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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读者熟知司汤达的《红与黑》，却不太了解他的另一部小说《红与白》（又名《吕西安·勒万》）。它可说是《红与黑》的姊妹篇，从题材、结构到写作理念都与《红与黑》形成呼应之势。它是司汤达篇幅最长的小说，也是唯一保存着手稿的作品。它虽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却深得专业读者青睐，因为散布于手稿各处的批注与评论，使读者得以进入小说创作的内幕，了解作者的创作理念与写作方法。
1833年秋天，驻意大利奇维塔韦基亚担任领事的司汤达回巴黎休假，一位女友戈尔蒂埃夫人写了一部小说，题为《中尉》（ Le Lieutenant ），请他指正。司汤达将手稿带回阅读，在1834年5月写给戈尔蒂埃夫人的信件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小说的诸多缺点，如语言过于华贵夸张、人物形象不够自然生动，等等。他先是大刀阔斧地修改朋友的手稿，告诉她应当如何改进小说。几天后，他担心“这位夫人写的小说很快会变成女仆文学阅览室的无人问津之作”。“女仆小说”（romans pour femmes de chambre）是他对当时流行的通俗小说的称呼，即不讲究艺术手法，只求情节离奇、催泪煽情的小说，博取格调不高的读者欢心；而与之相对的“沙龙小说”则追求真正的文学价值。司汤达于是决定自己重写一部小说，便是我们今天读到的《红与白》。
小说写作的缘由符合司汤达一贯的创作习惯，那就是在现有故事的框架上加以阐发。《红与黑》根据真实的刑事案件“贝尔德案件”写出，《巴马修道院》和《意大利遗事》根据意大利古代抄本写出。小说家通过想象，将报刊与故纸堆中死气沉沉的材料变成了引人入胜的作品。这一次，他又找到想象起飞的一块跳板。戈尔蒂埃夫人的手稿至今已不存，后世读者无从知晓原作与司汤达的小说之间有何联系。但是，从作者在小说手稿页边留下的大量笔记、提示、修改和计划，读者可以推想，司汤达顶多从朋友的作品中借用了第一部分南锡的故事情节，而在情节基础上展开的是他早在1819年写作的论著《论爱情》以及1825年发表的《拉辛与莎士比亚》第二部分中提出的观点，描绘年轻人心中爱情诞生的过程。后文将详细论述。
司汤达最初计划把小说分成三部分，分别发生在法国外省、巴黎、罗马大使馆。主人公吕西安·勒万是巴黎的富家子弟，他于1832年左右从综合工科学校退学，在父亲的安排下，成为外省城市南锡的驻军军官，与当地贵族德·夏斯特莱夫人产生恋情，后因误会而愤然离开。第二部分讲述他在巴黎的经历。他通过父亲的关系，成为内政部长的秘书，接触到大银行家、众议员与部长等位高权重的人物，见识了政界的种种内幕。在第三部分，他成为法国驻罗马大使的秘书，见证外交界的诸多事件。小说结尾也早已计划好：吕西安最终回到法国，与德·夏斯特莱夫人重逢，两人澄清误会后成婚。
司汤达大约花了一年时间写出前两部分。1835年4月，他说“画已涂满了”，便放弃了第三部分的写作计划。于是，这部小说最终有着与《红与黑》相似的二元结构，由外省和巴黎两部分构成。因手稿信息繁杂，司汤达找了一位抄写员誊写，自己一边口述一边修改，完成前十八章的整理，书名定为《绿色猎人》。在写作过程中，他还考虑过用《吕西安·勒万》《红与白》《马耳他岛的柑橘》《电报》等作为小说书名。他去世后，他的表弟罗曼·科隆（Romain Colomb）以《绿色猎人》（ Le Chasseur vert ）为题，出版了前十八章。1901年，让·德·米蒂（Jean de Mitty）首次编辑出版小说全稿，但这一版本不够忠实完整，招致诸多批评。直至1926年由亨利·德布雷（Henry Debraye）编辑的四卷本在尚皮翁出版社出版，读者才得以见到小说全貌。法国最权威的文学丛书“七星文库”分别于1952年和2007年出版两个版本，本书根据亨利·马尔蒂诺（Henri Martineau）1952年的经典版本译出。在此之后，2007版更为忠实完整地呈现了小说手稿及页边批注的内容。
司汤达曾在《红与黑》中写过：“小说是人们沿路拿在手里的一面镜子。”他在为《红与白》写的第一篇序言中又写道：“作者认为，除去主人公的激情以外，小说应当是一面镜子。”因此，两部小说都属于司汤达构思的“小说—编年史”，即小说不应以遥远的过去作为题材，而要像镜子一样忠实地反映当代现实，“描绘当今社会的习惯”，呈现群体的精神状况，由此帮助读者理解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红与黑》的副标题是“1830年纪事”，那么《红与白》也可以称为“1834年纪事” [1] ，呈现七月王朝初期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尤其是政治领域的种种细节。
小说开篇第一句话便呈现出当时的社会氛围：“吕西安·勒万被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开除出校，因为有一天他违禁外出游荡，竟被拘留，他所有的同学也一起被拘留了：事情就发生在一八三二年或一八三四年六月、四月或二月名噪一时的日子那样一个时期。”此处影射真实的历史事件，1832年6月，拉马克将军逝世引发共和派暴乱，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学生身穿军装参加拉马克将军的葬礼，因这次反政府游行而被学校开除。此时，法国自从1789年经历大革命的震荡，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数十年间，旧制度土崩瓦解，国王徒剩虚名，政体经历了走马灯似的变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拿破仑帝国、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的复辟君主制，路易-菲利普的改装君主制等一一登场。1830年革命爆发后，复辟王朝的查理十世被迫退位，逃往英国，代表资产阶级的路易-菲利普继承了国王兼主教的王位。然而，正统派的贵族仍然势力强大。他们生活在恐惧之中，对路易-菲利普政府不满，盼望亨利五世接替查理十世回来统治。与正统派相对立的是由青年一代构成的共和派；夹在两者之间就是当权的资产阶级，政治与军事力量上的“中间派”（译文中译为“稳健派”）。右翼正统派、左翼共和派与中间派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而各个阵营内部又微妙地分化为多股力量。各怀立场的派别、各种不同质的运动出于偶然而遇合，构成错综复杂、众声喧嚣的社会。
