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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四年八月二日，我从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出发，乘坐墨西哥航空公司旗下的机翼上印有黑鹫图案的波音727客机，飞往位于尤卡坦半岛前端的加勒比海城市梅里达。
这是一条连接墨西哥城和尤卡坦半岛的地区航线，平时乘客相对来说比较少，但由于现在是夏天，正值旅游旺季，所以这班飞机已经满员。飞机机舱中洋溢着长有又黑又大的眼睛、端正的鼻子、浓密的胡须的墨西哥人那特有的亲切笑声与喧闹，一路朝尤卡坦半岛飞去。
飞机起飞后，快速向上拉起，当高度越过夏天的云层之后，马上就能看见前方右侧有一座山峰孤立于云端之上。同行的日裔二世山田先生告诉我，那是海拔五千四百五十二米的波波卡特佩特火山。
墨西哥城位于群山环抱的墨西哥谷地内，海拔两千二百三十米。我望着那座高高的山峰，心想：如果用五千四百五十二米减去两千二百三十米的话，还剩三千二百多米，这大概就像日本人仰望富士山一样的感觉吧。实际上，那座山的确有些像富士山。且不说山麓部分是什么形状，单看露出云端的那部分，呈漂亮的等边三角形，山顶还被洁白的积雪覆盖着。可能是由于想到了富士山吧，我以为它可能就是墨西哥最高的山峰了。但是，随着飞机不断西行，当波波卡特佩特火山退向后方的时候，与它相仿，甚至可能比它还高的山峰一座又一座地从云端露出并呈现在眼前。这些山峰虽然不像波波卡特佩特火山那样姿态完美，但山顶上也被皑皑白雪覆盖着。在这些山峰中，最高的当数奥里萨巴山，海拔五千七百米。
随着飞机朝这座山的右后方飞行，我终于能看见墨西哥湾那蓝色的海岸线了。被墨西哥东岸和尤卡坦半岛西岸环绕着的这片海域，准确地讲应该叫作坎佩切湾，是墨西哥湾的一个支湾。
到底是南国风光，海水湛蓝湛蓝的，让人觉得，如果现在就这样落入海中的话，恐怕一切都将被染成湛蓝色。
从墨西哥城到梅里达，总航程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在这条地区航班上，当飞机飞越坎佩切湾上空时，空姐会向乘客提供一些饮料。我一边喝咖啡，一边俯视着加勒比海。过于清澈湛蓝的原色调太刺眼了，我不由得收回了视线，靠在座椅上，看着看不习惯的英文报纸上的单词消磨时间。很快，前方就看见尤卡坦半岛白色的海岸线了。
飞机越过海岸线之后，马上开始向左迂回，梅里达就位于距离海岸线大约二十公里的内陆地区。当航线调整过来后，刚刚还是一片湛蓝的舷窗外，绿色和黄色相间的田野一下子映入眼帘。飞机很快着陆了。
踏着飞机的舷梯一走到地面，我就由于阳光过于耀眼而有些不知所措了。毋庸置疑，这里的确是南国。在呈弧形伸展的平原的地平线上，升腾着一朵朵白云，目光所及，阳光变成无数粒子倾泻而下。
现在是正午时分，只有太阳统治着整个平原。大地和天空在阳光的照射下仿佛屏住了呼吸似的，寂静无声。
我们踏过炙热的水泥地面，慢慢地朝候机楼走去。候机楼虽然比日本任何一个机场的候机楼都要大得多，但是在这辽阔的平原上却感觉不出来。我们走出有很多玻璃窗的现代化的候机楼，马上坐进排队等候在楼前的出租车。上车前，当我们隔着车窗对司机说“去梅里达市内”时，蓄着大胡子，体重看上去至少有一百公斤的壮汉很热情地点点头，为我们打开了车门。原来就听说梅里达最好的汽车就是用作个体出租的汽车，果不其然。现在我们乘坐的这辆出租车是红白两色相间的大型加长轿车。
“真热！”司机用英语跟我们打着招呼。
不过说实话，虽然耀眼的阳光让我略感不适，但感觉并不太热。与其打开车里的空调，还不如打开车窗，让风吹进来会更觉舒适些。这里气温虽高，空气却比较干燥，所以尽管无法和海拔两千二百三十米的墨西哥城相比，但也不会像东京的夏天那样潮湿闷热。
汽车沿着修好的公路一路向前行驶，左右两旁是绵延不断的平坦的原野，间或能够看见种植着西沙尔麻的田园。
从机场到梅里达市区车程大约三十分钟。终于，在路的两旁开始出现用石头搭建而成的民宅，当民宅渐渐像白色墙壁一样彼此相连时，我们就进入梅里达市区了。
梅里达位于尤卡坦半岛北岸附近，被称作“白色之城”，对这里实际印象的表述，再没有比这个词更贴切的了。在占有绝对优势的强烈的阳光下，这里只有白色石头建造的民宅和宽阔、干燥、向前伸展着且人影稀疏的街道。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有一个城门，在过去是通往主要道路的关卡。城门内即所谓老市区，通向城门的道路两旁排列着一栋栋低矮的石头民居，房前竖立着的电线杆直指明亮的天空。邻里间，没有明显分界的石头墙首尾相接，让人产生仿佛要通过仓库或通过被长长的石墙夹着的甬道般的错觉。
