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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4年新生活运动开始后，以宋美龄为代表的妇女界人士较早参与其中，各地也出现了相应的妇女团体，以及反映新生活运动理念与行动的妇女刊物。妇女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后，作为统筹全国妇女新生活运动及其他妇女工作的总机构，在延续和发展既有的组织架构，规划、指导和监督全国妇女进行“生活改造”的同时，为介绍有关知识和理念、传达新生活运动的指示与成果、发动并指导民众参与其中，妇女指导委员会曾发行一系列面向大众的机关刊物。虽然新生活运动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战争的冲击，宣传工作亦为物质条件与技术水平所限制，但这些坚持发行的报刊本身依旧反映着一个特定群体在特殊时期的宏大构想与具体实践。
本文选取的研究材料，正是其中内容较丰富、观点较有代表性、连载时间大体连贯且覆盖了全面抗战时期的两份杂志。《妇女新生活月刊》发行于1936—1937年间；时隔一年左右，《妇女新运》于1938年12月面世，目前可查的最后一期出版于1948年9月（本文主要取用《妇女新运》1938—1945年10月间的部分）。二者在封面上标注的出版方均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妇女新运》更在版权页注明其编辑者为妇指会的“文化事业组”。《妇女新生活月刊》的联系地址原位于南京，而受战局影响，1938年创办的《妇女新运》曾走过一段从重庆到南京的“回归”之路，战争对新生活运动领导层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正如上文所述，《妇女新生活月刊》与《妇女新运》均毫无争议地属于妇女指导委员会的机关刊物，是由国民党当局支持的官方杂志。我们可以根据《妇女新生活月刊》第1期《发刊词》的内容，对两份刊物的主调与宗旨形成一个整体印象。
本刊在国难重重，民族危机十分深刻的时期，负着至伟大而严重的使命，以唤醒全国女同胞的自救与自觉，并促进其团结，集中意志，以谋妇女的解放，民族的复兴，人类的光明，在新生活的运动中，使各阶层妇女，把它看作意见讨论的机关，和精神团结的场所。
由此可见，《妇女新生活月刊》的创刊背景基本延续了妇运初兴时的情形，对国族命运和个体自觉程度关系的强调从一开始就被放在很高的位置，“妇女的解放”与民族复兴、人类未来构成了递进关系。妇女解放不是目的—或者只是一个阶段的目的，且必须以民族独立、国家强盛为保障—而是通往更高境界的途径和手段，作为“最终目标”的境界则必然是以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为基础的。以该理念为前提，妇指会希望妇女各界“把各自的经验和意见贡献出来，共同探讨，共同解决”，达臻“各个人自强不息地生存，合作与爱护”的境界。
而据《发刊词》所述，该刊内容“力求大众化与实用化”，并详细列举了收录文章的类型与意义：
一、促进妇女新觉悟，使确实认识人生之意义，及现实社会，共负起复兴民族责任之文字。
二、各阶层妇女生活之写真。
三、家庭社会的具体改善办法。
四、妇女问题，家庭问题，儿童教育及科学常识问题的讨论。
五、各地妇女消息和通讯。
六、国内外妇女生活消息和通讯。
七、各种妇女实际生活劳作状况的照片图画。
八、有关于妇女问题的小品文字，小说，或戏剧，诗，歌等。
1938年庐山谈话会与妇指会汉口改组后，这样的选题和分类也延续到了《妇女新运》时期，并逐渐形成比较固定的栏目。
简而言之，《妇女新生活月刊》与《妇女新运》力求内容丰富与原则统一，集成女界各阶层思想并使之“合乎规矩”。二者创刊宗旨与宣传目的可归纳为几个方面：以国民意识行其教化、以具体方法指导日常生活、传达妇指会与国民党当局的指示号召，且这三者在本质上是一体的。
《妇女新运》在介绍其创刊目的时，曾经强调上传下达、吸引妇女参与新生活运动与抗战建国工作的功能：“为了便利检讨我们自身的工作，为了使大家明了妇女指导委员会各部门的工作情形，为了要以工作来引起全国姊妹们的注意和兴趣而参加到抗建工作中来。”
由于妇指会自身的政治背景与机构性质，两份刊物作为运动的宣传渠道，明显体现出了政治立场导向的特质。
事实上，纵观对民国时期各妇女报刊的研究，无论是“先进性”还是言论多元性、实际影响力，这两种杂志与同一时期的《妇女生活》等杂志相比似乎并不突出。二刊由国民党妇女运动负责人主导，对外接受投稿，但占主体和核心地位的仍是新生活运动与妇指会工作相关的内容，其中自然不会缺少对三民主义与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宣传，更多地反映了国民党当局对妇女运动所持的态度。
总结杂志连载期间收录的所有篇目，不难发现，身为妇指会指导长的宋美龄有着最高的出现率，她出席重要场合的照片时常刊作卷首插图乃至封面，发表于公开会议或特定节日的演讲词与公开信基本占据了各期的头几页；妇指会总干事张霭真也有相当高的待遇。在《妇女新生活月刊》的8期内，除了分4次发表《新生活与妇女解放》的陈衡哲、连载《新生活运动纲要解答》的王保民，沈慧莲、徐若萍、钱无敏、白茵等人均创作了不少于3篇文章，内容涉及对新生活运动的介绍和讨论、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与现实、妇女在国家与社会当中的角色与责任等。而在《妇女新运》连载阶段，于妇指会担任要职的黄佩兰与李曼瑰发表的文章数量出现明显上升。前者的作品多与生活指导、战地服务等妇指会的实际工作以及职业妇女有关，后者则更倾向于文化教育的范畴。
在为妇指会杂志供稿的众多女作者当中，除了具有国民党背景的人士（如宋美龄、沈慧莲等高官要员的夫人，陈逸云、陈纪彝、刘蘅静等在国民党政府或党部担任职务者，以及亲国民党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些系共产党员（如刘清扬、沈兹九、杜君慧）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如史良、吴贻芳等）。而在女性作者之外，个别时候也会出现男性精英的声音，如邵力子、陈诚、章乃器等人有关妇女干部训练的文章，以及少量学者独立发表的相关论著（如吴文藻《抗战时期与恋爱问题》、陈序经《中国妇女运动的过去与将来》）。
在庐山谈话会后形成统一的妇女团体及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即使杂志基本由国民党员写作和编辑，《妇女新运》刊载的文章也基本没有提及（或是努力回避了）尖锐的国共意识形态冲突—这些极具争议性的内容被“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的临时共识所取代。剑拔弩张的政治说教表面上被淡化了，但其内在的意识形态预设并未完全消失，而是以内嵌于妇女解放与新生活运动话语体系中的形式被固定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