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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女国民”进行定义、动员并组织妇女投身新生活理想的浩大工程中，除了成体系的教条与行为指导，自然需要高于平均线的“模范”—运用符合新生活运动构念的语汇，对满足要求的个人或集体进行塑造和赞美，由此为妇女树立不同类型的可以效仿的典范。
出现在妇指会官方杂志内具有模范性质的女性遍及古今中外，既有古代战场上的巾帼英雄，也包括近代的女革命者与优秀国民。她们有着不同的身份、历史背景与活跃领域，而这些模范具备的某些特质，以及进行描述时采用的特定语汇，也正呼应着新生活情境中“新女性”想象的不同侧面。此外，我们也能从中一窥传统与现代、家庭与社会等多重二元关系在模范叙事内的呈现方式。
1936年，《妇女新生活月刊》第1期曾发表过一篇评论文章。据《新民报》所载，中华美艺社为“纠正目前妇女虚华之气”“提倡洁身自爱”，遂“将全国美媛品行端淑者，征集一百人，各附像片，述其性行”，合编成一册“现代淑媛谱”作为妇女的“轨范”。这种图谱如今看来似易让人联想起《列女传》等规范妇女行为的教科书，“淑媛”一词更是古代称谓的沿用，其标尺和原则却又体现着传统之外的某种新特质，是现代语境对旧词词义的再造。
文章作者认为，现代淑媛谱的编制“实为时代环境所必需”，系有感于“国土危蹙”、虚华之气毒害甚深，国内众多妇女“只知消耗舶来品的胭脂香粉”，形成颓败萎靡的作风，长此以往甚至会对国家民族的前途造成威胁；而同一时期德国、日本、美国、意大利等国的妇女都已具备为国家牺牲服务的精神。故期望借助当时的女性模范，“培养成一种能转移风尚的观念与力量”。谱上“可以为轨范”“国家真正需要”的现代淑媛，则应具备以下特质：
……生活合理的新时代人物，健康活泼而快乐。其生活之向上，当永久地自强不息，与日俱进，以服务人群为至高无上之慰安，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而谋妇女大众生活的改善，内与旧社会之恶势力恶习惯相周旋，外则准备与残暴谲诈之强敌作殊死战。
无独有偶，《妇女新运》中后期常态化的“妇女史料”栏目也刊载了中国历史上优秀女性的故事，以作典范与激励。《构想的典型女军人》一文更借着对《木兰诗》的文艺与历史分析，结合女性参军的讨论热潮，以现代视角对一个民间传说居多的重要典故进行了解读。
作者李慧可的论述主要沿着这一条逻辑展开：“健全的女青年，既不愿对男性示弱，也可直接参加抗敌御侮的大业。”在作者的理解中，“构想的木兰”甚至可以称之为“职业女性”—她不仅“有力出力”，而且“有钱出钱”，拥有行动的自主性。作者又同时指出，“一个理智发达意志坚强的女青年，只知职业，或只知参战，虽然可敬，但也冷酷得可怕”，而故事里的木兰既有主动践行义务的理智和意志，又是以“爱”—对家庭与国家的爱—为出发点的，由此回避了性情冷酷的嫌疑，“不失女性‘柔婉’的美德”，更因此“足为职业女性和从军的女青年取法”。
而在涉及浪漫关系的部分，李慧可的分析明显表现出“去传统化”的现代特质：
男女间长年相处，患难相共，我们并不奖励在这种密切关系下桎梏人性，不允许他与她之间发生爱情。然而构想的木兰，她早已打破男女观念的藩篱，不作恋爱的奴隶了。
看来其中关键并不在于木兰如何遵循外部的传统观念与环境限制，而是她如何控制并突破了自身的欲望，从而超越对男女之情的向往，将热烈的情感倾注到更崇高的护国大业中。
从总体上看，此处的模范—木兰—成功支撑起了向来“难两全”的忠孝关系，且这组关系不仅指涉过去，也暗示着当下。文章采用了这样的表述，“‘移孝作忠’‘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是中国之伦理观念由家庭的小圈，解放而到国家的大圈的一重发展”，“‘忠’字用于民族战争时，尤具壮烈的声彩”。南北朝时期的战争与抗日战争虽性质不同，但都具有一定民族性，文章在民国时期的民族主义（以三民主义为基础）立场上，不需要刻意回避其“民族战争”的定位，对战争情境中国家之“忠”与家庭之“孝”关系的理解也得以沿用。