我们进入城中时，刚过正午。偶尔能看到陈旧的汽车停靠在石墙边上，间或还可以看见几辆自行车靠墙而立。敞开的窗户上挂着花边窗帘，不时随风飘动，但基本看不见人影。在外边活动的只有偶尔大踏步横穿街道的身穿白衬衫的男子和在墙上乱写乱画的小孩子。太阳肆虐的正午时分，人们或在家中或在树荫下休憩，白色的市区正屏气凝神地等待着太阳西斜。
一九一九年岁末，野口英世曾到访这里。当时，他是纽约洛克菲勒研究所的主任研究员。这一年春天，鉴于他在发现黄热病病原体方面取得的成就，美国医学会刚刚授予他银质奖章。
当年，野口来这里主要是为了研究黄热病。
当时，这座“白色之城”正笼罩在黄热病引发的恐怖气氛中。
提起黄热病，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已经相当陌生，但过去它曾与鼠疫、天花、霍乱等并列，是威胁人类世界的恶性传染病之一。
正如黄热病的名字那样，得了黄热病的人会全身发黄，发高烧直至死亡。全身变黄是发病后期肝脏受到损害，引发急性肝炎而出现的黄疸症状。一旦感染上这种病，即使在盛夏，病人也会浑身哆嗦不已，并很快会伤及肾、肝脏，最后导致呼吸困难，窒息而亡。在有些地方，这种病的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四十，甚至百分之七十。
设想野口来到这座“白色之城”时，说不定整个城市也处在骄阳下。一片寂静中，只是偶尔能够听见从石头墙壁后面传来黄热病患者绝命前的哀号以及家人的哭声。
我来这里之前曾先去过纽约，从那里乘坐东方航空公司的飞机到墨西哥城，然后再到梅里达。这期间的实际飞行时间就有七个多小时。而在五十多年前，野口来这里时需要乘船，再转乘火车，至少要花上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够到达。在这漫长的一个星期里，野口一直把自己关在火车的卧铺包厢里，没有外出一步。
虽然乘务员知道野口手里有直达墨西哥梅里达的车票，但看到他的包厢门一直紧闭不开，还是有些担心，于是，乘务员试着敲了敲门。
“什么事？”
当他敲过几声后，才听到里边传来声音。
“啊，对不起。我想您也许会有什么事吩咐我去做。”
“没有！”
虽然乘务员借此探明了野口确实还活着，但是仍然不知道他到底在里面干什么。他看见这位小个子乘客偶尔会从停靠的车站的小卖铺里购入大量食物，知道其是一位蓄着一撮乱糟糟的胡子，穿着吊带裤的其貌不扬的东洋人。
野口于十二月六日抵达梅里达。
虽然是岁末，但南国的街道依旧阳光灿烂，气温超过三十摄氏度。野口在这里投宿的宾馆名叫雷霍鲁玛，现在仍留存在通向东门的繁华街道的一角。这家宾馆面向十字路口，正面的一部分是销售明信片之类的小商品的小卖铺，而宾馆总服务台就设在面向南边马路、右手靠里一点儿的地方。如同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建筑物一样，这家宾馆的正门以及窗户都带有西班牙风格的考究的装饰。这栋两层楼的建筑，看上去不太大，一跨入正门就能看到大堂的天井，西班牙风格的天井一直通到二楼，四周的回廊以及房间正好将其环绕其中。环绕天井的回廊地面用绿色、橘黄色的菱形地砖排列成鲜艳的格子图案，天井里栽种的槟榔树、文殊兰等热带植物枝繁叶茂。正中央的鸟笼子里，一只尾巴羽毛黄红相间的小鸟百无聊赖地站在那里。一层的天井周围摆放着扶手椅、小板凳等，便于客人们享受穿过天井玻璃射入的阳光，在此小憩。
客房里靠门边的位置放着床，对面墙边也只有一套木桌椅以及一套直接靠墙的木质衣柜。房间大小和日本普通宾馆的单间差不多。
按自称是宾馆老板娘的那位胖女人的话说，这里是这座城市最古老的宾馆之一。在野口到访这里时，这家宾馆就已经建造好了，而且除了一部分地板和楼梯，整栋建筑以及客房布置与当初比起来都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我们是从日本来的。您听说过野口医生吗？”
“野口？……不太清楚。”
“就是那位研究过黄热病的著名的医生。”
“啊，黄热病太可怕了。我听我母亲说过。”她说着缩了缩脖子。
看样子虽然她对野口的名字没什么印象，但黄热病的可怕程度却连这位四十多岁的妇女也略知一二。
当年，野口刚到这家宾馆，当天晚上就在城里的大礼堂召集梅里达全体医生以及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发表了如下演说：
去年，我到黄热病盛行的厄瓜多尔，仔细地调查、了解了那里的黄热病患者，并从他们的血清中发现了黄热病的病原体。自一九〇〇年美国医学界向黄热病发出挑战以来，已经过了二十年，虽花费了巨额的研究经费，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但仍未弄清楚。而我却极其幸运地只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就发现了这种病菌
。这样就迈出了消灭黄热病的第一步。接下来只要研究攻克这种病菌的治疗方法就行了。这与至今为止那种漫无目的的战斗不同，现在我们的目标已经明确，可以采取正面进攻的战术了。
