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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四个中队的敌情，我再说一下。”应树根扫视几个部下一眼，语调铿锵地说，“全大队总的情况还算稳定，后半个月除发生八起打架事件外，没有发生别的案件。从各中队排的危险分子看，我们大队的敌情是很严峻的，特别是三中队破获了周长林预谋脱逃案，说明我们的敌人时刻都在暗中准备，时刻都在想着和我们做斗争。我们脑袋中对敌斗争的弦永远不能松！但有的中队危险分子报得太少，是不是该报的没有报？”
应树根说到这儿，四个中队指导员都看着他。一中队指导员刘强报了3个危险分子，二中队报了4个，三中队报了6个，常日班中队报了1个。大家都互相看了一眼，猜想着应树根指的是谁。今天是每半月一次的大队“敌情分析会”，参加会议的除应树根和大队管教干事刘光明外，还有四个中队指导员，分别是一中队刘强、二中队欧阳林、三中队韩伟力、常日班中队常伟。常日班中队只有二十来个人，报1个似乎没什么可说的，其他三个中队人数都差不多，但一中队报的危险分子只有三中队的一半，虽然没有确定危险分子比例，由各中队自报，但应树根的语气明显是希望多报，不满意报少了的中队。四个中队指导员的年龄都差不多，都是三十五六岁到四十岁的样子，但除了刘强是军人出身外，其他三人都是由工人转为干部的。表面上刘强似乎“另类”，但刘强为人比较谦和，与其他几个中队领导的工作关系和私人关系也都比较融洽，因此在这里并不存在圈内圈外的说法。刘强像往常一样，掏出烟盒后抽出三支，先丢一支给应树根，另两支给身旁的欧阳林、韩伟力，最后再抽出一支，在韩伟力递过来的火苗上点上火，慢悠悠地吸起来。他看着应树根眯眼吸烟的样子，主动说：“有几个是吊儿郎当，但够不上危险分子，像程才，说他会逃跑、杀人可能性不大，我们就没有报他。”
“都已经送猪油啦。”应树根吸口烟很认真地说，“这是撤回来了，要是还在四大队，会不会搞大女犯肚子都难说。”
欧阳林、韩伟力两个人都笑起来。韩伟力笑着说：“不可能吧？哪有机会哦。”
应树根半嗔半笑地看着韩伟力他们说：“真是蠢耶，早班中班不会，上晚班不会呀？车间里就那几个队长，像程才这样的人如果和女犯勾搭，趁队长麻痹，躲到哪个角落里搞鬼不可能吗？”
面对应树根想象出的后果，刘强他们几个指导员不再吭声了。应树根善于未雨绸缪和想象可能发生的事情，虽然有点过，但他脑袋中安全这根弦始终绷得紧紧的，又让人无话可说。
也许受应树根感染，三中队指导员韩伟力看着他说道：“我们中队万长林也是个好难捉摸的家伙，平时不怎么吭声，和人动手就往死里搞。这家伙刑期又长，还有十几年。”
“犯什么罪？”应树根问。
“杀人。”
“这种人也要警惕，平时多注意观察。”
韩伟力点点头。
应树根见几个下属没再接话，便把烟屁股在烟灰缸里按灭，开始布置几项工作：“一件事是下半年犯人减刑，各中队按条件先摸底，功多的往前排，减余刑的往前排，报上来再定人数。第二件事，今年春节支队又要搞文艺会演，我们大队要出3到4个节目，我和小刘商量了一下，每个中队准备2个以上节目，常日班准备一个，合起来就有六七个节目，到时大队筛选后报支队。小刘负责这项工作。”应树根停了下又说：“说实话，唱唱跳跳我不喜欢，但这是任务，我们要认真完成，各中队要重视这项工作。你们还有什么意见？”
几个指导员没有吭声，刘强说：“一中队可能还是要程才独唱，每年他都有这个节目。”
“可以呀，没问题。”应树根认真地说。
大队内勤刘光明笑着说：“程才独唱是我们大队的必上节目。”
“大队放心，我们用他就没有顾虑。”刘强挺实在地说。
“老刘，”应树根看着刘强说，“用归用，但可用不可信。”
见众人没再接话，应树根继续说道：“另外一个问题，一些人反映文化课上得没味道，有的还说宁可去车间加班。你们了解一下，到底怎么回事。不行有的人干脆明年就不要去上课了，省得耽误生产。看这趋势，明年生产任务可能还会加码。犯人不愿上课，我还巴不得。”
这话一说完，立即得到韩伟力的响应：“犯人读什么书，要会读书还来劳改队干什么？”
欧阳林笑着道：“人家愿意读的还是要让人家读，有些人上扫盲课的积极性就很高。”
应树根把目光投向刘强和常伟，两人都没吭声，应树根就宣布散会：“那就这样。”
