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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不久，刘强上班时往大队值班室去打一转，顺便看看有无犯人的信件、包裹。
走进值班室，大队干事刘光明一见刘强就说：“老刘，《新生报》登了熊根水那篇文章。”
“哦，”刘强看了一眼正在吸烟的应树根，拿过刘光明递给他的报纸，找到那篇豆腐块大小的文章坐在沙发上看。看完了，刘强抬起头来，还没开口，应树根先张了嘴：“看到熊根水的改造体会，想起‘严打’那几年，我们劝他说破了嘴都没用，现在终于后悔了，这些家伙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年轻人就这样，”刘强说，“有的懂事早，有的懂事晚。”
应树根接着说：“熊根水有这个积极性就让他多写一些，他是积改分子，还可以让他参加你们中队积改小组，大队要成立积委会。”
刘强和应树根说了一会儿话，见没事了便拿着几封信离开了大队。
中队办公室的门虚掩着，刘强还没走到二楼楼梯口，便听见陈兴国说话的声音，推开门一看，熊根水站在办公桌前，背对着门，转身见刘强来了叫了一声“指导员”，便靠一边侧侧身子。
“他那篇文章今天登出来了。”陈兴国说。
“刚才刘光明给我看了，好事。”刘强朝着熊根水说，“坐下说。”
刘强给自己泡了杯茶坐下说：“应教导员也看了你这篇文章，鼓励你要多写，要你参加中队积改活动。”
“好。”熊根水笑着点点头。
刘强接着道：“我们也希望你多写一些。除了劳动，写文章就是你参加中队积改活动的方式。以后，你就拜陈队长为师，也可以去找男教学组的干部帮忙。”
熊根水连说了两个“好”字。
熊根水走后，刘强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记事本，翻了一会儿对陈兴国说：“前年积改1个，去年1个，两年29个。大队成立积委会，我们中队就成立积改组，监号成立积改小组。每个积改小组有4—6个人，抓住这些骨干带动其他人，工作就不难做。”
陈兴国笑笑说：“你说了就是。”说罢向刘强招呼一声“先放下包袱”，便上厕所去了。
冬日的监舍比较安静，走廊上没几个人。陈兴国走进厕所时，邹永福在解大手。陈兴国皱皱眉，一股实在难闻的臊臭味直冲鼻孔。偏偏此时邹永福还开口问话：“陈队长，指导员在吗？”陈兴国紧闭的唇缝里挤出一个字：“在。”解完小手陈兴国逃也似的出了厕所。
每次上厕所都是令人头痛的事情。一层楼一个卫生间，警囚合用。卫生间和监舍一样大小，中间过道，一边洗脸池，一边是一条无间隔的槽子，大小便通用。厕所每天有人打扫，但就是味道难闻，比农村的茅厕好不了多少。陈兴国来自农村，虽然不嫌弃监舍卫生间，但解完手总是令他想起自己的家。
陈兴国在单位上有自己的房子，他们夫妻俩住四合院。四合院过去是隔壁一个劳改单位的监舍，“文革”期间四合院及周边部分地块划给了西山支队，现在成了支队部分民警和工人的宿舍。陈兴国夫妻俩住两间平房，厨房是另外搭建的，上厕所只能到百米外，但晚上只能在家里解决，所以住四合院的人，家里必定放个马桶或痰盂，第二天再倒掉。奇怪的是，家里成天摆着个马桶，但几乎闻不到什么异味，不像这中队监舍的卫生间，一进门就难闻得要死。陈兴国心想，监舍的卫生间脏臭还是因为这些人没有好好打扫。
回到办公室，陈兴国说：“厕所味道实在难闻。”
刘强正低头在记事本上写着什么，一听陈兴国这话，便放下手中笔说道：“男犯就是脏。我问过祝春霞女犯厕所是不是也难闻，她说‘还好’。哪天我们去那边看看。”
“报告。”
忽然一声传来，两人一看虚掩着的门被轻轻推开，邹永福探头看着屋内。
刘强让他进来。邹永福上前一步，朝着刘强就鞠了一躬：“谢谢指导员！”
“你坐下。”刘强见他有事要说的样子。
“昨天我老婆来了，我才知道指导员帮我家解决了大问题。”
