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境庐诗草

黄公度是我所尊重的一个人。但是我佩服他的见识与思想，而文学尚在其次，所以在著作里我看重《日本杂事诗》与《日本国志》，其次乃是《人境庐诗草》。老实不客气的说，这其实还有点爱屋及乌的意思，我收藏此集就因为是人境庐著作之故，若以诗论不佞岂能懂乎。我于诗这一道是外行，此其一。我又觉得旧诗是没有新生命的。他是已经长成了的东西，自有他的姿色与性情，虽然不能尽一切的美，但其自己的美可以说是大抵完成了。旧诗里大有佳作，我也是承认的，我们可以赏识以至礼赞，却是不必想去班门弄斧。要做本无什么不可，第一贤明的方法恐怕还只有模仿，精时也可乱真，虽然本来是假古董。若是托词于旧皮袋盛新蒲桃酒，想用旧格调去写新思想，那总是徒劳。这只是个人的偏见，未敢拿了出来评骘古今，不过我总不相信旧诗可以变新，于是对于新时代的旧诗就不感到多大兴趣，此其二。有这些原因，我看人境庐诗还是以人为重，有时觉得里边可以窥见作者的人与时代，也颇欣然，并不怎么注重在诗句的用典或炼字上，此诚非正宗的读诗法，但是旧性难改，无可如何，对于新旧两派之人境庐诗的论争亦愧不能有左右袒也。

那么，我为什么写这篇文章的呢？我这里所想谈的并不是文学上的诗，而只是文字上的诗，换一句话来说，不是文学批评而是考订方面的事情。我因收集黄公度的著作，《人境庐诗草》自然也在其内，得到几种本子，觉得略有可以谈谈的地方，所以发心写此小文，——其实我于此道也是外行，不胜道士代做厨子之感焉。寒斋所有《人境庐诗草》只有五种，列记如下：

一，《人境庐诗草》十一卷，辛亥日本印本，四册。

二，同上，高崇信尤炳圻校点，民国十九年北平印本，一册。

三，同上，黄能立校，民国二十年上海印本，二册。

四，同上，钱萼孙笺注，民国二十五年上海印本，三册。

五，同上四卷，人境庐抄本，二册。

日本印本每卷后均书“弟遵庚初校梁启超覆校”，本系黄氏家刻本，唯由梁君经手，故印刷地或当在横滨，其用纸亦佳，盖是美浓纸也。二十年上海印本则署“长孙能立重校印”，故称再板，亦是家刻本，内容与前本尽同，唯多一校刊后记耳。高尤本加句读，钱本加笺注，又各有年谱及附录，其本文亦悉依据日本印本。这里有些异同可说的，只有那抄本的四卷。我从北平旧书店里得到此书，当初疑心是《诗草》的残抄本，竹纸绿色直格，每半叶十三行，中缝刻“人境庐写书”五字，书签篆文“人境庐诗草”，乃用木刻，当是黄君手笔，书长二十三公分五，而签长有二十二公分，印红色蜡笺上。但是拿来与刻本一比较，却并不一样，二者互有出入，可知不是一个本子。仔细对校之后，发见这抄本四卷正与刻本的一至六卷相当，反过来说，那六卷诗显然是根据这四卷本增减而成，所以这即是六卷的初稿。总计六卷中有诗三百五首（有错当查），半系旧有，半系新增，其四卷本有而被删者有九十四首，皆黄君集外诗也。钱萼孙笺注本发凡之十五云：

“诗家凡自定之集，删去之作必其所不惬意而不欲以示人者，他人辑为集外诗，不特多事，且违作者之意。黄先生诗系晚年自定者，集外之作不多，兹不另辑。”这也未始不言之成理，就诗言诗实是如此，传世之作岂必在多，古人往往以数十字一篇诗留名后世，有诗集若干卷者难免多有芜词累句，受评家的指摘。但如就人而言，欲因诗以知人，则材料不嫌太多，集外诗也是很有用的东西吧。黄能立君校刊后记中说，黄君遗著尚有文集若干卷，我们亦希望能早日刊布，使后人更能了解其思想与见识，唯为尊重先哲起见，读者须认清门路，勿拿去当作古今八大家文看才好耳。