现在，我不仅希望能够找到治疗这种疾病的方法，而且还希望能够研究出疫苗。只要研究出这种疫苗，那么只需每人打上一针，世上就再也不会有人患上黄热病了，黄热病这种病的名称也将永远从地球上消失。再过十多年，曾经有过黄热病这件事也将成为昔日的事。现在，我从纽约日夜兼程地赶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创造这种和平与光明的未来。而且我希望能够在这里，在梅里达这块土地上，充满自豪地向人类宣布挑战黄热病的第一次胜利。
但是，这一伟大的事业只靠我一个人是难以实现的。在黄热病肆虐的梅里达，要完成这项事业，没有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诸位的鼎力协作，是绝不可能的。
为了消灭黄热病，为了人类光明的未来，我由衷地恳请各位，请你们一定要帮助我。我需要诸位从现在正患黄热病的每一位病患身上采集血清，然后送到我这里来。虽然我知道在这些血清中肯定有黄热病的病菌，但是我毫无畏惧，因为我确信，只要不让病菌接触到伤口，就绝不会被感染。
如果你们能够全力配合，那么我肯定也会竭尽全力。虽然我能够在此逗留的时间有限，但是在此期间，我一定会不分昼夜地埋头研究，攻克黄热病。
在梅里达这个城市完成黄热病的研究，使其成为消灭黄热病的历史中辉煌的一页，对此我坚定不移。
待这项研究完成之时，我不会忘记把我自己的名字和通力合作的各位同时写入论文。
野口善于演讲。他用他那频率稍高，听上去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有力的声音侃侃而谈。在讲坛上，他不断地以掌击案，兴奋起来甚至全身跃动。他身体瘦小却精力充沛，演讲时看上去很有存在感。
五十多年前，有一位曾听过他演讲的人现在仍然住在梅里达，就是欧德里奥·委拉努埃法先生。
欧德里奥·委拉努埃法先生是一位对日友好人士。一九六五年，他曾接受玉川学园已故教授小原国芳的邀请到过日本。当时他不仅到野口英世的出生地——猪苗代三城潟——访问过，而且还作为日本与墨西哥的亲善功臣而受到皇太子夫妇以及佐藤首相的接见。现在他虽已八十五岁高龄，但依然耳聪目明，拄着拐杖到处走。尽管到梅里达的日本游客不多，但去过的人大都得到过他的关照。
我这次为收集资料，专程从纽约飞往梅里达，也正是为了去见这位依然健在的见证人。
不过，没想到梅里达竟有那么多人姓委拉努埃法。我还简单地认为，只要先跟他约好，然后写信告知我此行的目的，记下他的住址、电话，到美国或墨西哥之后再打个电话就行了。但实际上到了以后才知道，事情远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由于他年事已高，且早已退休，户主已被在大学研究生物学的大女儿承袭。按日本的话说，他现在正过着自在无忧、颐养天年的清闲日子。可能正因为这个，我记的电话号码才会变成另外一位委拉努埃法先生的，或者是另外一位委拉努埃法医生的。总之，我与他真正取得联系是在我到达梅里达之后。
我们在这里入住的酒店叫蒙特霍酒店，这是梅里达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一家酒店。这里所说的规模最大，是指在这座只有十八万人口的小城里占有一栋四层建筑。酒店的前面，是一条三十米宽的大街，两边槟榔树成荫。右侧紧挨着收藏有玛雅文化遗产的美术馆。街道两侧的建筑是西班牙风格的高级住宅，带有宽敞的花园，院内绿树环绕。
当我到达这里，与准备见面的欧德里奥·委拉努埃法取得联系之后，很快就有一位叫卡罗斯的年轻人赶到我们这里。卡罗斯是尤卡坦大学法律系的学生，他与委拉努埃法家族关系密切，好像还兼任欧德里奥·委拉努埃法先生的私人秘书。我们坐在饭店对面靠右侧的一家槟榔树掩映下的餐厅里，一边喝着可乐，一边商量着后面的行程。
因正值中午时分，天气很热，所以卡罗斯建议我们在酒店稍事休息，等到下午三点左右再到欧德里奥·委拉努埃法先生家里详谈。虽然天气的确炎热，但我并未觉得像东京的盛夏那般令人感觉不舒服。在梅里达，恐怕人们已经习惯在这个时间段里待在家中或在树荫下休息。
我们正跟卡罗斯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一个看起来只有五六岁的男孩走过来，他的手中端着一个小木台还有一块布，对我说了一番话。虽然我听不懂他说的，但大致猜到了他在说：“让我为您擦擦皮鞋吧！”
过去，在我小时候，日本的街头也曾经有过很多像这样擦皮鞋的少年。他们当然也为日本人擦鞋，只不过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们往往更喜欢死死纠缠那些出手大方的外国人。当时是昭和年代，从我上初中到高中，这种街头景象都能看得到。
