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商朝人种之谜

传说有娀氏 女子简狄吞下玄鸟蛋而生契，而契就是商人的始祖。他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舜任命为司徒。直到契的第十四代继承人汤推翻了夏的统治，建立了商王朝。有关玄鸟 是商人始祖的传说并非后人杜撰，因为在殷墟就出土了不少玉质的玄鸟，甲骨上玄鸟也很常见。可见，玄鸟崇拜贯穿了整个商人族群的精神世界。

当然，传说不能作为考古依据，商族人的起源问题还需要更科学合理的解释。一些专家通过甲骨文上的记录推断，商族先民发祥于太行山东麓的古漳水流域，也就是今天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的交界区域。然而，人类学家却试图用人种鉴定来揭开商人的起源之谜。

在1997年之前，学术界确定人种的手段是体质人类学，即根据骨骼的特征来确定人种类别。1928—1997年，安阳历经了15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几千具人骨。人类学家对其中的410个头骨进行了测量，确定它们属于蒙古人种的中国北部类型。但是，纯粹靠测量的数据来确定，难免会有一些偏差。而且，检验结论完全取决于所选的样本。果然，一名美国人类学家在两具女性的头骨中发现了高加索人种 的特征，还有一些短头颅的头骨属于布里亚特人 。不过，绝大多数仍是蒙古人种，当时这种异常的情况并没有受到普遍的重视。

1992年，考古人员发掘了殷墟新安庄墓地的100多座商墓，并对墓中的人骨进行测量和鉴定。结果发现，这些商代成年男子的身高中位数只有1.62米左右。考古人员根据体质特征对比，确定他们属于蒙古人种东亚类型。人类学家通过遗骨鉴定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的外貌和现代的华北人没什么差异，是典型的蒙古人种，他们起源于燕山以南的环渤海一带。

这个结论也有一些旁证。商代人对东北方位非常敬重，比如祭祀、占卜都朝向东北；另外，纣王的叔父箕子 在商亡之后，带领一批遗民来到辽宁地区，后来建立了箕子朝鲜 。有学者认为，箕子没有南下、西进，是因国破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归故土，那里是他们最熟悉也最可依靠的地方，是部族的“龙兴之地”。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现代科学技术为判定殷商人种提供了可能。

从1992年开始，更多商代人骨的出土为考古学家提供了更多的样本。也就是说，专家们有了项目研究的“大数据”。此时，历史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希枚（1916—1993）率领的科研团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杨希枚早年就跟着中国考古学之父、人类学家李济（1896—1979），专门研究殷墟出土的遗骸。杨希枚测定了殷墟祭祀坑内的近千个头骨，建立了庞大而有说服力的样本库，最后得出了惊人结论：殷墟内的人种成分其实十分复杂，大致可以分为五类。

第一类是典型的蒙古人种，也就是东亚的黄色人种。根据遗骸牙齿的锶同位素鉴定结果，这些头骨绝大部分来自古羌人；第二类是蒙古人种中的因纽特人，外貌和今天我国东北的鄂伦春人非常类似。目前，这两类头骨从综合特征上看，最接近今天居住在海南岛上的中国人，以及居住在北海道和琉球的日本人。

第三类比较离奇，居然属于黑色人种！不过他们属于太平洋的尼格利陀人 ，与今天的大洋洲巴布亚人 十分类似，严格意义上说属于棕色人种。最让人震惊的是第四类，在殷墟人骨的样本里居然有1%的高加索人种，他们属于地中海类型，和今天居住在中东和环地中海地区的白种人同源。第五类是一个尚不能确定类别的神秘人种，具有小头、小脸的外貌特征。除此之外，样本中还有7%的头骨带有明显的印加人的骨骼特征。

这是个让人震惊的结论，也不得不面对一个让人错愕的猜想：难道堂堂中华民族，竟然被外来异族入侵同化了吗？这种猜想似乎还有一些旁证：殷墟出土的很多青铜兵器，如戈、矛、战斧、宽刃花纹削刀等，只有戈是在中国本土诞生和发展的，其他兵器均独立出现在欧洲；殷墟出土的战斧上常常铸有大象的形象，这些都是西亚和印度常用的动物符号；殷墟里还出土了战钩 ，只有地中海的沿海民族才会使用这类武器。

但是，这很难让人信服。且不说殷商的文化传统和文字的使用与西亚格格不入，仅从殷墟挖出来的商代人像来看，全是高颧骨、内眼角，属于典型的蒙古人种相貌，没有一例具有西亚人或高加索人的外貌特征。殷墟中出土的近30件人体圆雕、浮雕、半浮雕和平面图像都具有蒙古人种的典型特征；而用于制作人面像的陶范，其眼旁的“蒙古褶” 清晰可见。这些作品是商代人对自我形象的表达，它们完全不支持“商族人可能是西亚人或高加索人”的结论。

但是，必须认清这样一个事实，不是所有的殷墟人骨都来自商族人。之前用来鉴定的骨骸都来自祭祀坑的人牲，或大墓中用于殉葬的殉人。他们都是商朝人俘获的战俘或掠夺来的异族平民，都不是正宗的商族人。看来，样本的选择非常重要，检验用的人骨不能再来自祭祀坑，而是要找一些商代的平民墓葬来调查才合理。

