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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段时间，胡兰看到外面总是鬼子与阎锡山的声音，内心十分的绝望，她不愿意看到那些之前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抗日政权像昙花一样地凋萎下去。
如果这些花果真凋萎了，也就意味着连反抗的声音都没有了。到时大家的头上都将带着一顶亡国奴的帽子。这个帽子太耻辱了，大家的头也会被压得没法抬起来。
后来胡兰才知道自己被蒙在了鼓里，这个脊梁骨挺硬的民族是不可能被这点声音给吓住的，他们不但有骨气还很有智慧。
他们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偷偷地转入到了地下活动。之前的抗日村长黄德义在村头开了一家南杂货店，表面上是做点小生意，给人指指路，顺便接待一下外村来的朋友。其实这个地方是全村的哨所，而这个店老板就是这方圆几里地的地下联络员。
这个村子东面是高山。山上据说还有当年武则天立下的几个石碑，又高又厚，让人看到这个村子的历史原来有那么长。
高山把村子围拢起来，挡住了外面吹来的新鲜的风与各种信息。除了这条小路以外，其他几个方向都是死路。说白了，这个大路口是整个村子的一个关隘。它虽然不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那种，但是只要出入村子的，都得从这儿经过。
区县干部、武工队员常到村子里来，来的时候，在这里喝一壶茶水，彼此传递两地的消息。
胡兰的外婆家因为和这个老村长是亲戚，所以胡兰偶尔也来店里打打杂，烧水煮饭扫地，做点零碎轻便的事情，顺便赚点饭吃。这样既可以为家里减轻一点负担，又可以认识各种人，接触到各种进步的思想。这个良好的环境感染了胡兰，使她与这个环境达成了某种默契。
日子久了，胡兰就渐渐地被这一群抗日人士的热情与思想感染。胡兰每天把桌子板凳地得干干净净，抗日干部们都私下里表扬胡兰，说她是个听话懂事有理想的好孩子。
而作为胡兰，从小就对共产党的革命宗旨有了一些了解。那时候她虽然还小，但是凭借一个儿童的思维，她已经认定共产党是为穷苦大众说话，发出的是群众的声音，维护的是群众的最根本的利益。
于是她越来越向往这个团队。私下里她时常能够听到一些关于根据地军民英勇善战、慷慨壮烈的故事。这一片片夺目的红色让她的内心有些按捺不住了。
那一天正下着雨，雨水把空气弄湿了，天空灰蒙蒙的。树叶和青草都格外的绿而且亮，后面林子里的乌鸦叫了几声，声音低沉而嘶哑。房梁上的一只蜘蛛把网织好，正准备去睡大觉。整个环境安谧得像一幅静物水彩。
就在这天，抗日区长张昌凡在离云周西村九里地的李庄被敌人发现了。
老张看到对方人不多就开枪还击，没料到对方的火力太猛，他的左臂被击中，血流了一地，只好弓着腰撤回。但最终还是被敌人捉住了，几个敌兵连拖带拽地拉他去到据点里审问。
张区长满脸大胡子，两腮还有下巴像涂满了墨水，黑乎乎的。人却不凶狠，甚至有些可爱。大家都说他是个好打交道的人。
他为了不当俘虏，不暴露工作情报，就一头撞在了路边的一根大柱子上，没过多久就牺牲了。
事情过去没有两个礼拜，又来了一位新区长。那天早天，公鸡还没来得及打鸣，鬼子就把这个村子包围了，几十个鬼子像螃蟹一样弓着腰摸过来。这里刺两刀，那里碰一碰，害怕有伏兵。
他们到处搜查抗日干部，区公所的两个小通讯员为了掩护区长脱险，就在街上和敌人展开了枪战。为了把敌人引开，就一边往村外跑，一边大声喊叫，结果区长得救了，两个小兄弟却倒在了血泊里。
这两个小兄弟都只有十七八岁，是附近村子里的人，参加革命有好几年了，之前和胡兰也都认识。
那时候这些抗日英雄的事迹时常像胶片似的在胡兰的脑海中一幕幕地上映着，这些革命烈士的品质久而久之也嵌入到她的思想里，让她快速地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