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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我是泥土气息很重的人，从乡间到了杭州，又从杭州到了上海，好似踏进了现代的城市，而我还是一个十足的土老儿。我在上海住了二十多年，却也把我自己关在书房里，和外界并没多大的接触；所接触的，也就是学校里的教授、学生，其他便是文艺界的朋友，说起来，也就是文化圈中的人，大家都是在这个小圈子中兜来兜去的。正德皇帝对李凤姐说，他是住在小圈圈的黄圈圈当中的，我们也有我们的黄圈圈，也有我们的自大自负。到了一九三七年秋天，淞沪战事发生了，我以战地记者的身份上了战场，这才跳出那个小小的黄圈圈，和一般社会人士相往还，在我的生命史上，可说是极大的转变。假使一个人的意识，也有狭的笼，从那时起，我是走出了狭的笼，闯到广大世界中去了。辛克莱说到我们生活过程中，偶然会有一种惊疑错愕的顷刻，当此顷刻，他们的心必如受刀刺一般地想道：“人生是多么奇怪的一桩事；我到底是什么？我是怎么样来的，又将怎么样去？我到底有什么意义，我生在世间为的是什么？”有一次，他和三个游丐坐在一条铁道旁边谈天，他们正在一个旧罐头里煮汤吃，听得其中一个说道：“天晓得，真是一桩怪事，不是吗？伙计！”又一次，他坐在一只船的甲板上，眼看着夜半的大洋，和一个水手谈天，听他们说的，也差不多同是这几句话。他说：“可见人们的心，不一定在学校的教室里，才去捉摸人生的基本问题的。”我的感受，也正和他所说的一样；从那以后，我才和古代哲人似的，开始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摸索人生的意义的。
上战场和将领们相处，才知道军人不一定是武人；有些将领，也许比文人还要“文”；现代的军人，很多对文艺有兴趣；他们的旧诗词，修养很不错，不独会欣赏，而且会写作。程潜（颂云）的旧诗，比郭沫若、郁达夫、田汉高明得多；罗卓英也爱写旧诗，黄绍竑的词，并不差。有一位汪参谋长，他在临川和我谈宋明理学，也正如朱陆当年的“鹅湖之会”，自有他的议论。在别的战场上，我们也容易碰到学贯中西的思想家，而且是真不二价的。但，军人毕竟是军人，他们并不是酸文人，也不是腐学究。他们毕竟和死神碰过面的，他们虽说为命运所掌握，却也掌握着命运的。我曾称之为“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即是此时此地的主义，离开现实，就无从把握；也只有面对“现实”，迎接上去，才有把握的希望，要逃避是不可能的。有一位，平日很拘谨的参谋，虽不一定守身如玉，到了战时，忽然，也对玩女人发生兴趣了，几乎有了机会，他就去玩一场，一变他平时的性格了。他老老实实对我说：“我也是一个人，我也是活人，我要享受人生的幸乐。我也设想过着安乐的家庭生活，而今是不可能的，我为什么不享受一番呢？不错，可能会碰到传染来的性病，但性病的发作，总得在三四星期以后，即算要死亡，也得在几年以后；而我呢，可能在几天之内死去了，也可能在今晚、明晨都说不定，我又为什么不好好儿享受一番呢？一个连女人都没碰过的男人，这样的死去，真是不瞑目的！”他不一定是杨朱派的信徒（杨朱派认为“且趣当生，奚遑死后”；人生之中，只有快乐享受为有价值，而人生之目的及意义，亦即在此），一个现实迫得他成为快乐派的哲人，他这么说了，谁也只能点头承认的。于是，我不觉恍然有所失了，我们在书房中冥想，在课堂中放言高论，究竟懂得什么呢？
在我，这样一个从乡村出来带着泥土气的理学门徒，就这么给战争当头一棒，把礼教外套都撕碎了。宋明理学家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他们都是没有饿过肚子的，在那儿说风凉话；要是他饿了肚子，这才懂得饿死事大。一个少女，当她饿昏了头的时候，一个大面包，几片香肠和牛肉，再加上一包香烟和一瓶啤酒，那就什么都可以奉献的。我们只要看看战争片子，就知道艺术家所了解的，比什么圣人或理学家深切得多了。我们决不谴责失去贞操的少女，在战神面前，贞操算得什么呢？