小说第一部分的发生地是法国东部城市南锡，它构成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是呈现七月革命之后各方势力斗争与制衡的政治棋局。以南锡为中心的东部地区是法国洛林大贵族的聚居之地，加之它是边境城市，靠近德国科布伦茨，而科布伦茨本是大革命时波旁王族的居住地，因此贵族势力格外强大，巴黎当局对此地动向也非常关注。正统派、共和派和中间派这三个政治阵营，对应着贵族、青年一代和资产阶级三个社会群体，在城中形成各自的交往圈，阶层固化，空间隔绝，互不往来。在拿破仑帝国时期曾战功赫赫的戴朗斯男爵，在七月王朝却成了惊弓之鸟。他这样描绘南锡的局面：“贵族，既富有，又抱成一团，他们公开蔑视我们，每日每时都在嘲弄我们；资产者，他们都听凭精明透顶的耶稣会教士调弄，所有有点钱的女人也都听从他们指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城里所有的年轻人，不是贵族，也不是教徒，个个都成了红了眼的共和派。”（第三章，36页）手无实权的中间派政府及其代表夹在各派势力之间左右为难：“人人侮慢省长，而又看不起将军；省长与将军被排斥在一切之外，虚有其名。”（第三章，39页）戴朗斯将军通过舞会这一细节，便将阶层隔离显露无遗。坚持正统思想的贵族，不允许资产阶级融入他们的圈子，从不邀请他们参加自己的舞会。外来的政府官员甚至找不到度过夜晚的场所：“你猜省长晚上到什么地方去消磨时间？他只好去找食品杂货店老板娘贝尔序太太，她的会客厅就设在她的店堂的后屋。这个他当然不会写信报告内政部部长。至于我，我的地位高，要自重，我不去找人闲谈，什么地方也不去，晚上八点钟我就上床睡觉。”而他手下的军官，只能“到咖啡馆去，找小姐们去，连微不足道的资产阶级那里也休想进去”。（第三章，42页）
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中，吕西安作为一个外来者，是唯一能够游走于各个阶层之间的人。首先，军人这一职业具有流动性，立场不定，政见分歧，而且小说强调法国东部是军事地区，人们对军人向来喜爱。加之金钱是社会的通行证，吕西安虽非贵族，却凭借家中的财富走进贵族阶层的大门。他最初只能与酒馆商铺的资产阶级来往，外省贵族虽对他一掷千金买马的行为感到惊奇，好奇地打听他的家世，但仍对他非常戒备。直到看见他前往教堂祈祷，温和有礼，看不出“雅各宾分子和‘七月英雄’的气味”，才逐渐将他纳入自己的交往圈。这个立场不明的外来者行走于各个阶层、各个党派之间，看到资产阶级眼界狭隘，品位低俗；贵族因循守旧，无所适从。时局混乱催生各种乱象，贵族阶层内部其实四分五裂，富于理智的人支持亨利五世，更为激进的贵族则希望路易十九继查理十世统治国家。极端保王党人虽自视甚高，却不得不把普瓦利埃这个粗俗精明的平民当作灵魂领袖。“即使是最伟大的国王，也需要这一类出身下贱的顾问出来为他们效劳。”（第三十五章，373页）
吕西安回到巴黎的从政之路更是乱象丛生。他接触到最富有的阶层和最上层的贵族，见识了金融与政治相互勾结的内幕。政府官员庸碌无德，内政部长德·韦兹先生和一心想当部长的葛朗代先生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蠢材，但议会偏偏喜欢，因为“议员先生们害怕思想”。（第六十一章，716页）金钱成为后革命时代的唯一动力，支配着整个社会与政界的运转。高官政要无不是窃国大盗，连国王也做起了证券交易。吕西安的顶头上司德·韦兹先生借助证券交易所的内幕大赚其钱，省长同样“既偷且盗”。他们封锁政府的秘密，操纵外省选举，诽谤正派人士，不惜一切代价保全自己的地位和利益。
小说之所以大费笔墨描写政治时局与社会状况，是因为作者认为文学有责任再现时代本质，记录当代社会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又记录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体，进而思考社会与政治的深层机制，阐释时代变迁。司汤达在《红与黑》中描写保王党秘密会议的章节中曾借作者与出版者的对话，指出政治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构成要素，它进入文学，虽会损害虚构作品的文学性，却是文学真实呈现现实生活不可忽略的因素。
“政治，”作者又说，“是挂在文学脖子上的一块石头，不出六个月，就会让它沉下去。在妙趣横生的想象中有了政治，就好比音乐会中放了一枪。声音不大，却很刺耳。它和任何一种乐器的声音都不协调。这种政治必然会惹恼一半读者，并使另一半读者生厌，他们已经在早晨的报纸上读到了更专门、更有力的政治了……”
“如果您的人物不谈政治，”出版者又说，“那他们就不是一八三〇年的法国人了，您的书也就不像您要求的那样是一面镜子了……” [2]
