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40年，《妇女新运》曾将妇女分为城市家庭妇女、农村妇女、女工、女学生、职业妇女，以及从事肉体交易的所谓“特种妇女”，并归纳战争给她们带来的“显著的不平”：“经济权与劳动的脱离”“人的商品化”“无知与迷信”“家庭的栓锁”。而当时的知识分子显然注意到了抗战带来的另一类变化，且这些变化很快转为“契机”，成了妇指会动员妇女参加新生活运动、投身国家建设的重要理由。
由于社会结构与物质环境遭到战争破坏，即便是曾经不问世事的女性也开始关注家庭、学校、职业以外的问题；大量男子出征，留守家中的妇女不得不承担起双重责任，这实际促使妇女作为家庭的核心与外界发生接触。经济上，物价的高涨“平衡了各阶层的生活”，残酷的生存压力迫使妇女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人口在空间和产业上的流动显著加剧。20世纪的战争已不缺乏文字和图像的传播媒介，依托大众传媒的力量，广为人知的敌军暴行刺激了妇女对敌人的仇恨与抗战热情，也强化了她们的国族认同。此外，抗战期间的妇女工作使得妇女在政治、文化方面取得一定进步，更多妇女产生了觉醒和解放的意识。
简而言之，在妇指会看来，抗战时期的“新生活”呈现出了新的形态，也潜藏着相当的可能性。
早在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等人尚在等待国际势力介入中日问题的1936年，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就已经开始从国防的角度出发，对妇女进行新的、更具体的规定。在讨论国家实力时，国防所占比重较以往显著增加，人力则系其中重要一环，并为国家民族的实际需求服务：“统人力与物力而言，人力指国家民族的体格，品质，文化，造诣，以及社会组织等。”对于妇女，妇指会没有放低要求（“今日的中国已不许糟蹋一点人力”），反复强调无论男女都正作为国族一分子经历共同的历史危机。但就国民责任的侧重点而言，二者还存在功能和应用范畴的指向性，妇女要更倾向于后方的生产、教育等辅助性工作。管梅瑢认为，“为了自己的与民族的命运，要充分开发脑力，以应付环境的压迫与客观的种种要求”—归结起来，即是以国民自觉的常识为基础，兼有自我表现、日常生活、卫生常识、看护救护等基本技能与军事常识，同时还要有健康的身体。
虽然新生活运动前期表现出显著的军事化特质，但就社会大众与妇女生活而言，其军事化更多地表现在“规矩”的确立和培育上，强调日常生活应当服从的共同准则，而尚未达到“全民备战”的程度。甚至在东北被侵华日军占领后，当局虽作出了道义上的谴责，但其措辞也较隐晦。事实上，比起激发民众对侵略者的仇恨，当时的国民政府更侧重于调动个人对国家大事与国际形势的关注，甚至在一些表述上有为民族主义情绪降温的可能性。
西安事变前后，情况开始发生转变。由于国民党当局在关键问题上一直保持暧昧姿态，对中日之间是战是和并不明朗；而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的行动顺理成章地遭到了南京政府、一些民间群体乃至国际社会的抨击，甚至一度成为国家内部的核心矛盾，兵谏行动基本被视作叛变行为。而妇指会由于其特殊性质使然，本就是以国民党当局为基准的，该时期《妇女新生活月刊》发布的文章可谓最直接地表明了妇女指导委员会的立场与态度，如对事件进行定性（“不顾败身亡国，遗辱民族的叛变”），将张学良和杨虎城视作国家叛徒与公敌（曾采用“张逆学良”的表述），并依此号召妇女形成“应有认识”，以“声讨叛逆”为背景，提供了一组互补性质的性别分工：
此全国声讨叛逆的声中，男子应当勇敢的作前锋，妇女亦当艰苦的为后盾，一致讨逆，一致救国。
