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色的海

又快到七月了，中国作家协会大概又安排作家们到北戴河去疗养了。日子过得真快，我记得这一年中的每一天，它充满奇异的故事……间或也有快乐的时辰，就像去年七月里的那些日子。

在原来的计划里，我准备九月到北戴河去。别人到北戴河是去消夏，我呢，只想利用那个机会看看海，同时狠狠地吃几顿螃蟹，据说那时螃蟹就肥了。住在北京，吃活螃蟹的机会实在太稀罕了。

可是，临了，不知怎么心血来潮，七月一日那天，我稀里糊涂地跳上了开往北戴河的列车。好像早年那些美国人带着黄金梦到西部去开金矿似的。因为有人对我说，我必须去疗养，必须休息，必须离开北京，十万火急……好像一离开北京就可以一了百了，万事如意。人有时会在认真得不能再认真的情况下，接受许多也是认真得不能再认真的、牵强附会的解释和推理。

直到开车，我仍然处在懵懵懂懂的状况之中，像背诵咒语似的不断想着，对，我应该到北戴河去，应该到北戴河去，到北戴河去……仿佛隆隆作响的火车轮子也在说着这几个字。然而，我觉得我丢下了什么。这感觉又分明，又朦胧。那是什么呢？我想不出。好像有一只鸟儿，总在我前面不远的地方飞飞停停，仿佛伸手就可以捉到它。可是等我一伸手，它又飞走了。我心烦、恍惚，像是丢了魂。

一转眼，我好像看见王蒙站在车厢的通道上，定睛再看，果然是他，继而又看见了吴泰昌、理由、徐刚……五个多小时的旅程，便在饱享王蒙的机智和诙谐中度过了。我望着几乎是和我同龄的，然而却远远走在我前面的这个人，再一次为他的才华所折服。我不可能不全神贯注于他说出来的，具有非凡的魅力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我不由得想，只消把这些话记录下来，甚至无需整理，就是一篇绝妙的文章。他写起来一定非常容易，非常轻松，我真羡慕他。于是我不再固执地想要理清我那扑朔迷离的情绪。事情简单得就像在房门上锁了一把锁。

到北戴河的当天下午，我们就下海去了。泰昌说他不会游泳，只在海滩上坐坐，晒晒太阳便可。

我朝海里走去。水凉，我感到肌肉的收缩。已经开始涨潮。一切声音都变得含混而遥远，耳边只剩下了海的呼吸——那一层层海浪互相冲击的，有节奏的哗哗声。我闭上眼睛，摊平四肢，随着涨潮的浪头上上下下，像海面上漂浮着的泡沫。哦，原来我不过是漂浮在海上的一个泡沫，一个既不懂得别人的语言，别人也不懂得我的语言的泡沫。我终于有点开了窍……

突然我听见人的惨叫。人只有在灭顶的时候才有那样的惨叫。这声音把我从关于泡沫的幻觉中惊醒，我张大眼睛四望，原来是王蒙在叫。只见他在海里扑腾着，两只手在空中没着落地乱抓乱挠，马上就要沉下海底的样子……我吓得魂飞魄散……但他突然不叫了，站定了身子，脸上露出小孩子才有的那种顽皮而得意的笑，没事儿人似的、笑嘻嘻地往自己的身上撩着水。

我问他：“你干吗这样叫，吓死我了。”

他说：“水凉，这样叫一叫，分散一下注意力，水就不显得那么凉了。”

他显然是在恶作剧。他高兴。由于海，由于风，由于水凉，由于自由自在，由于海阔天长……

他在海水里扭来扭去，学美国人“跳迪斯科”，惹得我们捧腹大笑。他不再是大作家王蒙，而变成了一个顽童。以后，他每次下海都要这样“啊啊”地大叫。若是有一次偶然不叫，我反倒觉得奇怪，总是问他：“王蒙，你怎么不叫了？”

我不但习以为常，而且也非常想这样没命地大叫几声才好。可是我叫不出来，试了几次都不行。即使远离人群，周围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也叫不出来。可我真想叫，我想，那一定是非常痛快的事。

在海里得到的乐趣，显然吸引着只坐在沙滩上晒太阳的泰昌。他决定去百货商店买件游泳衣。

售货员递给他一条游泳裤，他看了看，收下了。也不付钱，也不走。问：“还有小褂呢？”

售货员不解地反问：“什么小褂？”

“裤衩有了，上身还应该有个小褂儿呀。”

“男同志就是游泳裤。”

泰昌将信将疑地回来了，直至穿上游泳裤还在疑疑惑惑地左瞻右顾。

听了他买游泳衣的故事，谁也不能不说泰昌憨得可爱，由此可以想见，他的《艺文轶话》何以会写得那样地扎实、朴素。

我说：“你怎么连买游泳衣都不知道？”

他说：“我没游过泳嘛。”

我说：“没游过还没看过吗？哪怕电影里，照片上也有嘛。”

有人开他的玩笑：“也许泰昌想买件最时髦的三点式游冰衣。”

他也不说什么，只是一味地摇头，一味地笑。

以后，他便套着一个汽车轮内胎做的大救生圈，在水里漂着，自得其乐地唱着。他那个救生圈，像海里的一个小岛，我们大家游累了便会攀在那个救生圈的周围休息、聊天、唱歌——那些五十年代的歌曲。