抄本四卷的诗正与刻本的六卷相当，以后的诗怎么了呢？查《诗草》卷六所收诗系至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止，据尤编年谱在十六年项下云：

“先生自本年起始辑诗稿。自谓四十以前所作诗多随手散佚，庚辛之交随使欧洲，愤时势之不可为，感身世之不遇，乃始荟萃成编，藉以自娱。”又黄君有《人境庐诗草》自序亦作于光绪十七年六月，那么这四卷本或者即是那时所编的初稿也未可知。（《诗草》自序在尤本中有之，唯未详出处，曾函询尤君，亦不复记忆。钱编年谱在十七年项下说及此序，注云：

“先生《诗草》自序原刊集中不载，见《学衡》杂志第六十期，编者吴宓得之于先生文孙延凯者。”诗话下引有吴君题跋，今不录。）罗香林君藏有黄君致胡晓岑书墨迹三纸，诗一纸，又《山歌》二页，老友饼斋（钱玄同）录有副本，曾借抄一通，其书末云：

“遵宪奔驰四海，忽忽十余年，经济勋名一无成就，即学问之道亦如鹢退飞，惟结习未忘，时一拥鼻，尚不至一行作吏此事遂废，删存诗稿犹存二三百篇。今寄上《奉怀诗》一首，又《山歌》十数首，如兄意谓可，即乞兄抄一通，改正评点而掷还之。弟于十月可到新嘉坡，寄书较易也。”下署八月五日。其《寄怀胡晓岑同年》一诗，末署“光绪辛卯夏六月自英伦使馆之搔蛘处书寄”。此诗今存卷四中，题曰“忆胡晓岑”，卷末一首为《舟泊波塞》，盖是年九月作。总计四卷本共有诗二百四十七首，与书中所言二三百篇之数亦大旨相合。《饮冰室诗话》所云丙申（一八九六）年梁任公何翙高诸人所见《人境庐集》，事在五年后，或当别是一本，不能详矣。

四卷本中有二十四题全删，共六十首，题目存留而删去其几首者有十六项，其最特别的是删改律诗为绝句，计有三项。卷一中《闻诗五妇病甚》云：

“中年儿女更情长，宛转重吟妇病行。四壁对怜消渴疾，十洲难觅反魂香。每将家事探遗语，先写诗题说悼亡。终日菜羹鱼酱外，帖书乞米药钞方。”刻本只存首尾两联，中四句全删。《为梁诗五悼亡作》及《哭张心穀》亦均如是，后者本有六首，其第三删改为七绝，即刻本的第一首是也。全删的诗在卷一中有《榜后》四首，《无题》三首，《游仙词》八首，皆可注意。今录《游仙词》于下，其后即列癸酉追和罗少珊诗，盖是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所作：

新声屡奏郁轮袍，

混入群仙亦足豪，

夜半寥阳呼捉贼，

天高处又偷桃。

招摇天市闹喧哗，

上界年年卜榜花，

贯索囷仓齐及第，

群仙校对字无差。

贝宫瑶阙矗千层，

欲上天梯总未能，

但解淮王炼金术，

便容鸡犬共飞升。

上清科斗字犹存，

检点琅函校旧文，

亲写绿章连夜奏，

微臣眼见异风闻。

臣朔当年溺殿衙，

颇烦王母口赍嗟，

金盘玉碗今盛矢，

定比东方罪有加。

星宫昨夜会群真，

各自燃犀说旧因，

不识骑驴张果老，

是何虫豸是前身。

新翻妙曲舞霓裳，

何故人间遍播扬，

分付雏龙慎防逻，

不容擫笛傍红墙。

懊侬掷米不成珠，

十斛珠尘又赌输，

至竟如何施狡狯，

亲骑赤凤访麻姑。

又卷三中删去在日本所作诗二十二首，其中有“浪华内田九成以所著名人书画款识因其友税关副长苇原清风索题，杂为评论，作绝句十一首”，注云，“仿渔洋山人论诗绝句体例，并附以注。”也是颇有意思的，不知何以删去。还有好些有名的咏日本事物的诗，如刻本卷三中的《都踊歌》，《赤穗四十七义士歌》等，抄本里也都没有，难道是后来补作的么，还是当初忘记编入，这个问题我觉得没有法子解决，现在只好存疑。

