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交通员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驻扎在中国华北地区的日本侵略者挑起事端，一手制造了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经过一番惨烈战斗，北平城于七月二十九日沦陷，被日军占领。从此，蓝天野一家和北平的普通市民一样，不得不在沦陷区继续生活。

做“亡国奴”的滋味可不好受，那是蓝天野人生中一段极其艰难、极其黑暗的岁月。天野的学校在官园附近，那时的官园还是一个土丘，上学路上，他经常能看到饿死、冻死的人。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天野他们只能吃一种叫“混合面”的东西，虽然这种东西名字中有一个“面”字，但里面却没有任何可称作“面粉”的成分，只有一点儿用玉米核磨成的粉，再加一些麦麸，勉强和粮食扯上点关系。这种东西不吃会饿得慌，吃多了又会觉得肚子很胀，真是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在精神方面，沦陷区百姓的生活更是压抑，平日里谨言慎行，生怕得罪什么人，或是被抓住什么把柄，让侵略者抓了去，再也回不来。每到夜晚，全城便进入戒严状态，百姓不敢点灯，生怕日本兵随时闯进家里。

在这种提心吊胆的生活中，蓝天野小学毕业，考入了北平四存中学。从小学到中学，他成绩最好的一门课就是美术课。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位教美术的陈老师，陈老师是国画大师齐白石的弟子，教的美术课其实就是国画课。因为蓝天野有一定的美术功底，他很快就得到了陈老师的赏识。陈老师的悉心指导，让蓝天野的绘画技巧有了很大提升。

十五岁那年，蓝天野考入北平市第三中学，成了一名高中生。在学校里，天野接受了专业系统的绘画学习，还结识了人生中一位很重要的朋友——苏民。

苏民比天野高一个年级，因为同时担任着画壁报的工作，两人逐渐熟络起来。两年之后，出于对美术的热爱，正在读高中二年级的蓝天野，提前一年参加了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入学考试。幸运的是，蓝天野考试通过了，获得了进入油画系学习深造的机会，并和同样考取了北平艺专的学长苏民一道，继续着二人的“同学缘”。

那时，天野每天最有兴趣的，就是怀揣着干粮，去学校外面写生、素描。练习素描使用的是炭笔，有了错误，蓝天野就用干粮来擦，所以，他当时带的干粮大都成了“橡皮擦”，基本没机会进入到肚子里。

苏民擅长美术，还十分喜欢话剧。在苏民的影响下，天野加入了由多所学校组织的“沙龙剧团”，开始利用业余时间排练、演出《日出》等代表进步思潮的话剧。

一九四五年初，离家数年的三姐突然从解放区回到家中。

这时的三姐作为地下党员已经改了姓名，叫石梅，回家的任务就是在北平开展地下工作。为了方便，她把联络点设在自己的家里。正是这次姐弟重逢，改变了蓝天野的人生轨迹。

三姐告诉天野，在解放区的时候，她在文工团的晋察冀挺进剧社工作，写剧本，也演戏。这次回来，是准备在北平开展地下工作的。地下工作的真正含义，天野多少知道一些，但是没有全面地、系统地了解。三姐带来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白纸封面的小册子，让天野接触到了革命思想。他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那篇《两个中国之命运》：“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

这些进步思想点燃了蓝天野的革命热情。在三姐的影响下，他逐渐明白了这份工作的重要意义，开始主动为三姐分担一些革命工作。三姐用短波收音机收听解放区电台的信息时，蓝天野就负责记录。他还发挥专长，抛下画笔，拿起石笔，帮三姐刻蜡版，印制传单。在地下党的交通员忙不过来的时候，他骑着自行车，挎着书包，以一副学生的模样，穿梭在西直门到西山的“交通线”上，根据组织的需要，为两边的同志们传递消息，运输情报文件和物资。

就这样，蓝天野一步步加入到了革命工作者的行列当中。

此时的日军虽已苟延残喘，进入了“日薄西山”的颓废状态，但俗话说“百足之虫，至死不僵”，像蓝天野这样，带着材料、物资在交通线上跑，面临的风险的确不小。

蓝天野并没有考虑太多潜在的风险，也没有丝毫退缩，而是选择像三姐石梅那样，以一种革命者应有的大无畏精神，胆大、心细、从容地持续开展地下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年仅十八岁的蓝天野正式成了一名北平地下交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