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白石老人是我的世伯，又是我的老师，我和老人交往了将近四十年，一直保持着我们两代世交的深厚感情。他叫我笔录他的口述自传材料，原是预备寄给苏州金松岑丈替他撰著传记用的参考资料。记得一九三三年的春天，老人到我家来，见到金丈寄给我的信，信内附有一篇替我朋友做的传记体文章。老人把这篇文章读了一遍，佩服得了不得，说是这样的好文章，真可算得千古佳作。我把老人说的话，写信告知金丈，并介绍他们二位缔结了文字交。后来，老人还很高兴地画了一幅《红鹤山庄图》，托我转寄金丈，作为两人订交的纪念，同时他还希望金丈也能给他做一篇传记。从那时起，老人就开始自述他一生的经历，叫我笔录下来，随时寄给金丈。

我笔录他的自述材料，大概写到一半的时候，卢沟桥事变突起，在戎马仓皇之间，我为了生活，到南方去耽了几年，就把这事给搁下了。已写成的稿子，还留在我处，而抄寄给金丈的，只不过是这一半成稿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我旅居南方的几年中，也曾回来过几次，都因匆匆往返，没有时间和老人畅谈，把笔录的事搁置下来。等到一九四五年我回到北京，老人又跟我谈起这事，希望能继续笔录下去，早早地写完全。岂知这时金丈已经逝世，给他撰著传记的诺言，无法实现，老人觉得很失望，我也替他扫兴。有一天，老人对我说：“金公虽已不在，这篇稿子，半途而废有点可惜，我来说，你接着写下去吧！”说得非常恳切，我只得一口担承下来。但我因为职务羁身，不能常常前去。而每次去时，老人总是滔滔不绝，说得很高兴，我就随时笔录。到一九四八年为止，把前后断断续续所记的，凑合在一起，积稿倒也不少。

那时，老人已届八十六岁高龄，身体渐渐有点衰弱迹象，坐得时间长了，似乎感觉异常劳累，说话也不能太多，多说就显得气促力竭。而我的高血压症，一度又十分严重，遵医之嘱，在家休养，老人那边，足迹遂疏，此稿只得暂时告一段落。

我本想等我病愈之后，趁哪一天老人精神好时，再去听听他的口述，给他多记录点。想不到隔不多久，老人逝世了。回想往日促膝谈心的情景，已是不可再得，叫我怎能不感怆万分呢！老人生前，为了这篇稿子，总是念念不忘，对我提起了不知多少次。而经过许多波折，一再停顿，我心里头着实有些怅惘。因此，我把历年笔录老人口述的草稿，加以整理，编次成篇，算是我对于老人最后尽的一点心意，而我自己，也算了却一桩心愿。可是没有在老人生前，让他能亲眼看到完篇，真是遗憾万分！

我所记的，都是老人亲口所说，为了尽量保留老人的口气，一字一句，我都不敢加以藻饰，只求老人的意思，能够明明白白地传达出来。虽说老年人说话，有时不免重复，这一点，我在初步整理时，已注意到了。尤其老人说话时，关涉到我个人和我先父的事情，我更是力求精简。凡是不必要的，我都删削。这样整理，恐怕缺点还是难免的，希望亲爱的读者同志们多加指教！

另外有两件事，需在此顺便说明一下：（一）老人原配陈夫人，是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壬戌）生的，比老人大一岁，这自述的材料里说得是对的。而在一九四〇年（庚辰）老人所撰《祭陈夫人文》中所说：“前清同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乃吾妻于归期也，是时吾妻年方十二。”那是老人记错了，按照旧习惯，那年陈夫人应为十三岁。（二）老人跟他外祖父周雨若公读书，是在一八七〇年（同治九年庚午），是年，老人年八岁，他亲口对我说过不止一遍，而《白石诗草》卷六《过星塘老屋题壁》诗注“余九岁，从村塾于枫林亭”，这是老人作诗注时的笔误。因恐读者根据老人所作的祭文和诗注，对于自传里所记的陈夫人生年和老人上学时的年龄发生怀疑，所以附记于此。

一九六二年夏，东莞张次溪记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