部分的删去的诗以卷一为多，如《乙丑十一月避乱大埔》八首删其四，《二十初度》四首删其三，《寄和周朗山》五首删其四，《山歌》十二删其四，《人境庐杂诗》十删其二，皆是。今举《杂诗》的第九，十两首为例：

扶筇访花柳，偶一过邻家。高芋如人立，疏藤当壁遮。絮谈十年乱，苦问长官衙。春水池塘满，时闻阁阁蛙。

无数杨花落，随波半化萍。未知春去处，先爱子规声。九曲栏回绕，三叉路送迎。猿啼并鹤怨，惭对草堂灵。

至于《山歌》的校对更是很有兴趣的事。抄本有十二首，刻本九，计抄本比刻本多出四首，而刻本的末一首却也是抄本中所没有的。这里碰巧有罗氏所藏黄君的手写本，共有十五首，比两本都早也更多，而且后边还有题记五则，觉得更有意思。今依手写抄录，略注异同于下：

自煮莲羹切藕丝，待郎归来慰郎饥，为贪别处双双箸，只怕心中忘却匙。案此首三本皆同，以后不复注明。饑字各本均如此，当依古直笺作饥。

人人要结后生缘，侬要今生结眼前，一十二时不离别，郎行郎坐总随肩。案，第二句抄本刻本均作侬只今生结目前。

买梨莫买蜂咬梨，心中有病没人知，因为分梨故亲切，谁知亲切更伤离。

送郎送到牛角山，隔山不见侬自还，今朝行过记侬恨，牛角依然弯复弯。案，手写本第二句以下原作望郎不见侬自还，今朝重到山头望，恨他牛角弯复弯，后乃涂改如上文。刻本中无，抄本自还作始还，弯复弯作弯又弯。

催人出门鸡乱啼，送人离别水东西，挽水西流不容易，从今不养五更鸡。案，不容易抄本刻本均作想无法。西流钱本作东流，恐误。

邻家带得书信归，书中何字侬不知，待侬亲口问渠去，问他比侬谁瘦肥。案，待抄本刻本均作等。

一家女儿做新娘，十家女儿看镜光，声声铜鼓门前打，打到中心只说郎。案，第三句抄本刻本均作街头铜鼓声声打，到均作着。

嫁郎已嫁十三年，今日梳头侬自怜，记得来时同食乳，同在阿婆怀里眠。案，来时抄本刻本均作初来。

阿嫂笑郎学精灵，阿姊笑侬假惺惺，笑时定要和郎赌，谁不脸红谁算赢。案，手写本惺惺原作至诚，后改。赌写作睹，当系笔误。抄本刻本均无。

做月要做十五月，做春要做四时春，做雨要做连绵雨，做人莫做无情人。案，抄本刻本均无。

见郎消痩可人怜，劝郎莫贪欢喜缘，花房胡蝶抱花睡，可能安睡到明年。案，手写本可能原作看他，后改，抄本作如何。刻本无。

自剪青丝打作条，送郎亲手将纸包，如果郎心止不住，请看结发不开交。案，送郎亲手抄本刻本均作亲手送郎，请看均作看侬。

人人曾做少年来，记得郎心那一时，今日郎年不翻少，却夸年少好花枝。案，却夸年少抄本作却夸新样。刻本无。

人道风吹花落地，侬要风吹花上枝，亲将黄蜡粘花去，到老终无花落时。案，抄本有，刻本无。

第一香橼第二莲，第三槟榔个个圆，第四芙蓉并枣子，有缘先要得郎怜。案，并刻本作五，有缘先要作送郎都要。抄本无。其后有题记云：

“十五国风妙绝古今，正以妇人女子矢口而成，使学士大夫操笔为之，反不能尔，以人籁易为，天籁难学也。余离家日久，乡音渐忘，辑录此歌谣往往搜索枯肠，半日不成一字，因念彼冈头溪尾，肩挑一担，竟日往复，歌声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

钱塘梁应来孝廉作《秋雨庵随笔》，录粤歌十数篇，如月子弯弯照九州等篇皆哀感顽艳，绝妙好词，中有四更鸡啼郎过广一语，可知即为吾乡山歌。然山歌每以方言设喻，或以作韵，苟不谙土俗，即不知其妙，笔之于书殊不易耳。