所以男孩跟我说话的那一瞬间，我的脑海里便重新浮现出了三十年前日本街头的景象。虽然断然拒绝他显得太无情，可如果就这样伸出脚去让他擦，恐怕又会伤了卡罗斯的感情。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男孩已经自顾自地坐到我的脚边，不由分说地硬把木台放在我的脚下，他不容分辩的独断专行反倒替我解了围。于是我一边让男孩为我擦鞋，一边跟卡罗斯继续交谈。
我顾及卡罗斯作为知识分子的心情，据说他还曾到法国留过学，可他对男孩始终保持视若无睹的态度，继续着我们之间的交谈。当男孩要为卡罗斯擦鞋的时候，他马上表示拒绝，并像看到了什么肮脏的东西似的扭过脸去。
与卡罗斯商量好日程之后，我们回到房间里，休息了大约一个小时。从我所住的三楼阳台可以俯瞰梅里达市的街道，可以看到绿茵中的教堂，西班牙哥特式风格的塔楼，以及白色与灰色中夹杂着褐色的石材建筑。
在正午尽情宣泄的骄阳下，整个街道都沉浸在午后的睡梦之中。
下午三点整，卡罗斯过来接我们去委拉努埃法先生家。
从我们住的酒店到委拉努埃法先生家步行大概需要十分钟。中午一直沉睡着的街道终于苏醒过来，槟榔树下吹来阵阵清风。
委拉努埃法先生的家被白色石墙环绕，大门口虽看不出任何与众不同之处，但走进去后才发现他家是那么宽敞、豪华。最前面是一间铺着条形花纹地砖的五十多平方米的大厅，里面还有两个小会客室与之相连，再往里走，展现在眼前的则是阳光明媚的花园。从那平平无奇的石头院门外是看不到这些的。
一见面，委拉努埃法先生首先给我来了个西班牙式的搂肩礼。他对我们的来访表示欢迎，并请我们在桌边落座。
“您好！”
我会说的西班牙单词只有“您好”“谢谢”这两个。就这还是我从纽约到墨西哥城的七个小时的路途中现学的。
委拉努埃法先生微微有些驼背，面颊消痩，较高的颧骨加上黝黑的肤色，使他看上去完全不像八十多岁的老者。
“你们特地从日本来，我非常高兴。”
他用墨西哥人特有的夸张手势，对我们的造访再次表示欢迎，然后说道：“我想给你们看点儿东西。”说着，他带我们去往他那间面向花园的茶室。
茶室正中放着一张大桌子，后边的墙上贴着当时的皇太子和皇太子妃的照片。与之相对的墙上挂着浮世绘以及舞伎的绘画，旁边的桌子上摆放着小木偶人、日本玩偶、小型灯笼等。
“全是，日本。”
他说的这两个日语单词连我也听懂了。
“还有，还有呢。”
我们正为之感叹不已时，委拉努埃法先生又带我们来到他自己的卧房。
这间房间大约十八平方米，一侧放着床，旁边并排放着一张大桌子，上面堆放的书籍多得快要掉下来了。虽稍显杂乱，但可以看出房主人的生活比较随意、自在。最醒目的就是在床头位置挂着的天皇的照片，这种身穿盛装的照片，即使在日本，如今也已经很难看到了。
委拉努埃法先生从桌子的抽屉深处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小木盒子，打开给我们看。在标明有“勋三等瑞宝章”字样的盒子里，珍藏着日本授予委拉努埃法先生的勋章。
“真漂亮！”我夸赞道。
他把勋章紧紧地握在手中，说道：“谢谢，日本很好！”接下来他又给我们看了好多日本的东西以及有纪念价值的照片。
我一边为此感动，一边在心里嘀咕，担心时间不够用。我心里盘算着，如果可能的话，今天晚上在梅里达住一夜，明天下午就能从墨西哥城飞回洛杉矶了。逗留期间，除了寻访野口的足迹，向知情人了解一些情况之外，我还希望到玛雅文化最大的遗迹奇琴伊察或乌斯马尔等处看看。我把我的想法通过翻译山田转达给了委拉努埃法先生。他点了点头，从桌上抽出一本很厚重的书递给我，问道：“您知道这本书吗？”
委拉努埃法先生拿给我看的，是野口英世纪念馆为追述野口一生的经历而编辑出版的照片集。
他挺直已经开始弯曲的脊梁，很自豪地告诉我：“我就是这位野口医生的学生。”
我点头表示了解这一点，然后赶紧切入正题，开始发问：“我记得野口医生到梅里达来的时候应该是在一九一九年，当时您从事什么工作？”
“我那时候还是尤卡坦医科大学的学生。野口医生就是在现在国立医院的那栋黄色建筑的一间研究室里，从早到晚用显微镜进行观察研究的。”
“你们那个时候是直接听野口医生授课的吗？”
“野口医生整天待在研究室里，很少出房门。不过他习惯每天下午三点左右，在工作累了的时候，抽出二三十分钟到研究室前面的花园里来。我们为了等待这一刻，常常从中午就聚集到花园里，等野口先生一出来，就赶快跑过去，问他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过，他从不讨厌我们这样做，总是耐心地回答我们的提问，心情好的时候，还会带我们到研究室去，让每个人轮流看看他的显微镜。”
委拉努埃法先生说他是野口的学生，好像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
“那段时间，野口应该是洛克菲勒研究所的主任研究员。委拉努埃法先生，您早就知道他的名字吗？”
