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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记
——战场生活

我承认我是泥土气息很重的人,从乡间到了杭州,又从杭州到了上海,好似踏进了现代的城市,而我还是一个十足的土老儿。我在上海住了二十多年,却也把我自己关在书房里,和外界并没多大的接触;所接触的,也就是学校里的教授、学生,其他便是文艺界的朋友,说起来,也就是文化圈中的人,大家都是在这个小圈子中兜来兜去的。正德皇帝对李凤姐说,他是住在小圈圈的黄圈圈当中的,我们也有我们的黄圈圈,也有我们的自大自负。到了一九三七年秋天,淞沪战事发生了,我以战地记者的身份上了战场,这才跳出那个小小的黄圈圈,和一般社会人士相往还,在我的生命史上,可说是极大的转变。假使一个人的意识,也有狭的笼,从那时起,我是走出了狭的笼,闯到广大世界中去了。辛克莱说到我们生活过程中,偶然会有一种惊疑错愕的顷刻,当此顷刻,他们的心必如受刀刺一般地想道:“人生是多么奇怪的一桩事;我到底是什么?我是怎么样来的,又将怎么样去?我到底有什么意义,我生在世间为的是什么?”有一次,他和三个游丐坐在一条铁道旁边谈天,他们正在一个旧罐头里煮汤吃,听得其中一个说道:“天晓得,真是一桩怪事,不是吗?伙计!”又一次,他坐在一只船的甲板上,眼看着夜半的大洋,和一个水手谈天,听他们说的,也差不多同是这几句话。他说:“可见人们的心,不一定在学校的教室里,才去捉摸人生的基本问题的。”我的感受,也正和他所说的一样;从那以后,我才和古代哲人似的,开始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摸索人生的意义的。

上战场和将领们相处,才知道军人不一定是武人;有些将领,也许比文人还要“文”;现代的军人,很多对文艺有兴趣;他们的旧诗词,修养很不错,不独会欣赏,而且会写作。程潜(颂云)的旧诗,比郭沫若、郁达夫、田汉高明得多;罗卓英也爱写旧诗,黄绍竑的词,并不差。有一位汪参谋长,他在临川和我谈宋明理学,也正如朱陆当年的“鹅湖之会”,自有他的议论。在别的战场上,我们也容易碰到学贯中西的思想家,而且是真不二价的。但,军人毕竟是军人,他们并不是酸文人,也不是腐学究。他们毕竟和死神碰过面的,他们虽说为命运所掌握,却也掌握着命运的。我曾称之为“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即是此时此地的主义,离开现实,就无从把握;也只有面对“现实”,迎接上去,才有把握的希望,要逃避是不可能的。有一位,平日很拘谨的参谋,虽不一定守身如玉,到了战时,忽然,也对玩女人发生兴趣了,几乎有了机会,他就去玩一场,一变他平时的性格了。他老老实实对我说:“我也是一个人,我也是活人,我要享受人生的幸乐。我也设想过着安乐的家庭生活,而今是不可能的,我为什么不享受一番呢?不错,可能会碰到传染来的性病,但性病的发作,总得在三四星期以后,即算要死亡,也得在几年以后;而我呢,可能在几天之内死去了,也可能在今晚、明晨都说不定,我又为什么不好好儿享受一番呢?一个连女人都没碰过的男人,这样的死去,真是不瞑目的!”他不一定是杨朱派的信徒(杨朱派认为“且趣当生,奚遑死后”;人生之中,只有快乐享受为有价值,而人生之目的及意义,亦即在此),一个现实迫得他成为快乐派的哲人,他这么说了,谁也只能点头承认的。于是,我不觉恍然有所失了,我们在书房中冥想,在课堂中放言高论,究竟懂得什么呢?

在我,这样一个从乡村出来带着泥土气的理学门徒,就这么给战争当头一棒,把礼教外套都撕碎了。宋明理学家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他们都是没有饿过肚子的,在那儿说风凉话;要是他饿了肚子,这才懂得饿死事大。一个少女,当她饿昏了头的时候,一个大面包,几片香肠和牛肉,再加上一包香烟和一瓶啤酒,那就什么都可以奉献的。我们只要看看战争片子,就知道艺术家所了解的,比什么圣人或理学家深切得多了。我们决不谴责失去贞操的少女,在战神面前,贞操算得什么呢?