很显然，对“木兰”形象的解读和建构，正在于号召妇女将应用于家庭内部的狭隘的“孝”，拓展、升华为更高层次的“忠”，使得忠与孝并存，且有高下之别。文章的结尾，作者更表达了这样的祈愿，使对木兰精神的推崇进一步提升到现实高度：“但愿我们从军的女青年，打到白山黑水，收复我们最后的失地—东北。”
除了知名度甚高、早已成为重要文化符号的木兰，以及被介绍到国内的贞德、南丁格尔等国外女英雄，要为女性树立一个可以仰望的楷模，自然少不了当时现实存在的“模范”。她们取得的成就与体现出的道德水准明显高于大众的平均值，但又并非无法模仿。这些女性形象相当于上文提到的“现代淑媛谱”，从另一角度构成了妇指会基于抗日战争情境描绘的“新女性”想象。
被宣传的女性模范当中，与妇指会本身联系最紧密的，自然是身为妇指会指导长和蒋介石夫人的宋美龄，她出席各种活动的消息与发言内容每每占据《妇女新生活月刊》和《妇女新运》的重要版面，强调宋美龄个人形象的照片更是杂志插图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形成了对她的“偶像崇拜”。
与之类似的，其他国家的“第一夫人”（如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夫人安娜·埃莉诺·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夫人克莱门汀·丘吉尔）或有着相近地位的女性也曾成为被重点介绍的女界领袖。或许还可以这么理解：让获得国民党认可与赋权的“蒋夫人”成为中国妇女界名义上的官方领袖，借助大众传媒有意识地展现其热心慈善、关怀民众的正面形象，作为特殊的政治符号以一种具有亲和力的姿态遮蔽尖锐的社会矛盾，本身也是对英美等国“第一夫人”机制的效仿。
端庄、温柔、理性，因受过高等教育而显出卓尔不凡的智慧，且不具有锋芒毕露的攻击性（至少就舆论营造的形象而言），无论作为优秀的女性个体还是影响社会大众的领袖（配偶）都无可挑剔—在妇指会出版的刊物内，她们往往被呈现为兼具理想化女性气质共性与不同文化特质的凝练符号，借此表现各国妇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通力合作、共克时艰，形成跨越国界的“妇运共同体”的期望与诉求。而身份特殊的“第一夫人”作为女性模范的关键所在，除了针对国民（尤其是占人口半数的妇女）的声望与号召力，还包括与国家领导人的关系本身—她们所扮演的“妻子”角色也被包括在符号化的形象中，甚至可以和第四章“真正的贤妻良母”概念互通。
以《妇女新运》选译的文章《丘吉尔夫人》为例，据作者威尼弗雷德（Winifred Tillaid）所述，“丘吉尔夫人很可以早就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并可以表演得非常精彩，因为事实已证明她有演讲的天才”，但她一开始并未参政，而是认定自己应在台后鼓励丈夫“领导英国与国社党
对抗”，故和大多数主妇一样更关注丈夫的健康。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丘吉尔夫人因此与政治绝缘—“国会有什么重大事件时，她必坐在楼台上。丘吉尔在国会作重要演讲之时，必先望望他的妻子，看见他的妻子举手微笑，然后才安然地开始演讲”。换言之，丘吉尔夫人实际成了首相的“贤内助”与精神支撑，以沉稳持重的姿态支持着丈夫的工作。二战爆发后，丘吉尔夫人开始参加更多的社会活动，其子女也积极从军或投入志愿救护服务。文章随后作出了如此形容：
丘吉尔夫人身材窈窕，服饰雅致，态度端庄，神情温柔，谈吐幽默，和蔼可亲，她在任何场合，总是一位最有吸引力的女性。她协助首相的一切，共同负起领袖的重任。
以丘吉尔夫人的形象为例，我们几乎可以为此类符号化的“第一夫人”作一速写：她们的学识、气质与实干才能本属于自身，又在很大程度上因其领袖配偶的特殊身份、呈现在公众面前的婚姻家庭关系得以展现。这或许可以视作女性主义运动与国家政治的交集，获当局支持的舆论力量（如妇指会的文化事业部门）一方面效仿主流政治传统塑造妇女界的领袖形象，一方面强调这些形象作为“理想女性”的特征，以制造具有模范效应的克里斯玛式公共符号。