作者笔锋随即一转，指出大多数妇女“不关心国事”，认为她们“昏昏沉沉的把精神用在油盐柴米上，不知国家民族是什么，不懂怎样叫做国家民族的兴亡”，这与上一章提到的妇女为家庭责任所牵绊，忽视了自己的国民身份与应有的国族意识相呼应。文中将张学良的“叛变”部分归咎于他缺乏母亲教养，以至于成长为放荡成性的花花公子，“所以有今日冒天下的大不韪”
—借助“反面教材”强调母职在国民教育当中的作用。由此，妇指会通过对西安事变的性质和教训进行论述，使政治事件本身成为一种“国民教育”，再度申明了妇女的国民身份与战时应有的精神。自此开始，新生活运动构想下的“女国民”被赋予的主要任务进一步从家庭转移到社会与国家。
随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双方暂时搁置争议、达成合作，意识形态与立场之争也开始让位于抵御共同外敌的斗争。七七事变后，1937年7月中旬，蒋介石召集各界人士举行“庐山谈话会”，于会上发表《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又称“庐山讲话”），代表国民政府全面抗战的开始。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同年春季，宋美龄亦以“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的名义邀请各界妇女领袖及知名人士，参加5月下旬在庐山举办的“战时妇女工作谈话会”。会议就战时的妇女工作与领导组织进行了讨论，最终确立妇女指导委员会为领导全国战时妇女工作的统一组织，并对人员构成进行改组，相应扩大了工作计划。妇指会改组后的定位更直观地表现了它的立场、倾向和目的：
这一个组织，其主要目标是推动并指导全国妇女团体从事一切急待进行的工作，它有一个非常迫切的任务就是协助政府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
庐山谈话会后，或许是经过女界各方人物的讨论和总结，女国民在战时的定位更充分地得以彰显。这一方面是前期妇指会精神的继续，另一方面也顺应了抗战建国的需求，将妇女工作与新生活运动的宣传重点转移到了与战时情境密切相关的领域。而在此过程中，强调妇女定位的方式也有了微妙的调整。妇指会选择妇女群体乃至民族命运的整体性当作落脚点，将作为核心的国民概念上升到较高的道德层次，让未尽义务导致的罪恶感和羞耻心成为唤醒她们国民意识的支点：
我们有不少热诚爱国而辛勤服务的妇女，但同时还有一部分的女同胞不曾尽她们的义务，我们应当唤醒这些没有参与工作的妇女，使她们知道她们的袖手旁观，没有尽她们同舟共济的责任，实在是严重的罪恶，实在是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同胞，也对不起其他的女性。
宋美龄在讲话中区分了几种“不曾参与战时工作的妇女”。其一为“绝对的自私自利，绝对的识见浅薄”者，她们生活在安全的租界或大后方，在举国死战的时刻仍麻木不仁、醉生梦死。宋美龄将其批判为“怀着一颗冰冷的心”，其堕落“已受到了举国同胞的鄙弃”，实际拖累了全体女性政治和经济上地位和权益的追求，甚至会影响到整个国家、“促成了民族的灭亡”，是无法自解的“百死莫赎的罪过”。与第一类妇女相比，第二种则属“投效无门”。她们愿意参加战时服务，“但不知道做什么工作，与如何参加工作”，因此属于妇指会组织训练的目标，主要投入卫生救护、难童保育、物资募集和生产。其三为“农村妇女”，她们人数众多、体力强健、有吃苦耐劳的习惯，在部分地区已为抗战作出了具体贡献，但仍需要妇指会的统一动员、训练和组织。宋美龄强调“对于国家有益的贡献，往往是无声无色的平凡工作，表面上虽觉得很平常没有什么出奇，实际上却有很大的价值……新生活运动的整个目标是帮助同胞，因此我们另一个必守的信条是为工作而工作，不希冀任何的报偿”，即妇女参与的战时工作虽多是补充、辅助性的，但仍属于服务大局的先天性道德义务。
