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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6年，一位品德高尚、对文学情有独钟的英国青年动身前往意大利，途中，他在巴黎停留了一段时间，将随身携带的介绍信递交给了有关方面。他因此而结识的一个人带他去见了安斯洛夫人，她的丈夫是一位著名的剧作家，她本人每礼拜二晚上都接待朋友们。这个青年环顾四周，很快注意到一个非常胖的小个子男人正兴致勃勃和一小群客人交谈。此人蓄着浓密的络腮胡子，戴着假发，身上那件紫罗兰色的紧身裤子将他衬托得更为臃肿。他穿着一件深绿色的燕尾服，褶边衬衫外面套着一件淡紫色的背心，脖子上系着一个飘逸的大领结。他的模样如此古怪，青年忍不住去打听了一下此人的身份。同伴报上了男人的姓名，只是这个名字对他来说毫无意义。
“有他在，我们都很不自在。”法国同伴又道，“此人以前在波拿巴手下效力，却是个共和分子。照目前这个局势，听他在那里轻率地发表言论，实在危险。他曾经权倾一时，还和那个科西嘉人一起参加对俄作战。这会儿，他八成是在讲他自己的轶事。他有很多这样的故事，一有机会就颠来倒去地讲。你感兴趣的话，等有机会了，我介绍你们认识。”
机会来了，肥胖的小个子男人亲切地和陌生青年打招呼。漫谈了一会儿，英国青年问他是否去过英国。
“去过两次。”他答。
他提到，他在伦敦时和两个朋友住在塔维斯托克旅店。接着，他咯咯笑了两声，说要给青年讲一段他在那里的奇遇。话说他在伦敦无聊至极，有一天，他向贴身男仆抱怨说，这个地方连个有趣的伴儿都没有。男仆以为他想找个女伴，打听了一番之后，就给了他一个威斯敏斯特路的地址，他和他的朋友们第二天晚上去，一定可以在那里找到乐子。后来他们得知威斯敏斯特路位于一片贫穷的郊区，在那里不仅可能被抢，还有性命之虞，有一个人便拒绝前往。另外两个人则带上匕首和手枪，还是坐着马车出发了。他们在一栋小茅屋前下了车，三个脸色苍白的年轻妓女出来请他们进去。他们坐下来喝了茶，最后在那里过夜。在脱衣服之前，他故意把手枪放在五斗柜上，那个妓女见了，非常害怕。英国青年十分尴尬地听着那滑稽的矮胖子露骨地讲述每一个细节。等终于回到同伴身边，他忍不住抱怨自己万分震惊，万分难堪，不明白那人与自己不过萍水之交，为什么要讲这样一个故事。
“你一个字也别信，”他的朋友笑着说，“大家都知道他阳痿。”
年轻人脸红了，只好岔开话题，提起那胖子说自己曾为英国评论期刊写过文章。
“是的，他的确写过不少这样的劣质文章，还自费出过一两本书，可惜没人看。”
“你刚才说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贝尔。亨利·贝尔。不过他只是个小人物，没有半点天赋。”
我必须承认，上述情景纯属虚构，但很可能确实发生过，能足够准确地反映出同时代的人对亨利·贝尔的看法。对他，我们现在更熟悉的名字是司汤达。那时他四十三岁，正在创作他的第一部小说。他的人生起起落落，得益于此，他拥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很少有小说家能在这一点上与其匹敌。他与各种各样、各种阶层的人一道，被卷入了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因此，在他自身能力所允许的范围内，他对人性有着广泛的了解。因为即使是感觉最敏锐、最善于观察人类的学者，也只能通过自己的个性来了解人类。他们无法窥得人们的真实面目，只能看到经过他们自身的独特性格所扭曲了的人的形象。
亨利·贝尔于1783年出生在格勒诺布尔，父亲是个律师，颇有资产，也有些地位。他的母亲是一位杰出而有修养的医生的女儿，在他七岁时去世。在这里，我只能对司汤达的生活做一个简要的描述，毕竟要详细描述，非得用一整本书的篇幅不可，还必须深入探究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历史。幸好已有人写过这样的书，除了我将要介绍的信息，《红与黑》的读者若有兴趣了解这位作家更多的生平，最合适的参考书籍莫过于马修·约瑟夫森先生的《司汤达：追寻幸福》，这部传记堪称语言生动、证据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