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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西海固地区旧寨学校为例，描述出了旧寨学校在目前中国教育大环境下的生存困境，表现出明显的三种“放弃”乱象，并尝试从学生、教师、家庭、制度性因素四个层面进行了原因分析。
（一）在教育歧视中逼弃学生
笔者以为，呈现在旧寨学校的学生放弃自己和教师放弃学生这两种现象，表面上看是因为学生自我放弃在先，教师放弃学生在后，实则不然。学生的自我放弃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教师不当的教育方式，正是教师的歧视“逼”学生放弃自己，而学生的自我放弃又掩盖了教师放弃学生的实质，为教师的这种教育歧视提供了遮蔽的外衣。
学校的存在是国家正式制度的安排，是对学生进行社会化教育的法定场所，教师作为学校里法定的教育者，承担着对学生社会化教育的职责，而且教师是作为一种职业而存在，教育学生本就是教师的工作要求，何况这项工作是神圣而富含意义的。但旧寨学校的教师普遍表现出一种职业倦怠，加之不恰当的教育方式，制度性赋予的居高临下的姿态，以学生生源差、基础差为借口，在日常跟学生的互动中充满着对学生言语和行为方面的调笑、羞辱和歧视，一步步把学生逼向对抗自己、反抗学校的处境。而教师自然拥有的权威地位致使其得以“俯视”“蔑视”学生，这样一种不对等的关系下教师不可能去反思是否是因自己的霸权而导致学生的“沉沦”直至“沉没”，因为这种霸权是正式制度所赋予。另一方面讲，也正是教师把学生一次次的“向学”拒之门外，使得学生的自我放弃更为彻底。基础再差的学生，都曾有过好好学习的念头，只不过当他们尝试着去学习时，因这种制度性教育歧视的存在，得不到来自教师群体的认可和帮助，自己在“苦海”中的反复挣扎最终只能“沉没”。当然，这种教育歧视首先是由于制度性因素，因为学校中教师就是权威，学生就是被支配者，无法避免，但也不排除教师的个人因素在其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所以，这样一种看似是因为学生的自我放弃才导致的教师放弃学生，实则是教师“逼”学生自我放弃在先，反复拒学生于学习大门之外在后；而当学生表现出坚定的自我放弃时，又掩盖了教师放弃学生的实质，为教师对学生的放弃提供了遮蔽外衣。只不过教师这样一种隐蔽的放弃不一定是在中学时才出现，这个过程可能提前至小学就已在进行。
（二）在互相指责中遗弃学生
每一位在校青少年至少都拥有两种身份，在学校是学生，在家里是孩子。关于他们的教育，在学校场域，除了前文已述被教师的教育歧视“逼”向自我放弃外，学生还存在着被教师指责“没有主动学习意识”而带来的遗弃；在家庭中，孩子则在父母“学习关键要靠自己”的自觉学习中“滑”向自我放弃。家长作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对孩子的学习、成长等各方面负有法定责任；教师作为学生的法定教育者，对孩子的学习、成长同样担有法定职责；但家长和教师两方都互相推卸责任，家长认为教育孩子应该是教师的事情，孩子学习不好教师难逃其咎，而教师则指责教育权已被家长剥夺，家长的动辄告状致使自身不敢再管学生，就在这双方的拉扯指责中，学生（孩子）成了被双方遗弃的对象，致使其逐渐放弃学习，放弃自己。
家长认为教育是教师的事情，自己文化水平所限，没法对孩子进行教育，当然思想认识也有限，不然也不至于将教育孩子简单等同于教育孩子科学文化知识。这样的一种错误认识一方面可能真是由于自身素质所限；但也不排除存在故意为之的可能。实质上这是农村家长普遍存在的一种惰性，是将自己的教育权拱手相让，但归根结底似乎又与家长自身的素质水平有关，跟他们的思想观念相关。诚如不少扶贫工作者所批判的，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普遍存在着“等”“靠”“要”思想，是“懒”，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表现在对孩子的教育上，也是一种以“不会教”为借口的“懒得管”。