与此同时，战争的迫切需求令大量男性劳动力从各行各业流向前线，而工作岗位的空缺随即给女性带来了重要的契机（它作为“契机”的一面将被反复提及），占总人口半数的妇女投入战时社会生产不再只是与前线男同胞的对照与呼应，更多了一种“填充”“接替”的意味。就妇女本身而言，除生活在城市的小部分有闲者外，农村妇女一向普遍参加劳动生产。但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之下，“都市的新兴工业，便成为农村妇女唯一的出路，大批妇女离村，集中都市，出卖劳力”，然而当时国内脆弱的民族工业无力吸纳大量的劳力，日本侵华更加剧了这一局面。因此，组织妇女参加生产事业有“安定妇女的生活，改善妇女的生活，救助被难流浪的妇女同胞”的意义，并使“妇女本身壮健起来，担负其应尽的责任”。妇指会所选的文章基本反映了一致的理论路径，即无论为公还是为私，妇女都有充分的理由承担起高于家庭的社会责任，个人与国族的命运、个体的发展机遇与国民身份附带的职责在战时是一体的，妇女参与生产事业从“自力更生”上升到了“生产建国的使命”层面：
妇女们为增强抗战力量；为改善妇女生活；为求得妇女的真实解放，应该积极开拓妇女劳动的领域，参加到各个生产部门里去。
而要动员妇女参与工作，茅仲英认为，先决条件便是打破传统观念，倡导“劳动神圣”。此处的“劳动”有别于传统的家务劳动和有闲者的智识工作，而是社会性的生产工作，能为经济部门带来更直接的效益。作者寄希望于“家事集体化”（创办托儿所与公共食堂，将家庭功能转移给社会）和“生产家庭化”（推广轻手工业、农村副业，使妇女能兼顾家事，利用余暇从事生产），以“开拓妇女劳动的领域”“开放女禁”，鼓励妇女参与农业、工业和改良手工业。
由此可见，在战局更迫切的时期，妇指会对各类妇女的要求更强调其社会性，同时希望借助国家机器（制度）与社会动员（民间组织）的力量，为妇女参加战时工作开辟相对理想的环境，一方面挽救男性劳动力流失带来的经济颓势，另一方面也借助生产部门对妇女作最直接彻底的教育，让她们在更多领域发挥影响力。
对于战地服务，妇指会杂志的介绍则往往与战局进展及具体的战役联系起来，也较为直观地反映了战地服务团这一由妇女构成的组织作为“桥梁”的定位和功能。需要注意的是，她们负责的工作不仅是对前线战场进行物质和人力支援，还包括在战区动员民众、教育民众、从事乡村及伤兵工作：
这个工作的地域，应该包括前方，前方的后方……在工作的对象上谈，它应该包含地域所有的民众及士兵……拿工作的内容来说，它不但要从事宣传，还要从事组训，不但要做一般的政治工作，所有伤兵救护，缝洗，帮助生产等等，也应该一并担负起来。
妇指会在动员妇女时，首先以当地“长官乡绅及保甲”“国民党党部及县府”为依托，联合当地妇女团体，以及“各民众团体”“各区内家庭妇女”“当地驻防军队及政治部”，并联络当地医生协助工作队对贫民免费施诊。战地服务队还围绕抗战所需开设相关讲座，内容包括救护、侦察、宣传等各类技术以及战时常识，同时不忘举行宣传新生活（包括家庭卫生、育婴方法等妇女常见问题）、宣传三民主义的座谈会，动员当地妇女慰劳守军、过路军队及难民。
黄佩兰认为，妇女们既吃苦耐劳，又有着“极大的同情心与服务精神”，“更容易与民众接近，和更能感动英勇，及受伤的将士”
，她们的女性气质使得战地服务队受到了广泛欢迎。
由此观之，妇女的战时职责几乎涵盖了直接作战以外的大多数工作。妇指会的战地服务不仅指向军队和军民关系，还与乡村服务类似，包含着自上而下组织民众的尝试—以妇女为对象，同时借助妇女的定位与特质，将新生活的理念以每一个体为中心向外、向下推去。
从上文可看出，一向代表国民党当局意见的妇指会基本延续了既有的立场与原则，通过强调“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关系”，借助寄托在国民身份上的理想化的共同精神与行为准则，将民众组织到国家机器之中，使其自发地投入后方生产，或作为生力军随时准备填补前线的空缺。刘清扬也曾基于时间脉络对中国妇女运动发展史进行回顾，指出以往运动反映的女性与国家的关系，反思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乃至九一八事变前后妇女界存在的缺憾，并从反思中阐发出现代女国民应当达到的标准，总结并检讨了妇女运动的结果和收获，认为以往：