我在上海教书写稿的日子,每天可以估量得到,会碰到哪一类朋友,或者学生;他们将要谈些什么,我自己的看法又是怎样。有如我自己的午餐、晚餐一般,我可以预知和谁一同吃饭,吃的是什么菜;至于进膳时间,迟早就是那个时候,不会差得很多的。到了战场,那可不同了;每一页都是新的一页,也不知会碰到谁,更不知谁是怎样一种人;至于想些什么,谈些什么,那更无从去把握了。旋风似的在变动,只有那一刹那是可以把握得到的。我还记得我和珂云从徐州到洪山前线那一下午,幸而找到了一辆牛车,把我们连夜载回到运河站,要不,我们可能变成敌军的俘虏了。我们是那年五月底离开徐州的,我们离开徐州的第二天,徐州便被敌机狂炸,我们所住的花园饭店便成了一片瓦砾了。而徐州向西通往开封、郑州的列车,也只开了我们所乘的最后一趟车,以后就被切断了。我们乘了人力车,从开封西往郑州,那是朋友们所不了解的;也就是第二天,开封、兰封之间就被敌军切断,围城中的朋友便没法出来了。后来,我在长沙,刚乘车往南昌去,那天下午,我住的旅馆,也完全炸掉了。他们传我在长沙殉难,原是可能的。一夜之中,整个城市变了面貌的事,那是我们所眼见的。凡是常态的生活,在战时都变得走了样,几天几晚,没有好好儿睡觉的事,并不稀罕的。我还记得我从萧山南行,就在铁板车上挣扎了两天两晚,白天是可怕的敌机,提心吊胆,不敢闭眼;到了晚上,又是刺骨霜风,迫得我不敢睡去;沿途各车站,又给蝗虫似的伤兵扫荡一空,什么都没得吃,只好咽着口水硬拖着。到了郑家坞,已经是第三天下午,抢着吃了一碗汤面,便倒头在稻草堆中睡了三十八小时,有如死去一样。在旋风的生活中,我们才体会到“此时此地”的意义,什么生活习惯,到战时都走了样了。

老实说,我这个对历史有兴趣的学究,对中国其实是不大了解的。因为,我所了解的,只有幼年生长的家乡,少年读书的杭州以及后来教了十多年书的上海,只是中国的一角而已。做了战地记者以后,这才东南西北走江湖,知道中国土地的广大,社会风俗习惯的多彩的。我们在江西境内兜圈子的日子,时常会被当作主宾送上首席去的。入席之前,主人一定要替主宾斟上一杯酒,而且恭敬地行了礼。我呢,也就老实不客气地坐下去了。后来,才知道我们并未入境问俗,行错了礼的。主人替主宾斟了酒行了礼以后,主宾就该回敬一下,替主人也斟了酒,也还了礼,这才可以入席的。这一类的特殊风俗习惯,到处都有,我们不曾留意就是了。我们如把这一类风俗习惯记录起来,正如记录各地方言一般,是可以写成一部《中国风俗史》、《中国文化史》的。

我的第一个女孩子,是在赣州出生的;那时,我借住在灶儿巷的邹家,我们请了产科医生到家中来接生,一切都很顺利。殊不知我的朋友,住在离城三十里的乡间,就碰到意外困难了。那儿乡村中,是不许外姓人在那儿养孩子的,必得离村里许搭了一个草棚,产妇必得在草棚中过满了一月,才许回村的。恰巧是冬天,我那朋友的妻子和孩子,几乎送了命呢!至于邹家,虽说比较说得通,却也有种种禁忌,他们把产妇的房子当作红房,他家中的男人决不进红房来的。这一类的禁忌,我知道到处都有,却也过了走江湖生活以后才亲身感受到的。

我相信司马迁所说的行万里路,也和我的经历差不多的。

从我们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叫喊着抗战的口号,到“七七”、“八·一三”的战事真正展开,我们并不知道“战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八·一三”的枪声一起,我和如醉如狂的群众一般,十分狂热的;我们都十分兴奋,我是带着兴奋的情绪上战场去的。“战场”却是最冷酷的现实,一点也不带浪漫的色彩;我在上海战场做了几个月战地记者,就明白电影中的战争场面,和实际的战场有很大的距离的。传奇性的大刀威风,在现代化的立体战争场合中,一点也不发生作用。即以淞沪战争来说,我军和敌军对垒了近三个月,但我们可以和敌军对着面,迫近了肉搏的“近接战斗”的机会是很少的,所以把大刀夸张了来说,那是愚蠢的。到了后来,我看了英国军事学家温特林汉的论文,才知道这位军事家也希望英国人接受战场上的现实教训,赶快抛除了刺刀冲锋的观念,现代战争是用不着大刀和刺刀的。后来,我看了阿特瑞其的《近代战事史》,他指出现代战争史只是一部兵器进步史;这一观念,直到抗战初期,还不曾为国人们所了解的。

等到中日战争持久下去,世界大战也从欧洲蔓延到整个世界,而太平洋战争,也把中日战争和西方战争结合在一起了。大家才从神话式的机械化战争中清醒过来。不过抗战胜利以后,我们从战场回到了上海,一般人依然不知道战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我和他们说到九江、安庆、芜湖,他们都知道的,一说到殷家汇,这个日本人所经营的军事据点,大家就茫然无知了。经过了八年的长期战争,一般人的军事观点,依然停留在城堡战的窠臼中(连蒋介石也在内)。至于野战阵地与高度流动性的野战战术,那就一无所知了。所以,蒋介石的国军,后来给共军打得一败涂地,大家也就莫知所以了。

我呢,经过了长时期的战场生活,总算在军事大学毕了业了!至于及格不及格,还等待着事实来证明呢! hb/h6t64cQvexPDSUxtlk8oZJ3goB7NJaxshWNogk+rAxyZjAMDnrE9/GxE1F5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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