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贻孙论诗

谢枚如著《课余偶录》卷一有一则云：

“永新贺子翼贻孙先生著述颇富，予客江右尝借读其全书，抄存其《激书》十数篇收之箧衍。其《水田居文集》凡五卷，议论笔力不亚魏叔子，且时世相及，而名不甚显，集亦不甚行，殆为易堂诸子所掩耳，要为桑海中一作手，非王于一陈士业辈所能比肩也。有云：遵养时晦，藏用于正人无用之时，著书立说，多事于帖括无事之日（《答李谦庵书》）。贫能炼骨，骨坚则境不摇，彼无骨者必不能不逢迎纷纭，无怪其居心不静也。无骨之人，富贵尤能乱志，贫贱更难自持（《复周畴五书》）。有意为闲，其人必忙，有意为韵，其人必村，此不待较量而知也（《书补松诗后》）。安贫嗜古之意溢于言下，可以觇其所养矣。”《四库全书总目》一八一别集类存目八著录文集五卷，评云：

“所作皆跌宕自喜，其与艾千子书云，文章贵有妙悟，而能悟者必于古人文集之外别有自得，虽针砭东乡之言，而贻孙所以自命者亦大略可见，特一气挥写过于雄快，亦不免于太尽之患也。”又一二五杂家类存目二著录《激书》，无卷数，评云：

“所述皆愤世嫉俗之谈，多证以近事，或举古事，易其姓名，借以立议，若《太平广记》贵公子炼炭之类，或因古语而推阐之，如苏轼书曹孟德之类。其文称心而谈，有纵横曼衍之意，而句或伤于冗赘，字或伤于纤丽，盖学《庄子》而不成者，其大旨则黄老家言也。”《四库提要》对于非正宗的思想文章向来是很嫉视的，这里所说还算有点好意。平景孙著《国朝文棷题辞》卷一中也有一则是讲《水田居文集》的，并说及《激书》，文云：

“子翼少工时文，与茂先巨源石庄诸公齐名，举崇祯丙子副贡生，入国朝隐居不出，顺治丁酉巡按笪江上欲以布衣荐，遂改僧服。据叶擎霄《激书》序，似卒于康熙丙子，年九十一矣。文笔奔放，近苏文忠，集中史论最多，他文意制峭诡，有似柳州可之复愚者。《激书》二卷，包慎伯最爱之，谓近《韩非》《吕览》，而世少知者。盖嘉庆中骈体盛而散文衰，桐城派尤易袭取，慎伯与完庵厚堂默深子潇诸子出以丙部起文集之衰，故有取于是。其风实自阳湖恽李二氏昉，于是古文复盛，至于今不衰。”看了这些批评我就想找水田居全集来一读，可是诗文集未能买到，只搜得其他五种，即《激书》二卷，《易触》七卷，《诗触》六卷，《骚筏》一卷，《诗筏》一卷，《易经》我所不懂，《诗经》颇有说得好的地方。《四库书目》十七诗类存目一著录《诗触》，评有云：

“每篇先列小序，次释名物，次发挥诗意，主孟子以意逆志之说，每曲求言外之旨，故颇胜诸儒之拘腐，而其所从入乃在钟惺诗评，故亦往往以后人诗法诂先圣之经，不免失之佻巧，所谓楚既失之齐亦未为得也。盖迂儒解《诗》患其视与后世之诗太远，贻孙解《诗》又患其视与后世之诗太近耳。”其实据我看来这正是贺君的好处，能够把《诗经》当作文艺看，开后世读《诗》的正当门径。此风盖始于钟伯敬，历戴仲甫万茂先贺子翼，清朝有姚首源牛空山郝兰皋以及陈舜百，此派虽被视为旁门外道，究竟还不落莫。《四库书目》中评万氏《诗经偶笺》云：

“其自序有曰，今之君子知《诗》之为经，而不知《诗》之为诗，一蔽也，云云。盖钟惺谭元春诗派盛于明末，流弊所及乃至以其法解经，《诗归》之贻害于学者可谓酷矣。”我想这正该反过来说，《诗归》即使在别方面多缺点，其以诗法读经这一点总是不错的，而且有益于学者亦正以此，所可惜者现今绍述无人，新文艺讲了二十年，还没有一部用新眼光解说的《诗经》，此真公安竟陵派不如矣，我们不必一定去爱古人，但有时难免有薄今人之意耳。

贺君说《诗》仍从序说，虽然只取古序发端一语，以为此外皆汉儒续增不尽足据，其解释《诗》旨难得有新意思也是当然的，唯关于诗词颇多妙语，如卫风氓之蚩蚩一诗，仍遵序云刺时也，解有云：

