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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与我曾经生活过二十多年的新疆，有一点共同之处：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地。新疆的丝绸之路古道，至今仍滋养着我的小说精神。
土耳其有两位我喜欢的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尔罕·帕慕克，他只写长篇小说，大的；而赛恩·艾尔干的《山雀》，有23篇微型小说，或说，是系列微型小说集，小的，2017年获欧盟文学奖。艾尔干是80后，1982年生于伊斯坦布尔。两位年龄相差近30岁的作家，同在一座城市生活，是否见过面？相见了怎么交流？当然，双方都知道对方的存在，这就够了。大的和小的，我都一视同仁。作家各自有着规模意识。比如，契诃夫的日记，卡佛的创作谈，都多次声称要写大东西——长篇小说，却没写出来。我看是“憋”不出来，硬憋是憋不出的。规模意识决定了他们只能写短篇。但是，两位均以写短篇小说成为经典作家。两位还写过多篇微型小说。
我觉得，我们民族向来崇大歧小，图大贪大。其实，像物种，长颈鹿和蜜蜂，都是有生存智慧的生灵。蜜蜂、麻雀可比喻为微型小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西部，江南，都有麻雀，我在沙漠里见过麻雀，不由地生出敬意。
通常，获奖后，作家创作会走下坡路，但是，帕慕克获奖之后，其作品质量在往上升，长篇小说《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个人命运与时代变化融合在一起，沉着推进，又扎实又结实。其实，作家就如同那个人物，脑袋里有怪东西。艾尔干的“怪东西”，以碎片化的形式出现，应对了现实的碎片化。这可视为微型小说对现实生活做出的灵敏、快捷的反应。
《山雀》里的23篇微型小说，好像23只山雀。以童年的“我”的视角为线，串起了芸芸众生情感之珠，串珠为链，构成气息相通却又独立成篇的系列微型小说，从而发现人生的秘密。同时，“我”也在成长。我在2018年10月23日阅毕，记下一段体会：“写微型小说，其实写观念，所谓观念，就是作家对人生的理解、发现，如何看人看世的视角和方式，统帅着作品，即使写系列微型小说，亦如此。当然，观念不能显露，不能硬塞，那会损害微型小说，而是通过人的生存境况体现，就是人物怎么说，怎么做！”
因为，我读出《山雀》里有“统帅”或笼罩的东西，权且说是观念吧。难得的是艾尔干很克制，叙述简洁含蓄，节奏明快。我读出了冰山一角那水下部分的大基座，那是有底气的“省略”。丰富着的省略是胸有成竹，稀缺着的省略是故弄玄虚。
《外人》中的外人是祖母。这是一个逃离的故事。逃离是小说的一个母题，但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逃离方式和结果各异，记得日本古典名著《伊势物语》里有篇微型小说《露珠》，也写夜色中的逃离。《外人》中，逃离家乡又被找回来的祖母精神上出了些问题——疯了。被众人视为疯子的祖母却对孙子说了其逃离的故事，黑暗、迷路，记忆也如此，不过，祖母清晰地回忆起被找回后，母亲给她洗澡，“可能跟变相的打骂没区别”，“生活不会有任何改变”。逃离是要改变生活境况。结尾一句，祖母说“我在家里就像个外人”，孙子认同了她的处境：点了点头。
清晰地写了孙子——“我”由怀疑到明确的转变。此作，省略了祖母在家的境况——那是隐掉了故事。每句话背后都隐着话，写到她在家像个外人，如同乌云笼罩的天空，突然出现一道闪电；像茂密的记忆树林里，突然惊飞了一只山雀。有力度的一笔：外人是祖母在家中的窘境。
祖母与孙子“我”的关系，我是怀疑者，最后认同了祖母，有了温暖。微型小说写冷、写暗，更要显示暖和亮。有意味的是，不确定的表达：“在我七八岁，还不到九岁的时候”（自己的年龄也确定不了），却明确地记住了祖母的回忆。祖母被视为疯子，她自己说自己：“也许是装的，也许不是”（这种肯定加否定的表述，说自己装，那就是意味着不疯）。这种肯定加否定的表述是作家对难掌控而又不确定的现实的一种谦卑态度。
《山雀》像是一棵茂盛的微型小说之树，落了一树山雀。还有《大麻与失望》《大鸡和小鸡》《法规》《皮带的入侵》等篇什，均可圈可点，有象征，有寓意，其中可感受到80后作家艾尔干的精神的丰沛，同情、怜悯、尊重、勇气等等可贵的情感底蕴，正是这种情感照耀着人与人的关系，使得冷中有暖，暗中有光。那曾是福克纳在诺贝尔文学奖答谢辞中强调的维系着人类共通的情感。我想，微型小说无论长短、大小，含有高尚的情感，就能引起共鸣，因为，存在着恒定的人性和情感。这也是微型小说存在的理由。
