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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有失其所兮，小人有得其时。聊固守以静俟兮，诚不及古之人兮其焉悲！
——唐·韩愈《闵己赋》
林彪自担任国防部长以来，居心叵测地开启了为谋取个人权位的心思，常出异人之举讨毛泽东欢心。
“文革”前夕，从发行《毛主席语录》，“天才”“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到全民“活学活用”“红宝书”，演化到“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唱语录歌，做语录操，跳忠字舞，无一不登峰造极。
庐山会议“毛彭”冲突，林彪利用毛泽东晚年的弱点，意识到搞个人崇拜是“得一人者得天下”的捷径。于是，他运用毛主席崇高威望和人民朴实的感情，举国展开了“造神运动”，鼓吹对毛主席的每一句话、每一条指示，必须“一切照办”“毫不走样”地贯彻执行。
1966年5月2日，解放军总后勤部邱会作部长，就部队后勤建设和农副业生产情况及后期工作的打算，向军委提交了一份例行报告：
中央军委：
军队的农副业生产，去年取得很大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共收获粮食七亿斤。这仅是农场的生产，还不包括军马场生产的七千五百万斤粮食和连队业余生产的少量粮食。……从几年的情况来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好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恢复了我军的老传统。军队搞生产，坚决执行了主席亲手制定的我军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生产三大任务，又具体执行了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军队搞生产，在人民中的政治影响很好，同时也带动了当地的生产。
……
特此报告。
总后勤部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日
这份总后就军队农副业生产情况向军委汇报具体工作的《报告》，在林彪签阅以后，出于什么目的？在什么情况下？报告是怎样传送到达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案头？普通百姓当然无从知晓。
世人见诸报刊，已是1966年5月7日以后的事了。毛泽东主席看了军委《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个后称《五七指示》的“批语”。公开文字如下：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讲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的理想欲将全国各行各业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在当时极左环境下，《五七指示》经林彪等别有用心的利用，实际形成了毛泽东同志建设中国、发展中国的一个伟大纲领性战略部署。
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公布了《五七指示》的内容，强调：“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
按照毛泽东这个“大学校”的理想，商品交换没有了，“三大差别”似乎可以消亡了。全国的工农商学兵都可以变成“多面手”。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
他幻想不经过商品经济的发展，通过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达到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他认为，我们国家一穷二白，穷是好的基础，“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白则更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一个日子决定一个时代”，为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在林彪等推动下，举国出现了“造”革命化“学校”的运动。
从中央到地方，从军队到各机关、学校、工厂、农村，普遍建立起了以“五月七日”为概念命名标志的“五七”单位，出现了以“五七干部学校”为标配的类似军事建制的组织。成千上万的机关干部、教授、教师、工程师、科学家、专家，纷纷离开城市被派（遣）送、分配到农村，进行带有强制性的劳动。“五七工厂”“五七农场”“五七商店”“五七大学”“五七家属队”“五七大队”“五七广场”等等，一时全国冠有“五七”为前缀的单位遍地开花。对这一历史情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是这样表述的：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林彪寄来的军委总后勤部的一个报告上写下批语（后称《“五七”指示》），提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从而能够进一步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这就为那个年代解放军总后勤部大规模兴办“军学、军农、军工、军民”的军工企业、军工农场等军工实体产业，既找到了理论渊源、威权动力，又找到了组织框架和现实物资供需渠道。
无疑，类似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2348工程指挥部这样的军工产业的诞生，便有了一系列刚性需求的愿望：理论指导——《五七指示》；国防备战——“三线建设”；现实目标——“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军衔制改革、军需供给——物质窘迫；知识信息——北京市民“穿衣”遗憾；解决渠道——石油化工合成纤维……
于是，国防大厦里总后勤部的将军们，一个大胆的设想在他们脑海里风起云涌——运用现代技术，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搞一个现代化高科技大型的军工企业，从根本上解决部队军服布料生产供应问题。
这个合适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解决部队“穿衣”问题的实体产业，总后将军们早已按下云头，他们在寻觅着时间、地点，期望在何时、何处降落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