《红与白》延续这一观点，成为十九世纪法国文学中最为重要的政治小说，甚至被让·普雷沃等批评家诟病“过于政治化”。小说不仅深刻剖析了七月王朝政权的深层机构，而且包含对现代政治的思考，记录对各种类型政府的评判、大革命之后欧美国家的状况、国家机构与运作。这是司汤达的作品与同时代涌现的大量讽刺小说之间的差别。那些平庸的小说针砭时弊，但是没有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风俗世态，没有去探究从深层影响世态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而司汤达认为小说是认识当代社会的工具，既要呈现时代的特征，又要拉开历史学家的距离，具有历史的纵深感。他与同时代的巴尔扎克一样，把政治视为推动国家变动的动力，在小说中展现出它可怕的力量。他拆解庞大的政治机器，将其运作机制、各个部件展示给读者看，其手法精准，解释清晰，由此通过小说的提炼和浓缩，破解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背后的深层机制，帮助读者理解被裹挟在社会与历史整体之中的、处于各种位置与关系之中的人。
《红与白》以吕西安在不同群体中的经历为主线，把个体融入更为宏大的时代历史进程当中，呈现七月王朝整个法国的社会面貌，写出了整整一代青年在新旧交替时代的彷徨。在大革命所开启的既矛盾又混杂的十九世纪，政体反复无常，舆论摇摆不定。人们在旧制度与新世界之间无所适从，政见与身份也瞬息万变，既缅怀君主制下古老典雅的法国，又赞叹大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变革；既追忆过往，又被迫面对当下。吕西安本是一个愿意为国效力的有志青年，当他见识了各个阶层的局限，把各个党派的人加以比较，不由感到迷茫：“他在迷雾中徘徊不定。”（第六章，85页）“难道我真是命中注定非在自私却又彬彬有礼的顽固的正统派王党和高尚却又令人生厌的顽固的共和派之间度过我这一生不可？直到现在我才真正懂得我父亲‘为什么我不生在一七一〇年，拿五万利弗尔年金？’这句话的含义。”（第十一章，159页）吕西安的同僚科夫是出身寒微的青年，同为共和派，态度却更为疏离：“科夫蔑视当前这个时代，他认为在这个时代不论什么事都不值得卷进去。不公正与荒谬背理之事让他愤慨，其次，去同情与关心占人类大多数的无知又无赖的群众，他又不大高兴。”（第四十七章，520页）小说还时时跳出欧洲视野，将旧制度的法国与作为共和制典范的美国进行对比。吕西安想摆脱法国的困境，曾考虑前往美国：“在美国，人人都公正、有理性，十全十美，不过也很粗俗，而且念念不忘的就是 金元 ，与这样的人相处，我感到讨厌。”（第六章，82页）比之美国庸俗愚蠢的道德精神，他宁可选择腐朽却风雅动人的旧时代宫廷风尚。可是，要享受古老文明提供的闲暇与乐趣，就必须承担政府的腐败。
司汤达在为《红与白》写的第二篇序言中写道：“宽宏善意的读者，您将要读到的这部小说的作者，是一个狂热支持罗伯斯庇尔和库东的共和派。然而，他同时也热烈盼望王族长系东山再起和路易十九出来统治。”这番话表明作者面对历史的矛盾态度：他出身于上层家庭，父亲是法官，外祖父是医生。他成长于法国大革命之后，有时支持拿破仑，有时支持共和政体，却又按照家庭传统，保持着贵族观点和趣味，虽然赞成大革命带来的民主与政治自由，却又厌恶与之俱来的庸俗的资产阶级趣味。于是他在吕西安身上寄托了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他们时代的共和精神与另一时代的君主道德联姻”
。历史学家莫娜·奥祖夫在《小说鉴史》中通过一系列小说透视法国大革命在十九世纪的回响，她从司汤达的《红与白》中看到，作者面对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缅怀大于乐观：“司汤达这样的小说家，认为大革命仍在不断地产生影响，旧制度已经死亡，他幻想把共和国精神嫁接到贵族道德上，但却不相信这一点。”
[1] A.M.Meininger， Lucien Leuwen ，Paris，Gallimard，《Folio classique》，2002，《Postface》，p.783.
[2] Le Rouge et le Noir ，in Œuvres romanesques complètes ，éd.Yves Ansel et Philippe Berthier，Paris，Gallimard，《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t.I，2005，p.688.译文引自《红与黑》，郭宏安译，译林出版社，2023年，第374页。
吕西安穿越了七月王朝统治下社会的各个阶层，见识到贵族的做作、资产阶级的虚伪、共和派的狂热，认识到政治与理想主义是背道而驰的，政治从上到下全靠谎言支撑：“一个行会组织或者一个人总有一个 根本性的 谎言不得不维持，那情形就是这样。从来也没有 纯粹的 、 单纯的 真理呀。”（第三十九章，410页）“真实”只属于信仰缺失、身无立场的人。然而，这个幻灭的过程不是以苦涩或愤怒的形式体现出来，而是通过喜剧来呈现的。
司汤达年轻时的梦想是成为像莫里哀一样伟大的喜剧作家，可是他逐渐发现共和制下喜剧不存，喜剧只有在大革命之前的君主制社会才能存在。他认为路易十四时代的人热爱欢快喜剧，从国王到平民都性情率真、不惮俗礼，甚至被低俗滑稽的闹剧逗得哈哈大笑；而在他所处的十九世纪，人们在金钱、政治、党派的争斗中变得虚伪冷漠、阴郁沉重，在生活中处处生硬刻板，已经丧失了欣赏喜剧的无忧心境和雅致品位。他在1811年写道：“我一直是赞成法国大革命的，尽管它带来的好制度仍有一点被革命爆发的烟雾所遮掩。只是近来我依稀感到大革命把‘欢快’从欧洲驱逐出去了，也许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 [1] 资产阶级社会地位上升，成为剧院的观众，导致的结果便是：“自从大革命之后，剧院的观众都变蠢了。” [2] 他赞成斯塔尔夫人的观点，认为政治自由与笑无法共存：一旦有党派之分，笑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攻击报复色彩，而带有政治意味的笑就不再是愉悦的笑，而是尖锐的武器；粗暴短浅的政治利益代替了诗人所追求的精致趣味。他发表文章《喜剧在1836年不可能》，宣告喜剧的末路：“自从民主制让无法理解微妙感觉的俗人坐满了剧院，我就把小说视为十九世纪的喜剧。” [3]
