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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之内在的矛盾

十九世纪后半期,仅仅三四十年之中,日本便成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国,发展得真是快极了。工业革命以后荷英法之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走了一个半世纪,德美两国也经过了一百年以上的孵化期,只有日本,走得这么快,跨得这么远。可是我们仔细比较一下,这期间,就有显著的差别。像欧洲那几棵资本主义的大树,它们的根伸在非、澳、南洋群岛、印度、印度支那半岛、南北美洲那些丰沃的殖民地上,用那殖民地的膏血滋养自己的花果。日本资本家并没有这样优越的机会,只能伸根到自己的农村里去,资本主义发展得愈快,农民的困苦越加深。“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土地大量集中,除一部分为国有外,其余大部分已变成为私有,地主、富农据有百分之五十以上,多数零散小农,所有的还不到百分之五十,这些小农,为了生存,事实上变成半佃农,全日本农户,半佃农占百分之四十以上,纯佃农亦占百分之三十以上。佃农的收获,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得付给地主。地主兼为商人、高利贷者、资本家,每每用投机的方式来赚取农民的生产品。地主对于农产经营既缺乏兴趣,农民大众,苦于生活,对于生产技术之改进,“心有余而力不足”;日本虽已成为工业国,农业生产,还是停滞不进。(只有富农耕地,使用着机械动力。)日本农民的贫困和节俭,几乎使人难于置信,这样还不能生存下去,于是把他们的女儿出卖——支持这个“现代日本”的“妇女奴隶”。一方面农民又为日本的唯一兵源。在日本军队中,平均五个士兵中,有四个是农民的儿子。真如席勒所说的:“这一对难姊难弟,都是生长在原始社会的土地上的——这个国家,‘一面配备强劲的军队,并对人民施以普及教育,然教依有崇拜迷信,用重税来粉碎农民,一方面却容忍富人用屠杀农民儿子的手段,使他们格外变成富有。’”

美国《幸福杂志》记者说:“日本,是私人独占的典型。”“日本半数的金融资本,握在几个财阀的手中,其组织纵横交织,层层相叠,构成了帝国中的帝国。”这著名的财阀,只有四个,“三井”是最大的一个,他掌握着日本进出贸易的百分之四十,伪满贸易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他们致力于工业的经营,主要的如煤矿、铁矿、重要的炼钢厂、冶铁厂和最大的军械厂。此外还兼营造船、营造、化学、水电、棉织、面粉、水泥、人造丝、造纸、炼糖,包罗万象,应有尽有。他们为了要维持他们的工厂,并且开设更多的新厂,每不惜以战争的代价来扩张领土。“三菱”公司则以经营商业贸易为主,他们的日本邮船会社,包办了大部分对外贸易。他们也大规模从事制造军火,从无畏舰到潜水艇,从机关枪、大炮到渡船、桥梁、机车及海底电线,包揽了大部分的军备供应。“住友”也经营军火业,“安田”则是银行业的魁首——这些寡头财阀,便成为了一架制造战争的自动机器了。

这儿,我们得提醒一句:日本的资本家并非如欧美各国一样,是一种新兴阶级的人物,而是封建社会的贵族、地主、官僚的化身;“天皇”本人是大资本家,“三井”也是旧时的侯王,日本的资本主义乃是典型的官僚资本。现代欧美的民主国家,以中产阶级为中坚;日本便缺少这个中坚的力量,因此,日本的议会政治,有如昙花一现,便萎谢掉了。而官僚工业资本的发展,对工人的剥削,对农民的掠夺,和对鲜、台殖民地的抢劫,造成社会经济的不平衡,因之,只有找寻特殊的机会,即“战争”来作有力的推动。如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方面是军备订购,另一方面是因胜利而获得巨额赔款,即以投入工业机构中,助其发展。