教师指责家长剥夺教育权，这与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家校冲突密不可分，正是教师对学生不当的教育方式，对惩戒教育的错误认知，将“惩戒”简单等同于“体罚”等，致使教师的教育行为被家长告上公堂。而在中国现行的教育制度下，教师往往只能名财两空，甚至“饭碗不保”，于是乎教师群体开始自卫自保，但还不忘推卸责任，将自身这种错误方式导致的后果要让家长来“背锅”，许是一种报复心态，或者亦是一种“惰”性，因噎废食。
但不管家长和教师两方如何互相指责、推脱责任，孩子（学生）在这个过程中的确成为了双方的牺牲品。无论是因为学生被打骂而带来的对教师的仇视而导致的放弃学习，还是因为孩子被“不管”而带来的学习上的放松直至放弃，两者的结果如此一致：都真实地导致了孩子（学生）放弃学习、放弃自己，是一种被互相指责双方的遗弃。
二、反思
旧寨学校目前表现出来的教育困境，虽然带有自身的特殊性，但毫无疑问，旧寨学校呈现出来的“放弃”现象还广泛存在于西海固地区其他的乡村学校之中。在我国教育水平不断提升的今日，这样一种困境的存在，严重影响着教育均衡化发展，影响着教育公平，影响着教育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一）旧寨学校“放弃”现象描述有待完善
旧寨学校呈现出来的三种“放弃”现象，笔者虽然通过实地驻校研究，收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而且亲自在场观察理解，但对于这样一个宏大问题的回答，仍不可避免地有失全面。如笔者目前对学生放弃自己、教师放弃学生这两个现象的描述，主要集中于教室场域，按照戈夫曼的拟剧理论，教室场域都是学生和教师的“前台”，而对两者“后台”的观察相对缺乏。这需要笔者后期更长时间的追踪和跟进，以期能更加全面描绘这两种“放弃”现象，从而更加准确地分析这两种“放弃”现象的本质，为解决此类困境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建议。
（二）旧寨学校“放弃”原因探讨无法穷尽
旧寨学校表现出来的“放弃”现象原因复杂，不仅涉及学生、教师、家长自身，更是与制度性环境相关。必须认识到，制度性环境是根本原因，学生、教师自身是直接原因，家庭是重要原因。对于各方的原因分析，笔者在第七章已做论述，但是这样一种分析仍显杯水车薪，隐藏在各个因素背后的问题以及各个因素相互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是笔者无法穷尽的，受限于自身的阅历和调研时长，对上文的一些论述也只能是“一己之见”，免不了存在“偏见”或“漏见”，笔者能做的只能是基于事实，力求全面准确。
（三）主要集中于“非学习分子”群体的放弃分析
本文意指的“放弃”，其实是有群体之分的，学生中主要集中于“非学习分子”群体，上文所言教师在教育歧视中逼弃学生，家长和教师双方在相互指责中遗弃学生，实则主要都是针对“非学习分子”而言。那么“学习分子”群体在这样一种“放弃”的环境中又是如何生存，他们是否同样受到来自教师的教育歧视？在面对教师的教育歧视时又是如何应对确保自己不被教师所放弃？他们的家长在对待他们学习、成长方面又是怎样的态度和表现？这是本文目前缺乏的关注。同时“学习分子”和“非学习分子”两者之间的划分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界限，两者之间存在人员流动，那么学生从“非学习分子”群体重新流向“学习分子”群体又要作何解释？在这样一种“放弃”环境下是否也存在着学生重新突围的可能机制？“学习分子”群体和“非学习分子”群体中的边缘人群又是如何在这种“放弃”环境中挣扎求生？这些问题是本文目前暂时没有涉及的，也是本文的不足之处，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深入理解乡村基础教育中的这种“放弃”现象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应成为笔者以后研究时的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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