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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照法国方式写作的德国人中，只有维兰在作品中表现出了天才。虽然他几乎一直在模仿外国文学，但无可否认的是，他对德国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改进了德语，使其诗歌的写法更畅达、更和谐了。
在德国，有一大批作家紧跟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文学，力图亦步亦趋。维兰第一个成功地把十八世纪的法国文学介绍到德国来。他的散文作品与伏尔泰有某种姻缘，他的诗作则受阿里奥斯托
的启示。然而这种姻缘是人为的，并不妨碍他的本质完全是德国式的。维兰的教养远较伏尔泰为好；他对古代作家进行了如此精深渊博的研究，那是任何一个法国诗人都不曾做到的。维兰的缺点和优点都不允许他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法国式的优雅轻巧。
在他的哲理小说《阿伽堂》《贝雷格里努斯·普罗台》中，维兰开卷明义便进行分析、论争、纯哲学的探讨；他全力以赴地把通常所说的 文字点缀 掺和了进去，但读者可以感到，他的自然倾向是深入探讨所有那些他只是涉猎了一下的题目。维兰小说中的严肃性同快乐气氛都很突出，以致两者不可能结合在一起；因为同一切事物一样，有对照是饶有兴味的；但如果两个极端相抗衡则不免读之生厌了。
要模仿伏尔泰，就得有那种漫不经心的性格，冷嘲热讽，充满哲理，对一切都毫不在乎，唯一在乎的是要把这漫不经心津津有味地表达出来。一个德国人永远也不可能有如此精彩的风趣，他太看重真理了，他想知道并且解释现实世界是怎么回事；即使他接受了什么异端邪说，也会不由自主地感到内疚并因而步履维艰。风雅的享乐哲学不适合于德国人的性格；他们赋予这种哲学以一种教条性质，而它之所以诱惑人，正是要表现得轻松活泼：一给这种哲学加上定理，就会使所有的人都望而生厌。
维兰的诗作较之他的散文作品远为优雅独到；《欧布朗》以及后文中将另议的其他诗歌都充满了魅力与想象。然而却有人责备维兰对待爱情太不严肃；就那些仍然像先辈那样多少尊重妇女的德国人来说，维兰应当受到这样的批评。但是不管他如何纵容自己的想象力偏出轨道，我们不禁要承认他的感受是真实的；他常常出于好意或恶意拿爱情来开玩笑，但由于天性严肃，也不敢在这方面过于放肆；他就像一位先知，不是诅咒，而是祝福；他始之以嘲讽，到后来却身不由己，变得心慈手软起来。
维兰的谈话很吸引人，这正是因为他的天然优点同他的哲学主张恰成对照。这种不协调对于他这个作家可能是有害的，但却使得同他的交往变得趣味横生：他很活跃，热情洋溢，如同一切天才一样老当益壮、青春常驻；但他却竭力要表示自己的怀疑态度，当人们应用他那优美的想象——即使是为了使他有所虔信——时，他便显得急躁不安了。他天性与人为善，但也可能发脾气，有时是因为对自己不满，有时则是因为对别人不满：他对自己不满意，是因为想在表达思想方面做得尽善尽美一些，但事物与词汇却不肯从命；他不愿意停留在那些“差不离”的说法上面，因为这些说法较之寻章摘句所得更适于谈话的艺术罢了。他也偶尔对别人不满，因为他那略呈松散的理论与他那高昂的情绪，两者颇不易调和。他集德国诗人与法国哲人于一身，两者互有愤懑之时，于是交替发作；但他的怒火颇轻浅，易于忍受；他的谈话思潮蜂拥、知识渊博，足以同时接待许多具有各种才智的人物，充作会见的主要谈资。
新派作家排除对于德国文学的任何外来影响，他们对维兰常常是不公正的：正是他的作品，即使是译作，引起了全欧的关注；正是他使有关古代的学识为美妙的文学服务；正是他在诗作中，为他那丰富多彩但略嫌粗犷的语言增添了富于音乐感的、优雅动人的灵活性。然而这倒是千真万确的：他的作品有人效尤，这对他的祖国是不利的。具有民族特色要好得多；我们在承认维兰为大师的同时，倒应当祈望他并无后继的门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