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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是一位才智非凡而又非常诚实的人。这两种品质至少在文人身上应该是不可分离的。思想只有在唤起我们向往真理时，才能与行为等量齐观；谎言在著作中比在行动中更可恶。行动，即使是欺骗性的，也仍然不失为行动，而要判断或憎恶它们，人们也知道从何入手。但著作若不是从诚挚的信念出发，就只是一堆令人生厌的废话。
没有比文学更美好的事业了，如果是像席勒那样从事这项事业的话。的确，在德国的一切事情中，有那么多严肃和诚实的因素，因而也就只有在文学事业中才能了解每种天赋的性质与由此产生的义务。然而席勒之所以在众人中可敬可叹，是由于他的品德高尚，也是由于他的才华出众。良知便是他的缪斯：缪斯是用不着人们呼唤的，只要听从了她一次，以后便总会听见她的声音。席勒热爱诗歌、戏剧艺术，热爱历史和文学，并且对文学是为热爱而热爱。他即使决心不发表作品，也同样会这么认真地写作。任何其他考虑，不论出自功名成就、风尚习俗，或先入之见，总之任何来自他人的因素，都不能使他损害自己的作品。因为他的作品就是他本人，它们表现着他的灵魂。假如当初给他以灵感的感情不曾改变，那么他根本不会考虑修改一个字。当然，席勒也不免有自尊心。追求荣誉固然需要自尊心，恐怕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它的。但从结果来看，任何东西都不像虚荣同爱护名誉之间的差别那么大。前者力图剽窃功名，后者却努力去争取它；前者自我顾盼，对于舆论卖乖弄巧；后者却听其自然，靠自然发展来得到一切。此外，在爱惜名誉之上还有一种更纯粹的情感，那就是热爱真理，它使文人同神父一样，成为高尚事业的斗士。他们应当护佑那神圣的火焰：因为现在同过去不同，纤弱的女性已不足以捍卫它。
天才的无邪、力量的赤诚，这都是美好的事物。对于善良有一种有害的看法，以为善良即软弱。当它同高度的智慧和力量结合的时候，就明白为什么《圣经》这样说：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人类。席勒踏入社会之始，由于想象的漂泊无定而遭到损失；但进入中年之后，他却重新获得崇高的思想所产生的高尚的纯洁。他从来也不姑息邪恶的感情。他生活着，他的言谈举止好像表示恶势力并不存在。当他在作品中描写坏人时，往往夸张而欠深度，仿佛他并没有真正结识过坏人。坏人出现在他的想象中像一种障碍、一种具体的灾难。也许真的，坏人不具有智慧的素质，因为惯于干坏事，他们的灵魂已变成一种腐朽的本能。
席勒是个好父亲、好丈夫、好朋友。他秉性平和温柔，各种好品质无不兼备，只有才华能使他热情洋溢。对自由的热爱、对妇女的尊重、对艺术的热忱、对神的崇拜，这一切都使他的天才活跃生动。只要分析一下他的全部作品，就可看出他的每一部杰作是同什么好品质相呼应的。人们常说，智慧可以弥补任何不足。在常识行为占上风的作品中，我认为是这样的。但若要在人性的激烈变化及其深渊中描绘人性，单靠想象力就不够了。得有一个经过暴风雨激荡的灵魂，但要恢复那里的宁静，上天还得下凡。
我第一次看见席勒是在魏玛大公和公爵夫人的客厅里，那是一个充满智慧和庄严的社交场合。那时，他的法语阅读能力很强，但却从来没有开口讲过法语。我热烈赞扬法国的戏剧体系，认为比别国都强。他毫不客气，对我严加驳斥；他并不怕他的法语说得不流利，也不顾忌其他听众的意见——其看法与之相左——本着内心的信念，他竟滔滔不绝地谈论起来。为了驳倒他，我首先使用了法国式武器，即活泼的辩才与玩笑相交织，但不久我就发现，虽然有语言的障碍，在席勒的言谈中却有那么丰富的思想。我不禁为他那纯朴的性格所感动，这种性格把一位天才投入了一场词不达意的论争，我感到他是如此谦逊，对自己的功名成败又是这般不介意，然而在捍卫自认为是真理的事物时，又是如此自豪，如此活跃，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对他充满了友谊与敬意。
席勒正值年富力强时得了不治之症，他的孩子和夫人（她具有种种美德，因而无愧于席勒对她的爱情）使他在弥留之际得到了慰藉。他的一位知心朋友德·沃尔佐根夫人在他去世前几小时问他觉得怎样。席勒答道：“觉得越来越宁静。”可不是吗？难道他没有理由信赖苍天吗？他不是辅佐了苍天对人世的治理吗？他不是已经接近天国了吗？他不是处于亲人之间，不是已经同那些久已期待我们的故友重逢了吗？
“尊敬的朋友：我写给您的第一封信竟是一份诀别书，这是多么令人悲伤！但您的形象已经深深印在我心里，我将永远铭记不忘……不幸的是，语言的障碍把我们分离开来；但我窃以为自信的是，感情又把我们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在这种不幸中聊可告慰的是，您所表达的思想我并非没有理解。我将永远敬仰您的思想，尤其敬仰您的善良、崇高的感情、对真理的高度敏感，以及您所特有的感受事物的严肃态度。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