……多是偏重于少数前进者和上层知识分子，而忽略了广大下层的群众。于是整个的革命不能成功，半数的妇女难得解放，这便是主要的因素。
即妇女尚未在主观的个人心理与客观的政治身份层面被真正纳入国家力量的范畴。而在抗战时期，知识妇女的义务便是“动员民众团结御侮”“深入农村启蒙教育”，二者有共同的出发点，并在行动上高度融合。由此看来，知识妇女似乎必然首先明确自己与国家的关系，并自觉担负起“国民”的身份，成为其他妇女可以效仿的模范。简而言之，在知识分子的论述中，妇女命运时常具有与国族共鸣的喻体般的象征性，妇女运动的每一阶段更是与国家所处的时局息息相关，回应着各历史时期的具体需求。
在抗战建国的情境下，妇女践行其“国民性”与谋求自由平等的热望被引向一个更宏大和关键的出口。1939年3月，在国际妇女节确立30周年的纪念会上，宋美龄作了题为《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的演说，该演说词随即成为当期妇指会杂志的卷首文章。结合“抗战建国”的特定背景，宋美龄提出，“要求女子解放先要负起责任”：
所谓“女子解放”，不仅是解放了就算了，是要由我女界同胞的努力，增进我们民族的地位，要使民族生活受到女子的影响，因而提高它的精神物质两方面的标准，使大多数乃至全体的同胞，都得到独立自由平等的幸福，我们要认识女子解放，不能单单作一种权利看，应该当作一种责任看。
这一论述所体现的妇女解放在国家层面的意义与前提，即“国家没有解放女子无从解放”，延续了孙中山“国家没有自由，个人就不能自由”的议题，即女性在道义上应以救国为前提。而妇女“知识能力优越，地位自然提高”，且社会地位较高的知识女性有义务“诚心诚意的为同胞服务，去教育他们，扶助他们，解放他们的痛苦，创造他们的幸福”，成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纽带。面对抗战这一需要全民动员的情境，广大妇女更应“量其能力大小定责任的轻重”，配合战时情形支援前线作战，发挥相应的社会功能，扶助军人家属自立，而这些举措也被视作动员男性服役、解决兵源问题的方法之一。
而在另一篇文章里，吴贻芳则基于国民与国民性的定义，分析我国“固有的德性”—勤俭、忠孝（二者都是新生活运动的思想与行动要求）—之重要地位。作为著名教育家，吴贻芳对国家的历史与文化要素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与夫兴衰存亡，是与其国民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国家是由国民组合而成，故国家之一切，是建筑在国民的基础上。”因之，全体国民既要通过新运“恢复我国国民固有的优良特性，并使积极近代化，以适应现代国家民族之需要”，又要“培养从前所未有而近代国民所必须有之德性”。
这一耐人寻味的表述可分为前后两段。前者指勤俭、忠孝之类的“固有德性”，涵盖了培养个人品质与遵循特定权力法则的要求，基本可以视作“个体与国家关系”的传统表述；而后者所指代的，恰是新生活运动时期知识分子追寻的理想化“现代性”的一部分，它必然产生于一个“健全”的现代民族国家。
