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阜间集

《越缦堂日记补》第三册咸丰六年二月初三日条下云：

“阅吾乡潘少白谘《林阜间诗文集》。少白足迹半天下，借终南为捷径，旅京华作市隐，笠所至，公卿嗜名者争下之，而邑人与素游者皆言其诡诈卑鄙，盖亦公道可征也。然其文实修洁可喜，虽洼泓易尽，而一草一石间风回水萦，自有佳致，写景尤工，唯满口道学为可厌耳。或更夸其高淡，则正其才力薄弱，借此欺人者也。然在本朝自当作一名家，越中与胡稚威差可肩随，铁崖天池则跨而上之矣。”后有批语，盖周素人笔，云：

“论潘少白此语绝当，其《常语》却不可及。”

寒斋所有潘少白诗文集凡两种。一曰“林阜间集”，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刻，文六集，诗五卷，《常语》二卷。一曰“潘少白先生集”，道光甲辰（一八四四）刻，文八卷，无诗，《常语》二卷。后者据陈莲史云是其自订定本，但增减不甚多，《常语》则完全一样也。《常语》盖实是潘少白语录，李越缦所谓满口道学为可厌耳即指此书，而周素人又称之为不可及，对照得妙。但据我的意思则觉得李君的话说得不错，贬固对褒也对。我不懂诗，若其文我亦颇喜欢，修洁，工于写景，如《自彭水梯山之大酉暮宿珠窦箐与人书》，《与故友陈其山书》，《南野翁寓庐记》，《夜渡太湖至湖州小记》，《水月庵记》等，都颇可喜。不过周君也不算全说错了，因为《常语》大半固是道学语，却亦不无可取处，为平常道学家所不能言或不能知者。如卷上云：

“草木盛时，风日雨露皆接为体，及其枯槁，皆能病之，此草木气机内仁不仁之别也。”又云：

“太极之理，毫发内皆充满无间。”这头一条我们稍读过一点植物学的便知道不对，第二条则简直不知说的是什么，不禁掩口胡卢。但他也有说得好的，如云：

“孟子以能言距杨墨即引为圣人之徒，后人都看错能言二字。时杨墨深染人心，其真差谬处皆言不出，莫知所距，至孟子始具眼訾之，人尚不信，斯时有能与孟子同一识见，必于正道理会过来，见之亲故距之力也。后人袭前人已尽之言，于道理上亦未会得，人人以能言为事，亦何取哉。”所说当时情形像煞有介事的，也未必可靠，因为我们看战国时的记载并不如孟子所说那样，有不归杨则归墨的形势，但是结论却很有意思，正如西儒说过，第一个将花比女人的是才子，第二个说的便是呆子，后世之随口乱骂无父无君者便都是这一类的货色了。袭前人已尽之言，这是很辛辣的一句话，是做洋策论的人的当头棒喝。又云：

“古人以豆记善恶念，日省工夫密矣，而后人附以名利福泽之说，使人日望名利福泽，此正恶念所始，犹乡里妇人念佛，云一句阿弥陀佛，天上便贮下一金钱，其贪愚无知岂可理解。”中国士大夫自称业儒，其实一半已成了道士，拜文昌念《太上感应篇》的不必说了，上焉者也仍是讲功过信报应，有名如吾乡刘蕺山还不能免，可以知矣。潘君干脆的比之于贪愚的念佛老太婆，殊为痛快，在这一点上道学同行中人盖莫能及也。又卷下云：

“失节事大，人人当知，但以劝愚夫妇，必令免于死亡，然后可驱而之善。宋人每以极至诣责妇人小子，故所行多龃龉。”这意思本来也很平凡，孟子曾说过：

“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不过后来道学家早就没有这种话了，他们满嘴“仁义礼智”，却不知道人之不能不衣食，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他们的知识与情感真是要在说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之下了。宋人有名的教条之一云，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不能算错，但可惜他们不知道，须得平常肚皮饱，这才晓得失节事大，有时肯饿死，若是一直饿着，那就觉得还是有饭吃第一要紧了。向来提倡道学的人大抵全是宋人嫡系的道学家，明白事理如潘少白者可以说是绝少，曰不可及，盖非诬也。卷上有一条系答牛都谏论《实政录》者，关于用民力有云：