《红与白》可说是司汤达唯一的喜剧小说（roman comique），实现了他早年的喜剧梦。从巴黎到外省，从宫廷到市镇，小说勾勒出滑稽的人物群像，呈现的是整个社会的喜剧：七月王朝统治下的法国社会整个就是一场闹剧，连国王也参与其中。吕西安的所见所闻都被冠以“喜剧”之名：资产阶级表现出“不变的装腔作势以及故意作出来的和蔼善意”；贵族思想贫乏，行为言语都矫揉造作：“这些先生当中最可爱的人物手头现有的玩笑不过那么八九个。”（第十二章，165页）德·桑雷阿侯爵因言行激进，成了南锡保王党的领袖，却因重复的表演显现出精神上的匮乏：“这位好样儿的侯爵仍然有他叫人无法忍受的地方；他听不得路易-菲力浦这几个字，一听谁说出这个名字来他就尖声怪叫，大喊‘贼，贼，贼’。这也是他的一个特征。南锡大多数贵族太太每次听到他这样惊呼怪叫都要笑个不止，而且一个晚上常常要笑上十次。吕西安对这种没完没了的大笑和胡闹十分反感。”（第十一章，164页）
失势的贵族以不断重复的戏谑取笑来掩盖内心的恐惧与失落：“这些人即使笑，也在装腔作势；他们在最开心的时刻，心里想的仍然是九三年。”（第十二章，165页）德·夏斯特莱夫人的父亲图谋女儿的财产，为了阻止她和吕西安来往，与邮局局长达成密谋，扣押女儿的信件。小说对他们冗长的对话隐而不表，猜测读者一定会感到厌烦：“因为这种喜剧人们至今已看了四十年，一个自私自利的老侯爵和一个职业信徒之间的对话所表现的一切，难道还想象不出来？”（第四十章，418页）
巴黎的显贵阶层更为文雅精致、漂亮入时，但愚蠢与贪婪的本性却丝毫未减。在吕西安看来，外省贵族是“乡下的喜剧演员”，巴黎剧院包厢里坐得满满的女人也像是“乡下女戏子”。德·韦兹部长为了讨好老勒万，假装赏识信赖吕西安，“无异于乡下的蹩脚演员，表演得太过火了”；而有趣的是，部长也颇有自知之明：“心里也明白，自己扮演这个角色未免太出格了。”（第四十二章，457页）吕西安的同僚戴巴克虚伪狡诈，而且性格不幸表现得过于明显：“在这副面孔上，你就看不到别的表情，所能看到的只有硬装出来的彬彬有礼的样子和让人想到达尔杜夫那种天真善良的表情。”（第四十三章，460页）葛朗代先生的夸夸其谈是“一个蠢材竭力模仿孟德斯鸠，故意说出来的机智、深奥的词句，他对于涉及他的处境的话，一个字也听不懂！”（第六十四章，750页）巴黎名媛葛朗代夫人有着“贵族式的美和模仿来的优雅风度”，刻意模仿斯塔尔夫人，“我敢打赌，她从三法郎一本的小册子里收集了不少名言警句。”（第四十三章，463页）
整个社会靠着虚伪表演来运转：“厚颜无耻和招摇撞骗，缺此就办不成大事。”（第四十七章，507页）原本单纯直率的吕西安不得不戴上假面，扮演社会对他期待的角色。为了接近南锡的贵族社会，结识他心仪的德·夏斯特莱夫人，他假装虔诚，前往礼拜堂祈祷：“今后我应当戴上特权与宗教之友的假面具。”（第九章，127页）他害怕被杜波列博士等人识破心事，又不能断绝关系，“‘同这些人打交道不能只扮演一种角色’；所以他一开口就像个演员似的。他时时都在扮演某个角色，扮演他心目中最可笑的一个角色。”（第二十一章，246页）等到他参与选举舞弊时，已经掌握了政界的表演法则：“他和这个矮小的吹毛求疵的省长正好棋逢对手，在这出尔虞我诈的戏里，他必须加意小心，因为他自己也要扮演一个角色。”（第五十一章，596页）
最为荒诞不经而又最意味深长的事件，是吕西安需要借助伪装来平息谣言，即用一个谎言来修正另一个谎言。在小说中，吕西安频频被人称为“圣西门主义者”。“圣西门主义”来自亨利·德·圣西门伯爵的理论，主张发展工业，以此改变世界，改变人们的生活境况。司汤达曾在《针对实用家的新阴谋》和《论爱情》前言等论述中批评这种理论泛滥所引发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抗拒圣西门主义一切从经济角度出发，甚至让艺术也为工业社会服务的主张。在《红与白》中，圣西门主义与共和派紧密相连。其实，吕西安并无坚定的政治立场，之所以被称为圣西门主义者，只是因为他性格严肃认真，没有纨绔子弟的轻浮之态，于是授人以柄，被冠以该称号，成为社会中具有革命倾向的危险分子，招致保王党的仇恨。为了帮他洗刷这一“污名”，吕西安一当上内政部的查案官，父亲就送给他一张歌剧院的长期包厢票，作为这个头衔“应有的附属品”。父亲鼓励他出入歌剧院，与舞女交往，扮演纵情声色、夸夸其谈的角色，甚至要求他追求社交圈中著名的资产阶级美人儿葛朗代夫人，谈一场引人注目的恋爱。一切皆是表演，因而小说中频频出现的歌剧院极具象征性，表面看是寻欢作乐的场所，实则是权力与金钱暗中交易的中心，代表着渗透进政治体制中心的腐败。戏剧是对整个时代的隐喻，时局如戏剧，戏剧如时局。
《红与白》作为“喜剧小说”入木三分的嘲讽功力，不仅仅在于它将社会视为一台大戏，将生存视为表演，呈现台前幕后的虚情假意、明枪暗箭，更在于它戏谑调侃的笔调。在这部泛喜剧化的小说里，一切皆成为调侃的对象。见证整出喜剧的，正是身处旋涡中心的勒万父子。从这个角度来说，吕西安的父亲老勒万是小说的核心人物。他是个权势通天的大银行家，身处政治风暴的中心，却能超然物外，对金钱、权力不屑一顾。他性情乖张，玩世不恭，“是一个喜欢吃喝玩乐而又很有头脑的人物，简直像恶魔一般，专门 冷嘲热讽 ，是王位与祭坛的大敌。”（第三十三章，354页）即使面对国王拉选票的请求，老勒万也保持他“讥讽嘲弄的表情”，请求国王允许他“嘲笑嘲笑陛下的那些部长”。老勒万家的客厅成为才智之士聚集的场所，“人们在这里只是喜欢嘲笑，逢到机会适当，任何装腔作势、矫揉造作，首先从国王和主教开始，都要给他嘲笑一番。”（第一章，13—14页）
这种居高临下的眼光，自然有其现实基础：“七月王朝以来，银行又居于国家的主脑地位。资产阶级已经主宰了圣日耳曼城区，银行就是资产阶级中的贵族嘛。”（第六十三章，738—739页）但这个人物更大的魅力来自精神层面：“他在精神上与其说眼界甚高，不如说自然而热情狂放，又轻率得可爱。”（第四十七章，507页）他对一切洞若观火，能游刃有余地参与险恶的斗争，又能置身事外，以玩笑的目光看待世间万象。小说写道，老勒万在世上最害怕的两件事：“一是厌烦无聊，二是空气潮湿。”（第一章，12页）冷嘲热讽，是他应对这个庸俗苦闷的时代的方法。他的玩笑可以毫无指涉，毫无目的，把自己也当成调侃取笑的对象：“勒万先生向来不是个严肃的人；没有什么人可以嘲弄，他就嘲笑自己。”（第四十七章，514页）在司汤达笔下，善于发现事物的可笑之处，尤其是善于自嘲，是才智超群的体现，也是优雅之人的特权。
