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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除掉血债累累的叛徒王复元是一次计划周密、里应外合的特殊行动。在当年白色恐怖时期，周恩来在上海组建了“中央特科”，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除叛锄奸，保卫党中央和党组织的安全。针对山东出现的严峻局面，党中央派刘谦初来山东领导工作，具体任务就是重建山东党组织，部署铲除叛徒王复元。周恩来派张英到山东帮助执行锄叛任务。因为当年周恩来的笔名叫“伍豪”，所以这一次锄叛任务亦被称为“伍豪之剑”。
张英来到山东，执行首次济南锄奸行动失利，因此被捕。已经担任了国民党“捕共队”队长的王复元惊恐之下不再露面。张英成功越狱后，克服重重困难，从济南回到青岛，开始实施新的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青岛市委决定，与其先铲除王复元，不如在青岛就地先除掉他的爪牙、叛徒丁惟尊，打掉王复元在青岛的秘密据点。当时，年轻的傅玉真与丁惟尊刚刚结婚。党组织截获了丁惟尊叛变的情报之后，及时通知了共产党员傅玉真。这对傅玉真来讲无疑是晴天霹雳。但是，作为共产党员，她决心大义灭亲，向党组织保证一定暗中监视丁惟尊，一旦有异常情况立即向市委报告。事后，傅玉真果然发现丁惟尊和结婚之前大不一样。他经常说：我们这是何苦呢！在敌人的威逼状态下，我们自己都食不果腹，还用得着这个样吗？还需要继续卖命吗？我们完全可以换一个活法。等等。傅玉真很确定丁惟尊已经叛变了党和革命。
1929年8月10日晚上，傅玉真协助张英在青岛费县路和滋阳路交叉口处决了叛徒丁惟尊。王复元得知后吓破了胆：共产党也会要他的命。从此，他寸步不离济南。但是，他对事前在青岛定制的一套西服和皮鞋念念不忘。打入敌人内部的徐子兴获知王复元要到青岛取他专门定制的一套西服和皮鞋后，便立即把这个重要情报转告给党组织。
1929年8月16日，在中山路鞋店里，张英堵住门口负责掩护。青岛地下工作者王科仁在鞋店里拔出枪来，果断开枪，叛徒王复元应声倒下。王科仁又向王复元的头部连射两枪，结束了这个罪恶叛徒的一生。
张英
这次锄奸行动的完成与打入敌人内部的徐子兴是分不开的。
叛徒王复元被击毙。
徐子兴（1899—1931），青岛即墨刘家庄人，当时是青岛邮局的一个职员，由于接触先进理论，特别是参加工人运动，经受了1925年大革命高潮的考验，于1926年8月入党。入党之后，他创建了中共青岛邮局党支部，自己担任党支部书记，以后又担任了青岛地下市委委员和宣传部部长。
我们今天的青年朋友可能会想：一清二白的工人为了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才会加入共产党。实际上，徐子兴不是这个样的。徐子兴当时在青岛邮局的月薪是80块银圆。这80块银圆是个什么概念呢？据一些老人告诉我，青岛中小学聘用的老师一个月的薪金是30~40块大洋，在马路上的警察一个月的薪金只有8块大洋，而徐子兴在青岛邮局的月薪则是80块大洋之多。按照今天的话说，绝对是白领里面的金领。他可以用这些钱让全家过上安逸的生活。但是，他没有用这些钱来经营自己的家庭，而是倾全家的资产来供我们党使用。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原来，那个年代，没有党费，没有办公经费，党的许多会议在青岛召开，前前后后的费用花销均由徐子兴负担。上级派来的同志在他家里住下、开会，吃、穿均由徐子兴提供。就这样，他们两口子的收入本来比较丰厚，但是为了革命，他们的确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徐子兴
俭朴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今天的年轻朋友不会想到，他们两口子竟然养不起自己的孩子。当时徐子兴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当第三个孩子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两口子商量后把第三个孩子抱到了青岛基督教堂。徐子兴夫妇含泪把自己的亲骨肉放进了教堂的“收婴箱”。大家可以想象，将自己的亲骨肉放进“收婴箱”里去，那是种什么样的感觉？他们心里祈求着会有好心人收养自己的孩子。当时，他们一步一回头，一步一流泪。孩子送出去之后，身边的一个孩子又生病了，他们家在青海路，到今天胶州路上的市立医院并不远，但是到了医院，他们竟然拿不出钱来给孩子治病，亲眼看着孩子死在了医院里面。徐子兴和他的妻子、共产党员李毅经常说的话是：“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我们不能只图自己安逸享乐。我们要时刻想到党的事业，党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党需要什么，我们就贡献什么。”
徐子兴与孩子
这是徐子兴、李毅夫妻两人对党忠诚的真实体现，彰显出共产党人践行初心和使命的高尚品格。
徐子兴得知叛徒王复元出卖党组织的消息，看着自己的同志一个一个被捕入狱直至被害，当市委召集会议研究铲除叛徒的时候，便在市委会上主动接受任务。他说：“我认识王复元，也熟悉他。我可以打到他的身边去，提供他的行动情报。请组织放心，为了完成锄奸任务，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哪怕是我和他一命兑一命，也要坚决铲除这个叛徒。”就这样，徐子兴想方设法打入了敌人内部，也取得了王复元的信任。
徐子兴获知王复元将于8月16日到青岛取回他定做的西装和皮鞋时，便立即把这个重要的情报转告给市委，之后张英与王科仁就在青岛的中山路将叛徒王复元一举除掉了。
接连两个叛徒被枪毙了，敌人惊恐万状，内外搜查他们内部是不是有共产党的内线，最后把怀疑的目标放到了徐子兴的身上。徐子兴感受到敌人对他的怀疑和调查，本可以脱身离开魔窟，但是为了保护党组织，为了同志们的安全，毅然继续坚守在魔窟中和敌人周旋，及时地向外传递情报。
徐子兴不惧形势变化，依然多次传递情报，保护战友。有一次，青岛有一个党员被捕，因抗不住严刑拷打而叛变，提供了党的重要领导同志的住家情报。徐子兴得知这个信息之后，在第一时间找借口跑了出去，及时地通知我们的同志马上转移，使敌人的缉捕队扑了一场空。于是，敌人对徐子兴更加怀疑，采取了一步一步收紧网口的做法。徐子兴不能再在青海路的住处住了，便想办法换到了大成路。他在大成路新的住宅里继续一面摆脱敌人的怀疑；一面在敌人的魔窟保卫党组织，保护我们的同志，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完成自己的特殊任务。
1931年4月，党内又有人被捕之后叛变告密，在告密名单中就有徐子兴的名字。敌人搜捕到机密文件中也有徐子兴的名字。于是，徐子兴不幸被捕了。
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徐子兴坚贞不屈，拒不招供。敌人急了，接连拷打审问。徐子兴只告诉敌人“莫名其妙”4个字，别的一概不说，始终不吐露党的任何机密，不向敌人泄露我们党、同志们的任何信息。没有办法，敌人把徐子兴从青岛押解到了济南，打入了死牢。
1931年8月16日，徐子兴被敌人杀害，壮烈牺牲，牺牲时只有32岁。
今天，我们回顾一下当时共产党人是怎样为党工作的，是怎样处理个人一些问题以及矛盾的，在利益攸关和生死抉择的情况下是怎么做的，就会进一步思索：如何坚定革命信念，自觉地为党的事业、为民族的复兴作出我们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