“此篇与《谷风》篇才情悉敌，但《谷风》词正，此诗词曲，《谷风》怨而婉，此诗恧而婉，其旨微异耳。且其列叙事情，如首章幽约，次章私奔，三章自叹，四章被斥，五章反目，六章悲往，明是一本分出传奇，曲白关目悉备，如此丑事却费风人竭力描写，色色逼真，所谓化工，非画工也。今或从注说，谓必淫妇人自作乃能委悉如此，不知今古弃妇吟经曹子建辈锦心绣肠从旁揣摩，比妇人声口尤为酸楚，况抱布贸丝车来贿迁，分明是出像《会真记》，岂有妇人自供之理。”又云：

“钟伯敬曰，子无良媒，谑之也，奔岂有媒乎。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亦谑之也，盖贸丝春时事也，此时已许之矣，故又谑之。古今男女狎昵情词不甚相达，但口齿蕴藉，后人不解遂认真耳。”这里所说道理似均极平常，却说得多么好，显得气象平易阔宽，我们如不想听深奥的文艺批评，只要找个有经验人略给指点，待我自己去领解，则此类的说诗当最为有益了。《诗筏》一卷凡二百则，亦即以此气象来谈古诗，自十九首以至明末。其自序云：

“二十年前与友人论诗，退而书之，以为如涉之用筏也，故名曰诗筏，今取视之，几不知为谁人之语，盖予既已舍之矣。予既舍之，而欲人之用之，可乎？虽然，予固望人之舍也，苟能舍之，斯能用之矣。深则厉，浅则揭，奚以筏为。河桥之鹊，渡则去焉，葛陂之龙，济则掷之，又奚以筏为。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所极，送君者自涯而返，君自此远矣。是为用筏耶，为舍筏耶，为不用之用不舍之舍耶。夫苟如是而后吾书可传也，亦可烧也。”卷中佳篇甚多，意见通达，倾向公安竟陵而能不偏执，极为难得。略举其数则如云：

“不为应酬而作则神清，不为谄渎而作则品贵，不为迫胁而作则气沉。”此虽似老生常谈，古今文人却没有几个人担当得起，上二是富贵不能淫，还有许多人做得到，下一是威武不能屈，便不大容易，况威武并不限于王难耶。又云：

“公燕诗在酒肉场中露出酸馅本色，寒士得贵游残杯冷炙，感恩至此，殊为可笑，而满篇搬数他人富贵，尤见俗态，惟曹子建自露家风，而应玚《侍建章集诗》末语不忘儆戒，颇为得体耳。大抵建安诸子稍有才调，全无骨力，岂文举正平见杀后，文人垂首丧气，遂软媚取容至此，伤哉。”

“《巷伯》之卒章曰，寺人孟子，作为此诗。《节南山》之卒章曰，家父作诵，以究王。是刺人者不讳其名也。《崧高》之卒章曰，吉甫作诵，其诗孔硕。《烝民》之卒章曰，吉甫作诵，穆如清风。是美人者不讳其名也。三代之民直道而行，毁不避怒，誉不求喜，今则为匿名谣帖，连名德政碑矣。偶触褊心则丑语丛生，唯恐其知，忽焉摇尾，则谀词泉涌，唯恐其不知也。至于赠答应酬，无非溢词，庆问通贽，皆陈颂语，人心如此，安得有诗乎。”此后举储光羲《张谷田舍》诗杜子美《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诗二篇为例，以为唐人为之尚能自占地步，若在今人不知如何丑态矣，文繁不能备引。又有云：

“凡诗可盗者，非盗者之罪而诲盗者之罪。若彭泽诗诸葛出师文，宁可盗乎？李杜韩欧集中亦难作贼，间有盗者，雅俗杂出，如茅屋补以铜雀瓦，破衲缀以葡萄锦，赃物现露，易于捉败。先明七才子诸集，递相剽劫，乃盗窝耳。”

“徐文长七言古有李贺遗风，七言律虽近晚唐，然其佳者升少陵子瞻之堂，往往自露本色，唯五言律味短，而五言古欠蕴藉，集中诙语俊语学之每能误人，此其所病，然嘉隆间诗人毕竟推为独步。近日持论者贬剥文长几无余地，盖薄其为诸生耳。谚云，进士好吟诗，信哉。”

“少陵不喜渊明诗，永叔不喜少陵诗，虽非定评，亦足见古人心眼各异，虽前辈大家不能强其所不好，贬己徇人，不顾所安，古人不为也。”

“近日吴中山歌挂枝儿语近风谣，无理有情，为近日真诗一线所存。如汉古诗云：客从北方来，欲到到交趾，远行无他货，惟有凤凰子。句似迂鄙，想极荒唐，而一种真朴之气，有张蔡诸人所不能道者。晋宋间子夜曲及清商曲亦尔，安知歌谣中遂无佳诗乎。每欲取吴讴入情者汇为风雅别调，想知诗者不为河汉也。”

