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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子政论文
，必征于圣
；稚圭劝学
，必宗于经
。《易》称：“辨物正言
，断辞则备
。”《书》云：“辞尚体要
，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
，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
，辩立有断辞之义
。虽精义曲隐
，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
，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
，正言共精义并用
；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颜阖以为
：“仲尼饰羽而画
，徒事华辞。”
虽欲訾圣
，弗可得已
。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
。天道难闻
，犹或钻仰
；文章可见，胡宁勿思
？若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
。
所以刘向谈论文章，一定要以圣人作标准来检验；匡衡上书劝学，一定要以经书为根据。《周易·系辞》说：“辨明事物并给以恰当的说明，有了明确的辞句就可以充分表达了。”《尚书·毕命》说：“文辞应该抓住要点，不应该一味追求奇异。”由此可见，必须有恰当的说明才能表达出文章的论点，必须抓住要点才能安排好文章的辞采。倘能这样安排文辞，就能避免单纯追求奇异的毛病；这样建立起来的论点，也就能得到辞句明确的益处了。那么即使内容精深曲折，但不会影响到它说明的恰当；虽然文辞微妙宛转，但不会妨害它能抓住要点。文章要抓住要点和辞句写得微妙并无矛盾，说明的恰当和内容的精深也可同时并存。这些情形，在圣人的文章里都可以看到。颜阖说：“孔子好比在已有自然文采的羽毛上再加装饰似的，只追求华丽的辞藻。”虽然颜阖想借此来指责圣人，但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为圣人的文章是既雅正又华丽，本来就是兼有动人的文采和充实的内容的。自然之道本来是不易弄懂的，尚且有人去钻研它；文章是显而易见的东西，为什么不好好加以思考呢？如果能根据圣人的著作来进行写作，那么写成的文章就接近于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