“那当然了。要说起野口医生，那可是有名的细菌学专家。不仅医生们知道这一点，就连我们这些学生，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如果说这里是穷乡僻壤可能不太合适，但在那个信息还不像现在这样发达的时代，野口的大名好像也传到了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边陲来了。
“大家都想一睹他的风采，听说他要来，就都到车站去迎接他。这一事实足以证明这一点。”
“听说刚到这里的那天晚上，他就召集梅里达的医生以及卫生部门的有关人士进行了一番演讲。您还记得这件事吗？”
“当然记得。他的演讲太好了，我们都非常感动。”
“请等一下。委拉努埃法先生，您会英语吗？”
“会一点儿，只记得几个单词，根本无法进行交谈。”
“可您不是也听了野口的演讲吗？”
“是啊，因为他是用西班牙语讲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怎么可能听得懂？”
“可是野口是在什么时候、在哪儿学会西班牙语的呢？”
“是呀，在下午演讲休息的时候，有人曾经问过他这个问题。不知道野口医生是不是在开玩笑，当时他笑着回答说，在他去往一个新地方的旅途中的这段时间，正好够他学习当地的语言。这一次也是这样，在他从纽约到梅里达的途中，他就已经掌握了西班牙语。”
“也就是说，他只用了七天时间就……”
我记起列车乘务员曾说过的那段故事，他说野口上车走进包厢后，就一步都不曾出来过。我突然感觉自己好像终于解开了这个谜。
委拉努埃法先生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四十多岁，小女儿刚好四十岁的样子。两个人都体态微胖，待人热情。到了这个年纪，还在委拉努埃法先生身边，也不知道她们仍是独身，还是因为我们的到访才回娘家来的。我虽多少有些不解，但又不便发问。后来才知道，委拉努埃法先生的夫人因患风湿病无法站立行走，多年来只能靠坐轮椅行动，而照顾母亲的生活起居的任务，主要由两个女儿分担。在我拜访他们家时，他的夫人一直待在靠里边的房间里没有露面。只是在我们去花园的途中，偶然路过那里时，才跟正在休息的夫人打了个招呼。这位女士也是个对日友好人士，话虽不多，但还是克服了肩膀、手腕不灵便的困难，跟我们一一握了握手。
他们一家人都非常热情地欢迎我们的到来，这使我们深深地感到他们对日本的友好，但我还是忍不住担心在这里耽搁的时间太久。这主要也是由于委拉努埃法先生年事已高，一提起话头就收不住，而他所讲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去日本时的印象和感想。听他谈论这类话题，作为日本人的我自然很高兴，但我最想了解的还是野口当时在这里是如何生活、如何工作之类的情况。
委拉努埃法先生的话题常常会从野口身上偏离，转而大谈特谈他对日本如何了解。最后实在没办法，我只好趁他停下话头的时候，请山田把我的话翻译给他：“您正讲到有意思的地方，实在抱歉。因为时间有限，能不能一边谈一边带我们去看看野口医生曾经工作过的研究所呢？”
山田转达了我的意思，委拉努埃法先生面带墨西哥人特有的那种夸张的表情，点头表示同意并说道：“当然，那样最好。现在车马上就到，请您再稍等片刻。”
性情比较急躁的我还以为从委拉努埃法先生家出来以后需要叫出租车前往呢，而实际上他已经给朋友打电话，请朋友帮忙安排了一辆大轿车。既然他如此细心周到，我也就不好因为车来晚了而先告辞出来。这里是墨西哥，不是日本。
我沉下心来，决定还是耐着性子暂且听听委拉努埃法先生的喋喋不休。
他说话的方式是在西班牙语特有的热闹之中又加上了夸张的手势，并且向前探着头。看他那热情洋溢的劲头，实在令人难以相信他已经是八十开外的老人了。
过了一会儿，不知他跟女儿们说了些什么，然后就走到客厅尽头的电话机旁，开始用电话长时间交谈起来。
“车真的会来吗？”
我有些担心，不安地问山田。
山田倒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只是点了点头。虽说山田会说日语，但他毕竟是一直生活在墨西哥的日侨第二代，可能根本无法理解我焦急的心情。
没办法，我又忍不住看了看手表，已经快四点了。正午时，人们躲到树荫下避暑，现在酷暑终于散去，从高高的采光窗向外望去，这会儿天空中反而开始出现了积雨云。照现在的形势看，今天不要说去看玛雅文化遗迹了，恐怕能在梅里达市内转转就已经不错了。
正当我近乎失望地、呆呆地看着窗外不断移动的乌云时，委拉努埃法先生打完电话，走了过来。
“我刚跟他们联系好了。明天上午十点能不能请您同我一起到本地的报社去一趟？无论如何，我都想把您介绍给报社的主编。”
一听这话，我顿感厌烦。因为我准备乘明天下午一点的飞机离开梅里达。那班飞机途经墨西哥城，然后直达洛杉矶。如果能赶上这趟航班的话，傍晚六点左右我就能到达洛杉矶了。由于工作等各方面的原因，我必须在八月六日以前赶回东京。因此，即使明天中午从梅里达出发，也只能在洛杉矶停留两晚。