“农民小贩工匠十日内费一日工，则一年即缺半月之用。”此亦明通之见，与闭了眼睛乱说者不同。文集中也有些好的意思，可以抄录一二，其单有文词之美者姑从略。《至彭水复友人书》劝阻文人之从军，是一篇很有意义的文字，其中有云：

“故武夫厌于铠胄，而儒生诗歌乐言从戎，实不过身处幕幄，杯旁掀髯狂歌自豪，一种意气为之耳。果令枕戈卧雪，裹伤负粮，与士卒伍，前有白刃，后有严威，未有不惨然神沮者矣。……前有杜某者，言王三槐负嵎时，或奋然思作谕诱之策，闻老林一带刀槊植地望之无尾，骇不敢议。夫一围之颈，尺刃足以斮之，刀槊丛植亦何事，彼岂冀贼无寸铁而思往哉。”《答人问仙术书》云：

“凡其所事，核之此生皆一息无可旁委，自少至老一日失事则谓之不尽命，安有暇日以求其外。其有暇日以习异说者，皆未尽生理者也。百物受质，无久住之理，亦无长凝不运之气，故生死非有二义，使其果有一人生不复死，是即天地之乖气。”这两节都说得很有意思，前者揭穿那些戎马书生的丑态，深足为今人之鉴戒，我曾说过，中国要好须得文人不谈武，武人不谈文，这比岳鹏举的不爱钱不惜死恐怕更是要紧。后者不信神仙，似亦是儒者常事，孔子所云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都是实例，但在读书人兼做道士的后世这就很难说了，潘君还能说没有长生不老的事，此亦是不可及之一也。大抵潘少白本是山人者流，使其生在明末清初，其才情亦足以写《闲情偶寄》，若乾隆时亦可著《随园诗话》吧，不幸而生在道光时，非考据或义理无由自见，遂以道学做清客，然而才气亦不能尽掩，故有时透露出来，此在纯伪道学立场上未免是毛病，我们则以为其可取即在于此，有如阮芸台记妇人变猪，后足犹存弓样耳。此谑殊可悔，但操刀必割，住手为难，悔而仍存之，谑庵亦有先例，得罪道学家原所不计，南野翁亦解人当不计较也。二十五年十二月五日，于北平。

附记

潘少白文中多言姚镜塘，极致倾倒，卷四有《水月庵记》，专为姚君记念而作，文亦甚佳。卷五《归安姚先生传》中有云：

“喜读书吟步看山，与之酒，怡然不可厌，故与游者常满室。人至其居，蹙然病其贫，日就之，知其乐。尝曰，吾视百物皆有真趣。”其人似亦颇有意思，因搜求其文集读之，得光绪重刻《竹素斋集》十册，凡古文三卷，时文四卷，诗三卷，试帖一卷。文中关于少白的只有诗草画册跋各一首，亦殊平常，唯卷三有《酒诫》颇佳，列举五害，根据经训，谓宜禁戒，而后复有《书酒诫后》云：

“余既作《酒诫》而饮之不节如故也，窃自惧，已而叹曰，事无巨细，法立而不能守者有矣，若无法安所守。乃立之法曰，平居偶饮以杯为节，昼则五之，夜则十之，宴集倍之，及数即止，苟可止虽未及数止也。”证以“与之酒怡然不可厌”之语，可以想见其为人。卷二有《太上感应篇注序》，盖踵惠松崖柴省轩之后而补注者，书尚未得见，但既信“太上垂训”，即逃不出读书人兼做道士的陋俗，姚君于此对于少白山人不能无愧矣。二十六年四月三日再记。

（1936年12月13日刊于《中央日报·文史》，署名知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