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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思想家卢梭曾说：“我觉得人类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我们还可以说，关于人的知识中，最有用而不完备的是性的知识。
在谈论性，或者在性问题、性生活上，把人类至洁至纯的崇高的美与污秽的、低贱的丑的概念和界限区别开来是非常重要的，却也是非常困难的。
恰在二十年前，我为这部著作的第一部中译本写了序言，其结尾作了如此的期望：愿同道们都来做我国性学的普罗米修斯。应该说这一期盼已经得以实现。现今性学的研究、发展及普及要比那时的想象快速得多，而随之而来的问题也比想象的复杂得多。
因此，当我们把新版《性学观止》奉献给同胞之时，也感慨良多。
十多年前，我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八年制）的妇产科学教学中开始讲授《性学的发展和现状》。开始便说：这是令人奇怪而具有辛辣讽刺意味的事实，即那些对人类生活有着极大影响的学科，在科学研究或高等教育中几乎无人问津，更不用说它如何在人群中普及。而现今，我们已经有了大学课程、研究所、性学会及不计其数的书著、影视，甚至还有铺天盖地的广告！
是也，亦是非。我们并非“叶公好龙”，但又该如何审慎地估计这一现状，以及如何健康地发展性学研究和性学普及呢？
我认为，至少这部新版《性学观止》有极强的科学借鉴及参考价值。
我们仍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性学发展的轨迹。
一百多年前，奥地利人克拉夫特-伊宾（R.Von Krafft-Ebing，1840~1902）于1886年出版了他的《性心理学》，被认为是性学的肇始。后来，德国人布洛赫（I. Bloch，1872~1922）把社会学引入性学研究，正式创立“性学”（Sexology）一词。所谓性学就是研究两性发育、性生理、性心理、性病理及有关社会学意义的科学。
在性心理学研究方面的一个重要人物是弗洛伊德（S. Freud，1856~1939），他的代表作是《性学三论》，其精神分析学说是以性为核心的。英国人霭理士（H. Ellis，1858~1939）是一位很有影响的科学家、思想家，他终生严肃地从事人类性科学的研究和教育，认真探讨人类的精神世界和性的生物学的密切关系，1933年出版了《性心理学》。潘光旦先生于1941年将其译成中文，梓成自题曰“我亦传来竺国经，不空不色唤人醒”，可见其用心良苦。
20世纪中叶，重点移向美国的生态学研究和广泛的性学调查，当推金赛博士（A. Kinsey，1894—1956），他的《人类男性的性行为》（1948）和《人类女性的性行为》（1953）是著名的性学报告。
接着，性学进入了实验科学的新领域。它的开拓者是华生（J. B. Watson，1978—1956），为此曾濒于身败名裂。马斯特斯（W. Masters，1915—2001）和约翰逊（V. Johnson，1925—）夫妇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人类性反应》（1966）、《性医学教科书》（1979）是当代性学、性治疗学和性医学的权威著作。2002年翻译过来的《海蒂性学报告》包括男人篇、女人篇和性爱篇，堪与金赛报告相媲美。
当今，在西方，性问题面临着严峻现实：二十多年掀起的“性自由”“性解放”和“开放婚姻”与科学家们严肃的研究形成鲜明对照；一些国家关于性的禁锢有增无减，又不能不在外来的冲击下发生难以预料的震颤。在一种文化和道德的病态中，爱情正无法遏制地丧失它的意义。
而包括艾滋病在内的性传播疾病的泛滥，使人们从“性革命”初期的陶醉情绪中似乎清醒过来，那种追求放肆的纯粹的快乐不过是一种妄想。因为如今世界的开放如若同淫乱相结合，将引起并促成一场规模无法预测的全球性灾难。地球上的任何角落、任何人群都要迎接挑战，都要作出抉择——它将影响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人类文明和子孙繁衍。我以为，医生的力量大概是十分有限的。
因为我们要展谈的是一本西洋书，也有必要将中国（以及东方）的性文化点评一二。我们姑且不读性学的定义，而就性问题而言，除了性的实验科学以外，现代性学的基本思想，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几乎都曾涉及过。
我国早在汉朝（公元前2世纪—公元2世纪）即有关于性的研究，当时这种学问被称为“房中术”。这类书可以说颇为丰富，从先秦西汉到明清两朝，诸如《黄帝内经》《十问》《合阴阳》等均系最古典者；而《素女经》《素女方》则于民间流传甚盛；中医大家孙思邈（581—682）是唐代医药学家，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善于养生，年逾百岁。孙氏所著《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七·房中补益》对房中养生贡献尤巨。《医心方》是一部综合性医著，系日本丹波康赖氏于公元982年所撰，其中卷二十八《房内》，则是专论房室生活的，收载专著30篇，涉及男女两性生活之各个方面。南宋陈自明（约1190—1270）之《妇人大全良方》亦值得称道，书中论及房事及子嗣，已有了胎教和优生之说。《三元延寿参赞书》关于房中养生之八论更令人击节，乃为宋元房中养生学之重要总结，其作者李鹏飞撰写该书时年已七十，真不惮辛苦矣！明代著名医学家张介宾（1563—1640），字景岳，也对男女两性阴阳交会及优生等有较系统的论述，这在《景岳全书》卷三九《子嗣类》里分天时、地利、人事、药食、疾病等五部分、二十四论加以阐述，可谓早期的性医学专著。如此等等，我们不禁为中国绚烂丰富的天人合一、阴阳辩证的思维所震撼！
