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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根据并不充分的材料对菲尔丁的一生作了概述，但当我对此进行思考时，一种特殊的情感攫住了我的心。他是个活生生的人。很少有小说家能像他那样将自身倾注在书中，读他的小说，你会感受到只对多年挚友才会产生的感情。他身上具备着一种现代特质，还有一种直到今天仍十分常见的英国人的品质。在伦敦，在纽马克特，在狩猎季节的莱斯特郡，在八月的考斯，在隆冬时节的戛纳或蒙特卡洛，你都会遇见他。他是一位绅士，文质彬彬，长得英俊潇洒，性格温厚，和颜悦色，是个很容易相处的人。他的学养并不深厚，却对很有教养的人十分宽容。他喜好女色，常常因为通奸而成为共同被告。他从未做过体力劳动，也没有从事体力劳动的必要。他虽然没做过体力活，却绝对没有无所事事。他有足够的收入，花钱大手大脚。若有战争爆发，他就参军，在战场上的英勇事迹名扬千里。他没有半点坏心肠，每个人都喜欢他。岁月匆匆，青春已逝，他的手头不再那么宽裕，生活也不像以前那么安逸了。他不得不放弃打猎，但他仍然掌握着高超的高尔夫球技巧，人们也总是很乐意在俱乐部的牌室里看到他。他娶了一个旧情人，这人是个有钱的寡妇，他在中年安定下来，成了一个很好的丈夫。今天的世界已容不下他，再过几年，他这种人就要绝迹了。我想，菲尔丁就是这样一个人。但他碰巧拥有一种伟大的天赋，成了一名作家，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笔耕不辍。他喜好杯中物，也喜欢女人。当人们谈到美德时，想到的通常是性，但贞操只是美德的一小部分，还很可能不是主要部分。菲尔丁有强烈的情欲，他毫不犹豫地屈从于此。他有能力付出温柔的爱。爱不同于感情，爱植根于性，但没有爱也可以产生性欲。只有伪善或无知之人，才会否认这一点。性欲是一种动物本能，和口渴和饥饿一样，不必觉得羞耻，也没有理由不去满足。即便菲尔丁享受性爱的乐趣，尽管可以说是私交甚乱，他也不比大多数男人差。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他对自己犯下的罪孽感到后悔，但一有机会，他还是会重蹈覆辙。他脾气暴躁，但心地善良，慷慨大方；他身处一个腐败的时代，却洁身自好，正直坦诚。他是一位深情的丈夫，一位慈爱的父亲。他勇敢、诚实，对朋友们重情重义，一直到他过世，他的朋友们都对他情深义重。他能容忍别人的缺点，却痛恨性情残暴和两面派的人。成功时，他没有自我膨胀，在逆境中，只要有两只山鹑和一瓶红葡萄酒，他就能坚持到底。他总是兴致勃勃，保持心情愉快，在生活中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享受着生活的乐趣。事实上，他很像他笔下的汤姆·琼斯，和比利·布斯也不可谓不相似。他是个很正派的人。
然而，我应该告诉读者，我所讲述的亨利·菲尔丁，与彭布罗克学院院长在其不朽作品中所描述的完全不一致，我经常翻阅这本著作，从中得到了很多有用的信息。“直到最近，”他写道，“在大众的想象中，菲尔丁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天才，拥有所谓的‘善良的心’和许多令人喜欢的特质，然而，他耽于酒色，不负责任，做了许多令人遗憾的蠢事，甚至还沾染了一些更为严重的恶习。”他还想方设法让读者相信，菲尔丁是个十足的坏人。
但是，即使这种观点遭到了杜登博士的反驳，可在菲尔丁在世期间，人人都是这样认为的。持这种观点的人都是他的熟人。的确，在他的时代，他在政坛和文坛的敌人都对他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对他的指控很可能有所夸大。但是，如果想要指控造成破坏效果，就必须使其显得真实可信。举例来说：已故的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有许多死敌，这些人急着朝他泼脏水。他们说他倒戈投敌，背叛了自己的阶级。但是，他们决不会想到说他是个好色之徒，贪图杯中之物，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品德高尚、极其有节制的人。倘若这样污蔑他，只会让他们自己沦为笑柄。同样地，围绕着名人的传言或许不是真的，但除非它们似是而非，否则就无人相信。阿瑟·墨菲称，有一次，税吏来敛税，菲尔丁只好去请出版商把稿费预付给他，就在他带着钱回家的路上，碰见了一个境遇比他更糟糕的朋友，于是他把身上的钱都给了这个朋友，后来税吏来了，他便告诉税吏：“朋友有难，接济金钱，烦请改日再来。”杜登博士称这则轶事不可能是真的。但如果是杜撰出来的，也是因为这种事是可信的。有人指责菲尔丁挥霍无度，他也许正是这样一个人。这可能是因为他无忧无虑，情绪高昂，为人友善，好交际，还视钱财如无物。因此，他经常债务缠身，可能有时还要面对“讨债者和法警”的纠缠。毫无疑问，当他走投无路，一分钱也拿不出来的时候，向朋友们求助，他们也会慷慨相助。高尚的埃德蒙·伯克
