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2015年接替郑也夫老师承担三校论文集编选工作算起，转眼已是第7个年头，三校论文集也迎来了它的第19辑。

今人行事，强调制度化的重要性，以为制度化是行稳致远的关键。如果将制度化理解为正式的组织、明确的规则和充分的资源的话，这7年来的经历告诉我，三校论文集的运作是以一种高度非制度化的方式完成的。

从三校论文集的创办者，到陆续加入的接力者，前后已达9人。主要工作是编选论文，但从来没有成立过一个编委会，更没有学术顾问、主编、副主编等叠床架屋的角色设计。三校论文集鼓励脚踏实地的经验研究，倡导经验研究与社会学理论形成实质对话，但从来没有出台过一个“可操作化”的论文入选评定标准。时下流行的包含创新性、现实意义、文献丰富度等完备维度的打分表更是闻所未闻。出版机构的频频更易，更是将三校论文集运作方式的非制度化展露无遗。19年来，论文集名称和版面样式始终如一，但已历经6次出版机构的变迁。先后有山东人民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发展出版社、中国商业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7家出版社承担出版工作。

形式化的东西能少则少，组织设计尽可能简约，我猜测这应该是我们心照不宣的主动选择。编选三校论文集的目的，是在青年学子中推动尽心尽力写好论文的学风，树立好论文的标杆。我们这些老师之所以愿意在繁重的本职工作压力下抽挤时间，阅读挑选论文，处理编辑出版杂事，就是因为认同文集的这个意义。相比于外在的“可操作化”的评选标准，我们自然更相信内心中的那把尺子，相信只要善用它，一定会比标准化的打分表更能够挑选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佳作。就此而言，在组织和规章这两个维度上的非制度化是我们的主动追求。

出版机构的频繁变动，当然非我们所愿。三校论文集能长久地存续，出版机构的支持很关键。在当下的出版环境下，要想确保某家出版机构的长期支持是很困难的。三校论文集没有任何国家出版计划的加持，没有出版经费的保障，只能用成本价预发的收入去支付最基本的出版印刷费用。出版社既不能从出版这套文集中获得出版界认可的“名分”，也无法获得实际的经济收益。坦率地说，7家出版社的参与都是当下出版环境下制度逻辑所无法解释的“非理性的”行为。我们当然希望随着出版环境的变化，三校论文集可以一劳永逸地获得出版机构的制度性支持。但迄今为止，我们获得的出版支持还是以“事在人为”的方式完成的。无一例外，我们这本小书在每家出版社都是社长亲自主抓或者过问的出版项目。我2015年参与文集编选工作以来，接触最多的是李丕光先生。当时他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副社长，是郑也夫老师的老朋友，出于对郑老师的信任，更出于对论文集意义的认可，他早前几年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接手了这个“苦活”。2016年，他出任中国发展出版社社长，又将这一“苦活”转移到新任职的机构，一干又是4年。这期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为了一篇入选论文的修改与我的电话通话。这篇论文涉及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在之前的讨论中，李社长同意我们的意见，认为这是篇好文章，但必须作调整，以符合出版的要求，他提出了一些建议，论文作者尽力作出了一些调整，但没有达到预想的要求。我记得那是深秋的一个晚上，我正在郊外一个宾馆封闭，为同等学力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出题而绞尽脑汁，李社长电话打来了，第一句话就是：“这篇文章不上可惜了，学生自己改还是达不到要求。我们现在抽点时间，亲自上手吧！”接下来，我们在电话中商讨着共同修改每一个敏感段落，字斟句酌想出更安全的措辞，这一“上手”就是两个小时。李社长卸任之后，我们与中国发展出版社的合作也暂告中止，在经历中国商业出版社的临时救急之后，河北人民出版社成为最新的接力者。

在组织和规章方面我们主动选择非制度化，在支持资源方面我们被动接受非制度化，但无论在哪个方面，“事在人为”“成事在人”都是三校论文集得以坚持至今成为一项持久事业的奥秘。借此机会，我也对以李丕光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参与支持这项事业的成事之人表达深深的敬意。

储卉娟老师因个人原因选择离开中国人民大学，去高校之外的广阔天地发展她个人的兴趣。从2017年开始到2020年止，储老师共参加了4次论文集的编选工作，论文集的具体编辑工作由她独力承担。据我所知，这4年是她压力最大的阶段，但她从来没有因此耽误编辑工作，也没有主动提出过推卸重担，这是让我很感动的。储卉娟离任之后，人大的主编接力棒交到了新入职人大的闻翔老师手上。在这一辑的编选讨论会上，我已经见识了这位曾长期担任《社会学研究》编辑的“新人”的专业眼界和能力。

说了这么多，是为了向我们这套论文集的主角—在校研究生，传达一个信息：我们这么努力，是希望大家都能写出更好的毕业论文。

卢晖临
2021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