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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心灵中真正神圣的东西是无法表述的；即使有词汇来表达某些特点，却没有任何东西能表达它的整体，特别是表达各种真实的美的秘密。要说出什么不是诗，那很容易；但要懂得什么是诗，那就必须借助于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一阕优美动听的乐曲或见到一件宝物时的印象，特别是要借助那自成一体的宗教感情来说明；这种宗教感情使我们感到自己身上就有神圣的东西。诗是一切偶像崇拜的自然语言。《圣经》充满了诗意，而荷马充满了宗教色彩；这并不是说《圣经》里有种种虚构，也不是说荷马作品里有宗教信条。但热情把喜怒哀乐汇集到了一个中心点，热情好比是尘世向着天国焚烧的一炷香，把尘世与天国撮合到了一处。
用语言表达出内心感受的才具是罕见的；但凡是能感受强烈深刻的爱情的人，在他们身上都存在着诗意。没有锻炼过表达能力的人无力表达自己的感受。可以说，诗人只是把心灵深处被囚禁的感情解放出来；诗的天才是一种内在的禀赋，它同令人们作出英勇牺牲的禀赋属于同一种性质：写一首壮丽的颂歌无异于做一场英雄主义的梦。如果才能是可靠的，那么它就会像发出动人的话语一样，经常导致壮丽的行为。因为两者的出发点相同，即我们从内心感觉到了的美的意识。
一位才思出众的人说过： 散文是人为的，诗是自然的 。的确，未开化的民族总是先会作诗；只要有一种激情在内心激荡，连最平庸的人也会不知不觉地用形象比喻说话。他们借助外界的自然景象来表达内心发生的无以名状的东西。普通人比有社会地位的人更容易成为诗人，因为礼仪和玩笑只能起限制作用，而不能产生任何作品。
在这个世界上，散文与诗歌进行着无休无止的斗争。而玩笑总是属于散文这一边；因为所谓玩笑便是贬低别人。但社交精神有利于优雅快乐的诗歌发展，这类诗歌最光辉的榜样便是阿里奥斯托、拉封丹、伏尔泰。我国早期作家写的戏剧诗歌令人赞叹；描写性质的诗，特别是说教诗在法国发展到了完美的程度。但看来在古人和外国人所谓的抒情诗与史诗方面，法国人至今尚无超群拔俗的趋势。
抒情诗抒发的是作者自身的感受；作者不再是把自身移植到别人身上，而是在自身寻获各种支配自己的行动：让-巴蒂斯特·卢梭在宗教短歌中，拉辛在悲剧《阿塔丽》中，都表明自己是抒情诗人。他们熟读赞美诗，充满了强烈的宗教信念。然而法国语言和格律上的困难，几乎总是阻挠着热情的奔腾洋溢。我们的某几段短歌写得令人叹服，是可以举为例证的；但难道有一首完整的短歌，其间上帝没有抛弃诗人的吗？漂亮的诗句并不等于诗；艺术中的灵感像一条永不枯竭的清泉，它哺育着通篇作品，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爱情、祖国、信仰，在颂歌中一切都应得到咏诵，那是对感情至高无上的礼赞。为了真正理解抒情诗的伟大，就须在渺茫的境界里神驰梦游，就须忘却尘世间的噪音以倾听天国的妙曲，就应该把整个寰宇看作心灵激情的象征。
人类命运之谜对大多数人来说不足介意；但诗人却始终将它置于想象之中。死的观念会使庸夫俗子失魂落魄，却能使天才格外大胆无畏。大自然的美与破坏力的恐怖相交织，引起一种无以名状的幸福与惧怕的梦呓，而没有这，就无法理解、描绘世间的景象。抒情诗并不叙述任何情节，它在任何方面都不迁就时间的连续或空间的局限；它翱翔于万国的上空，跨越了千秋万代的历史。它延续了那崇高的瞬间——在这瞬间里，人们超脱了人生的悲欢。人们觉得自己在人间奇迹中是造物者又是被造者，应当而又不能弃世他去，他那战栗而强有力的心灵既感到自豪，又在上帝面前匍匐跪拜。