就是这样一个朋友。作为一个剧作家，菲尔丁在戏剧界混迹了多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没有哪个国家会把戏剧界当作教育年轻人严格自律的好地方。安妮·奥德菲尔德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菲尔丁的第一部戏能够上演，还多亏了她的帮助。但是，由于她曾经被两位绅士包养，又有两个私生子，因而连墓碑都不能有。如果她不向菲尔丁这样一位英俊青年献殷勤，那才古怪呢。此外，他身无分文，如果她把从包养她的人那里得到的银钱拿出一部分资助他，也算不上什么稀奇的事。他人穷志短，只好收下她的钱，却并非出于本愿。即便他年轻时经常与人通奸，可比起他那个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有机会、有优势的年轻男子，他并没有什么不同。毫无疑问，他“晚上常常在酒馆里痛饮”。无论哲学家们怎么主张，有一个常识普天下都是一样的，那就是，青年人和老年人的道德标准不同，人生地位不同，道德标准也不同。若是一个神学博士做出了淫乱的通奸行为，那理当受到谴责，但一个年轻人这样做，则是很自然的事。假如一个学院的校长喝醉酒，那绝对是不可原谅，但一个大学肄业生偶尔喝醉则无可厚非，完全是意料当中的事。
菲尔丁的敌人指责他是政治雇工。这确实是事实。他很乐意将自己的非凡天赋奉献给罗伯特·沃波尔爵士，后来发现对方并不想要他的天赋，便同样乐意将其奉献给沃波尔爵士的政敌。这并不需要牺牲什么原则，因为在当时，政府和反对派之间唯一的真正区别是，政府享有官职的报酬，而反对派没有。腐败现象普遍存在，只要对自己有利，大贵族们便乐得改变立场，就如同菲尔丁为了生计所做的一样。值得赞扬的是，当沃波尔发现菲尔丁是个危险人物，就提出了一个要求：只要菲尔丁离开反对派，就可以去他领导的政府任职。但菲尔丁拒绝了。他也很聪明，因为不久之后，沃波尔就倒台了！菲尔丁有一些社会地位较高的朋友，也有一些在艺术领域很有名望的朋友，但从他的作品来看，似乎可以肯定他很喜欢与地位低下、声名狼藉的人为伍。他因此受到了严厉的抨击，但在我看来，除非他自己亲身参与并乐在其中，否则是不可能把所谓的下等生活描写得如此生动有趣的。在他那个时代，人们普遍认为菲尔丁是一个放荡不羁、挥霍无度的人。在这方面的证据过于确凿，不容忽视。如果他真如彭布罗克学院院长所说，是一个可敬、忠于配偶、有节制的人，那他必定写不出《汤姆·琼斯》。我认为，杜登博士是在试图美化菲尔丁，此举值得赞扬，但有一点误导了他，那就是他没有想到，同一个人身上，可能具有互相矛盾，甚至是相互排斥的品质，并以某种方式相当合理地和谐共存。对一个在别人的资助下潜心学术的人来说，这是很自然的。菲尔丁为人大方、心地善良、正直、亲切、诚实，彭布罗克学院院长似乎觉得他不可能还有另一面，不可能挥霍无度，向他富有的朋友乞讨饭食和钱财，还在酒馆里花天酒地，以至于伤了身体，甚至一有机会就与女人鬼混。杜登博士表示，他的第一任妻子在世期间，菲尔丁对她始终忠贞不渝。他怎么知道？菲尔丁当然是爱她的，而且是热烈地爱着她，但他不是一个深情的丈夫，只要情况允许，他必定有外遇。猎艳之后，他很可能和他笔下的布斯船长一样悔恨不已，但即便如此，但凡有机会，他照样再次越界。
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在信中写道：“亨利·菲尔丁不幸辞世，我深感难过，不光因为我再也不能看到他的作品，还因为我深信他的损失超过别人，没有人比他更享受生活，虽然很多人都有理由如此。而他最大的喜好，就是在充满痛苦与邪恶的最底层社会风花雪月。依我所见，哪怕是当一名主持夜间婚礼的执行员，也更为高贵，不那么恶心。他是个乐天派，（即便他放浪形骸，几乎泯灭了这一天性），只要鹿肉当前，香槟美酒为伴，他就能忘记一切。我相信他人生中的幸福时刻比比皆是，在这一点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王子都不如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