相较于上一历史阶段（即封建制度占主导，平民普遍缺乏国家认同感的时期），在现代国家的政治理念中，个体不仅存在于“国/家/人”的圈层结构内，基于民族的共同精神等情感性因素对国家效忠，他/她与国家的关系更以“国民身份”的形式确立下来，从而获得超越家庭纽带的法理特性—家庭仍是个体依托的生活单元与国家的末梢神经，但个体在政治层面“脱离”了家庭，与国家直接发生联系，二者的命运由此形成合流。女性与国家的多重关系也由此建立起来，并因其性别和战时的特殊情境被赋予多种并存的身份与职责。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妇指会官方杂志对国民、国民责任、国族命运的论述常将“家庭”放在一个微妙的位置。“女国民”的身份与义务决定了大多数妇女需先在家庭当中践行其母职，以有关国族认同的正统阐释教育下一代国民；但在更高的法律身份层面，妇指会期望她们能超越狭义的对家庭的忠诚，接纳一套以国民身份为基础的伦理法则，将自己放置在去除了家庭边界的、庞大的国家机器之中，直接为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服务。回顾妇指会展开的妇女教育工程，相当一部分内容正是借由传递历史、政治与实际战况的有关知识，在她们心中植入对国家与民族的标准印象，以及附带于关系中的对自身定位的正确认识。
1936年6月，《妇女新运》的“文艺”栏目曾刊登这么一首诗：
姑娘，流亡的姑娘。
你涉渡过黄河，长江，流浪到各方
到处，你是流浪，在街头彷徨；
奔波使你憔悴饥渴使你面黄。
……
你整日地流浪彷徨，
纵使你躲避到蜗牛角上，
也逃脱（不）了敌人的抢掠；
你为何不穿上武装，
跑上战场，
挥起刀枪，
争取解放。
诗中流亡姑娘的身份经历了颇具象征意义的转变。她无疑是抗战时期侵略者铁蹄下的受害者，在战争中失去了家乡、父母与情郎，失去了安稳和平的生活。对于她的不幸，在充满情感的喟叹之余，作者给她—更是给文字之外真实存在的“流亡姑娘”们—指出了一条道路：走上战场，以战士的身份争取民族与自己的解放。
而在另一首诗中，工作、战斗与最基本的生存构成了紧密的关联。这首诗以“我”与“砍柴姑娘”的对话展开。对方的母亲正罹患重病，姑娘则坚定地表示，“为了妈妈的生活，为了炸死的爸爸，为了破碎的祖国，我愿意学习工作，实际参加有用的工作”。对此，作为倾听者与鼓励者的“我”深表赞赏：
是的！姑娘！咱们携起手来吧！
来把我们血汗汇成河，
有一分力量，
贡献出一分力量，
不分你也不分我，
要勇敢奋斗，忍耐沉着，
向着那光明正义的灯塔，
努力迈进！
才能赶走鬼子兵！
消灭强盗式的侵略！
姑娘！切记着！
“要工作，才能活！
要战斗，才能活！”
审视这两首被选登的短诗，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在叙事结构与表达效果上的共性：两位受战争摧残的姑娘首先获得的身份是“受害者”，而在缺乏庇护环境的情况下，她们被期望着超越受害者身份，以抗争求生存，作绝境上最后的选择。结合其他文本我们就会发现，在妇指会对女性战时工作的论述中，工作不只是个人维持生计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另一形式的战斗，是由其身份和义务决定、具有教育意义、通向更高境界的应然行动。在乡村与部分城市，国家以合作社等形式将女性吸纳为战时的生产者，而合作社与工厂也一定程度地分担了家庭的功能，成为妇女日常生活与接受统一教育的空间（正如托儿所对儿童起到的保育作用）。
事实上，对参与各类社会生产的妇女进行指导教育，是妇指会贯穿新生活运动始终的工作。1937年后，这项工作主要表现在后方城乡的轻工业领域（以纺织业为主，和新运早期开办的蚕丝、纺织实验区构成了奇妙的延续关系），与工厂、工人内迁相匹配的“生活指导”随即成为一大重点，相关工作报告和参与者纪实占据了《妇女新运》的众多版面。妇指会生活指导组曾在报告中提及动员女工内迁参加生产时采用的表述：“……使他们认清楚到后方去不是逃难，而是去生产，不是躲避，而是要更坚强的抗敌，所以，无论在任何困难的环境当中，都要使他们的生活很有条理，并且要寻找机会去工作。……到后方去努力生产和前方努力杀敌意义是一样重大的，那么，这次就是工人为国家服务的好机会到了。”
很显然，妇指会对“工作/生产”行为本身的论述就包含着某种价值取向，甚至暗示了妇女需用“生产者”的正面效应抵消“受害者”身份连带的负面要素。