近代堪称楷模的女性模范当中，除了作为女界领袖在各领域保持活跃的重要人物，妇指会官方杂志常用相当篇幅加以介绍和推崇的另一类典型，则是已为国家民族献出生命的女烈士，她们的牺牲也成为模范叙事的关键，令其在世时的事迹得到最终的升华，由此以极富感染力的记述方式向广大妇女进行案例式的国民教育。
众所周知，回顾清末以来的女性先烈，秋瑾无疑最具代表性。她既是打破礼教束缚、追求妇女解放的代表，又曾与男性革命者一同参加革命运动、追求民族自由，并最终为此牺牲—妇女运动与同盟会倡导的民族主义在她身上合为一体并影响了更多的女性，也使得秋瑾作为先驱获得无可争议的至高地位。无论这个模范形象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符号化的书写，“秋瑾”一词已然成为民国直至今日对女性参与革命的重要印象。但与牺牲在民国建立前的秋瑾不同，抗战时期的女烈士是在捍卫国家的战争中献身的，她们的牺牲更多指向外敌，而非国家内部或是历史性的因素；由牺牲—生命的逝去—延伸出的对敌人的仇恨，也与英雄事迹一同有效地调动了民众的情绪。此外，基于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所处的立场与相应的舆论反响，对妇指会有关人员殉职事件的宣传，更在某些场合体现出政治上的考量。
1938年11月，日军对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进行了轰炸，妇女指导委员会战时服务队的几名干部和队员在空袭中不幸丧生。这一事件随即成为妇指会模范宣传的重要素材。作为妇指会的最高领导，宋美龄在1940年的《指导长致队员书》一文中就衡山事件作了重要定义，其中措辞的微妙之处颇耐人寻味：
此次在衡山惨被敌机炸死之诸同学，其壮烈牺牲并非徒然，现消息已传遍全球，而证明中国之女性，并非懦弱无能也，吾人自当益知惕励，工作愈加勤奋，以取得民众之善意与谅解，随时辩斥对政府不利之谣传，然后困难始能消灭，团结始能实现。
很显然，由于妇指会下辖的训练队与服务队实际被纳入“政府力量”范畴，是国家对社会控制的延伸，此处的“牺牲”也不只是个人性质的，甚至不只反映着中国女性面对战争的姿态，还因牺牲者的组织身份使之顺势成为国民党政府“积极抗战”的论据，对民众提出的质疑作出回应，借此强化当局的权威与声望。
而在《妇女新运》第2卷第6—7期的几篇悼念罹难干部的文章里，出现了对衡山县轰炸事件更直观也更具感性色彩的描写，被细致复述的事件过程、人物行为可与笼统的回顾与定性互为补充，并反映出模范们的另一侧面。作者转而用极其抒情的方式描绘这场轰炸事件，并在死者身上集中表现了兼具烈士与战争受害者两种身份的复杂情态—妇指会的工作人员并非在战场上阵亡，但又确实死于敌人的攻击，在此意义上她们可以归入“受害者/遇难者”的行列；由于她们从事战地服务等妇女工作，有与身份相应的岗位和责任，她们的牺牲又属于“殉职”和“殉国”，因此具有烈士的楷模意义。如何践行自己作为妇女干部的职责成为叙事的重中之重，同时经由肉体的损伤乃至死亡完成精神的升华，使之成为令人景仰、值得学习的女烈士。
除了抗战前线牺牲的妇女干部，另一类烈士则是在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积劳成疾以至离世的职业妇女，有一个案例值得特别关注和分析—著名农学家沈骊英（1897—1941）。她与丈夫沈宗翰（农学家，原中央农业实验所所长）共同从事与小麦品种改良相关的育种研究，在国际农学界也具有一定影响力。1941年10月7日，沈骊英因长期过度辛劳导致突发性脑中风，在中央农业实验所的实验室去世。对她的不幸离世，政府与社会各界均表示沉重哀悼，冯玉祥夫妇、邓颖超、史良、冰心等人前往吊唁，其楷模地位显然非同凡响。而对她的纪念和追思，则体现了传统“烈士叙事”较少触及的另一侧面。
从沈骊英本人所作短篇自传可以看出，她一边抚养年幼的儿女，一边坚持田间试验和研究工作。至少在妇指会的标准下，其行动与实际贡献既反映了知识女性投入社会、服务国家、参与（向来为男性所垄断的）科学界的潜能，又足以体现女国民的理想觉悟。而在这份觉悟当中，“母职”依旧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事实上，在生物性母职与社会性责任之间，沈骊英并没有单独选择其中一项—她用行动肯定了家庭内母职的基础地位（本人也育有四子），但同时坚持“女子怀胎仍可以工作”—而是认为生育的“天职”与作为公务员的“分内事”不可偏废，且兼顾二者是具有可行性的。