犯人上课的事情，刘强一直没怎么关心，因为都是按照管教科教学组的安排进行的，自己中队上课的人也有几十个，扫盲和高小班、初中班的都有，也听有的犯人说过不愿去上课，但他都不怎么理睬，只是觉得叫你上你就上，多读点书有好处。支队也要求犯人上课期间各大队民警要到现场督学，只是刚开始办学时，大队还常会督促中队民警去教学楼看看，后来时间一长，也就没人过问此事了……刘强心里想着这些就回到了中队办公室。
办公室只有陈兴国一个人，今天上早班，马小牛和方冬生在车间带班生产。刘强让陈兴国兼了中队的内勤工作，安排他带班的班次少些，陈兴国只要不带班，就在办公室待着。刘强坐下接了陈兴国递的一支烟，侧着身子向坐在后排的陈兴国传达了应树根布置的几项工作，又指导陈兴国如何具体操作。
一天很快过去，今天晚上刘强和陈兴国进监。下班后吃过晚饭，七点不到，两人就先后来到了中队办公室。上课的人开始下楼去教学楼，刘强站在办公室门口，走廊上乱哄哄的，楼梯拐角处光线暗淡，男犯们拥挤着往下走。刘强看着马贱根等人说：“不要挤。”马贱根朝刘指导员笑笑，下楼去了。
走廊上安静下来。刘强回到座位，拿出烟，一支放到陈兴国办公桌上，一支叼在嘴上，两人惬意地聊了会儿天。烟抽完，刘强招呼一声：“我去教室那边看一下。”
陈兴国定定地看着他出了门，心里一时无解。
刘强穿过篮球场，一口气爬上五楼，在几个教室外走走看看，犯人在上课，教室里比较安静，但刘强从走廊经过时，不少人都转头往外看，刘强觉得自己惊扰了犯人学习，便回头下四楼。一过楼梯拐角，就见高森林站在办公室门口。高森林是这里的管理干部，犯人上课时他经常站在这里瞅着，这里是上五楼、下三楼的楼梯口，立于此，一切尽在掌控之中。见刘强从楼上下来，高森林侧着身子说：“进来坐坐？”
刘强走进办公室时，周文彬正低头在办公桌上写着什么，年轻的陈东山在看一份什么材料。办公室有四张办公桌，门边有张长条椅。刘强见只有周文彬他们三个，便在前排一张空椅子上坐下。
“今天怎么有空过来转转？”周文彬见了刘强笑笑说，“你们大队好久没人过来了。”
刘强掏出烟，抽出一支递给周文彬，又抽一支给高森林和陈东山，两人摇摇头。刘强和周文彬点了烟后笑笑说：“今天过来看看。”
“事是没什么事。”坐在后面椅子上的高森林随意地说。
“这几年上课比较正常，大队干部来的少了。”周文彬说。周文彬近五十岁，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他和高森林、陈东山都是犯人文化技术学校的元老，虽然没上过大学，但十分勤奋，除管理教学业务外还坚持写新闻通讯稿件。他手下有一批通讯报道员，在他的组织下，支队的通讯报道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每个星期有三个晚上上课，周文彬和高森林每周都得进监三次，年过五十的周文彬从不缺席进监，哪怕冬天刮风下雨，他都咬牙坚持，一头地地道道的老黄牛。
“现在犯人上课安静了。”刘强有点自问自答地说。
“前几年整了一下子。”陈东山说，“刚开始时，有些人利用上课拉帮结伙，还打了几次架。”由于文化课以文化程度编班，一个班有几个大队的人。这些平时分车间劳动、分监舍关押的犯人，几乎一年到头都老死不相往来，上文化课是他们难得亲密接触的机会，自然开心寻乐，没事找事，无事生非。
刘强问道：“现在犯人愿意上课啵？”
周文彬看着侧身坐着的刘强，没有接话。陈东山思索着说：“应该说低年级的比如扫盲班、小学班学员还是自愿的，学习积极性也高，初中班学员多数也有积极性，但不排除有些人是干部要求来的，这样的人来了也是混时间。”
“找老乡，找熟人闲谈扯淡。”高森林插话道。
刘强问道：“上课规定没有变吧？”
“没有。”陈东山说。
周文彬看着刘强很认真地说道：“办学的政策是硬性要求，带有强制性。说实话，如果都让犯人自愿上学，那人就要少好多。如果那样，办学初衷和意义就要打折扣了。”
