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票号汇兑官款的概况与争议

1862年，票号开始承汇解京饷。此后，票号与政府财政运作的牵涉愈加紧密。图3-1反映了1862年后票号汇兑官款的情况：

宋惠中（1999）将1862年后票号承汇京协饷银的情况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862-1894年，在这个时期，票号承汇数额不高亦不稳定，且东南沿海地区（闽粤浙）及四川的汇款占总数的九成。1895-1906年是第二个阶段，此一时期票号开始承兑甲午战争赔款及庚子赔款，票号汇款数额大增，承汇对象也从东南四省扩展到全国范围。1906年户部银行成立（次年易名大清银行），开始垄断官款汇兑，自此官款汇额大衰，票号亦进入衰弱期。宋惠中的分期依据主要是票号汇兑官款总额的变动情况。其实查看汇款的结构变化，亦能察觉到这一阶段划分的合理性。

1895年以前，解京饷是票号汇兑款项总额的主要构成部分。相比于同治前票号零星汇兑的官款，解京饷的数额极大，远超出票号本身的资本。乾隆以后，各省每年解运京饷的总额，大约在1000万两上下，占全国岁入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各省财政收入大幅削减，解京饷规模有所收缩，结构亦大有转变。咸丰三年清政府开始向各省摊派京饷。同治十一年，户部京饷正额约700万两，附加额100万两（何汉威，2001）。图3-1展示了1862-1893年票号承兑解京饷的数额，从中不难看到，票号汇兑京饷的数额大致在300万两上下波动，占全国所有应解京饷数量的40-54%（黄鉴晖，2002b，241-243）。考虑到山西、山东、河南、湖南等地进京路途尚算平静，仍可押解银两进京；仅就福建、广东、浙江、四川四省（及省关）应解京饷来看，则票号汇兑京饷占四省应解京饷的87%～107%。南方四省因为路途不便，解京款项几乎尽数托与票号解送。

除京饷之外，又有各省协饷。依据黄鉴晖的统计，在1862-1874年票号汇兑的所有官款中，京饷（包括户部和内务府）占比98.2%；在1875-1893年的所有官款中，京饷占68.65%（黄鉴晖，2002b，239）。1875年后解京饷比例下降，是因为协饷增加。这个趋势在1895-1906年间更加显著。解京饷有定额，不会出现大的变动，但此间为清偿赔款，清政府摊派各省协拨的银两愈增，票号汇兑的款额也就出现了巨幅增加。只是宋惠中的统计并未展示这个结构变化的趋势。

图3-1呈现的票号汇兑官款数额的升降，与清政府在汇兑政策上的反复有很大的关系。宋惠中（1999）曾经整理过有关汇兑京饷的若干次争论，可以发现，在争论发生的同治三年（1864），同治十年（1870），光绪三年（1877），光绪十年（1884），光绪二十五年（1899）前后，票号承兑官款的数额均有较大波动，可见政府政策对于官款汇兑情况的影响。

对于汇兑京饷的争议主要发生在央地之间。中央官员对票号汇兑京饷大多持反对态度，而地方督抚对票号汇兑多持赞成态度。其实，在同治二年（1863），选择汇兑京饷的省关包括福建、闽海关、浙江、浙海关、江海关、广东、粤海关、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安徽、山东、奉天等地，涉及全国半数省份。但在同治三年的争议之后，大部分省份停止了汇兑，只有广东、粤海关、福建、闽海关、四川等省关仍然坚持汇兑京饷。三省坚持汇兑的理由各有不同，大体而言主要有四：

其一，沿途不靖。这是咸丰军兴以来京饷押送一直存在的问题，1868年捻军平定之后，南北已成通途，沿途不靖已不能成为汇兑的理由。此后唯有广东曾以路途遥远为由请求汇兑。

其二，海运押解存在风险且费用高昂。广东、福建地处东南，陆路不平后，清政府期望两省以海运的方式押饷进京。但是当时内地轮船时有事故，洋船虽然相对安全，所需轮船保险费用又尤其昂贵，远超票号所需汇水，因此两省均不愿通过这一方式解运京饷。

其三，西号借垫。原本福建、广东就都属于财政仅敷的省份，军兴以后，两省开始负担各项解协饷银，藩库空虚，经常需要向票号借款维持财政所需。粤海关、闽海关的情况更糟糕，厘金盛行后，商贾不行，常关税的收入本就有所下降，而中央调款又不断增加，以至两关均要以来年税收为抵押，向票号借贷完成中央任务。省内财政既然本无实银，托商汇兑也是无可奈何之举。

其四，当地税收以番银为主，缺乏纹银。福建多以此为理由发交汇兑。同治六年，福州将军英桂上奏：

唯查京饷必须纹银，闽省市肆交易多用番银。在新关未开以前，常税旺征纹银尚易筹措。迨新关开后，洋税日增，常税日减。洋税尽收番银，致常税纹银短绌，尚不及从前十分之二。（参见《福州将军英桂等为请京饷仍行汇兑的奏折》）

乾隆末年，闽浙地区就已开始广泛使用洋元。但常关征收纹银，故南来购茶（闽浙地区的常关税主要以茶税为主）的商贾多携带纹银缴税。鸦片战争后，茶叶从内销转为出口，内地商人减少，洋商大多用银元购买茶叶；同时，通商口岸增设新关征收洋税，洋税形式亦以银元为主，故闽浙省关几无纹银收入（宋惠中，1999）。洋商在福建的茶叶贸易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循环，洋元因受到广泛承认，获得了高于含银量本身的价值 。若将之化为纹银，则价值立减，火耗过重。这意味着地方政府要征收更多的税收以满足解京饷的定额，地方政府自不愿如此行事。

福建、四川、广东三省坚持汇兑的理由各异，福建地区汇兑主要是因为税收以洋银为主，四川是因为路途遥远。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建还是广东，西号借垫都是汇兑的重要缘由。1862-1906年间，广东、福建、四川三省始终是票号汇兑的主要顾客。从1864年开始，广东、福建便开始陆续需要票号先期垫汇，再行还款。所谓垫汇，实际是借款的一种变形。地方政府无银钱完成解协任务，因此先从票号借款先行汇兑，再以未来税收作为偿还。

1864-1900年间，广东、福建两省近半汇兑款项皆靠借贷完成。军兴以后，各省财政入不敷出，至藩库腾空以后，地方政府面对紧急性的财政需求几乎无能为力，其财政赤字便只能通过金融机构的借贷来周转。从性质上看，这与西方近代绝对主义国家的财政情况非常类似。那么，这种借贷的情况究竟如何？整个流程究竟是如何运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