往在京师，钟遇宾师见语，有土娼名满绒遮，与千总谢某昵好，中秋节至其家，则既有密约，意不在客，因戏谓汝能为歌，吾辈即去不复嬲。遂应声曰：八月十五看月华，月华照见侬两家，（原注，以土音读作纱字第二音，）满绒遮，谢副爷。乃大笑而去。此歌虽阳春二三月不及也。

又有乞儿歌，沿门拍板，为兴宁人所独擅场。仆记一歌曰，一天只有十二时，一时只走两三间，一间只讨一文钱，苍天苍天真可怜。悲壮苍凉，仆破费青蚨百文，并软慰之，故能记也。

仆今创为此体，他日当约陈雁皋钟子华陈再芗温慕柳梁诗五分司辑录，我晓岑最工此体，当奉为总裁，汇录成编，当远在《粤讴》上也。”黄君与晓岑书中有云：

“惟出门愈远，离家愈久，而惓恋故土之意乃愈深。记阁下所作《枌榆碎事序》有云，吾粤人也，搜辑文献，叙述风土，不敢以让人。弟年来亦怀此志。”其欲作《客话献征录》，有记录方言之意，写《山歌》则即搜集歌谣也。此是诗人外的别一面目，不佞对之乃颇感到亲切，盖出于个人的兴趣与倾向，在大众看来或未必以为然耳。我所佩服的是黄公度其人，并不限于诗，因此觉得他的著作都值得注意，应当表章，集外诗该收集，文集该刻布，即《日本杂事诗》亦可依据其定本重印，国内不乏文化研究的机关与学者，责任自有所在，我们外行只能贡献意见，希望一千条中或有一个得中而已。

顺便说到《日本杂事诗》的板本，根据黄君所说，计有下列这几种：

一，同文馆集珍本，光绪五年己卯。

二，香港循环报馆巾箱本，同六年庚辰。

三，日本凤文书局巾箱本，未详。

四，中华印务局本。

五，六，日本东西京书肆本，均未详。

七，梧州自刊本，光绪十一年乙酉木刻。

八，长沙翻本，未详。

九，长沙自刊定本，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木刻。

以上一二七九各种寒斋均有，又有一种系翻印同文馆本，题字及铅字全是一样，唯每半叶较少一行，又夹行小注排列小异，疑即是中华印务局本。尤年谱称“后上海游艺图书馆等又有活字本”，惜均未能详，黄君似亦不曾见刻，或者是在戊戌作跋后的事乎。香港巾箱本当即是天南遁窟印本。钱年谱在光绪五年项下云：

“夏，先生《日本杂事诗》出板。”小注云，“为京师译署官板，明年王韬以活字板排印于上海，为作序。”据王韬在光绪六年所撰序中云：

“因请于公度，即以余处活字板排印。”又《弢园尺牍续编》卷一与黄公度参赞书中云：

“自念遁迹天南，倏逾二十载，首丘之思，靡日或忘。”时为辛巳，即光绪七年。可知所谓“余处”当在香港，而活字板与集珍亦本是一物，不过译署官板用二号铅字，遁窟本用四号耳。以言本文，则遁窟本似较差，注文多删改处，未免谬妄。自刻本皆木刻，最有价值，乙酉本有自序一篇，戊戌本有新自序及跋各一篇，都是重要的文献。《杂事诗》原本上卷七十三首，下卷八十一首，共百五十四首，今查戊戌定本上卷删二增八，下卷删七增四十七，计共有诗二百首。跋中自己声明道：

