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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于地方国企改制的研究主要分成三个方向，一个是从新自由主义出发，试图厘清企业改制中的“市场”为何，以及中国的地方国企是以什么方式进行制度改革的。其二是注重地方国企所具有的组织特性，讨论其从一种包括了职工生活各个方面的组织形态在经历了改革之后会转向何方。第三种则是从劳资角度入手，大多强调管理层与地方政府的侵占以及员工的抗争和失语。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及其成果，国际学界流行的主要解释是新制度经济学。这一理论的支持者将中国经济发展归因于经济制度的改革，如认为一种有效的产权组织能够促进经济增长（North，1976）；而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讨价还价僵局中，一种新的超越个体水平的集体行动能够使得双方从对抗的僵局转向均势的共同发展（Mann，1984）。部分学者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制度的变迁（Wu，2005），认为集体经济的低效来源于国家权力的过度入侵，以及集体组织对管理者和生产者缺乏激励而带来的无效率。直到八十年代国家后退，农民自行负责土地之后农业才得到发展（周其仁，2013；Byrd & Lin，1990），而工商业上的变化与农业类似，一种非国营式的企业形式产生于国家控制的边缘，并利用私营的自由与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实现了发展（Naughton，2006；Coase，1990）。因此，从这一角度出发，地方国企需要做的就是消除企业中的国资因素，向全员持股或管理层持股进行转变。
这一理论在之后得到了很多的调整，例如基恩（Keith et al，2013）等人曾指出，需要明白在不同地方“市场”的概念并非一致。新制度主义的解决之道或许适用于西方国家，但是中国的“市场”有着更为复杂的影响因素，比如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市场更符合斯密的假设而非韦伯的假设。而关于产权还是市场更为重要的争论更是延续已久。恐怕我们很难分辨出究竟具体是哪一种理论成了最终的胜者，但无论如何，这些理论被简化以后，依然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很多地方城镇进行市场化改革所遵循的粗糙指导手册。
在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学者们开始考察具体制度的历史源流、变迁和影响。在延续新制度主义的基础上，制度被认为是在接收了社会环境影响之后产生的，由此，制度需要某种合法性并通过仪式来保持其自身的存在意义（Meyer & Rowan，1977）。从这个角度出发，对于国企的单位制研究就成为了解改革进程中社会变迁的重要入手点。对单位制的研究开始于魏昂德（1996）。魏昂德通过分析单位中间的权力关系，试图呈现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关系。而后续的研究者延续了这一路径，首先将单位制视为存在于城市中再分配中心的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制度，区分了不同性质的组织中单位制的比例（路风，1989；李猛、周飞舟、李康，1996），并考察了单位制在社会控制层面的政治制度（路风，1993；刘建军，2000）以及社会运行和社会整合（李汉林，1993；周雪光，1999）两方面的作用。在这一批学者看来，单位制与中枢的党—国家结构结合，从而对整个社会的运行进行调节。这一状态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逐渐形成的，也就是某种路径依赖；同时，也用于应对当前的问题，例如社会资源总量的贫乏诱发了国家的强力提取和再分配（李汉林，1993）。
而到了20世纪末的改革时代，资源配置方式和社会整合都发生了变化，“市场”的出现催生了单位职能的强化和行政作用的弱化。同时，企业也更多地希望以一种家长的身份向职工而非国家负责（孙立平等，1994）。而在这个时期，由于没有能力独立进入市场，个人更依赖于作为单位的企业（吴晓刚，1994；边燕杰等，1996）。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部分学者观察到传统单位发生了变化，有了“单位制已瓦解”（刘平、王汉生、张笑会，2008）和“单位制延续并转变了自身特征”（李汉林，2008）两条分析路径。而另一部分学者继续关注改革过程中单位制企业变迁所展现出来的影响，尤其是关于这一制度的变迁如何影响个人生活的。张静（2001）强调单位制能够集合分散的利益并传输出来，从而减少集体行动的可能，消解社会中的冲突压力。而另外一些学者指出，在单位制下，这些作为经济组织的企业实际上通过资源分配和政治统合维持了社会稳定（边燕杰等，1996；李汉林、李路路，1999）。
由此，学者们针对在单位制中的行为方式进行了研究，主要分为庇护主义和派系结构两种。前者认为领导和少数积极分子之间存在施恩—回报网络，以忠诚和非个人化的道德为保证（魏昂德，1996）。由于个人在方方面面都依附于单位，这样的关系将变成一种以领导为中心的个人化奖励制度。另一些学者则强调，由于单位中的资源分配倾向于保持一致性并在幕后解决，单位制中实际存在着大量的关系网络，以其上下延伸和平行断裂的特征而被称为派系结构（李猛、周飞舟、李康，1996），个人和领导的行为会导致派系结构不断被再生产。正是从这一脉络出发，我们可以将改革中的单位制看作一个动态的考察对象—在制度改革中，这一结构依然被不断生产着，由此就有可能考察制度上不再是单位制的那些企业有了什么样的改变（李路路等，2009）。