不只是在相对安全的后方农村，张霭真曾提到，游击区的农村妇女“帮助游击队，袭击敌人，侦查汉奸，运输军火”，都市上层的家庭妇女“把自己从跳舞场、从电影院、从菜馆里走出，来亲自为战士们缝寒衣、亲身到医院里为战士们裹创，把自己最贵重的东西都献给政府”，工厂女工加紧生产、商店女店员不买卖“仇货（日货）”，女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与抗建工作，就连向来被人轻视的歌女、妓女、求乞为生的妇女也都尽了一份力，“情愿忍受饥饿，将乞求得到的几个钱也捐给了国家”。前线亦有部分“短发戎装的女战士”，在军中为女界赢得“兄弟们对女同志的赞美”
。而在总结各界妇女作出的贡献时，张霭真无疑是从知识女性的角度出发，对被动员的妇女群众在各自岗位上完成与战时身份匹配的“应尽之责”表示赞许。
纵观妇女指导委员会的机构设置，不难发现，生产事业组、文化事业组、生活指导组、慰劳组、战时儿童保育组、战时服务组等多部门的活跃共同构成了妇指会在战时组织妇女工作的结构，并各自反映了战时中国普通女性被赋予的多重身份—即使同为女性，其中各群体所负责的具体“工种”也存在差别，且各自呼应着女性的某一类义务。以战时儿童保育会为例，其设立就源于大量儿童被侵略者屠杀、“被敌人掳回日本，被抽血，被奴化”的情况，而要想“保存我们国家的元气”，“把他们培养成最健全的小国民，将来共同建设新的中国”，就必须延续“新生活”的标准框架，使难童们“过整齐而有规律的集体生活，养成他们知礼义、守秩序、能亲爱、能互助的习惯”，将他们塑造为从身体到心理均“具备现代国民的基础”的栋梁之材。
宋美龄曾表示，“这不仅是一种事业或职业，而是一种神圣的使命，我们对于国家，对于国内外捐资赞助的人士，对于受我们保育的儿童，都负有很大的责任”
。道德上、人口上、文化上的三重因素促使妇指会将家庭内的母职向外延伸到社会层面，与试图加强各资源管控、强化人口组织的战时体制结合（无论这一尝试是否真的得以实现），成为下一代“健全”新国民的保育者。
1944年，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期间虽有豫湘桂战役时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溃退，也有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在其他战场上的突出战果，抗日战争乃至整个二战的最终结果已基本可见。而到了1945年，除提前庆祝抗战即将到来的胜利之外，妇指会关注的重心已从战时的性别协作转向战后秩序的恢复，以及性别关系的再调整—“复员”开始成为迫切议题。
复员与“动员”相对，通常指将已被动员的资源由战争状态或紧急状态恢复到平时的水准，“使人人回复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岗位，他们的精神”。正如战争初期国家机器对人力的全方位动员，在战后的复员阶段，社会管理的重心转变为各方面秩序的恢复，弥补战争造成的经济损失并加以增进。而在妇指会看来，对于妇女而言，复员还面临着另一重挑战—复员工作不只关注社会经济结构与国家内部的政治形势，也势必涉及人口现象中的家庭因素，它所依托的理念方针与实际安排都将影响战后妇女的去向。
《胜利复员与革新》一文较系统地反映了妇指会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并对舆论界业已出现的“妇女复员即是妇女回到家庭去”的论调进行反驳，与新运早期针对“妇女回家”的辩论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基本延续了“妇女应兼顾家庭与事业双重责任”的立场，强调妇女应把握在战时获得的发展机遇，继续作为“新女性”为国家服务。