来的路上经过洛杉矶时，也曾在那里住过两晚，并已经和以野口英世研究家著称的普莱斯特女士见面谈了谈，而且我已经和她约好回国途中再见一次面，交流一下此次旅行的收获和成果。顺便说明一下，普莱斯特女士是由于她父亲的关系对野口产生兴趣，从而开始对野口进行研究的。他父亲作为洛克菲勒研究所附属医院的精神病科教授，曾经与野口过从甚密。
野口的成就之一就是从梅毒患者的大脑中发现了梅毒螺旋体，而且成功地进行了这种病原体的实验性培养。在研究这项课题时，野口得到了普莱斯特女士的父亲的大力支持。
当时，野口就是把因患上梅毒、麻痹性痴呆症而致死的患者的大脑做成切片，然后对这些标本进行观察研究，最后获得成功的。而普莱斯特女士的父亲则在提供梅毒患者的大脑供体方面给予了野口大力支持。
据说，就是在进行这项研究工作时，父亲曾对当时还是孩子的普莱斯特说：“日本的野口医生可是个了不起的男人。”她开始对野口产生兴趣主要就是由于这个。另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那就是在她很小的时候，野口好像抱过她。
我在这里说“好像”，是因为普莱斯特女士对于此事并没有太深的印象。因为她父亲在纽约工作的那个时候，她还只是个三四岁的小姑娘。只是后来听她母亲常常提起：“野口医生到咱们家来的时候，还抱过你呢！”
现在，普莱斯特女士已经六十多岁，和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大学工作的丈夫一起住在洛杉矶郊外的高级住宅区。一方面因为她有时间，另一方面因为她非常勤奋，所以不仅收集到了美国发行的埃克斯坦撰写的关于野口的传记，还曾亲自远赴费拉德尔菲亚、纽约等地，收集关于野口的各种各样的资料。
在美国，我认为她恐怕当属研究野口英世方面的权威性人物了。可是她对于我提出的几个问题，有时会做热心的回答，有时却又显得极其冷淡。
“虽然我们的国度不同，但您和我一样都在研究野口。从这一层意义上讲，您既是我的朋友，同时也是我的竞争对手。”普莱斯特女士这样解释她保持沉默的原因，同时露出有些顽皮的微笑。
“话虽如此，但我是作家，您则是传记研究学者。我觉得虽然我们都在调查了解野口的生平事迹，但写出来的却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东西。”
尽管我这样跟她讲道理，但是问到关键问题时，她仍是避而不谈。她之所以会这样做，倒不是因为她要故意刁难我，她的态度反而让我看到了某种作为研究人员的执着。自己辛辛苦苦从美国一直绕到非洲才到手的资料，是不会轻易转手他人的。
“也许您确实掌握了很多美国方面的研究野口英世的资料，但我想日本方面的资料恐怕还是我这里多一些。如果我们相互交换一下，不是都能够拿出最好的研究成果吗？”
听我这样说，她依然不肯让步，并婉拒道：“当然，如果您能为我提供在日本得到的关于野口的研究资料，我是绝对欢迎的。我这里的资料虽然很多，但还都没进行整理，无法给您看。”
她虽然还是不肯接受我的建议，但还是不断地向我打听有关野口的事情。这样一来，我也只好故意卖关子了。因此，我们之间的谈话一直都是在相互摸底的状态下进行的。
普莱斯特女士令我最佩服的一点就是，她不像日本那些所谓传记作家，只是片面地把野口当作伟大的、有成就的学者看待。对野口的伟大之处自然应该予以肯定，但不好的一面也还是要实事求是，用客观而冷静的目光去看待。
“他虽是一位热心投入工作的优秀学者，但是到最后由于急于求成，犯了作为学者不应该犯的大错。”
对于她的这种“野口观”，我深有同感。的确，虽然野口英世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但是到最后，他犯了个大错误。尽管他作为学者所建立起的功勋曾经得到过很高的评价，但是现在却早已消失殆尽。说实话，对于野口的赞誉已经随着他的去世而快速消失。在日本的学者中，像他这样毁誉褒贬落差如此之大的人，恐怕再也没有第二个了。可是，日本的传记作家们以前明知道这一点，却仍然把他当作伟大的学者而大肆宣扬。
一般来讲，虽然传记会夸大、抬高作品中所描写的主人公，侧重其好的一面进行创作，但这种倾向在野口的传记当中如此明显，也是极为罕见的。正如日本的历史被历史学家歪曲了一样，野口的一生也被传记作家们大大地歪曲了，他们描写的野口已经完全与现实生活中的野口判若两人了。
在这个问题上，普莱斯特女士的观点相当尖锐。埃克斯坦所著的《野口》，虽然在日本反响不错，可普莱斯特女士对此也表示出强烈的不满，认为那是一本“过于强调教训的片面的传记”。而且她认为在日本有关野口的传记当中，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年）由岩波书店出版发行的奥村鹤吉所著的《野口英世》，还算是一部比较真实、可靠的作品。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普莱斯特女士的看法切中要害。在相当数量的野口英世的传记作品当中，只有这本书有些与众不同。然而，是不是这样就行了，却还是个问号。这本传记详细追述了野口的生平，而且野口在日本那段时期的内容确实写得相当不错，但是从他去美国到去世这个阶段的内容却显得很粗糙，有很多令人不太满意的地方。从这个方面来看，这本传记并没有摆脱以前的野口英世传记的框架，而且描写野口在日本的那部分内容，也由于作者考虑到不能破坏当时已经被捧为世界伟人的人物形象而显得处处小心翼翼。