在印度，早在公元4世纪即有所谓《爱经》，后有古印度学者马兰伽·瓦察亚纳（MallanagaVātsyāyana）著《卡码箴言》，而问世于15、16世纪的《爱欲之舞台》则是当时写给王室的性教育书。在古代艺术中，如绘画、雕塑、文学作品中都不乏关于性崇拜、性爱的表达。
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十分漫长，特别是两宋时期，程（程颢、程颐）、朱理学盛行。他们的封建纲常伦理对后世影响甚大，是时是缄口不谈两性生活，而以道貌岸然正人君子标榜的，及至清末民国概系如此。“五四”运动是一次跨世纪的文化思想启蒙运动，其波澜所及非一时一事。
1926年，张竞生先生大胆地出版了《性史第一集》，是投向旧封建礼教的一颗重磅炸弹。但张先生此后终未得安宁。潘光旦先生1941年翻译了霭理士的《性心理学》，也是厄运丛生。虽说“太阳从这里升起，文化最先从这里开始”，虽说圣人已有哲语早出——“食色性也”，但性一直是禁锢的领域。
新中国成立之后，1950年，北京协和医院的赵志一、王文彬、谭铭勋合著的《性的知识》出版了，这是一部只有5万字的小册子，但它打破了性学领域沉寂的局面，受到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读者的欢迎，并被翻译成朝鲜文、越南文。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部书却以“冠以科学之花的大毒草”横遭批判。
差不多在可怕的停滞与空白之后，20世纪80年代初，韩向阳、郎景和出版了《新婚卫生必读》，印数达千余万册。1982年吴阶平教授等编译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性医学》，这已是跨越普及而正式将经典著作介绍给国人了，其意义不言而喻。阮芳赋的《性知识手册》（1985第1版，后又再版）和刘达临的《中国当代性文化》（1988）及几部西方性学专著《理想的婚姻》［（美）冯·德·魏德尔著，杨慧琳等译］，以及本书《人类性学基础——性学观止》第 5 版等的引入，都给我国性学发展以巨大推动力。
但突破堤坝，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一些低级庸俗的作品也充斥于市场，更有色情淫秽的各种出版物及沉渣泛起，甚至闹得乌烟瘴气。它不仅蛊惑于众，污染精神，损害身心，也为性学的正常健康发展带来了不小的障碍。
20世纪80年代后期，各地公开举办性学讲座、培训班，并成立了学术团体。一批活跃的专家学者为性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刘达临、李银河、潘绥铭、马晓年等。值得提出的是，在原人大副委员长、两院院士吴阶平的领导下，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性科学百科全书》（1998），举入1065个条目，164万字，包括了性学的所有内容，可以认为有里程碑或划时代意义，我曾推荐其为优秀辞书，称其为“科学与文化的珍品，知识与健康的宝库”亦毫不过分。值此，也意味着性科学已经堂而皇之地立于我国现代科学之林了！
诚然，我们面临的性学问题及开展性学研究、性教育的困惑仍然很多。封建意识、低文化素质乃是最严重的因袭力量，它一方面对性科学有“天然”抵抗，一方面又常常使色情淫秽泛延于世。
性学是内涵深刻、外延广阔的领域，包括生殖、不孕、性乐趣、性障碍、性传播疾病、性伦理、性法律及色情文化等，而且性的医学、心理学范畴远远不及，或者越来越不及其社会、伦理学范畴广阔。因为我们遇到的后者方面的问题日益增多，也会愈加感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沉重和困难。
随着国门的开放和人们经济文化生活的改变，以及道德观、价值观的变化，性行为所带来的医学问题也日渐增多。性传播疾病是新的挑战，老的性病（梅毒、淋病、下疳）死灰复燃；新的性病（及至艾滋病）花样翻新，很有蔓延之虞。其防治显然不仅仅要靠医学手段。
据有关调查研究表明，我国有十大性问题：早恋低龄趋势、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夫妇性生活不满意、强奸罪上升、嫖娼卖淫屡禁不止、性传播疾病发病上升、黄色淫秽物品流传、性观念混乱、计划生育推行困难等。因此，性学研究、性教育、性科学普及任务十分沉重，在某种意义上，更要提高全民的文化及性素质，不仅是学术队伍，还有国家政府的组织领导，以及相应的政策法规等。
一个重要的转变将首先是意识的。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得出，性生活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的结论。不过，如果让性生活像杂草一样生长，那它就会覆没我们存在的深刻的内容和意义。但是，如果过分地压制它，认为它是诲淫的、亵渎的、无聊的、犯罪的，那就会萎缩和剥夺人们许多美好的生活感受，或者带来更多的家庭与社会问题。换言之，性生活应该在人们和社会生活中占据相应的位置；也应该在以治疗和保护人体和人性为职业的医学工作者、心理精神学工作者、伦理教育学工作者，以及政治家、社会学家的头脑中占据一定位置。当然，性对于幸福和快乐的重要因人而异，随个人的需要而变化。单是从这些区别中得出诸如道德之类的结论是不公正的，而对其轻慢和草率也是极大的遗憾。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我在写再版序言时，有一种欣喜舒畅而信心倍增的感觉。毫不夸张地说，这的确是一部堪称“观止”的性学大全，无论是学者抑或百姓，都会从中受益。而译者和编者的认真负责尤其令人感动，形式美轮美奂，文字亦谐亦庄。我甚至愿意把它称为性学传播的“圣火”……
郎景和
200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