由于体力活动的增加，我们深感宾馆的伙食不能补充我们的消耗。就连我，都觉得那碗饭吃下去离“饱”字还差着好大一截。

有人说：“与其这样，食堂的盘底儿不如做成凸形，只消摆上三根扁豆便可成为满满的一盘。”

据说宾馆一年之中，就靠这几个月旅游旺季的收入支付一年的开支。

我们只好想办法来填充肚子。小街上有一家西餐馆，是天津“起士林”的分店。开始我们只在它的点心部买些点心。我们花了好长时间研究那些点心的名字。那些名字全都带着一种高傲的贵族派头，挺吓人。比如一种夹了葡萄干的蛋糕，却偏偏叫“布丁”。这和我们吃过的布丁大相径庭，可是我们谁也不好将自己的疑惑表示出来。因为那两个字，是带着那样一种不容置疑的果决态度写在一张考究的卡片上。还有一种照我看来不过是螺丝卷一样的东西，却叫什么顿，好像是嘉顿？那应该是一种传统的英国面包饼干。我忘记了，反正不是马其顿或是条顿。以致后来我们老是带着一种庄重而虔敬的口气彼此相问：“您那个什么顿吃完了吗？”好像在问：“某某公爵别来无恙？”

徐刚是诗人，会喝酒，也会吃肉。有诗为证：“李白斗酒诗百篇。”在友谊商店，他看见有三元多钱一斤的风干肠出售。开始不供内销，但售货员是通情达理的，在众人的游说下，终于卖给徐刚一斤。他回到宾馆立刻吃掉一半。由于来之不易，他舍不得一下吃光，可是到了下午，还是忍不住吃掉了。

泰昌还老是笑嘻嘻地重复着：“三元多钱一斤的风干肠，完啦！”

“完啦！”

老用点心充饥不是办法。我们采取轮流坐庄的办法，时不时去“起士林”加一次油。

北戴河那个小镇，那条小街，那些个小店，只要去过两次就会被人记住。

餐厅里有个像是领班的同志，显然记住了我们，看见我们总是客客气气地点头招呼。

那里的菜，价钱贵得吓人。我每次进那个餐厅之前，都要小声嘀嘀咕咕：“人家会不会以为咱们是个盗窃集团，不知刚在哪儿弄了一大笔赃款？”心里总是有些惴惴的，真像“做贼心虚”似的。

不是么，有那么一种人就是喜欢干涉别人的生活琐事，喜欢把人往歪处想。诸如：你为什么喜欢穿灰色而不穿红色？你这个人思想灰暗。你为什么不一个月洗一次澡而是每天洗一次澡？你这个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你为什么不把衬衣顶上面一粒扣子扣严？你准是个作风不严肃的人……有谁敢不谨小慎微，有谁敢不战战兢兢，有谁敢不屈服于这样的压力企图较量一番，准叫你一败涂地，头破血流，不得翻身。这力量无人可以匹敌。

哦，那些虚伪的、极左的、假仁假义的东西，却偏偏罩上那些立刻可以得到喝彩的、诱惑人的假面：道义啦，革命啦……说到底，谁知道他是为了革命，还是为了自己的什么？而我们的屈服也恰恰说明了我们在道德力量上的软弱和卑微。

不是么，从北戴河刚回北京不久，就听到了这样耸人听闻的话：“有些人躺在海滩上晒太阳，连衣服都不穿。”

好像游泳衣不是衣服，好像人们应该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瓜皮小帽，后脑勺上留着赵举人的长辫子再跳进水里游泳才是。可是，就连赵举人在革命军进城的时候，还把辫子藏进帽盔里去。可见赵举人还懂得在必要时，适应一下革命潮流。

我忽然异想天开，要是国际上举行游泳衣的赛会，不妨穿上长袍马褂，戴上瓜皮小帽，后脑勺上留个长辫子去赛一赛。没准出奇制胜，真能评上一个头奖。谁知道呢，洋人的口味很难说，再说，这本是咱们的“国粹”。

下午，我们基本上是在海里度过。吃过晚饭，我们便会沿着海边散步，聊天，开玩笑。比如王蒙会说：“张洁的游泳姿势非常标准，游了三十分钟，睁眼一看，却还在原来的地方。”王蒙不愧是才子，就连玩笑里，也透着深邃的哲理。

等到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坐在那个高高地悬在海岸上的亭子里看月光照耀下的海。夜是严肃的，我们也不再开玩笑，谈的大多是严肃的话题。谈创作，谈自己要写到的东西，谈我们的责任，谈对祖国、对民族的爱，还谈到在活动频繁，并且往往是二三人，甚至是一个人的出访活动中，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哪个作家背弃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这令我们感到安慰和自豪……

但是，到了北京，当我们在站台上握手言别之后，我再也看不到那个在海里大喊大叫的王蒙，买“小褂”的泰昌，买“风干肠”的徐刚。大家重又变成了原来的王蒙，原来的泰昌，原来的徐刚……我感到微微的惆怅。我们将回到各自运行的轨道上，周而复始。

我曾对王蒙说，我要写一写我们在北戴河的日子，但我不知做个什么样的题目，他说，叫“五色的海”吧。现在我在这篇文章前面，写下了这几个字。

1982年5月于羊城 Q4HXLT9vP68qqPmIlcmPOmzVKwBg8LSWA7E9vMNfywpPA8ia6uvEXqhjkOzm3zf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