存在这样的问题倒不完全是作者的责任。就算奥村鹤吉先生想准确地描写，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可以说时代的潮流已经不允许他写出那样的东西了。
我们暂且把这个话题放在一边。总的来说，日本出版的野口英世的传记有两个共同弱点：一是从一开始就想把野口当作在医学界有重大发现的伟大学者去看待；二是对去美国之后的野口认识模糊，描写得不够详尽。对于野口到了美国之后的情况，往往只是列出大致的年表，单纯罗列他扬名立万的过程，而对于其背后的苦恼与不安却只字未提。
第一个弱点没什么好说的，但就第二点而言，对于日本的传记作家来说，确实存在客观、地理上的不利因素，很值得同情。
同情归同情，但并不等于说这部分情况就可以随便处之。野口那种与众不同的性格，虽说孕育于会津这块在明治维新中落伍的特殊土壤，但自二十五岁至五十三岁去世，他一生中最具活力的这段时间毕竟是在国外度过的。所以，要写野口，就不能把这段时期一笔带过。忠实追述这段时期的经历，对于描述野口的一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在这方面，普莱斯特女士具有日本的传记作家无法比拟的优势。
首先，她本人不仅住在美国，而且还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可以利用充足的闲睱时间到世界各地寻访野口的足迹。她过去还曾经来过日本两次，甚至亲临野口老家的猪苗代湖畔。因此，她对于日本方面野口的研究成果大致了解，同样也深知其中所有的不足之处。
当我提议将为她提供日本方面的资料，但作为条件，希望她能让我看看她手中掌握的美国方面的资料时，她表现出为难情绪，主要还是因为她自认为她所掌握的资料，特别是有关野口在美国的研究资料，没有人能够超越她。
总之，我与普莱斯特女士见面，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新东西。她所谈到的一些内容，全都是我早就知道的，而且还都是以前曾经公开发表过的。通过和她交谈，我基本上了解了她对野口进行研究的大概方向，进而能够推测出今后应该在哪些方面下功夫才能够挖掘出新的材料。
我打算从墨西哥返回，途中在洛杉矶再度停留，与普莱斯特女士见面，主要是因为我想用这半个月来在美国和墨西哥采访得到的结果，刺激一下普莱斯特女士，看看能不能从她那里得到相应的回报。
由于上述原因，我能够在梅里达停留的时间相当有限。
委拉努埃法先生很爱讲话，周围的人们也都以墨西哥人特有的缓慢节奏行事。即便如此，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天中午这段时间，拜访一下梅里达市内野口曾经住过的旧址，听委拉努埃法讲述一些过去的回忆，还是绰绰有余的。
但是，好不容易才来到尤卡坦半岛之端的梅里达，我还是想去看看据说是玛雅文化最大遗迹的奇琴伊察神庙以及乌斯马尔的金字塔等。
我对委拉努埃法先生“去一趟报社”的提议之所以表现出不满，主要还是因为我还没有彻底放弃到这些遗址去看看的愿望。如果今天傍晚能够到梅里达市内野口住过的旧址看看，晚上再听听委拉努埃法先生对野口的印象，那么明天上午至少有机会到其中的一处遗址去。
“如果可以的话，明天上午十点派车去酒店接您，怎么样？”
委拉努埃法先生再次提议去报社，我有些不知所措，于是轻声对身边的山田说：“我不是不愿意去报社，只是还是想趁这个机会去看看遗迹。”
听完山田的转述，委拉努埃法先生照例动作夸张地点点头说：“是啊！当然还是应该到文化遗迹去看看。”然后他和他的两个女儿开始进行言辞激烈的交涉。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有些担心地问山田到底怎么了。
他告诉我说：“他们在讨论一会儿到底应该去奇琴伊察神庙还是应该去乌斯马尔金字塔。”
他们的交涉在我看来简直就像在吵架似的。这一方面由于西班牙语特有的激烈语音，另一方面还由于他们讨论这个问题时的认真表情。等他们终于得出结论之后，委拉努埃法先生转过头来对我说：“那我们现在就去奇琴伊察神庙吧！那里有玛雅遗迹中最大的武士神庙，还有库库尔坎金字塔等。”
“可是现在还能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吗？”
“没问题。回来的时候肯定已经到晚上了，但赶到那里的时候天应该还亮着。”