这几节我觉得都很好，有他自己的见识与性情，虽本是诗话而实是随笔，并不讲某侍御某大令的履历，选录几首样本的诗，却只是就古今现成的资料来发展他的感想，这里自然以关于诗的为限，实在可以看出他对于生活的许多意思，这我以为是最有趣味的事。大约因为他是接近公安竟陵派的缘故吧，他关于山歌也有高明的意见，大有编选吴歌集之意，只可惜没有实行，这个光荣却给龙子犹得了去了。这一点长处大约比较的顶容易为看官所承认，其余的难免心眼有异，恐怕会被人看作偏激，不合潮流亦未可知，不过在我个人总以为然，觉得《诗筏》这一卷书是很值得破费工夫去一读的。《骚筏》我也喜欢，现在却不想谈，因为《楚辞》我实在有点生疏，将来还得好好的读了再来看这部书，那时才会得有话可说。

《激书》我读过几篇，这是该属于丙部而且又是杂学类的，长篇大论这一路文章我不大喜欢，总觉得难免文胜于物，弄得不好近于八大家，好也可以近《庄子》吧，可是谁都没有这把握。《激书》里有些意思与部分的文章却也有好的，如《四库提要》所说的证以近事，或举古事，易其姓名这一类，看了很好玩。《酌取》篇中维扬巨贾公子炊饭必用炼炭，本《太平广记》，已见《提要》，又《疑阳》篇叙青州少年入鬼国，被鬼巫用“送夜头”法送之登舟，原注亦云见《广记》中。《求己》篇述其友龙仲房访求王雪湖梅谱，乃得画眉之李四娘与话媒之官媒李娘，盖用近事而文甚诙谐。又《失我》篇引二事，其出典当在《笑府》中欤：

“献贼掠禾阳时，禾阳之张翁假僧衲笠与之同匿。须臾贼至，踉跄相失，疾呼僧不应，翁哭以为僧遇贼死矣。忽自视其衲笠皆僧物也，复大哭曰，僧则在是矣，我安在哉？楚湘有竖善睡，其母命之登棚守瓜。盗夜尽窃其瓜，竖睡正酣，盗戏为竖剃发舁入僧寺。凌晨母见瓜竖皆失，踪迹至寺，竖尚鼾呼如雷，母怒痛挞之至醒，忽自寻其首无发，诉曰，失瓜者乃寺内沙弥，非我也。”这种作法，说得古可以上接孟子舆的月攘一鸡，说得今也就是张宗子的夜航船里和尚伸伸脚之类，要恭维或骂倒任凭自由，都有充足的口实可找，不佞别无所容心，但自己则颇喜此体，惜终是不能写得好耳。讲到意思，也有觉得可取的，如《汰甚》一篇，梅道人评云：

“天崇间举朝惯使满帆风，只图一时之快，遂受无穷之伤，贺子尝抱漆室之忧，故其文痛快如此，今读之犹追想其拊膺提笔时也。”文中主意不过是不为已甚，其言曰：善治天下者无取乎有快心之事也，快心之事生而伤心之事起矣。此意亦自平常，但绝不易实行，况在天崇间乎，言者之心甚深又甚苦，然而毫无用处，则又是必然也。二十世纪的人听到天崇间事不禁瞿然，不知为何。陈言更复何用，徒乱人意，故可不必再引，不佞今日所谈似可始终以诗为限，故遂题曰贺贻孙论诗云。廿六年六月二十一日，于北平记。

（1937年7月16日刊于《宇宙风》第45期，署名知堂）

附记

见书目有吴兴丛书本《诗筏》一册，吴大受著，以为偶同书名耳，今日有书贾携来，便一翻阅，则内容全同，不禁哑然。查卷末附传，大受为吴景旭曾孙，卒于乾隆十八年，年六十九，计当生于康熙二十四年。《诗筏》中云：

“余于兵燹后借得唐人残编一帙，其中可笑诗甚多”，当然系指甲申后事，非吴氏所及见。又末一则云：

“以此二诗糊名邮送万茂先，定其甲乙。”案万茂先著《诗经偶笺》在崇祯癸酉，尚在吴氏诞生前五十二年，二人恐无相见的可能。况贺氏《诗筏》固自存在，不知何以错误。刘刊本卷首题吴大受删订，或者原来只是抄录贺书，（却亦并未有删订，但缺一小引耳。）后人不察以为即其所著，也未可料。名字虽然错乱，但《诗筏》有了新刻本，于读者不无便利，只须知道这是水田居而非南山堂就好了。七月十六日记于北平之苦住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