原来，邹永福去年初来到西山支队服刑后，妻子因所在厂子停产无事可做，几个月分文不进，一家四口生活实在维持不下去。去年1月探监时，妻子在他面前哭哭啼啼，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诉着：“与你离婚，我不忍心十几年夫妻感情。不离吧，一家四口柴米油盐吃穿样样全靠我。可现在事都没有做，你叫我怎么办？……”面对泪眼汪汪的妻子，邹永福的心似刀绞一般。整整三天他不吃不喝，晚上躺在床上也是辗转反侧不能成眠，汩汩的泪水浸湿了枕头……刘强得悉邹永福家里的变故后，便把他叫到办公室了解了情况，安慰了一番。邹永福走后，刘强便给他妻子所在厂子写了信，介绍了她丈夫在监狱的良好改造表现，表达了请求厂领导给予帮助的意见。邹永福妻子所在厂子的领导收到信后，很快想办法安排她上了班，并在年底破例补助她家50元。昨天她来探监时说一定要当面感谢指导员……
“我说怎么你老婆昨天来精神好多了……”陈兴国点点头说，“碰到刘指导员，你是好福气。好好改造，不要走冤枉路。”邹永福因和同犯打架，被关禁闭一次。
“是。”邹永福一副痛改前非的样子，“指导员这样帮我，我再惹事那真对不起队长。”
“能改就好。”刘强说，“陈队长刚刚说的，也是我对你的希望。”
邹永福一副感激不尽的神情，向两个队长再次表态后出了办公室。
“地方上对我们劳改队的工作还是蛮支持的。”刘强心有感触地说，“我是以中队名义写信，应教在信上签了字，盖了章。”
陈兴国说：“这是稳定犯人的好事。”
刘强说：“我去跟他说一下。”
刘强下楼后，陈兴国正喝茶，门口又一声“报告”传来。中队就这样，只要休息就会不断有人来找你，难得消停一下。
进门“报告”的是马贱根。他一进办公室就说：“陈队长，有件事我想报告。”
“你说。”
马贱根轻轻把办公室门带上说：“广播站从昨天开始有女犯点程才的歌。”
“程才的歌？”
“就是程才在春节晚会上唱的《小白杨》。”
“哦？”陈兴国认真地听着。
“好像是二大队柳如玉点的。”马贱根说，支队广播站的点歌栏从来都是让犯人点名人名歌，没点过犯人的歌。
陈兴国接口道：“也许是广播站有新规定。”
“本来我都觉得没什么，后来仔细想这里面有问题。”
“什么问题？”
马贱根说：“那个柳如玉，原来在四大队学徒，程才当过她师傅。”
陈兴国认真地看着对方：“你意思是？”
马贱根似乎被陈队长看得有点不自然，咧了咧嘴说：“我就觉得他们两个有关系……我跟程才没多大意见，本来不想跟队长汇报。”
这家伙不会是吃醋吧？在这有男有女的劳改队，一心想讨好女犯的人很多，但因没机会又喜欢吃醋的人也不少，马贱根不会是这类人吧？陈兴国心里这样想着，嘴上却认真地说道：“你讲的这个情况我知道了，你能主动汇报很好。”
马贱根听了陈队长这话，心里感觉良好地走了。
陈兴国等着刘强回来好汇报，但到下班时他还未回中队。下午上班见面后，陈兴国把这事说了。刘强一听脱口而出：“这家伙不是嫉妒人家吧？如果有问题，也是那边的事，跟程才有什么关系？”
过了会儿，刘强问道：“有几个人点他唱的歌？”
“只听说一个女犯点他的歌。”
过了会儿刘强说：“马贱根也算是老实人，他的怀疑恐怕不无道理。还记得那把缸猪油吧？那个事虽没结果，但我就觉得点歌是女犯讨好程才。这家伙一表人才，歌唱得好，女犯讨好他很自然。”
“但女犯点他唱的歌，跟他本人没关系呀？”
“有没有关系很难说。这家伙也是个老流氓，一见女犯就拔不出眼睛。”
陈兴国思索一会儿后说：“那个女犯点他的歌可能是一种暗号？”
没那么复杂吧？刘强心里想，也许事情没他们想得这么复杂。他说道：“女犯点歌，不要经过干部呀？”
“我也是听马贱根说才知道。”陈兴国道：“犯人在广播站点歌，不用经过干部。”
刘强歪着头道：“没油盐的事，我们不管。”他看下手表说：“快三点了，我到车间去，和马小牛说一下上午开会的事。大队要成立质量管理小组，要建好多台账档案，还有工艺考核记录。今年重点是提高质量，利润要超去年。”
刘强他们不愿去管女犯点歌这种“没油盐的事”，但这事却主动找上门来了。