作为犯人文化技术学校的元老，也是西山纤维厂建厂元老之一的周文彬，对西山支队的办学工作深有体会。西山支队对犯人的文化技术教育工作很重视，早在五十年代末建队初期，支队就以班组为单位，由文化程度较高的犯人组长兼任文化或技术辅导员，每周或半月上一次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七十年代末西山纤维厂恢复劳改支队建制后，首先在男犯各队开展了扫盲教育，采用自编课本，因陋就简地在监舍走廊上课。后来女犯大队也办了学，开办了扫盲、初小班和语文、数学两门课程，购买了扫盲识字课本和职工业余学校课本，由初中以上文化的女犯兼任教员，一周上课两次，每次两课时。男犯和女犯的技术教育都是干什么学什么。支队早期开展的这些文化技术教育局限在大队一级进行，规模小，要求也不高。1981年8月召开的第八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及其后下发的《会议纪要》，明确提出在继续坚持“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劳改工作方针的同时，要将监狱办成特殊学校，普遍开展“三课”教育。也就是从那以后，当时主管全国监狱的公安部和后来接管监狱工作的司法部开始在全国监狱系统推广山东劳改系统创办育新学校的经验，为此全国监狱掀起了一轮大规模开办犯人文化技术学校的热潮。也就是在这一东风劲吹下，西山支队部开办成立了“西山纤维厂文化技术学校”，1983年在男犯大院开办“文化技术学校一部”，过了两年又在女犯大院开办了“文化技术学校二部”，到1986年教学规模扩展到教学班40个，开设了扫盲、初小、高小和初一、初二、初三等文化班，同时一部开设了裁剪缝纫和钟表修理班，二部开设了缝纫等职业技术班，全校学员在册人数达到100人，应入学率达到96%，平均到课率达到97%。也就在这一年，经省劳改局和地方教育部门、人事部门考核验收，支队犯人文化技术学校被命名为“江中西山新岸学校”。
“现在学校办到这种程度，支队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周文斌把烟屁股丢到烟灰缸里说，“说实话，支队之所以花功夫办这些文化技术班，目的就是让这些失足青年学习一些起码的文化知识和谋生本领，用教育、感化、挽救的方法来唤醒这些犯了罪的工农子弟，矫正他们的道德品行，变害群之马为有用之才，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但人是有惰性的，你让他自己选择，那肯定达不到目的。他要是自觉，还会进劳改队呀？所以我们办学校，必须半强迫，逼着他们求学上进。”
刘强显然受到了周文彬一番宏论的感染，他伸伸右手拇指道：“老周说得好。”
高森林也夸奖说：“‘作家’就是‘作家’。”周文彬是省劳改局《新生报》的特约通讯员，还经常在省《法制报》等报刊发表新闻通讯稿件，被高森林戏称为“作家”。
忽然，外面响起一阵“丁零、丁零……”的铃声，下第一节课了。高森林起身到门口去瞅着，外面开始有了些嘈杂的声音。
刘强又丢一支烟给周文彬，还特意为他点了火。刘强吸口烟说道：“老周，说实话，犯人上学的事，我们下面的人认识不太到位，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刘强离开教学区回到中队办公室时，陈兴国正低头在一个本子上写着什么。见刘强回来了，陈兴国说道：“节目的事，程才独唱算一个，另一个就是张玉树笛子独奏。”
刘强把杯子里的茶喝了说道：“这两个是我们的老节目，演了好几年了。有没有别的节目？”
陈兴国说：“有文艺细胞的也就程才他们几个。要排别的什么节目比较难，小组合唱倒是可以排，但很难选上。”陈兴国上大学时在学校参与过班级的节目排练，有那么点文艺细胞。
刘强点点头，过了会儿又说：“把程才叫来说一下，不能让他背着包袱演出。”
陈兴国起身出门，不一会儿便将程才带了过来，让他在墙根那张小板凳上坐下。程才见办公室只有指导员和陈队长，神情很放松的样子。刘强瞧他心境不错，便随口问道：“在号子里做什么？”
程才两只大眼睛眨了眨，随意回答道：“没做什么，他们在打扑克，我和王文清、熊根水在说下半年减刑的事。”
“你现在有几个功？”
“六个功。”程才说。
“还有两个警告，一个表扬。”陈兴国看着打开的软皮抄说。
“有什么想法？”刘强望着他。
“我来七年了，从没减过刑。”程才阴郁地说。