如果说吕西安面对社会还有少年意气、愤慨不解，他的父亲则是兴致勃勃接受游戏规则，口是心非，与遍布朝野的蠢货虚与委蛇。自从他进入内阁，“半个月后，勒万先生有了很大的变化，使他的朋友大为惊奇：他和新当选的三四十位最愚蠢的议员交上了朋友，往来不断。想不到他一点也不嘲弄他们。勒万的朋友中有一位外交官，特别感到忧虑不安：他居然对一些脓包也不再那么蛮横无理，竟和他们认真交谈，他的脾气真是变了，我们将要失去这么一个好朋友了。”（第五十六章，665页）议会让老勒万成为高级银行界的代表之后，元帅亲临他举办的舞会，两人互表真诚的友情，实则大谈利益交换：“巴黎两个最大的骗子这时倒是真诚的。”（第六十章，711页）
老勒万是司汤达笔下少见的宽容开明的父亲形象，他的性情和人生准则也深刻地影响了吕西安。两人的性格，从本质上来说是欢快爽直的。全书中父子俩最常见的举动便是“笑”，既有开怀大笑，又有心中暗笑，更多的时候则是面对他人的丑态强忍住笑。吕西安初到南锡，向省长弗莱隆先生买马，见到这位像上过浆一般僵硬做作的人物，“唯恐当着这位大人物的面失声笑出来，一时被弄得手足无措。”（第四章，50页）他听说南锡名医杜波列博士在城中神通广大，“是一个很值得见一见的大阴谋家”，便以生病为由，请他前来结交。“这位杜波列先生是一个庸俗不堪的人物，他对自己这种亲昵、不拘礼、鄙俗的作风很是扬扬自得，好比猪在人们面前只顾其乐无穷地在污泥中打滚一样。”（第八章，112页）有天杜波列博士谈兴正浓，一听到五点钟敲响，就摆出严肃虔诚的态度，要去礼拜堂参加晚祷。惺惺作态引发吕西安的大笑：
吕西安失声大笑。马上他又懊悔不该如此，连忙请求博士原谅；但忍不住的狂笑直往上涌，他简直无法控制，憋得他眼泪也流出来了；最后，因为笑控制不住，竟哭了起来……他希望博士继续解释下去，竭力忍住笑，把心里要冲出来的笑强压下去，以致喘不过气来。（第九章，128页）
吕西安听着博士给他讲的这些重要史迹，断定别人这时一定在注意看他，他唯恐控制不住又要发疯似的笑出声来。（第九章，132页）
吕西安为了接近德·夏斯特莱夫人，到苦修会礼拜堂晚祷。贵族认为他思想正派，对他好感倍增。他小心翼翼扮演信教的角色，大获全胜：“憋了一个多小时都不敢笑出来，现在尽可以放声大笑了。”（第十章，135页）紧接着，他又在贝尔序家中看到资产阶级的可笑做派：
贝尔序先生见吕西安来了，就对他太太——一个五六十岁的大块头妇人说：
“我的小宝贝儿，给勒万先生端一杯茶来。”
贝尔序太太没有听见，这句带有“我的小宝贝儿”的话贝尔序先生重复了两遍。
吕西安不禁心里想：“这些人真是好笑，怎么怪得了我？”（第十一章，152页）
他听着琐碎无聊的谈话，百般煎熬，看表才过了二十分钟。这一细节与老勒万面对野心勃勃的葛朗代夫人的态度形成呼应：老勒万听着她委婉曲折的长篇大论，不时看着壁炉上的钟，计算她讲了多少分钟。听到她为丈夫谋求部长职位的要求，阴沉着脸保持沉默，实际却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使自己没笑出声来”。他故作严肃谈完话，“勒万先生这句话一说出口，便想大声笑个痛快，他怎么也忍不住了，没法子只得一走了之。”（第六十一章，723—724页）
司汤达的小说有真实的历史事件作为参照，但作者刻意模糊处理小说的政治指涉，首先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他是政府官员，不应发表过于强烈的反政府言论，他甚至决定在担任领事期间不创作作品。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不想将文学作品粗浅化，降格为政治讽喻的工具。过于露骨的政治讽刺会削弱小说的文学性。如果读者能够对号入座，辨认出小说人物在现实中的原型，作品就变成了讽刺攻击的政论文章，而非予人愉悦的文学作品，“报刊的脚手架有可能遮住小说的建筑” [4] 。因此，司汤达从不生硬地照搬现实中的素材，而是运用想象加以转化变形。他在构思小说时常以某个真实的人物作为原型，却又能移花接木，使之脱离真实的参照，融汇在虚构的背景之中。“写给我自己。我写下这些名字，用来引导想象。出版这些傻话时用星号替代名字。”“我仿照我觉得有意思的画家的习惯，依照模型写作；然而还要仔细去掉过于明显的影射，以免有讽刺之意。醋本是很好的东西，但若和奶油搅在一起，那就把什么都给毁了。” [5]
小说需要一种独特的目光与笔调，将现实材料转化为小说材料，它便是司汤达的“喜剧化”（komiker）艺术。小说家敏锐地观察到社会上的种种怪象与谬误，又以滑稽调侃来消解政治的昏庸与现实的沉重。荒唐时世的众生，引发各种各样的笑：虚情假意的笑，矫揉造作的笑，苦涩的笑，自嘲的笑……小说以笑消解了严肃的价值，将一切追求、一切立场、一切严肃道理都拿来取笑。为国效力的理想也好，追名逐利的野心也好，都在玩笑调侃中被一一消解。真实的社会现象由此摆脱过于尖锐的现实指涉，提升到小说虚构的层面，具有了更为轻灵也更为宽广的意味。
[1] Journal ，in Œuvres intimes ，éd.Victor Del Litto，Paris，Gallimard，《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2 vol，t.I，1981，p.728.
[2] Vie de Henri Brulard ，in Œuvres intimes， t.II，1982，p.746.
[3] Journal littéraire ，éd.Victor Del Litto，Genève，Cercle du Bibliophile，1970，3 vol，t.III，p.187.
[4] Yves Ansel，Xavier Bourdenet，《 Lucien Leuwen Notice》，in Œuvres romanesques complètes， Paris，Gallimard，《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t.II，2007，p.1213.
[5] Cité par Yves Ansel，Xavier Bourdenet， op.cit .，p.1213.