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学者们除了回应过去的问题外（汪和建，2006），还发现事实上外部制度环境的变化引发了单位制的转变，从新传统主义转向去组织化的专制主义（Lee，1999）。在一些中小型国企改革后的工厂内，管理层和工人普遍对立，工人则以偷懒等方式来抗议（刘爱玉，2003；游正林，2005），而在利润较高的国企中，依然存在部分新传统主义—即魏昂德所谓的庇护主义—的要素，而这部分要素正向着强调效率和人力资本以及利益共同体转变，派系结构成为层化关系（刘平、王汉生、张笑会，2008）。这一部分的研究者们激励起了对于管理层和职工互动关系的讨论。部分研究者以乡镇企业改革中的产权界定入手，强调了在整个产权改革时期，作为正式制度之改革的推进需要与规范着各方行为的社会性合约相适应，才能在顺利进行改革的同时保证各方利益（折晓叶、陈婴婴，2005），而各方行动者也都会使用这些合约所约定俗成的合法性作为自己争取利益的道德依据（申静、王汉生，2005）。而当这一讨论涉及国企改革时，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行动者们都期待在改革中获得自己应得的权利与利益。但一方面原有社会关系被破坏，曾由全体职工达成的社会性合约面临失效的危机，已经无法确保“应得”的实现；另一方面，权力关系让强势的管理层能够在达成新合约之前以不那么具有合法性的行为追求个人的利益，这就使得在分配利益时，职工总是处在弱势的一方。由此出发，职工对管理层的抗争成为部分学者的研究焦点（冯仕政，2006）。
关于国企改革后的那些企业中工人与管理层斗争的研究并不鲜见，也有许多研究者作出了极其细致的跟踪和分析。在改革中，由于从获利者成了失利者，工人与管理者的矛盾会不断激化（Lin，1992）。研究者强调工人对于企业资源占有的感受使得他们与管理者从劳动关系之间的矛盾转向产权关系的矛盾，即工人在公有制的权力和收益分配中丧失了利益（冯同庆，1997）。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人和管理者之间不是完全的新传统主义，而是基于利益的对抗联盟关系（平萍，1999）。而无力的工人的选择并不多：他们的社会地位不断下降，整体上以相对温和的行动来与管理层对峙，或是只要求一个乡间集体社会共享的底线（刘爱玉，2005；游正林，2000；曹正汉、史晋川，2008）。国有企业改革的后续影响正在不断显现，并引发了关于职工们的行动的逻辑研究（梁德明，2010）。
通过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前人已经对于中国20世纪末这一场国有企业制度改革的前因、发展和后果有了非常丰富的讨论（李路路，2002）。在新制度主义的引导下，中国大批地方国企进行了改革，从原本朝向国家的组织形式转变为朝向自身内部，并使得职工也不得不吸附于自己。在这一基础上，改革越深入，原有的关系网络就越会受到破坏，管理层追求个人利益的空间也就越大，由此引发了职工与管理层的矛盾。而职工们的反抗只能以较为温和的方式进行。本文希望延续这一研究方向，以一个职工与管理层冲突的事件作为核心，对一个地方国有企业的改制过程进行梳理和呈现。一方面以经验材料补充前人理论，另一方面则是对一些尚未得到确认的问题进行扩展。
本文接受关于国企改革中单位制度本身以及制度环境已经发生变化的假设，也承认存在侵占、抗争和失语的情况。但本文认为一味诉诸某种对立的表述是过于静止地看待了各方力量以及作为交织竞争空间的企业本身，从而仅仅将目光放在了能够直接观察到的行为，而非这些行为背后的逻辑上，由此遮蔽了在整个改制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和继承。事实上，目前的研究在解释激烈骚动的出现，以及最终管理层和地方政府一方让步这一结果时存在一定的困难：如果职工们确实是温和的，无法进行集体性抗争的，那么为什么在2005年能够组织起长达3周的罢工？同时，当时的制度环境下，为何这一抗议最后以希望卖厂的管理层和地方政府一方的退让告终？这究竟意味着职工的胜利，还是另一种失败？要理解这一过程，就需要以动态的眼光来理解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政府、管理层和职工对于其所身处的组织与他们行为的理解，以及这一理解背后的行动逻辑。
而在这一讨论的基础上，本文还希望回应关于正式制度与社会性合约之关系的问题。不论是在单位制变迁还是抗争研究中，制度与社会合约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关注点。在乡镇企业的相关研究里，乡村对“社会性合约”的追求在具有强大力量的同时，其内容和形式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变迁。在折晓叶（2005）的文章中，村民们一直都希望通过产权交换，公平地就业和获得收益与福利。而在国企的改制过程里，原有的关系网络被不断破坏时，这些内部达成的合约也受到了影响。本文认为，行动者们对自己行动的理解以及具体的行动逻辑揭示了这些约定俗成的内容的变化：具体而言，通过呈现那些温和工人之外的视角，我们或许将看到他们的抗争来自于在一个社会变迁中绵延的概念—“所有权”，或一个更不那么复杂的词—“股权”。这一概念的绵延影响了职工们的反应，而其变化本身则与正式制度的推进交织在一起。简言之，在整个改制过程中隐藏着对这一对概念之理解的变化。对这一变化的考察将帮助我们看到一种正式制度对社会性合约进行利用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