1997年，在殷墟西部商墓聚集区的黑河路发掘了100多具商代人骨。它们来自中小型的平民墓葬，可以代表商族人的主流。而此时的鉴定技术已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国考古研究所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合作，对这些人骨进行了DNA检测。检测的结果令人震惊：商族人的确具有西亚人或高加索人 的基因特征。

这并非个别现象。1980年，考古专家在新疆发现了一具中西混血的女性干尸，即“楼兰美女”。她的相貌、体形均体现出白人特征。后来又在新疆相继出土了高加索人种的干尸。这说明在3600年前的殷商时代，高加索人就到达了新疆、青海、宁夏等地，文献所记载的大月氏人就属高加索人种。

商王朝在历年的征战和民族融合中，中、下层平民的人种已难以保证血统纯正。但商代贵族为了保证王室血统的纯正，极少出现和异族杂婚、通婚的现象。因此，骨骸的样本应在商王室墓葬中选择。但是，殷墟的王陵大墓很早就被盗掘一空，20世纪30年代又被挖了一次，遗骸的丢失和破损都很严重。如今找到“商王”基因的机会已趋近于零。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多找一些商代大墓，其中所葬之人大概率属于商代贵族。

2004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对6具保存完好的商代尸骸进行了DNA检测，这些尸骸均来自贵族墓集中的大司空墓葬区 。结果显示，它们分属4个不同的人类Y染色体单倍型类群：D、D4、D5 ，Z ，N9a 和B5b ，这说明殷商贵族阶层以蒙古人种为主，但确实混进了一些邻族人种的基因。主要集中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新疆、青海、宁夏三省区，以新疆混入程度最高，自河西走廊向东逐渐降低。而中原地区如殷墟的基因混入程度很低，但也有7%的出现率。

由此可见，在丝绸之路开辟之前，中原地区并非完全孤立的地理单元，西亚文明通过中国西北方向的哈萨克草原传到蒙古高原，再由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传到中原地区，这是一条相当通畅的道路。如今，与商族人有相同基因类型的人口已经广泛地分布在东亚和中亚各地，并密集地分布在中国的南方。这可以说明殷墟与三星堆、新干大洋洲文化 的密切关系，他们很可能就是同一批人。

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国家，虽然基因的主干源自中国本土，但也会逐步吸收部分外来基因。今天中国西北的很多少数民族都存在和高加索人相似的基因，如维吾尔族、藏族、哈萨克族等。当然，吸收不是被同化，更不是被消灭，中华民族的主体基因并没有改变。我们的祖先建立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并延续至今，但这一切并非“岁月静好”，而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中华民族能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未被异族基因所吞噬，还要感谢一名伟大女性的付出。

商王武丁的“战神妻子”妇好是一名战无不胜的优秀统帅，她曾征伐土方、羌方，并且平定了鬼方的叛乱。在她俘获的战俘当中就有白人，其墓中殉葬的头骨显示出雅利安人 的明显特征。考古显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死前遭受折磨，并被钝器击打致死。

那么，鬼方到底来自何方，是何种族呢？在妇好四处征战的时期，正是雅利安人从西北方向大肆入侵印度的时间。经过几百年的征战，他们消灭了灿烂的古印度文明，把土著达罗毗荼人当作奴隶，建立了将雅利安人置于至高地位的种姓政权。

这里出现一个让人费解的谜团：公元前13世纪后半叶的雅利安人为何没有选择东进，而非要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去征服印度次大陆呢？专家推断，雅利安人遭到商王武丁的迎头痛击与3年的征伐，“女战神”妇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公元前1296年3月14日，鬼方与土方勾结，从东、西两路同时进犯。经过9个月的动员准备，战争在河套地区（指河套平原，位于今内蒙古和宁夏境内）打响。到夏季，战争日趋激烈。据甲骨文记载，3个月间，武丁共征兵7次，总计发兵23000人。此时，武丁的王后妇好亲率大军出征，与鬼方的主力决战。

据《竹书纪年》记载：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强大的商军在此役中大败雅利安部队，将这架“文明粉碎机”逐出境外。被击溃的雅利安人不得不转而进攻羸弱的古印度，妇好由此成为3300年前拯救中华文明不灭的功臣。唯一令人遗憾的是，如果妇好墓的发掘不是在1976年，而是今天，或许专家能够提取到妇好的DNA，从而得到更多有价值的基因信息。

不过，用基因频次和单倍群来测定人种很可能会出现偏差。比如，东亚最古老的部族——中国的白马藏族是高频的D系单倍群，而同样的DNA种群在日本阿伊努人中也存在。但白马藏族是典型的蒙古人种，而阿伊努人具有许多棕色人种的特征，因此“商代人骨基因工程”的结果只能作为参考。

从殷墟出土的诸多人面像来看，它们依然保持着蒙古人种的外貌特征。

中华文明是由多个区域文明逐渐汇流而成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没必要纠结于狭隘的人种纯正性，因为博采众长的，总会更加强大。 mO5rkWD/AWFo+9KsQVMJAfPOxXQom3RvuZl8X8uD7o05R/WRBN/bUzUVOvIqdMt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