技能名震洛阳。但他演讲时从不具体评议朝中人物，只是抽象地探讨人伦鉴识的理论，因而宦官找不到杀害他的借口。经受残酷打压后，郭泰的这种风格得到士人的追捧，他们不再评论时事政治，而是由政治方面转到人物方面，当然，这些人物也不是当权派，而是古人或者乡里的人物。评古不论今，这样就可以自由发挥，不再怕受到打击陷害了。正因如此，史学大师陈寅恪认为，清谈之风始自郭泰。
天灾、战乱、政乱、世道不稳让当时的人们纷纷感叹世事无常、生命短暂，儒家的经学已经不能适应乱世的需要，衰落成了必然，崇尚“玄虚淡泊”“无为而治”的老庄思想复兴。到了魏明帝曹叡 （公元226年至239年在位） 的时候，这种新思潮已经势不可当，以摧枯拉朽之势风靡整个京师。当时的名士何晏与夏侯玄、王弼等都精通《老子》《庄子》，他们大肆倡导玄学，还把玄学引入清谈，使清谈的内容渐渐演变成了谈玄。他们要用老庄思想调和儒教，把道家的思想灌入儒家的经学里去，于是何晏作《论语集解》，王弼作《论语释疑》，一时之间这类书籍纷纷涌现。在儒家的经典里，只有《周易》稍带一些神秘性，容易和《老子》《庄子》发生联系，于是这本书也便合了当时士人的口味，被奉为经典。
司马氏是尊奉儒教的，因此司马氏当权后，如何调和儒教和老庄的关系成了比较重要的问题。有一次，阮瞻去见司徒王戎，王戎问：“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意思是“大概没什么不同”，二者差不多。王戎听了大喜，立即任命阮瞻为官。
玄学的发展也经历了几个阶段，从何晏、夏侯玄等的正始玄学，到竹林七贤的竹林玄学，及至目前讲到的在元康年间出现的元康玄学，前文提及的王戎、王衍、乐广就是这时清谈界的领袖。再往后发展还有东晋玄学，那是后话。
王衍，字夷甫，琅琊郡临沂县 （今山东临沂北） 人，二十四孝之一王祥的族孙，王戎的堂弟。他生来外表俊美，喜好老庄，在谈论玄理时经常手持一把有白玉柄的塵尾，手和玉柄的颜色一样白皙，风姿绝然。然而姿态虽美，却有一点不足——凡是他觉得自己说的道理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会马上更改说法，世人称他这是“口中雌黄”，成语“信口雌黄”便出自此。不过即便如此，记述魏晋名士风采的《世说新语》里还是有数十条提到了王衍。
王衍出身高门，自然衣食无忧，他耻于谈钱，嘴里从来不说“钱”这个字。他老婆郭氏不信邪，有一次想试试他，就让奴婢用钱绕床一圈，堵着他让他不能出来。王衍早晨起来看到钱后，就对奴婢说：“把这些东西 （阿堵物） 都拿走！”确实没有说钱。王戎感叹道：“王衍的风度仪态高雅清澈，好像晶莹的玉树，自然是尘世之外的人物。”
王衍幼年时曾去拜访竹林七贤的老大山涛，山涛见到他感叹了良久，王衍走后，他说：“谁家老太婆生下这么漂亮的儿子，然而误尽天下老百姓的，可能也是他。”山涛一语成谶，这事以后再讲。
乐广，字彦辅，南阳淯阳 （今河南南阳） 人，《世说新语》里也有多次提到他。乐广每次谈玄都用最简练的词语，条理清晰，事理明确，使人信服。他性情谦和，批评别人时也一定会先称赞对方的优点，使对方缺点自然显现。
除了王衍、乐广，当时的名士还有王澄、胡毋辅之、谢鲲 （谢安的伯父） 、王尼、毕卓等。他们的清谈不是胡侃，而是有固定的几方面内容，比如清谈哲理，就是谈论《老子》《庄子》和《周易》中的哲学思想；比如品藻人物，就是对人物进行品评；此外，他们也对宇宙论的哲学展开了激烈而且长久的争论。清谈不仅需要充足的知识储备和活跃的思维，也是个体力活，因为清谈的时间不限，有时候甚至通宵达旦，这需要有个好身体做支撑。
魏晋名士们不拘礼节，放浪形骸，酗酒服药是常事。他们飘逸放达，标新立异，言论玄妙，这构成了独特的名士风流，后世人想效仿而不得法，只能望其项背。
不过正是这种名士风流，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西晋的灭国。名士们热衷于谈玄，认为谈论政务是俗事，谁要是谈论治国理政，就会被大家耻笑。但这些名士又大都身居高位，崇尚虚无的后果就是朝中几乎没人关心国计民生，政务懈怠，国家被拖入了危险的局面，后终于招致五胡之祸，西晋灭亡，“清谈误国”一词便出自此。当然，西晋灭亡还另有深层次的原因，这个问题留待后文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