在我七八岁，还不到九岁的时候，我的祖母精神上出了些问题，时不时发作。虽然我当时年纪小，但仍记得我怀疑过祖母是装疯的。
“也许是装的，也许不是。”她自己也曾这么说过。
或许她是真的生了病，那个时候谁也说不准。
“我很害怕，”她说，“所以我从家里逃了出来。你知道那个年代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吗？”
我摇摇头。
“到处都是山，没一块平坦的地方，所以房子看上去像随时会倒塌一样。反正，我逃了出去，从陡峭的山顶逃了出去。”
祖母抬起手，用手指缠起一绺头发，拧成卷，再散开来，落在肩头，就成了带弯的卷发。
“我跑得太远了。”她回忆道，“等我冷静下来时，发现已经迷了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去，就漫无目的地乱走。后来天黑了，我害怕极了，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形容那种感觉。我找了个角落，蜷缩起来，哭着哭着就睡着了。家里人找到我的时候，我浑身都湿透了，我一定是太害怕，所以把衣服都弄湿了。我记不太清了。他们把我带回家，母亲给我洗的澡，说是洗澡，可能跟变相的打骂也没什么区别。当然，生活不会有任何改变。”她说道。
祖母又崩溃了。
“我在家里就像个外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点了点头。
法令部禁止步行的命令实行的前几天，日常生活都被打乱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从第一天开始，对于那些只是从一个停车场到另一个停车场的人来说，事情并没有改变，而且，他们很高兴看到路上没有行人。其他人都是通过悬在公寓楼之间的绳索上下班。
尽管现在需要更多的时间，但他们还是可以完成每天的任务。
人们自然不会甘心忍受这样的禁令。许多专栏作家都用激烈的言辞批评市议会的决定，他们不仅称街道是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呼吁人们上街抗议。然而，除了这项禁令外，还有市议会的严厉措施，谁要是出言侮辱就严惩不贷，所以并没有出现抗议示威这样的事。
去上班的需要战胜了哪怕是最激烈反对这项禁令的人，人们想方设法在不步行上街的情况下继续生活。
很长时间过去了，人们都忘记了步行上街其实是被禁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步行上街这个概念成了神话传说，由爷爷讲给孙子听。
塞利姆在这座城市最高的摩天大楼顶层上班，和其他人一样，他的双脚从未踏上过街道。有一天，在炽热的天气下，绳索松了，他下降到了十米高的地方，那是他距离地面最近的一次。
又有一天，他在摩天大楼的屋顶平台上抽烟，看到了一只鸟。他在日常生活中比其他人见到的鸟都多，所以早已习以为常，但这只鸟和他见过的其他鸟都不一样。它的翅膀很小，所以它能飞那么高，真是奇迹。鸟的头上有一块黑色痕迹。它一动不动地看着塞利姆。然后，它飞到了他的上方，一眨眼就不见了。在接下来的几天，同样的事发生了无数次。
那天，塞利姆来上班，带了一条末端有长钩的绳索。他来到屋顶平台，看见那只鸟又来了，正在等他，盯着他看。他们互相盯着彼此看了一会儿，那只鸟再次鼓翼而飞，向着相同的目的地飞去，消失在了他的视线中。
塞利姆将绳索抛向空中，随着一声尖锐的铿锵声，钩子钩住了什么东西。从下面看，绳子看起来好像悬在了半空中，但是，钩子钩住了什么东西，肯定通往什么地方。
他开始向上爬。他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中。
到了第二天，没人注意到塞利姆没来上班。接下来的几天，他的一个同事发现屋顶平台上有根绳子悬在半空中，他爬了上去，也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里有越来越多的人把绳子抛向空中，都消失了。
到法令部下令禁止爬向天空的时候，城市里已没剩几个人了。
（选自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山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