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始”之至
,颂居其极。颂者,容也
,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喾之世
,咸墨为颂
,以歌《九韶》
。自《商》已下
,文理允备
。夫化偃一国谓之风
,风正四方谓之雅
,容告神明谓之颂
。风雅序人
,事兼变正
;颂主告神,义必纯美
。鲁国以公旦次编
,商人以前王追录
,斯乃宗庙之正歌
,非宴飨之常咏也
。《时迈》一篇
,周公所制
;哲人之颂
,规式存焉
。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
。晋舆之称“原田”
,鲁民之刺“裘鞸”
,直言不咏,短辞以讽,邱明、子高
,并谍为诵
。斯则野诵之变体,浸被乎人事矣
。及三闾《橘颂》
,情采芬芳,比类寓意,又覃及细物矣
。至于秦政刻文
,爰颂其德
;汉之惠、景
,亦有述容
:沿世并作,相继于时矣。若夫子云之表充国
,孟坚之序戴侯
,武仲之美显宗
,史岑之述嘉后
,或拟《清庙》
,或范《駉》《那》
,虽浅深不同
,详略各异,其褒德显容,典章一也
。至于班、傅之《北征》《西巡》
,变为序引
,岂不褒过而谬体哉
!马融之《广成》《上林》
,雅而似赋
,何弄文而失质乎
!又崔瑗《文学》
,蔡邕《樊渠》
,并致美于序,而简约乎篇
。挚虞品藻
,颇为精核
,至云“杂以风雅”
,而不变旨趣
,徒张虚论,有似黄白之伪说矣
。及魏、晋辨颂
,鲜有出辙
。陈思所缀
,以《皇子》为标
;陆机积篇
,惟《功臣》最显
:其褒贬杂居,固末代之讹体也
。
风、小雅、大雅、颂,是诗理的极致,颂是这“四始”的最后一项。“颂”的意思就是形容状貌,就是通过形容状貌来赞美盛德。从前帝喾的时候,咸黑曾作颂扬功德的《九招》等。从《诗经·商颂》以后,“颂”的写作方法就完备了。教化影响到一个诸侯国的作品叫做“风”,能影响到全国风俗的作品叫做“雅”,通过形容状貌来禀告神明的作品叫做“颂”。“风”和“雅”是写人事,所以有“正风”“正雅”和“变风”“变雅”;“颂”是用来禀告神明的,所以内容必须纯正美善。鲁国因颂扬周公之功而编成《鲁颂》,宋国因祭祀祖先而辑录《商颂》。这都是用于宗庙的雅正乐歌,不是一般宴会场上的歌咏。《周颂》中的《时迈》一篇,是周公亲自写作的;这篇贤人写成的颂,为颂的写作留下了典范。每个老百姓都有自己的思想,表达其思想的口是堵塞不住的。春秋时晋国民众用“原田每每”来赞美晋军,鲁国人用“麛裘而韠”来讽刺孔子,这都是直接说出,不用歌咏,以简短的话来进行讽刺。左邱明和孔顺,都把这种话当做“诵”来记载。这是有了变化的不正规的颂;颂本来是用以告神的,这种变化已渐渐用于人事了。到了屈原的《橘颂》,内容和文采都很美好,它用相似的东西来寄托情意,又把“颂”的内容推广到细小的事物了。至秦始皇时的石刻,乃是称颂秦始皇的功德。即使汉代的惠帝和景帝时期,也有描述形容的颂产生。所以,颂的写作是一代一代地相继不断了。如扬雄表彰赵充国的《赵充国颂》,班固歌颂窦融的《安丰戴侯颂》,傅毅赞美汉明帝的《显宗颂》,史岑称述邓后的《和熹邓后颂》,有的学习《周颂》,有的模仿《鲁颂》或《商颂》。这些作品虽然深浅不同,详略各异,但它们赞美功德、显扬形容,其基本法则是一致的。至于班固所写《车骑将军窦北征颂》,傅毅所写《西征颂》,就把颂写成长篇的散文,岂不是因过分的褒奖而违反了“颂”的正常体制!马融的《广成颂》和《上林颂》,有“雅”的用意却写得很像赋,为什么如此玩弄文词而远离“颂”的特点呢!还有崔瑗的《南阳文学颂》,蔡邕的《京兆樊惠渠颂》,都是把序文写得很好,而精简了“颂”本身的篇幅。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对颂的评论,基本上是精确的,但其中说在颂的作品中“杂有一些风、雅的内容”,而不弄清其根本意义,这不过是徒然声张一些不合实际的议论,和古代对于铸剑可黄铜白锡相杂的谬论差不多。到了魏晋时期的杂颂,一般没有超越正常的写作规则。曹植的作品,以《皇太子生颂》为代表;陆机的作品,只有《汉高祖功臣颂》较突出。不过,他们的作品中褒扬和贬抑混杂在一起,那是魏晋时期颂体已有所变化的作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