司汤达的《阿尔芒丝》《红与黑》《红与白》等多部小说可以当作一个系列来读，它们观察1830年前后的法国社会现象，呈现出青年一代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的种种态度。《阿尔芒丝》中的奥克塔夫属于日薄西山的旧贵族，他虽是年轻人，却暮气沉沉，消沉厌世，最终以自杀告别正在逐渐被功利主义所侵蚀的世界。《红与黑》中的于连出身低微，以拿破仑为偶像，通过社会等级的跨越实现自我价值。然而，在即将功成名就之时，爱情与骄傲最终占了上风，他以自杀式的犯罪摧毁自己的一切努力，以死亡来反对这个日益平庸、理想主义缺失的世界。《红与白》中的勒万恰是于连的对立面，他出身于正当权的大资产阶级，享有一切特权，那么他的难题则是：当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无所求时，如何证明自己的价值？正如他的表兄所说，他除了幸运的出身，一文不值。没有困难，意味着缺乏给生命赋形的外在压力。吕西安出生于这样一个动乱时代，被历史剥夺了成就英雄主义的机会。他本是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学生，却因莫须有的政治原因被开除，被剥夺了“每天十二小时的读书用功这种不幸”。他去参军，向往史诗般的战斗与战友情谊，却在这个不再需要英雄的时代无仗可打，只是被派遣去镇压本国工人起义。他成为政府职员，想为国家效力，却被上级派去做选举舞弊等低劣行径。他向往爱情，却在南锡受到排挤，只能回到巴黎追求虚伪的葛朗代夫人，以维持社会形象。他在真实与假象之间无所依托，急切地想知道：“在一个人的真实价值上，我的位置应该摆在哪里？”（第六章，86页）
在纷繁复杂、庸俗腐败的世界里，正直敏感的人如何自处，如何实现自我价值？这是小说要探讨的问题。司汤达在创作《红与白》时，把主人公定义为一个单纯的见证者：“吕西安是命运锤打之下的一颗钉子”，似乎偏重于人物的被动性。巴尔代什在《小说家司汤达》中对吕西安的评价则更为准确：“一个回声，置身于世界声响中的水晶的灵魂” [1] ，在被动性之外，还强调人物的回应，反射出外界加诸人物的各种力量与影响。在司汤达笔下的主人公当中，这个似乎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人，反而是最为入世的一个。他本可以享受游手好闲的生活，却选择去外省从军。回到巴黎之后，面对父亲提供的职业选择，他放弃熟悉而轻巧的金融界工作，选择去探索未知的政界。父亲告诫他：“干这一行你是不是有足够的卑鄙？”（第三十八章，398页）他自己虽不时慨叹“我必须和某种卑下、鄙俗的事情纠缠一辈子，时时刻刻都得装腔作势”（第四十七章，518页），却仍然鼓起勇气，与他所鄙夷的现实正面交锋：“他倒是热爱生活的，同这个世界进行搏斗也很能吸引他的好奇心。”（第四十二章，443页）
吕西安以积极、实干的态度面对变动的社会，目的就是在混乱无凭的世界上经历考验，通过挑战来自我证明：“凡事我都尽我所能，以便让我成为有用和受人尊敬的人。”（第四十九章，564页）评论家吉尔贝·杜朗将吕西安的行为称为“反向的英雄主义” [2] ，即投身于现实、经历现实考验的英雄主义，与司汤达其他小说的主人公于连、法布里斯等满怀理想主义、与现实抗争或者对现实不屑一顾的英雄主义有所区别。这个出身优渥的人，应有尽有，却一心想要经受考验，他认为任何行动都是让他变强的考验，能够证明他的勇气和价值。正如他初入军营时被关禁闭，反而精神振奋，因为他要让取笑他的父亲和表兄看到：“不论什么挫折他都是经受得住的。”（第七章，95页）任何事件都可以成为对他的一种资格证明，因此，当他被派去处理科蒂斯事件、阻止这位将军的心腹在垂死之时说出内阁的秘密时才会想：“我要有勇气干的话，难道还管他什么形式的危险吗？”（第四十四章，470页）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他才会认真执行上级委派的龌龊任务。从这个角度来看，选举片段是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吕西安受部长委托，前往外省操纵选举，用诽谤、舞弊等手段阻止竞争对手当选，以防失去部长对议会的控制。吉尔贝·杜朗认为这一举动延续了史诗的英雄主义：“选举运动是一场斗争，具有英雄主义斗争的地位。” [3] 它代表着主人公在身体与精神层面经受双重考验：愤怒的群众泼在吕西安脸上的烂泥，象征着新时代的英雄必须接受的污秽不堪的现实。同时，作为政府专员，他在竞选中不得不做出一些卑鄙可耻的行为，内心却在不断自责，这是精神层面的考验。选举事件显示在新的时代，英雄主义已经变质，而令人不齿的政治成为了这种新英雄主义的温床。选举成为战斗，泼在脸上的烂泥被当成“沙场上的尘埃”，吕西安和同僚科夫受到群众的奚落耻笑，成为他们的“功绩”。在一心寻求挑战的主人公看来，重要的并不是要赢得选举这场战斗，而是要完成这个行为，经历考验，在这个荒唐堕落的世界里有所行动。“博马舍说过： 我的生活就是战斗。 我的天，这话应该轮到我说了。好吧！我顶得住，受得了。戴维鲁瓦以后就没机会反复说我只是费力出生了；我要回答他，我也在费力生活。”（第七章，94页）
吕西安参与政界的行动，却始终在精神层面与自身行为保持距离，在内心抗拒表演，从未融入自己扮演的角色。“在巴黎，不胡吹乱扯、招摇撞骗就不行，这叫我觉得可笑，而且靠这一套取得成功，我看了也要生气。即便很有钱，在这里，也得弄虚作假，像个演员，而且总是战战兢兢、提心吊胆，否则就要落下笑柄。”（第四十七章，511页）他的英雄主义不是高扬理想主义，为理想而献身，而是在参与现实的同时保持批判，形成个人内心的道德标准。他嘲笑自己“在最愚蠢的事务中拼命干”，也深知“我做的事谈不上有什么趣味，我只觉它们既缺德，又愚蠢”（第六十五章，767—768页），参与却不投入，在道德层面从不认同自身的行为。自我的道德标准才是赢得自我尊重的条件。只有当他经历种种挫败，认识到社会的真面目，才有资格说：“我不像一个卢梭式的糊涂哲学家一样，不理解的就看不上。在社会上取得成功，欢笑，和乡下人出身的议员握手，或者和赋闲的专区区长握手，某处客厅里所有的粗野恶俗但又亲切的眼光，我算是尝到你们的滋味了！”（第六十五章，768—769页）新时代的英雄只能是“反英雄”，始终在行动之中，参与世界，即使他的行为丝毫不能改变世界。
[1] Maurice Bardèche， Stendhal romancier， Paris，La Table Ronde，1947，p.277.