这天上午陈兴国在办公室填写考核表，忽然接到老婆黄珍的电话。黄珍在二大队二中队带班，兼管内勤。她在电话中说要他到她那边去一下，他问什么事，她不肯说，就说让他去一下不要多久。陈兴国无奈，老婆的话还得听，正好监舍里没人可以抽空去一下。
陈兴国兴冲冲地下楼，穿过界屋，几分钟便到了女犯大院北楼。
“吃个糖。”陈兴国一进门刚在长条椅上坐下，彭彩云就从桌上拿起糖递给他说，“还是过年的。”
陈兴国接过糖说：“就你们两个呀？”
彭彩云说：“我们中队上早班，人都在车间。”
黄珍看着自己老公说：“喝水么？”
陈兴国摇摇头：“刚刚喝过了。”
黄珍又说：“彭姐找你。”
陈兴国一听知道自己猜对了。刚才过来时他就想，肯定是别人有事找自己，只不过让她出面打电话而已。
“一点小事，电话里说不清，只好让你夫人出马。”
陈兴国笑笑说：“大姐有事直接打电话就是了，我还敢不听呀？”
彭彩云打着哈哈说：“真的是一点小事，不敢劳驾。”
原来，自从支队春节晚会程才一曲《小白杨》唱响之后，这歌在二大队一中队的女人们中一直热度不减，每天上下班不少人都哼唱着《小白杨》的乐曲，下班后在监舍也唱，晚上睡觉前必唱。有道是三个女人一台戏，九个女人一个菜市场。三○四监舍更是热闹非凡，每天都有人哼着“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到了晚上大家钻进被窝了，真正的大戏才开始。虽然监号的灯始终亮着，但人们早已习惯了它的存在，你一句我一句毫无节制地议论起“歌唱家”程才来。先是评论他的唱歌本身如音色、声调、情感等，接着又对其人品头论足起来，有的说他身材好，男人味十足，有的说他眼睛大，好迷人，是西山支队第一美男……但说着说着，就有人控制不住地说道：“他唱歌时，我就忍不住胡思乱想……”此话一出，有人放肆地笑起来，但很快就没声音了。静谧中，只听见女人们一声声的叹息。刚才说话的名叫熊秋英，三十岁的样子，从来都是怎么想就怎么说，毫不掩饰自己的所思所想，为此常遭民警批评，但今天她说的话倒是引人共鸣，号子里所有的女人都看过“歌唱家”的演出，谁敢说对他没点想法？……沉默，长久的沉默，正所谓“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仿佛夜空中突然响起一声惊雷，二十来岁的王玲玲突然带着一丝哭腔似的说：“我也是，我……就想和他睡。”“我也想……”有人附和道。“别说啦！”忽然有人用屁股重重地敲了一下床板，是组长徐小芹。三○四监号的响声惊动了走廊上的值班犯，只见她披着一件大衣轻轻地来到监舍门口，看看并无什么异常情况，只是大家好像都还没睡着，一个个辗转反侧，伴随着轻重不一的叹息声，便又轻轻地走了。值班犯离开后，睡在下铺的阎冬娥说：“年轻人尽想些没用的事。”“要是我能变成一只蝴蝶飞到他身边去就好。”说话的是名叫徐秋红的年轻女犯，脸上有青春痘。心里暗恋程才的王玲玲心里不高兴了，忍不住吐出一句话道：“也不照照镜子。”当年徐秋红也是程才的徒弟，也曾争宠，只是和程才的关系不温不火，但谁也剥夺不了她爱程才的权利。她忽地一下抬起头看着王玲玲道：“我想他关你屁事？他是你老公呀？”王玲玲也不示弱：“是我老公又怎样？”“啧啧啧”一直未发声的柳如玉也加入了嘴仗：“还真把人家当老公了。人家是歌唱家，又是美男子，你一张寡妇脸，人家会要么？”“吵死了。”熊秋英大声道。熊秋英是个谁都不敢惹的人，大家见她嗓门大了，便不再吭声。过了会儿，王玲玲说：“哼，我想起来了。”王玲玲见柳如玉帮徐秋红的腔，便干脆坐起来把棉袄披在身上说，“去年那一把缸猪油就是你送给他的。”“你胡说。”柳如玉真急了，从被窝里探起了头。去年她送猪油的事后来不小心说漏了嘴让王玲玲知道了，今天王玲玲揭开这事，让她无从争辩。“我胡说？”王玲玲道，“你心中就是有鬼……”“你们说话小点声。”那个披着值班大衣的中年女犯又走进门来告诫道。阎冬娥马上接口说：“别吵了，睡觉吧。”值班犯走后，徐小芹说：“明天起来都照照镜子。”