我在上海教书写稿的日子，每天可以估量得到，会碰到哪一类朋友，或者学生；他们将要谈些什么，我自己的看法又是怎样。有如我自己的午餐、晚餐一般，我可以预知和谁一同吃饭，吃的是什么菜；至于进膳时间，迟早就是那个时候，不会差得很多的。到了战场，那可不同了；每一页都是新的一页，也不知会碰到谁，更不知谁是怎样一种人；至于想些什么，谈些什么，那更无从去把握了。旋风似的在变动，只有那一刹那是可以把握得到的。我还记得我和珂云从徐州到洪山前线那一下午，幸而找到了一辆牛车，把我们连夜载回到运河站，要不，我们可能变成敌军的俘虏了。我们是那年五月底离开徐州的，我们离开徐州的第二天，徐州便被敌机狂炸，我们所住的花园饭店便成了一片瓦砾了。而徐州向西通往开封、郑州的列车，也只开了我们所乘的最后一趟车，以后就被切断了。我们乘了人力车，从开封西往郑州，那是朋友们所不了解的；也就是第二天，开封、兰封之间就被敌军切断，围城中的朋友便没法出来了。后来，我在长沙，刚乘车往南昌去，那天下午，我住的旅馆，也完全炸掉了。他们传我在长沙殉难，原是可能的。一夜之中，整个城市变了面貌的事，那是我们所眼见的。凡是常态的生活，在战时都变得走了样，几天几晚，没有好好儿睡觉的事，并不稀罕的。我还记得我从萧山南行，就在铁板车上挣扎了两天两晚，白天是可怕的敌机，提心吊胆，不敢闭眼；到了晚上，又是刺骨霜风，迫得我不敢睡去；沿途各车站，又给蝗虫似的伤兵扫荡一空，什么都没得吃，只好咽着口水硬拖着。到了郑家坞，已经是第三天下午，抢着吃了一碗汤面，便倒头在稻草堆中睡了三十八小时，有如死去一样。在旋风的生活中，我们才体会到“此时此地”的意义，什么生活习惯，到战时都走了样了。
老实说，我这个对历史有兴趣的学究，对中国其实是不大了解的。因为，我所了解的，只有幼年生长的家乡，少年读书的杭州以及后来教了十多年书的上海，只是中国的一角而已。做了战地记者以后，这才东南西北走江湖，知道中国土地的广大，社会风俗习惯的多彩的。我们在江西境内兜圈子的日子，时常会被当作主宾送上首席去的。入席之前，主人一定要替主宾斟上一杯酒，而且恭敬地行了礼。我呢，也就老实不客气地坐下去了。后来，才知道我们并未入境问俗，行错了礼的。主人替主宾斟了酒行了礼以后，主宾就该回敬一下，替主人也斟了酒，也还了礼，这才可以入席的。这一类的特殊风俗习惯，到处都有，我们不曾留意就是了。我们如把这一类风俗习惯记录起来，正如记录各地方言一般，是可以写成一部《中国风俗史》、《中国文化史》的。
我的第一个女孩子，是在赣州出生的；那时，我借住在灶儿巷的邹家，我们请了产科医生到家中来接生，一切都很顺利。殊不知我的朋友，住在离城三十里的乡间，就碰到意外困难了。那儿乡村中，是不许外姓人在那儿养孩子的，必得离村里许搭了一个草棚，产妇必得在草棚中过满了一月，才许回村的。恰巧是冬天，我那朋友的妻子和孩子，几乎送了命呢！至于邹家，虽说比较说得通，却也有种种禁忌，他们把产妇的房子当作红房，他家中的男人决不进红房来的。这一类的禁忌，我知道到处都有，却也过了走江湖生活以后才亲身感受到的。
我相信司马迁所说的行万里路，也和我的经历差不多的。
从我们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叫喊着抗战的口号，到“七七”、“八·一三”的战事真正展开，我们并不知道“战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八·一三”的枪声一起，我和如醉如狂的群众一般，十分狂热的；我们都十分兴奋，我是带着兴奋的情绪上战场去的。“战场”却是最冷酷的现实，一点也不带浪漫的色彩；我在上海战场做了几个月战地记者，就明白电影中的战争场面，和实际的战场有很大的距离的。传奇性的大刀威风，在现代化的立体战争场合中，一点也不发生作用。即以淞沪战争来说，我军和敌军对垒了近三个月，但我们可以和敌军对着面，迫近了肉搏的“近接战斗”的机会是很少的，所以把大刀夸张了来说，那是愚蠢的。到了后来，我看了英国军事学家温特林汉的论文，才知道这位军事家也希望英国人接受战场上的现实教训，赶快抛除了刺刀冲锋的观念，现代战争是用不着大刀和刺刀的。后来，我看了阿特瑞其的《近代战事史》，他指出现代战争史只是一部兵器进步史；这一观念，直到抗战初期，还不曾为国人们所了解的。
等到中日战争持久下去，世界大战也从欧洲蔓延到整个世界，而太平洋战争，也把中日战争和西方战争结合在一起了。大家才从神话式的机械化战争中清醒过来。不过抗战胜利以后，我们从战场回到了上海，一般人依然不知道战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我和他们说到九江、安庆、芜湖，他们都知道的，一说到殷家汇，这个日本人所经营的军事据点，大家就茫然无知了。经过了八年的长期战争，一般人的军事观点，依然停留在城堡战的窠臼中（连蒋介石也在内）。至于野战阵地与高度流动性的野战战术，那就一无所知了。所以，蒋介石的国军，后来给共军打得一败涂地，大家也就莫知所以了。
我呢，经过了长时期的战场生活，总算在军事大学毕了业了！至于及格不及格，还等待着事实来证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