[2] Gilbert Durand，《Lucien Leuwen ou l’héroïsme à l’envers》，in Stendhal Club ，N° 3，Lausanne，1959，p.201.
[3] Ibid .，p.220.
《红与白》是七月王朝的历史记录，更是一部引人入胜的爱情小说。司汤达在戈尔蒂埃夫人原稿情节基础上展开他早在1825年发表的《拉辛与莎士比亚》中提出的观点：“某一个年轻人，一方面上天赋予他无比精深纤细的心灵，一方面偶然又让他当上一名少尉军官，投身于军界，他在和某类女人的社交关系中亲眼目睹他的朋友个个取得成功，享受着那种快乐生活，而他却由此真的自以为和爱情是无缘了。终于有一天，某种偶然机遇给他带来了一个单纯、自然、正直、值得去爱的女人，于是他才感到自己原来也有一颗火热的心。” [1] 戈尔蒂埃夫人的小说是引发司汤达创作灵感的契机，让他再一次阐释钟爱的题材：未经世事的年轻人心中怎样产生爱情。这部小说讲述的是，在这个混乱不堪的时代，人人老谋深算，以假面示人，心地真纯的人如何相识相爱？
司汤达曾考虑用《红与白》作为书名：“为了让人想到《红与黑》，为了给报刊记者提供一句话。红是共和派吕西安，白是年轻的保王党人德·夏斯特莱。” [2] 这句带有玩笑意味的话透露了爱情与政治复杂的联系。“红”与“白”，共和派与极端保王党，代表着政局中的两个极端。从社会地位来看，吕西安是大革命后的新贵，有财富却没有贵族身份，德·夏斯特莱夫人是外省的失势贵族。在初识阶段，两人都以社会—政治差异为由，来遏制内心对对方的好感。吕西安以共和派自居，而爱情与共和主义是不可共存的：爱情会使人优先考虑个人利益，而对公共利益置之不顾。他总是以政治立场为由，用冠冕堂皇的理由反对自己的爱情：“正当法兰西青年一代抱定决心为伟大事业献身的时刻，我反倒把生命浪费在一对美丽的眼睛上！”“祖国随时可以向我发出召唤，我一定起而响应号召……在这样的时刻，我却偏偏心甘情愿做一个外省渺小的极端保王党女人的奴隶！”（第十四章，188—189页）他为了接近心上人，费尽心思进入南锡的贵族圈，却又质疑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尊严偏偏要寄托在一个女人的评价上，而她因为自己的祖先追随弗朗索瓦一世屠杀阿尔比人就自高自傲：这有多么复杂，多么可笑！”（第十四章，182页）然而，不管他如何自设屏障，仍然无法阻挡爱情的力量：“这些谨慎的考虑，很快都被抛到脑后去了，他急切地想猜透德·夏斯特莱夫人究竟有怎样的性格，这使他感到极大的乐趣。”（第十六章，203页）“他自以为在理智上对德·夏斯特莱夫人的鄙视已经确立，可是他在感情上每一天都发现有新的理由去崇拜她，他简直把她当作最纯洁、最神圣的人来崇拜，跟外省人作为第二宗教的虚荣与金钱比起来，她不知要高出多远多远。”（第二十一章，247页）
另一方面，德·夏斯特莱夫人也有她坚持的政治理想，她认为波旁王族覆灭非常不幸，一心为它尽忠效命：“她认为自己的一切都来自他们的赐予。对他们感恩图报，是理所当然的，否则，她认为就显得卑鄙了。”（第十八章，221页）这种忠诚与小说中其他保王党出于利益考虑的假意尽忠并不相同，是出自灵魂的赤诚。“她的心胸境界是很高的，一般渺小的事物在她看来无足轻重，也就是说，一个为伟大事业而生的人不值得为这些小事分心。”（第十八章，221页）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高贵无私，使得吕西安对她更为敬重。
随着小说的进展，两人之间的壁垒似乎在不攻自破，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决定对政见分歧避而不谈：“吕西安为了她而放弃他的自由派观点，她呢，也为他放弃了她的保王党观点；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早就观点一致了。”（第三十二章，340页）在小说最后，吕西安发现他为了爱情可以放弃一切，包括共和派的公民荣誉感。他嘲笑自己被野心所蒙蔽，一心投入工作，竟然忘了最重要的事情。司汤达认为每一种政权形式都有其弊端，每一种政治思想都有其局限，因而小说中的政治立场并无对错、优劣之分。他关心的是人物身上超越于政治立场与派别斗争之上的、更为本质的精神生活与品质，在小说中体现为作者所概括的“单纯、自然、正直、值得去爱”。
社会是剧场，是假面舞会，小说的男女主人公却是罕见的心地单纯之人。吕西安成长于名利场，却不是寻常的纨绔子弟，还保持着少年时代的单纯。他虽已二十三岁，“其实仍然幼稚无知，仍然保持着巴黎上等人家将从中学毕业的十六岁的人所有的那种说起来丢人的幼稚无知。”（第十七章，209—210页）“在这个矫揉造作的社会上，最不可原谅的恰恰就是吕西安还有一种无忧无虑、浑浑噩噩的神态。”（第一章，15页）他的坦率自然反而被视为异类，成了“在巴黎违背社交的习惯”。从小说开篇，德·夏斯特莱夫人就屡屡被形容为离群索居、任性傲慢之人。她第一次出现在社交场合，是穿着一身朴素的白裙前往德·马尔希夫人家参加舞会，众人议论纷纷，责怪她疏放任性，这一举动实则“表明她的灵魂处于极高的境界，外省一次舞会上任何追求虚荣的无聊琐事和微不足道的嫉妒都不能使它受到惊扰”。（第十六章，202页）他们未染世俗的天真，还体现在对名利的淡然。吕西安是大银行家之子，德·夏斯特莱夫人是南锡最富有的继承人，但富有似乎是他们身上最不足道的特点。两人都有一种对金钱的超脱，带着出身高贵之人从骨子里对金钱的不屑一顾。这种贵族道德体现了作者一贯的精英主义观点，认为精于算计、追求利益是道德低下的体现。