德国人既具备了想象力，又能凝神静观——这是难能可贵的——所以他们比大多数其他民族更善于作抒情诗。近代人免不了在思想方面具有一定深度，这是一种唯灵的宗教造成的习惯；如果这种思想深度不是借形象来表现，那么也还不是诗：应当使大自然在人的心目中变得崇高伟大，人才能利用它作自己思想的象征。灌木林、花朵、溪水对泛神论诗人已经足够；孤寂的森林、无垠的海洋、灿烂的星空，差堪表达充满基督徒心灵的永恒感与无限感。
德国人的史诗也不比我们多；这种美妙的创作似乎不是赋予现代人的；也许只有《伊利亚特》能完全符合人们为这类作品建立的观念。为了写史诗，就必须有一种不可多得的各种条件的汇聚，这只有在希腊人的时代才具备：也就是说既要有英雄时代的想象，又要有文明时代完善的语言。在中世纪，想象是很旺盛的，但语言却不完善；及至今日，语言倒很纯净了，但想象却未免欠缺。德国人在思想与文风方面颇有勇气；但在主题的实质方面却极少创新。他们的史诗尝试几乎总近乎抒情的体裁。至于法国人的史诗尝试，则毋宁归入戏剧类，其中短暂的兴味多于雄伟的气魄！至于在戏剧中取胜，那么其部分原因是限定范围、估量观众的趣味，并巧妙地加以顺应等技巧；而在创作史诗的时候，完全不能从外在、暂时的因素出发。史诗要求绝对的美，能够打动单个读者的美，而单个读者的感情比较自然，想象比较大胆。谁要是想在史诗中作过分大胆的尝试，就很可能受到法国“得体的趣味”的严厉谴责；而不冒任何风险的人也会同样遭到鄙夷。
布瓦洛一方面使趣味和语言都臻于完善，另一方面无疑使法国人的思想极不利于诗的发展。他只说了一大通应当防止什么，他所强调的只是理应如何和讲究分寸的教义，将某种学究习气引进文学，而这对艺术崇高的激情是很有害的。我们有许多法语写诗技术上的杰作；但怎么能把写诗技术称为“诗”呢？把本应保持散文面貌的作品硬译成诗，如蒲伯那样，用十个音节来叙述如何打扑克牌及有关的种种细节，或者像我国最新的诗作那样，写掷骰子、写下棋、写化学，这简直是语言的魔术；这是名为写诗，实为玩弄文字，犹如玩弄音符编写“奏鸣曲”一样。
要把那些最不宜于运用想象的东西，用高贵的笔调描绘出来，这自然须要精通诗的语言。因此，有人赞赏这诗歌画廊中的某一两件作品，也是不无道理的。但每篇作品之间的过渡，必然如作家头脑里的情况一样，是散文式的。作家心里想：“我要就这个题材写几句诗，然后就那个题材或另外什么题材写几句。”这样，他就在无意之中，把他的工作方式透露了给我们。真正的诗人可以说是在自己内心深处一次构思他的全部诗作的：如果没有语言上的困难，他会像女巫或先知那样，随时随地吟咏出天才的圣歌来。他受到自身观念的激动，犹如一生中的重大事件能使作家激动一样。一个新的世界展现在他眼前：每种情景、每个性格、每个美丽景色的崇高形象，都引起他注目；他的心为一种天国的幸福而跳动，这种幸福如同闪电一般穿过命运的黑夜。诗，是在刹那间获得了我们的灵魂所祈愿的一切。才能消除了生存的疆界，把凡人朦胧的希望变为光辉夺目的形象。
描写才华的特征，比为才华规定若干教条要容易一些。天才如同爱情一样，是以感受者激情的深度来衡量的。但如果敢给这位天才提什么建议（天才是只听命于大自然的），那么就不应当只提纯粹文学性的建议；对诗人讲话就应当像对公民、对英雄讲话一样，应当告诉他们：
“你们要有道德，有信仰，要不受拘束；尊重你们所爱的一切，在爱情中追求不朽，在大自然中追求神圣；使你们的灵魂变成神圣的殿堂；那么，高贵思想的天使就将不惜降尊纡贵，在这殿堂里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