“此乃定稿，有续刻者当依此为据，其他皆拉杂摧烧之可也。”至其改订的意思则自序中说得很明白，去年三月中我曾写一篇小文介绍，登在《逸经》上，现在收入文集《风雨谈》中，不复赘。这里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便是这定本《杂事诗》虽然是“光绪二十四年长沙富文堂重刊”，（此字及书面皆是徐仁铸所写，）其改订的时候却还在八年前，说明这经过的自序系作于“光绪十六年七月”，——与他作《人境庐诗草》自序在一个年头里，这是多么有意义的偶然的事。我们虽然不必像吴雨僧君对于《诗草》自序的那么赞叹，但也觉得这三篇序跋在要给黄君做年谱的人是有益的参考资料。话又说了回来，中国应做的文化研究事业实在太多，都需要切实的资本与才力，关于黄公度的著作之研究亦即其一，但是前途未免茫茫然，因为假如这些事情略为弄得有点头绪，我们外行人也就早可安分守己，不必多白费气力来说这些闲话了。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四日，在北平。

附记

去年秋天听说有我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职员在席上大言《日本国志》非黄公度所作，乃是姚栋的原著云。日本友人闻之骇怪，来问姚栋其人的事迹，不佞愧无以对。假如所说是姚文栋，那么我略为知道一点，因为我有他的一部《日本地理兵要》，但可以断定他是写不出《日本国志》那样书的。姚书共十卷，题“出使日本随员直隶试用通判姚文栋谨呈”，其内容则十分之九以上系抄译日本的《兵要地理小志》，每节却都注明，这倒还诚实可取。黄书卷首有两广总督张之洞咨总理衙门文，中有云：

“查光绪甲申年贵衙门所刊姚文栋《日本地理兵要》所载兵籍，于陆军但存兵数，海军存舰名而已，视黄志通叙兵制姚略相去奚啻什伯。”末又云：“二书皆有用之作，惟详备精核，则姚不如黄。”此虽是公文，对于二书却实地比较过，所评亦颇有理，可见二者不但不同而且绝异也。绝异之点还有一处，是极重要的，即是作者的态度。姚君在例言中畅论攻取日本的路道，其书作于甲午之十年前，可知其意是在于言用兵，虽然单靠日本的一册《兵要地理小志》未必够用。黄书的意义却是不同的，他只是要知彼，而知己的功用也就会从这里发生出来。原板《日本国志》后有光绪二十二年（甲午后二年）的梁任公后序云：

“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超读之欣怿咏叹黄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强，赖黄子也。又懑愤责黄子曰，乃今知中国，乃今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人境庐诗草》卷十三哀诗之一《袁爽秋京卿》篇中云：

“马关定约后，公来谒大吏，青梅雨翛翛，煮酒论时事。公言行箧中，携有日本志，此书早流布，直可省岁币。我已外史达，人实高阁置，我笑不任咎，公更发深喟。”钱年谱列其事于光绪二十一年，且引黄君从弟由甫之言曰：

“爽秋谓先生《日本国志》一书可抵银二万万。先生怪问其故，爽秋云，此书稿本送在总署，久束高阁，除余外无人翻阅，甲午之役力劝翁常熟主战者为文廷式张謇二人，此书若早刊布，令二人见之，必不敢轻于言战，二人不言战则战机可免，而偿银二万万可省矣。”梁任公作黄君墓志中云：

“当吾国二十年以前（案墓志作于宣统辛亥）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生此书（案指《日本国志》）则已言日本维新之功成则且霸，而首先受其冲者为吾中国，及后而先生之言尽验，以是人尤服其先见。”由是观之，黄姚二书薰莸之别显然，不待繁言。还有一层，《日本国志》实与《日本杂事诗》相为表里，其中意见本是一致。《杂事诗》定本序云：

“余所交多旧学家，微言讽刺，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虽自守居国不非大夫之义，而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故所作《日本国志》序论往往与诗意相乖背。久而游美洲，见欧人，其政治学术竟与日本无大异，今年日本已开议院矣，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时与彼国穹官硕学言及东事，辄敛手推服无异辞。使事多暇，偶翻旧编，颇悔少作，点窜增损，时有改正，共得诗数十首。”他自己说得很明白，就是我们平凡的读者也能感到，若说《日本国志》非黄公度之作，那么《杂事诗》当然也不是，这恐怕没有人能够来证明吧。本来关于《日本国志》应该专写一篇文章，因为其中学术志二卷礼俗志四卷都是前无古人的著述，至今也还是后无来者，有许多极好意思极大见识，大可供我抄录赞叹，但是目下没有这工夫，所以就在这里附说几句。二月八日再记。

（1937年3月5日刊于《逸经》第25期，署名周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