看样子，委拉努埃法先生好像准备亲自陪我去一趟。我突然觉得刚才他提议要不要去报社时，自己曾想予以拒绝仿佛有些不太合适，如果今天能够去看看奇琴伊察神庙，那么明天也就没有必要非去乌斯马尔金字塔不可了。本来一开始就只打算看其中的一个，那么看了奇琴伊察神庙也就足够了。
“带我去报社是为了跟什么人见见面，打个招呼吗？”
看来委拉努埃法先生并不只是要把我们介绍给报社的人。
“实际上是这么回事，在国立医院前边的花园里，有一座野口医生的铜像，那还是十年前在小原先生的资助下铸造的。最近听说国立医院要重建，有关方面让我们把铜像搬到别的地方去。可是我认为野口医生的铜像必须放在那里，绝对不能搬，因为那里是野口医生在梅里达时，从早到晚工作的研究室所在地。野口医生就是在那里彻夜不眠地为我们努力工作的，如果把铜像从那里搬走的话，就太对不起野口医生了。因此，我坚决反对搬走铜像。可是现在梅里达的人们根本就不了解野口医生的事迹，忘记了曾经有过这么伟大的医生在这里工作过，这是不行的。如果报纸上登出您特意从日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的消息，那他们就会了解野口医生的事迹，因而也就能够更珍视那座铜像了。”
我这才理解委拉努埃法先生的用意。作为墨西哥人，虽然他才见过野口几次面，但竟如此看重野口。
就算墨西哥人忘记了五十多年前从异国他乡来的一位医学家，也没什么好指责的，但委拉努埃法先生却义愤填膺地述说着。
虽说年轻时曾经接触过世界著名医学家的自豪感和年事已高使委拉努埃法先生变得更加固执，但撇开这些因素，他对野口的钦佩非同一般，甚至远远超过了日本人对野口的感情。
我郑重地转身，对委拉努埃法先生说：“如果我们去报社对帮您留下野口医生的铜像能够多少起到作用的话，我很高兴与您一同前往。”
“您真的愿意去吗？”
“当然。我被您对野口的一片真情感动了。作为日本人，我充满了感激之情。”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您能不能在野口医生的铜像前挂一个花环？每年五月二十一日野口医生忌日那天，我都要去献上一个花环。可是最近已经很少有人为他献花了。野口医生肯定会感到寂寞的。”
“没问题。明天去报社之前，我一定去献花环。”
我的话音未落，委拉努埃法先生的小女儿过来告诉我们说车已经来了。
“好，那我们就出发吧！”
委拉努埃法先生拄着拐杖第一个站了起来。走出来一看，一辆乳白色的林肯轿车停在门前。看样子这辆车刚买来不久，整个车体从头到尾都被擦拭得锃光瓦亮。后来我才听说，委拉努埃法先生特意为我们借来了这辆乘坐感非常舒适的汽车。
“请上车！”
我按他的意思坐进了后排座，旁边是卡罗斯，委拉努埃法先生坐进前边的副驾驶座，不知为什么，负责开车的竟是山田。
我们首先去了趟靠近繁华区的雷霍鲁玛宾馆，这是野口来这个城市时住过的地方。参观完这里之后，经总督路，过动物园，来到国立医院门前。
医院是栋两层楼房的建筑，全被涂成了黄色，在宽宽的街道两边种植的红花鸡蛋花的辉映下，显得很漂亮。整个医院占地面积相当大，连接楼与楼之间的走廊横穿过绿色的草坪。
“这栋建筑准备在今年年底拆除。”
难怪听说近期医院要重建，走近一看，才发现建筑早已陈旧不堪，就连黄色的墙皮也已经开始一块块地剥落了。
野口曾经使用过的研究室就在这家医院靠中间的位置，面向大街的一角。
过去是正门的地方现在有个铁栅栏门，从左右两个方向环绕着这个大门的是两栋六角形的建筑物。野口好像就是在右侧那个窗户很高的房间里，终日用显微镜进行观察研究的。
野口的雕像就立在这两栋建筑之间的花园正中央。白色的台座上，身穿白大褂的野口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仰视着天空站在那里。这是十年前由玉川学园园长小原国芳先生以及委拉努埃法先生等人合资建造的。这座雕像在南国已近黄昏的天空下，显得高傲而又有些孤单。
“委拉努埃法先生，你们就是在这里等野口医生出来的吗？”我目视雕像周围的花园，问道。
他使劲儿点点头，说：“那时候还没有后面这栋楼。我们经常在这里等野口医生出来。一般情况下，他都是推开左边那扇门，微微地低着头走出来，头发总是乱蓬蓬的，两只手也总是插在兜里。我们一般是先看看他的心情好不好，如果感觉他的心情还不错的话，就悄悄走过去跟他说说话。”
“就在这儿吗？”
“是啊。有时候就站在这里聊一会儿，但大部分情况是坐在草地上，我们大家围着他，听他讲。”
委拉努埃法先生一边叙述着，一边激动得目光闪烁，面带红晕。
我站在前面，重新抬头仰望着野口英世的雕像。
能够如此吸引并激发异国学子们的热情的野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那个时候，野口一个人来到这南国的边陲，他在想什么呢，又在渴望、追求着什么呢？
正当我思绪万千地在心里默念着、琢磨着的时候，云层迅速移动，很快地，这个城市特有的白色瀑布般的暴风雨从天而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