进一步,我们再检讨日本工业的内幕。日本工业中最大缺点,便是重工业非常落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领导的工业部门,总是五金、机械制造、化学、采矿等工业,而日本则以纺织工业领头(一九三三年,纺织工业占日本工业生产总值百分之三十六点六),贫困的农民和工资低微的工人,连许多轻工业产品也无力购买,所以日本的国内市场纳胃非常微小,因之不得不争夺国外市场。日本在国外市场上和他国在竞争,最有把握的是轻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所需资本很少,创办也很便当,熟手工人也容易找,又容易利用妇女和儿童的便宜劳工。日本又有最靠近的广大市场——中国和印度,这两国人口众多而贫乏的国家,正需要便宜的纺织品,乃使日本的纺织业顺利发展。(为着准备侵略战,这次战争的前夜,日本的重工业也在飞跃发展,但用以和纺织工业相比,还是落后得多。机器制造工业,较之别的工业国,也十分落后,且不说美、德、英、法,连意大利也赶不上。)

关于这一点,小泉八云在描画日本文化的特质时,有一段很好的说明:“若把‘资本’这一个字广义地解释起来,日本是没有资本而在生产的。日本在本质上没有变成机械底和人工底而变成产业底。如果你到京都去问那世界上著名的磁工场,要定做一些东西(他们的出品,在伦敦、巴黎,比在东京还要著名),你便会发现着他们的工场是一个美国农夫都不愿意住的木造小屋罢。那在日本工业产品中最好的丝带,而且名闻全国,是在建筑费值不到五百块钱的一间屋子里织成的。有时候,除开你实在能够认识园门上的汉字以外,你便只能由机器的声音,才辨别得出一个工场和一间旧式的房子来。我们自己(小泉自称)建筑上的怪物和机器的巨塔,是由产业的资本的大结集而实现的,像这样的结合,在日本并未存在着,我们总要想,凡是真正的进步,伟大的发展,是必得在相当安定的状况中进行的,可是日本正在和我们相反的情况下发展着,不断地移动着,就好像沙和水被风所吹动一样。”这是在利于平和的社会状态中存在的,然而日本军阀却不断要冒险,要发动战争,“这样脆弱的工业基础,耐不住持久的全面战争”的,于是一座璀璨的宝塔就在“战争”中倒下来了!

如世人所共知,日本军阀,乃是决定日本国运的主要因素。而日本军阀与官僚间的矛盾,陆军与海军之间的矛盾,尤为拖累日本之主因。日本投降以后,《每日新闻》记者森正藏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中日战争初期,蒋百里氏所说的话:“何以见得日本必败呢?这是因为日本是三分的民族:一是陆军,二是海军,三是官僚,三者互相斗争,日本无有不败之理。”(蒋氏本来的话,说得比较委婉,他说:“日本陆军的强,是世界少有的;海军的强,也是世界少有的。但是两个强加在一起,却等于弱;这可以说是不可知的公式,也可以说是性格的反映。”)陆海军何以彼此相克,“在一个屋檐下却发生了无数次的骨肉相斗呢”?森正藏说:“用星和锚来象征日本陆海军是充分表示了黑白不相容的对立性格。因为陆军是以陆上作战为主眼所建立的军队,由其性格必然尊重独断独行的训条。上至一个司令,下至一个小兵,可以根据一定的条件而采取独断的行动,日本陆军教育的根本精神亦即在此。此种独断独行的思想,失却了适当的制驭手段,却流为独断专制,而形成作乱的危险。然则海军又如何?这可从相反的环境中看出。海军的精神,一言以蔽之,是对一定型的强制,这是由海上生活特殊环境的关系,例如在军舰内,自舰长至水手,各循着秩序井然的命令系统而行动,在自己义务范围之外,绝对不许可有擅断行动的。可是因为过分受统治的结果,不免趋向于保守和定型性格,失却了通融性,而发生了责任的回避心。在海军中所以没有政治家,即由于此。”日本的海军,要想效法英美,从第三位爬上第一位,不仅要封锁亚洲海岸,还要超过太平洋向彼岸逞雄,陆军又要效法德法,保持他在世界上唯一的荣誉,实行他的大陆政策;因此在预算上彼此竞争,各不相下,政府对于他们,谁也不敢偏袒,弄得国力凋蔽,而竞争并无止境。(民政党财阀、内阁时代的陆军大臣宇垣,曾经一度缩减陆军人数的定额,而将剩余款项补新器具,预算并未因此而减少,结果却招了陆军方面的切齿痛恨。)这样矛盾冲突,在战争中反映得格外明显,于是蒋百里所说的“两个强加在一起,却等于弱”,成为先知的启示了。