然而，小说人物并没有叙述者全知全能的目光，两人相识之初，互不了解，加之性格羞怯，难以抛开顾虑坦诚心迹，因而疑窦丛生，误会不断。社会的影响体现为萦绕在两位主人公身边的流言蜚语、阴谋诡计。在周围的庸人口中，德·夏斯特莱夫人脾气懒散疏忽，傲慢孤僻，为了消愁解闷，与追求者有风流关系；而吕西安则是轻浮的花花公子，自命不凡的傻瓜。可是，两人所见却与所闻截然不同。吕西安耳中听到各种关于德·夏斯特莱夫人的批评诽谤，眼中却看到她面容纯洁真诚、眼神单纯严肃。德·夏斯特莱夫人被吕西安所吸引，又疑心他是“高明的演员”，“小说里写的那种耍手段、装得正经可爱、其实城府极深的男人”（第十七章，210页），而吕西安过于笨拙，在对方面前不是木讷寡言，就是谈话不知分寸，难以表达真实的情感。到底应该相信哪一种形象呢？他们难以判断。真实的品质是贯穿小说始终的谜题，也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最终杜波列博士的离间计得逞，正是利用了两人的疑心与疏远：他精心设计德·夏斯特莱夫人分娩的假象，让吕西安相信恋人品行不端。其实他只要稍有生活经验，就会看出破绽：“这哪里是刚落生几分钟的婴儿，分明已经生下来一两个月了。这勒万是看不出来的。”（第三十七章，386页）
单纯、自然，这些继承自古典时代的高贵品质，与十九世纪充满虚荣、追名逐利的社会氛围格格不入，正如吕西安的父亲评价儿子：“他不是为他这个时代而生。”（第四十九章，542页）在充斥着虚情假意的社会中，两人的会面变成了表演。在贝拉尔小姐严厉的目光监视下，“两人见面，竟演成了一幕喜剧。”（第二十四章，270页）只有在远离众人目光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坦陈心迹，显露出真性情。这些稀少的时刻，是小说中最为动人的片段。两人在德·马尔希夫人家的舞会上初次交谈，吕西安从笨拙沉默变得健谈，不知不觉中也带上了“德·夏斯特莱夫人惯用的高贵而纯真的语气”：“对有同样理解力的心灵所要求的细腻的亲切感，特别是这样的心灵竟在这种所谓上流社会的戴假面具的可耻舞会上相遇并相识，他也能把这种心境体贴入微地表达出来。这就好像两个天使，负有特殊使命的两个天使，从上天降临到尘世，偶然在这里相遇，正在互相交谈，互通款曲。”（第十七章，209页）
主人公透明无障碍的交流往往发生在大自然之中，因为美感与情感相通，而不像社会规则那样压抑情感。这对恋人互生情愫的舞会上，月光照亮开阔而静谧的景色，“这令人陶醉的自然景色和德·夏斯特莱夫人心里所充满的新出现的感情和谐地交融在一起，这感情把理智向她提出的反对意见有力地推开并把它冲淡削弱了。”（第十七章，212页）“绿色猎人咖啡馆”一节在小说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描绘了温柔动人的一幕，树林中夕阳西下，周围响起悠扬纯净的音乐，吕西安与夏斯特莱夫人在美景与音乐中动情：“这是一个蛊惑人心的夜晚，冷淡无情的心总有不少最可怕的敌人，这个夜晚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敌人。”“真诚、音乐和大森林之所以危险，其原因就在于此。”（第二十三章，262—263页）
小说的社会—政治层面与爱情层面形成对立，社会层面描写的是迫在眼前的现实，真实到作者深知这部小说在七月王朝统治下不可能出版；爱情遵循的却是旧时代典雅爱情的结构，即爱是真诚无私，也是持重、谨慎与克制。人物没有被当下的现实所吞噬，也没有被社会、政治的等级划分所隔绝，依然按照古典的法则生活与相爱。在传统价值沦丧、万事速生速朽的十九世纪，他们缓慢进展、饱经考验的爱情带有时空错乱的性质，是对现实的一种抵抗。
从更深层的结构来看，上文所说的社会规则与对立非但没有阻止爱情，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助攻。司汤达小说中常见的规则就是：爱情因为阻碍而诞生和滋长。他在早年的哲学著作《论爱情》中曾用很大的篇幅分析爱情漫长而充满痛苦的诞生过程。在这过程中，纯洁与矜持胜过放任情感，想象胜过现实，距离胜过亲密相处。《红与白》中设置的各种障碍使主人公之间保持距离，而距离是催生爱情想象必不可缺的因素：正是因为德·夏斯特莱夫人高傲疏离，遥不可及，才有助于爱情的想象，成为理想化的人物。这对恋人相互靠近的漫长过程，他们每晚隔着窗户相顾无言的举动，阻碍他们心灵相通的党派纷争、闲言碎语，两人交往过程中所产生的猜测、怀疑与顾忌，都是维持爱情必不可少的条件。司汤达早已构思了小说的结尾，却迟迟没有完成作品，也许正是因为他不能写这一章。恋人重逢，一定会为对方澄清疑虑，使真相大白，而美满姻缘的结局恰是理想化爱情的终结。
《红与白》是一部关于幻灭的小说，但它并不是一部宣扬虚无主义的书，因为有一些贵重之物，依然是抵挡无意义的世界与人类行为的堤坝。勇气与自省，笑与爱，都是主人公对抗虚无的武器。作者在小说卷首语中便已善意地劝告读者：“别了，读者朋友；请牢记：别在仇恨和恐惧中度过你的一生，切切。”
笔者多年前阅读王道乾先生的《拉辛与莎士比亚》《彩画集》《情人》《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灵薄狱》等译著，赞叹先生译笔精妙传神，受益良多。值此《红与白》再版之际，有幸为先生译作写序，希望不辱使命，将原著与译文的精彩介绍了几分。
王斯秧
2023年秋于北京
[1] Racine et Shakespeare II ，in Racine et Shakespeare （1818-1825） et autres textes de théorie romantique， éd.Michel Crouzet，Paris，Honoré Champion，2006，p.487.译文引自王道乾，《拉辛与莎士比亚》，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第120页。
[2] Lucien Leuwen， in Romans et nouvelles ，éd.Henri Martineau，Paris，Gallimard，《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t.II，1952，p.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