沈骊英去世后，《妇女新运》以相当的篇幅进行了纪念，其中包括其夫沈宗翰撰写的行述与悼文，他对沈骊英形象的阐述也是从“为妻”“为母”“为科学家”三个角度展开的。以沈宗翰的视角看，他与沈骊英既是夫妻，又是志同道合的同仁。不只在事业上互相扶持，沈骊英作为妻子，也为丈夫提供了心理和生活的慰藉。
凡试验工作，日间未毕者，辄夜以继日，共赴试验室互助毕之。深夜归家，汝常备茶点助兴。余常戏言曰：“是学友耶，抑夫妻耶。”汝则答以须为贤母也。辄去抚视小儿安睡，以毕汝一日之工作。
在沈宗翰的回忆中，沈骊英既完美符合妇指会提倡的“真正的贤妻良母”标准（“妇道”“合礼”等用词具有一定的传统色彩），从抚育儿女、培养其生活习惯的细节看，又采用了现代的科学教育方式，反映着新生活运动语境下的卫生概念与社会道德。对公私之分、正确消费观念的强调，也基本能从新生活的话语体系中找到参照。而在冰心所写的《悼沈骊英女士》一文中，对沈骊英所持精神的描述与其说“追忆”，更像是一种展示和总结，对其模范性的强调同样放在“已婚职业妇女”这一角色定位上。
在家庭与事业之间，沈骊英选择将痛苦留给自己，以换取二者的平衡。这样充分体现利他主义精神的牺牲显然不容易实现。沈骊英的模范形象在当时（乃至现在）之所以具有特殊性，也正是在于符合了多角度的“模范标准”。而另一篇评论文章则由对沈骊英的纪念与学习延伸到一个贯穿新生活运动始终的经典问题：在家庭与工作之间，职业妇女该何去何从？
这篇评论文章提到，沈骊英作为不可多得的女科学家、为社会作出重要贡献的成功女性，其病故难免令人在敬佩之余感到惋惜，并引发更进一步的深思。该作者表示，“我们自然希望以后中国妇女界中多产生沈女士一般的科学家，我们更希望她们每人的生命与她的天才及努力的程度成正比例”。沈骊英的身体本是健康的，但由于女性“天职”—传统性别分工—的需要，除了种种研究工作，她还要承担教养子女与理家的责任，身体劳累得病弱不堪，以至于最终英年早逝；与此同时，“反观男人们若肯努力，就可以一生专心在他的工作上，心无二用，自然易于成功”！
从这个角度看，沈骊英既是值得妇女学习的重要典范，她的死亡也是一个引人警醒的悲剧：传统的性别分工与家庭职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并阻碍了女性才能的培育和发挥。文章作者并未否定恋爱结婚、生育后代的重要性，但对国家和社会提出了相应期望，认为应通过设立托儿所、发放补贴等相关举措，帮助“每个有事业心的母亲”，“使其能专心科学事业外，而还有一个快乐的家庭”，不需要像沈骊英那样一人扛起多份重担—“这不是优待妇女，而是优待国家的人才和民族的子孙啊！”
或许正是受到沈骊英之死的影响，在职业妇女道路选择的讨论中，开始更多地关注女性自身的意愿，而非一味强调奉献与牺牲。如《妇女新运》第5卷第8期刊登的《已婚妇女的成功之路》，坦诚地揭示了现实环境加诸已婚妇女的牵制，并根据妇女的不同情况提供了建议，让她们在衡量自己的理想和现实后，在家庭（特别是育儿）与事业间作出取舍。
这些选择虽终究要以某方面的理想为代价，但至少减轻了已婚妇女的压力，对尚未摆脱传统负担、又被赋予新使命的女性而言，是更合时宜的选择。
整体而言，作为“女性楷模”的沈骊英与作为“警钟”的沈骊英之死，分别反映了妇指会乃至新生活运动对女国民的期望，以及经由这些期望施加在妇女身上的现实压力。在后者的意义上，职业妇女的牺牲不再只是对某种值得嘉奖的英雄气质、舍私为公之利他主义精神的升华—基于实例为妇女提供思想行动指导的同时，更因反映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而具有指向家庭制度、社会环境等问题的反思深度。其中似乎包含着一层耐人寻味的暗示：在“国/家/人”的理论框架内，“新女性”国民责任的践行不应只向个体需索自我牺牲的热情，还应从社会层面加以切实支持，两方面都具有现实和道义上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