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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经典作家都有一个文学根据地，以童年、青年生活过的地方为原型，虚构出一个小城或小镇或小村，然后，倾其一生，写那片“邮票大的地方”——福克纳就是如此。而马尔克斯采取他的方法虚构了一个马孔多；艾丽丝·门罗的七部系列短篇小说，基本是写她那个小镇。
其实，这也是系列微型小说可行的方法。由此，创造一个自主的小世界。从而，能够摆脱单篇微型小说的单薄。让一滴水汇入河流，让一粒沙落入沙漠，让一片叶进入森林，形成丰富而又丰满的形象。因为，每个人，每个作家的生活经历都有独特性，包括其生活地方的风俗人情、地域环境。
我六岁去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绿洲，直至二十六岁，考上师范，才第一次走出那片邮票大的绿洲——那个农场的前身是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出过二十三位共和国将军，我念小学时，一个副团长就是少将（后来才知道）。农场有多大？骑着自行车，两个小时就可能走完南北，而东边是无垠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进去出不来。1982年，我随父调回浙江，后来，我反复叙写那片邮票大的绿洲。甚至，我把别的地方，别的国家的人移放在那片绿洲，人物竟然也能像熟悉的人那样自在地“活”着。作家能通过虚构增加居民的人口。
所以，我特别关注聚焦一个地方的作家的小说。比如契斯的《栗树街的回忆》、奈保尔的《米格尔街》、希斯内罗丝的《芒果街上的小屋》、杜加尔的《古老的法兰西》（写一个小镇）、伦茨的《我的小村如此多情》，等等。由一个小村，一个小镇，一个小城，写出普通的人性，却又保持独特的魅力。
这就是我追踪法国作家达·齐默尔曼（波兰犹太人移民的后代）的初衷。我仅拜读过他的两个小辑，均刊在《世界文学》杂志上。遗憾的是2019年3月乔迁新居，一卡车书籍，他那一辑似乎躲起来了，我想凑拢都难以寻觅。很多我追踪阅读几十年的作家，总是给我惊喜：以集束的形式出现。可是齐默尔曼的《马纳西风情》，仍不见单独翻译成书。有时，你要找的东西找不到，你要等到人物等不到。他那篇微型小说：一家人观看电影，我记忆犹新（父亲对孩子的惩罚，就是犯了错误，不准看电影）。因为，我也受过类似的惩罚。
马纳西是法国边陲的一个小镇。齐默尔曼将世界的风云变幻与小镇的人物生存——大与小结合起来，大背景是20世纪中期的连绵战乱，当地居民和外国移民（包括中国侨民）混杂居住，使我联想到当今多个国家，因战争导致的移民潮。大背景中的小人物。
《马纳西风情》共有40篇微型小说，我仅阅读过10多篇。书名的关键词是风情，即风土人情，侧重表现民风民俗的气息。仿佛是那个年代的小镇寄出的一张明信片，每一张都描绘一个人物。《世界文学》2009年第4期刊出了他的《马纳西风情（六题）》。我与前后两位主编余中先和高兴相见，当面感谢《世界文学》对微型小说的重视，每年都刊出外国微型小说。余中先还将我评论微型小说的文章刊登了。
交代了那么多有关或无关、直接或间接的背景和谱系，再来看《马纳西风情》中的人物，就有意思了。小说向来对怪人感兴趣。《一个怪人》，作为叙述者，也是见证者，只强调怪人无论干什么事情都和别人不一样，所谓“不一样”，无非是他总是戴着帽子，出行、睡觉、自杀，结尾他在窗子的销柄上上吊时，都戴着帽子。由帽子这个配套的细节，写出来一个孤单的怪人的孤独、寂寞。怪人的帽子有形，我想到契诃夫的《套中人》，那无形中的“套”。
见证者、叙述者的“我”，所见的是怪人的表象，贯穿全篇、贯穿命运的那顶帽子，始终隔着怪人的灵魂，而且，不交代为何戴那顶帽子，到死了也戴着。于是，此作就获得微型小说的空灵，不写满，也是对人物的尊重，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带有讽刺意味的是，仅看见表象的帽子，“我”仍从开始到结尾，四次重复强调：我说话是有根据的。然而，“我”看见怪人的帽子，却永远进入不了人物的内心。我们只看到小镇人与人之间的“风情”。