说罢侧转身，面朝里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上午，彭彩云就掌握了头天晚上三○四监舍发生的事，并把王玲玲叫来问话，王玲玲说了去年没搞清楚的问题。但王玲玲去年为什么不举报？她说那时两人关系尚好，她也只是怀疑，没有确切证据，后来她又从柳如玉的言语中发现了蛛丝马迹，但民警已经不谈这事了。现在彭彩云也不是特别感兴趣，因为大队早已尘封此事，她只是想了解真相，对柳如玉此人有个更确切的了解。因而她把去年“一缸猪油”事件的来龙去脉讲给了陈兴国听，想让他找程才核实一下真伪。但陈兴国一听就摇头：“过去了这么久，他哪会承认哟？”心里想的却是：女人就是啰唆，一点屁事还津津有味，紧追不舍。
“从她点那个男犯唱的歌，我就猜到是她了。本来我都不敢肯定。”彭彩云说。
陈兴国笑笑道：“那我就问问他。”说罢就告别下楼。
彭彩云送到门口：“谢谢！”
这天下午，当陈兴国绘声绘色地说了从彭彩云那里听来的情况后，刘强也笑笑说：“这家伙还搞得女的争风吃醋。”
当陈兴国问要不要叫程才来问问那把缸猪油的事时，刘强摇摇头说：“你还不了解他呀？打死都不会说的，这些女干部不了解男犯。”
陈兴国认同地点着头。两人聊了一会儿，刘强说：“有项工作我想了好久。现在改造工作大气候虽然好，但犯情还是很复杂，前几天江中支队又跑了人。我想防逃工作要抓住不放，但怎么抓有讲究。我们要主动突击，要牵着犯人的鼻子走。我想今年中队成立三个组：一个是已经成立的积改组，引导犯人积极改造；第二是报道组，让熊根水当组长，再物色个把两个人，向《新生报》还有支队《彼岸》小报投文章，包括中队墙报，宣传改造表现好、有进步的，把正气树起来；第三个就是文艺组，程才会唱歌，张玉树会吹笛子，再鼓励报名，凑一个组，让程才当组长，平时让他们练练。这个组我还没多大把握，不知搞不搞得起来？”
“一共三个组。”陈兴国说，“积改组是大队要成立的，报道组大队成立了，我们中队自己成立一个，加强报道，找得到愿意写的人也可以，找不到就把学习宣传员纳进来。就是有个问题，稿纸要解决，熊根水前几天都问过我。”
刘强说：“纸的事情我来解决，到教学组、管教科、办公室去找人要点，实在不行到大队要空本子给他们用。”说罢又道，“笔没问题吧？”
陈兴国说：“笔没问题，听熊根水说他那篇文章先在《彼岸》登了，教学组干部奖了他一支圆珠笔、一个本子。”
刘强点点头。陈兴国接着说：“文艺组成立有点难度，但搞得起来有好处，省得这些家伙没事就打扑克。”
刘强高兴地说：“我就是这样想的，搞个文艺组，平时让他们活动，把注意力吸引过来，让他们少打点牌，免得赌博。”见陈兴国打烟过来，刘强便拿起桌上的打火机把两人的烟点了，然后又道，“搞几个组也不需要花什么精力，不耽搁生产，让他们自己组织就行。三个组都可以考核，报道组规定任务，在墙报、《彼岸》、广播站和《新生报》登了文章的区别奖分，其他两个组根据活动效果考虑奖分。”
陈兴国点点头道：“我觉得行。”
“原来我在部队就是这样的，年轻人闲不住，业余时间组织他们打篮球搞搞活动什么的，很充实，人太清闲了容易出事。”刘强在烟灰缸上弹弹灰接着道，“劳改队其实也差不多，都是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人，这样搞有好处。”
见陈兴国没再说什么，刘强道：“这项工作具体你来抓，有什么问题再商量。明天开会我会说一下，大队我也会打招呼。你可以先抓起来。”
陈兴国雷厉风行，没几天就把报道组和文艺组建起来了。报道组除了熊根水外还有程才和金玉源两人，文艺组有四个人，除程才、张玉树还有一个会拉点二胡的，另一个年轻人爱好音乐，表示要跟程才学唱歌。
半个月后，一篇题为《邹永福的悲与喜》的文章在支队小报《彼岸》刊出。之后男教学组的周文彬又以支队通联站的名义向《新生报》推荐此文，一个月后该文便在《新生报》发表。很快，刘强帮助邹永福家里解决困难的事在各大队传开，渐渐地，本大队一些民警也知道了。
刘强知道这事时有点意外，那天他看完报纸后对陈兴国说：“写我不好，人家以为我有什么目的。”
