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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很有人情味。她年轻时喜欢跳舞、调情和戏剧表演。她喜欢长相英俊的年轻人。她对礼服、帽子和围巾有着浓厚的兴趣。她做得一手很好的针线活，“既朴素又不乏装饰性”，就凭着这个手艺，她把一条旧裙服改成了其他式样，用旧裙子上的一块布做成一顶新帽子。她的哥哥亨利在回忆录中说：“简·奥斯丁亲手所做的每件事都很成功。玩挑棒游戏的时候，我们没有人能像她那样把小木棒抛出完美的弧形，也不能像她那样稳稳地把木棒挑出来。她玩起杯球游戏来更是拿手。我们在查顿用的杯球很简单，大家都知道她可以连续一百次用杯子接住球，一直玩到手酸为止。她的视力不好，不能长时间读书、写作，有时便用这样的简单游戏来舒缓自己。”
这真可谓一幅迷人的画卷。
没有人能把简·奥斯丁说成是女学究，她自己也对这样的人没有好感，但很明显，她绝不是一个没有教养的女人。事实上，她和她那个时代、那个地位的所有女人一样，也受过良好的教育。查普曼博士是研究简·奥斯丁小说的权威，他把据说她读过的书籍都列了出来。那份书单叫人印象深刻。当然她也读小说，比如范妮·伯尼、埃奇沃斯小姐和莱德克利夫夫人（《尤多尔弗的秘密》）的小说。她读翻译自法语和德语的小说，比如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除此之外，她还读了所有能从巴斯或南安普顿的流动图书馆找到的小说。但她感兴趣的不仅是小说。她熟读莎士比亚，在现代作家中，她读过司各特和拜伦
，但她最喜欢的诗人似乎是柯珀
。柯珀的诗句冷静、优雅、理智，能打动她也是很自然的事。她读过约翰逊和鲍斯韦尔的书，除了各种各样的杂文之外，还读了大量的历史书籍。她喜欢大声朗读，据说她的嗓音十分悦耳。
她还读布道文，尤其喜欢十七世纪牧师夏洛克的布道文。乍一看，这很不可思议，实则不然。我年轻时住在一所乡村牧师公馆里，书房里的几个书架上放满了装帧精美的布道文集。假如这些文集出版了，大概是因为卖得很好，而假如卖得很好，那是因为有人读。简·奥斯丁是个虔诚的教徒，却并不算狂热。礼拜天她自然去教堂，参加圣餐仪式。毫无疑问，无论是在斯蒂文顿还是在戈德默尔沙姆，他们一家早晚都做祷告。但正如查普曼博士所说：“无可否认那确实不是个宗教狂热的时代。”就像我们每天洗澡、早晚刷牙一样，只有这样做了才能感到安心，我认为，奥斯丁小姐像她那一代的大多数人一样，完成了适当的涂油仪式，就算履行了自己的宗教职责，之后便把和宗教有关的事情放在一边，就像一个人把一件暂时不想要的衣服放在一边一样，在一天和一周的其余时间里，全身心地处理世俗事务，良心上便不会觉得不安了。“福音传道者这个时候还没有出现。”富绅阶层家的儿子领受圣职，当上了教区牧师，就能过上体面的生活。他们没有必要从事一份职业，但住的房子要宽敞，收入要充足。但是，他们在领受圣职后，就必须履行职责。简·奥斯丁当然认为牧师应该“生活在教区居民中，不断地关心他们，证明自己对他们怀有良好的祝愿，是他们的朋友”。她哥哥亨利便是这么做的。他机智、开朗，是她几个兄弟中最聪明的一个。他做过生意，有那么几年，他的生意很兴隆。然而，他最终还是破产了。然后他接受了圣职，成为了一名堪称模范的教区牧师。
简·奥斯丁认同当时普遍的观点，而且，从她的书和信件中可以看出，她对当时的环境非常满意。对于社会地位存在差异的重要性，她毫不怀疑，还认为有贫有富是很自然的事。年轻男子理应在有权势的朋友的帮助下为国王服务，从而获得高升。嫁人是女人的本分，她们结婚自然要出于爱情，但条件也得令人满意。这是自然规律，没有迹象表明奥斯丁小姐持反对意见。在给卡珊德拉的一封信中，她写道：“卡罗和他的妻子在朴次茅斯过着最为私密的生活，什么仆人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结婚，她是个多么有美德的人啊。”由于母亲的婚姻非常轻率，简·奥斯丁笔下的范妮·普赖斯一家生活在庸俗肮脏的环境中，这正是一个活生生的教训，说明年轻女子在婚配方面务必要小心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