复员不单是复原，而且还要创新，还要前进。我们历年来是主张妇女要兼顾家庭与事业的，要符合双重的责任。因此，我们在谈复员的时候，特别重新声明我们一贯的主张：战后的妇女，要家庭，也要职业。她们对社会的责任不惟不能减轻，还要逐渐加重；她们在各种工作上的地盘不惟不要缩小，而且要扩大。妇女工作从此更需要加紧开展，加紧努力迈进。我们认定，把持国家的政治、教育、经济以及一切事业，男女同样负有重责而创造人类的新文化，新史纪，女子更不应让男子偏劳。战胜后的复员期间，男女同胞都要寻找他们的新园地，创造他们的新事业，贡献他们的新成绩，建立强大的新中国。
事实上，妇指会对复员阶段职业妇女受冲击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据《妇女新运》选录的国外文章所示，相似的问题已在英美有所表现：当局政府为防止男性劳动力出现失业恐慌，选择采用各种行政手段将妇女赶回家庭，以腾出男子就业的空间。至于苏联，由于早已形成妇女和男子一般参加社会生产的格局，“工作已成习惯”，且苏联战后复兴与五年计划的实施一向需要大量人力，加之苏联男性在战争中损耗严重，暂不存在劳动力饱和的问题，也就无须迫使妇女让出工作岗位。比起前车之鉴，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更像是一种模范。
如《复员建国声中妇女工作的动向》等文章所述，战时征兵令大量男性劳动力开上前线，“后方生产大部倚仗妇女出力”，妇指会也曾在不少文章中直接指出，战时动员正是女国民承担责任、发挥妇女力量、实现男女平等的契机；但待军士复员，“原有的位置”似乎理应“让给旧人”，而走出家庭、走进社会成为生产者的妇女们就此陷入去留两难的困境。高君哲对此提出疑问：“原来现代的家庭并没有进化到不需要主妇。……主妇似乎应该专任，但就整个国家而言，放弃一半人民的力量，是否智慧呢？”
针对这一问题，高君哲首先分析了当时中国的情况，认为抗战时期动员出来的家庭妇女数量有限，从事职业者实际不占多数（这与妇指会对自身工作的检讨一致），而战后各项“建设规模宏大，需才至多”，“其需要妇女们参加之处犹有过于苏联”，不需担心妇女挤占从前线回归的男性劳动力的空间。从国家培育人才的成本出发，稀有的受良好教育的女性“既是国家花了本钱不容易培植出来的，就该好好地利用她们”。道义上，也不应放弃“拖着子女，力疾从公，让过分的辛劳销蚀自己的精力、不良的营养亏损自己的体气”的妇女同胞。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还提到了战时存在却易被忽视的重婚问题（“出乡的丈夫娶战时新娘，守在家乡的太太琵琶别抱”）。作者指出解决这一问题可能存在种种障碍，如“注重名节”的传统、女性经济不能独立等，使得“离婚不仅是爱情上的损失，亦是等于饭碗的打破”，但也认为（女性）“凡是一个人，总应当能自食其力”，“婚姻的不美满正是解放你到社会去的机会，把没有感情的丈夫奉送别人，并没有什么可惜啊！”
看来主动解除不美满的婚姻，走向社会自力更生，也成了从重婚受害者成长为“新女性”的契机。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从个案具体情况出发，还必须考虑外在的、普遍的社会因素。
综上所述，在庆祝抗战胜利、颂扬和平建国美好前景的同时，妇指会并未掩饰对战后妇女发展进路的担忧—战争一方面破坏了新生活运动的既有规划，一方面给妇指会乃至新运总会动员和组织群众、再造社会结构的尝试提供了正当性和必要性，战争的结束反而给新生活的理想与现实带来了更多的变数。虽然受国民党当局支持、上承政府下接民间的组织性质没有改变，但就对妇女主体表达的关切而言，妇女指导委员会这一机构牵涉的范畴实际已经超越了蒋介石最初的设计。回顾新生活运动前期到抗战结束期间，有关妇女参与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设计，知识女性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