陈兴国说：“没什么吧？应教也说‘应该宣传我们的干部’。熊根水这篇文章我看过，他说是邹永福让他写的。昨天熊根水还说男教学组的周干部表扬了他，还要奖2分。”
刘强边打烟边说道：“马小牛他们带班辛苦，多写写他们。”
陈兴国的眸子里充满了敬重的光波，他点了点头。以后在布置报道任务时，陈兴国对此进行了强调，并要求报道组在宣传正面的人和事的同时可以参考《新生报》上的内容，写点议论文章，批评犯人改造生活中的坏事情、坏现象。
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熊根水、程才等几个“业余记者”在感到“没有什么好人好事可写”了时，在四五月份的时候，两个人终于各写了一篇议论文章，先后送给陈兴国审阅。熊根水写的议论文，是针对一些余刑不长的犯人劳动磨洋工的现象发表议论，批评这种“投机改造”的行为。但文章写得一般，陈兴国稍作修改后批示只投广播站和《彼岸》。程才写的是对某一种特定人物的批评性的议论，字数不多，大意是说中队里有种人喜欢骗吃骗喝，长期利用队长对他的关心诈人东西，并不点名地举了年初发生的“奶粉事件”，进而批评这种人不地道，并扣了顶“没改造好”的帽子。对于“奶粉事件”陈兴国很清楚，那是年初程才在监舍走廊里为一件什么事扬手要打马贱根，手还没落下，马贱根自己就仰头倒在地上，倒地时后脑勺擦着了墙根，出了点血。刘强让陈兴国把他送往医务所去检查处理，正在院子图书亭窗口的应树根见后问了情况，立马下令“罚程才两包奶粉”。当时陈兴国有点不解，从医务所回中队办公室后把这事说了，刘强习以为常地说：“他喜欢这样。”此事涉及大队领导，陈兴国比较谨慎，他把程才叫到办公室，想了解他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当程才明白陈兴国的意思后，脸上现出一种不无嘲讽的表情说：“不瞒你说，我就看不惯马贱根这种人，上次我又没打到他，为两包奶粉他自己倒地上——你看，他就是这样讹人的。”
“偶尔发生的事，不是常见现象吧？”
“嗐，”程才笑笑说，“陈队长你不知道，他除了‘脑膜炎’还有个外号叫‘马奶粉’，他哪年不要捞几包奶粉吃。”
陈兴国是中队的后来人，对过去的事不甚了解，便随口问道：“都是因为打架队长罚给他的？”
程才点头道：“他没人接见，队长同情他，只要他吃了亏，队长就叫人罚奶粉给他。”
陈兴国没有马上接话，心里思忖他写这篇议论文的意图，也许他对罚奶粉的事有看法。他两眼炯炯地盯着对方道：“你对罚奶粉的事怎么看？”说完又补充道，“你是作者，我作为编辑，我们探讨一下。”
程才认真地看了一眼自己的队长。他知道这个陈队长是大学生，在中队甚至整个大队都是最有文化的，也善于讲道理。程才来此多年，觉得陈队长是一个可信的人，于是笑笑说：“违反监规打架队长怎么处理都行，罚奶粉——这算什么？搞不懂。”说罢又笑笑道，“后来罚多了，也就没想法了。”
陈兴国没有明确表露自己的态度，他觉得对方写这篇稿子的用意还正常，稿子内容看不出对管教干部的评价，文章的笔墨集中在对马贱根式的人物进行议论和批评。但如果真要把这篇稿子推出去，恐怕会引起相关敏感人物的怀疑，陈兴国决定让刘强来定夺，于是鼓励了程才几句，以防挫伤他写稿的积极性。
当天下午，刘强在办公室听了陈兴国的汇报后，觉得程才这人有起码的是非观。于是不由得想起年初程才被罚奶粉后的情景。那天程才被勒令罚给马贱根两包奶粉后，找到刘强说：“以前罚我奶粉也就算了，现在还罚我奶粉。”程才说罢，自己都忍不住笑了起来，脸上的表情不无轻蔑。看到程才那样子，刘强的心里也为难，不愿看到大队领导被犯人非议。现在面对程才这篇稿子，刘强有了主意，他对陈兴国说：“你处理得好。文章虽然批评了歪风邪气，但涉及大队领导要慎重，免得惹麻烦。”
陈兴国说：“中队墙报上用可以吧？”
刘强歪着头想了想道：“可以。”
陈兴国点了点头。但他们没想到，这事又给程才招来了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