刘强一直管着程才，清楚他的情况。程才平时的表扬都是靠劳动所得，由于经常违反监规，思想改造扣分多，一年得不了几个表扬，再加上多次禁闭和处分，冲抵后也就剩下这么几个功。去年他们中队倒是计划给他报减刑，报到了大队，但是被打下来了。应树根就一句话：“给反改造分子减刑要慎重。”“反改造分子”只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没什么具体标准，也没有以什么方式明确过，但应树根张口就给这么一顶大帽子，叫刘强没法说话。现在一年过去了，到了该给人考虑的时候。刘强很认真地看着程才说：“你的情况中队都清楚，我们会根据条件考虑。”
见程才点点头，刘强以轻松的语气问道：“你现在歌唱得怎么样？”
“好久没唱了，有时哼两下。”程才看着刘强道，“春节又要演出？”
刘强惊于他的敏感，点点头说：“中队要出两个节目，参加大队排练。”
程才的头微微侧着，没有接话。陈兴国插话道：“独唱是你的强项，男犯大队你是一号男高音，没谁比得过你。”
陈兴国一番“吹捧”，令程才的脸色多云转晴，只见他抬头直面两个民警说：“不是你们队长对我好，我都不想唱了。”
刘强微微笑道：“为了中队荣誉，你不会计较吧？”
“你想一下，准备唱什么歌？”陈兴国问道。
程才略思索了一下说：“广播站放过阎维文的《小白杨》，蛮好听，找得到歌谱么？有就唱这首。”
陈兴国说：“没问题，歌谱我来准备。”
外面楼道开始响起了众人上楼的声音，上课的人回监舍了。刘强见谈得差不多了，便鼓励道：“相信你有能力拿个奖回来。”
“指导员，你们放心，我一定把歌唱好。”程才起身挺认真地说。
见程才出门走了，陈兴国忽然看着刘强问道：“他怎么不上课？我看他的登记表上只有小学文化。”
“这事说起来话就长。”刘强说，“八三年那年吧，支队办学校，教室就在我们五楼，那个时候北面那栋楼还没建好，各大队、中队按要求让犯人去上课，我们中队也有三四十个人，其中就有程才。你知道，上课都是按年级编班，几个大队的人坐一个教室，难得的见面机会，没想到三天新鲜过后矛盾就出来了，打了几次架，关了几个人，教学组的干部再也不敢让几个打架的头子去学校了。程才就是其中一个，教学组不肯让他去上课，说去可以，干部得天天陪着。大队一想这太麻烦，就不管他上课的事了……后来才得知，程才他们和人闹矛盾是真，实际上他不去上课才是目的。他就跟我说过：‘我要坐得住还会来劳改队呀？’你看，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以后就再没去上过课。”
“这家伙还真是怪才。”陈兴国打烟给刘强道，“居然还识谱，我都一般般。”
刘强说：“我晓得，那是年轻时流浪学会的。”
“流浪者中有高人。”陈兴国眯眼吐着烟雾说。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哪一行都有能人。”刘强看看表，已经九点半了，便起身道，“走吧。”
下楼出了大队院子，刘强又就着刚才的话题说：“蔡树林你了解吧？”
陈兴国说：“过去不了解。”
“别看他跟我们队长靠得近，蛮听话，人家以前可是革委会副主任，手下有上千人呢。”
“他犯的是‘打砸抢’。”
“就是他下令打死了人嘛。”
陈兴国说：“从我接触这一年看，虽然他有城府，但人正直，也有正义感。”
“实际上蔡树林这号人本质不坏，也有能力。你不知道吧，他还是‘老三届’呢，就是天公不作美，碰到了‘文革’，摔了跟头。”
“难怪我觉得他怎么与众不同，不像其他人尽搞些小儿科。”
刘强有点叹息道：“人的一生不容易，关键时候要把握好。”
两人走出监狱大门时，夜深了，满天繁星，国道上已几无人影，远处才有车灯朝这边移动过来。他们穿过公路，往生活区走去。陈兴国兴头正浓地说：“你觉得车峻怎样？”
“诈人钱财，老百姓最恨这种人，和蔡树林不好比，本质还不如程才。”
陈兴国说：“我也觉得他不如程才，虽然表面上听话，但总觉得他有点利用我们队长，不是那种光明正大的人。”
“这种人胸无大志，只图眼前小利。”
“年轻人中，我觉得王文清还不错。”
分手时，刘强缓步说道：“王文清算是个典型的失足青年，大白天在马路上抢人钱包。他犯罪跟家庭有关系，你知道，他父亲残废，母亲又在二大队。这几年懂事多了。”说罢朝陈兴国挥挥手，“犯人的事一下说不完，以后慢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