根据日本的帝国律例,陆海军不受议会或政府的任何干涉,无论关于其内部组织、构造及规程等等。(海陆军预算由海陆军大臣自己编制,不受大藏省的拘束;海陆军大臣向议会解释自己的预算,如果不能通过,便以辞职为手段来颠覆当时的内阁。)又在内阁组织法中,确定了海陆军大臣,必须从现役将官中任命的原则。这条例,替军人开了操纵内阁的捷径,只要军方不同意的内阁,便可以共同拒绝到职,或由一个大臣辞职来强迫内阁的改组或执政;军人操纵政治,乃成了日本政治的惯例。(有时候,前线的将领也学了这种榜样,如果紧急军事局面需要一种新的行动,即使它会产生一个新的国策或修改一个老的国策,他们亦准备加以接受。既经决定以后,这也许要牵涉到别的国家,并且有很深远的影响,则在他们已经决定之后,就不许有任何变动,即外务省也无权去过问了。这便造成军人独断独行,军权高于一切的畸形状态了。)日本政治家的命运,都是不幸的,非遭遇意外的不幸,便是被人暗杀。“第一个政治元勋西乡隆盛以暴动起兵自杀于战场,政府方面成功的大久保亦被认为国贼而遭暗杀。大隈既以外交问题遇了炸弹,伊藤又在哈尔滨遇刺而死。再如政友会,日本的最大政党,而首领几乎个个不得善终。原内阁是政党政治极盛时代日本人所艳称的平民宰相,竟被刺死于车站。田中以陆军大将为党魁,出组内阁,下野不久,一夜间猝死;是否自杀,迄成疑问。民间出身、一时奉为宪政之神的犬养毅,苦斗了六十年,当了首领,做了总理,竟被士官生击死于首相官邸;身隶政党,但常取超然态度的财界元老高桥,以七十八岁的高龄亦被军人击死。六十年来政友会首领,只有西园寺,得保善终,生前也曾经了几次危险。至于相对立的民政党,出任首相的滨口、藏相井上和财阀元老团乃至超然的海军大将斋藤,都同犬养一般的命运。再如次级的有力人物,如军务局长永田,中国公使佐分利也遭遇了知名或不知名的暗杀。”军人宰割政治,又演出了这样的悲剧。(一九三二年的“五·一五”事变,和一九三六年的“二·二六”事变,是最好的注解。)

日本的外交,也是在军人支配之下进行着,所谓“二元主义”的,一般人早已看清了日本的两种声调:文治政府诚心采取缓进政策,而陆军的极端派则自行其侵略政策。无疑的,职业外交家和文人政客对于陆军活动派的冒险表示骇异;无疑的,如果军事当局能受文治政府完全支配,则日本陆军不致入侵满洲、内蒙和华北各地。但从他方面看,我们不应忘记,在日本实际上有两个政府:文治大臣,连着首相在内,常受陆海大臣的支配,而自大战以来,则未尝有首相支配陆海军的事。日本政策,所以有两面的表现,其一种解释即因政出两头,虽然这不是唯一的解释。我们可以说,日本的左手常常不知道右手进行的是什么,外交家的一切计划,每每被军人行动所动摇呢!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理解日本军阀所以冒险侵略而终于失败的原由了。 VO12HC88s5l66/qnVOtYkCOdt8xEXLLC7lX0OOmfVQLJKPvJN0ZbA04rPigMDb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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