这是一篇“无事”的微型小说，作家关注的是人——小人物。其中的“我”也可视为作家本人，他“介入”人物，生怕伤害和误解“怪人”似的。这正是作家应当持有的姿态，很自然地传达出悲悯之心。作家对待人物，介入到什么程度？这是值得警惕的事情，不仅仅是视角的问题。微型小说固然“小”，但作家应持有“大”，否则就显得“小”家子气。微型小说要有“大”气。
题目是作品的帽子，也是阅读的路标。我阅读完毕，会返回琢磨题目合不合适。这是参与创作的有趣方式。将《一个怪人》换成《帽子》是否合适？怪人甚多，但能戴帽子的怪人就“此”一个。
《一个头脑迟钝的人》，叙述者重复了三次“我只告诉你们这些”，却又使用不确定的“也许”，肯定之否定，是探索真相的疑惑。《天字第一号幸运儿》，“我”则是不断发誓。“我发誓”三次（还有变奏的重复）。这种重复手法的使用，既达到了文学效果，又表现出作家对真实的态度。短小的篇幅里都写了主人公的人生命运。怎么写？与长篇差别显著。微型小说有独特的表现方式，即高度重视细节。比如，帽子贯穿人物的命运。作家介入有分寸，只抵达帽子，关于人物内心的“风情”，留给读者创造。
在马纳西小镇上，费迪南先生有点儿各色，无论干什么事情都和别人不大一样。我说话是有根据的，据那几个中国人说，每天早上，大家都去火车站赶火车时，他已经从巴黎回来了，脸色铁青。他在《解放了的巴黎人》报社当排字工人，至少，人们是这样认为的。他总是带回来一挎包报纸。
别人向他问好，他只是点点头，很少有人听见过他的声音。同样，人们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秃子。大家打起赌来。人们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光着脑袋出门，有些人断定他睡觉时也戴着帽子。我说话是有根据的。星期天他在家里的樱桃树下睡午觉时也戴着帽子。
他初到马纳西小镇时，总是先去格雷古瓦食品杂货店里转转。他在店里买一瓶十二度的酒和几听罐头，掏出钱包付钱。他是仅有的几个不在杂货店赊账的顾客之一。
他免费给邻居们散发他的《解放了的巴黎人》报纸。他从波波夫同志家的信箱开始投递。波波夫是党内的头面人物之一。起初，波波夫像哥萨克那样趾高气扬，说什么也不要那些破报纸——毒害人民的鸦片烟。他把那些报纸从费迪南先生家的栅栏上面扔进去。然而，久而久之，他终于明白，礼物终究是礼物，人们只能手头上有什么就送什么。
冬天，费迪南先生闭门不出。有些人说，他能不间断地从早睡到晚。不过总的来说，人们不这么看。我说话是有根据的。天气好的日子，钟敲响三点钟，他准去花园里拾掇他那一小块地，那园子里栽着花儿，也种着蔬菜。
对于一个不算年轻的单身汉来说，费迪南先生并不算太自私。天气好的时候，每天晚上他去巴黎上班时，布口袋里总是装满生菜，怀里抱着鲜花。对他这个丑八怪来说，要博得老大娘的青睐，这是不可缺少的。一些人讥笑他，另一些人胡说八道。其实，这些东西只不过是给《解放了的巴黎人》报社印刷厂增添一点儿欢乐的气氛而已。
没有人记得清楚费迪南先生是什么时候来到马纳西小镇的。这大约得回溯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田野上到处盖起了乱七八糟的混凝土预制板楼房、灰石板木屋及简陋的棚屋。他一下子就冒出来了，仿佛他就是那景色的组成部分。战争过去了，人们用上了电，只有他家没有安装电灯。有趣的是，他家有自来水。恰恰是水龙头开着的哗哗流水声，加上关着的百叶窗，还有他们天天要读的报纸——一个星期没投送到别人家去了——等情况，惊动了博比耶尔家的人。
显然，费迪南先生无论干什么事都和别人不大一样。我说话是有根据的。据那几个中国人说，他在窗子的销柄上上吊时还戴着帽子呢。
（选自《世界文学》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