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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白地市周边惨案频发，一片青山绿水失去了往昔的秀丽，笼罩在一层雾霾之中，令人感到窒息。又是一个闷热死寂的下午，白地市北面忽然迸出一声巨响，人们纷纷跑上北侧一座叫做“瞭望台”的小山头，寻找声音的来源。只见七宝山上正在升起两股浓烟，像两条腾空的巨龙，一条是黑色的，窜向东北的衡阳方向。一条是暗红色的，卷向西北的邵阳方向。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全镇的人们都在议论，有的说那是藏在山中的“七宝”显灵了，但不知是哪种宝物，也不知是降临还是失去；有的说那是七宝山上的小煤窑瓦斯爆炸了，张老板他们瞒着不做声；还有的说，那是从七宝山大庙中逃出来的孽龙，只怕是又要出什么祸端。
后来发生的事件证明，还是最后一种说法比较靠谱，或者说是歪打正着了。在接下来的五年内，两场惊世大战接连光顾白地市，天怒人怨的事情，真的是不敢轻易招惹的。1944年，就在铁砣、刘氏相继惨死后不久，中国的世代仇敌、海外小岛日本国的军队就打到衡州府来了，整个中国都面临灭亡的危险。
“我们李家从‘走日本’那年起，又开始走下坡路了，我家的大伙铺就是那年被日本兵的飞机炸毁的。”李桂英说。
我没有见到过那座在白地市方圆百里都小有名气的大伙铺。当我小的时候，曾在后院积满断砖碎瓦的空地上刨土耍，掘出一个四四方方的小东西，上面写着“贰万”。我拿了给李桂英看，问她我是不是挖到了两万块钱。李桂英说：“古（这）个东西叫麻将，现在没有古种东西了。”
我们都没想到，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东西又死灰复燃，而且燎原了，只不过材质不再是当年那种牛角的。这枚小小的麻将—我家祖上唯一的出土文物，依稀可以折射出大伙铺当年宾客如云，放肆饮乐的景象。
1944年，日本兵为了打通侵占东南亚的陆路运输大通道，加快了进军湘、桂、黔、滇四省的步伐，中国政府为阻击日本兵的侵略，先后组织了长沙大会战与衡阳保卫战。
那年夏天，衡州府遭遇10万日军的猛烈攻击，面对10倍于我的强敌，中国军队顽强抵抗。任凭敌人水陆空昼夜不停地轰炸，高楼大厦炸成了断壁残垣，街道炸成了水塘，衡阳守军就是岿然不动。整整47天，日军始终无法攻破城市中心，损失惨重……最后，中国军队终因孤立无援、弹尽粮绝而签了城下之盟……这次衡阳保卫战在中国抗战史上有详尽的记载。此战对于白地市父老乡亲的最大意义，就是给足了撤离逃命的时间。
白地市位于衡阳西边80公里处，是沟通衡阳、宝庆和永州的咽喉要道。白地市虽然离县城较远，但湘桂铁路、公路是日本兵驻扎与蹂躏的重点。衡阳沦陷之后，白地市便直接面临战火的涂炭。
果然，日本兵并没有放过向大西南撤退的中国军民，日军飞机对祁阳县城和白地市等地进行狂轰滥炸，漫长的公路线就像一条被点燃的引信，眨眼间就烧到了李明安的大伙铺。
早在沦陷之前，白地市的老百姓就知道了日本兵的兽行，也随时做好了“走日本”的准备。所谓“走日本”，就是坚壁清野，老百姓把家里吃穿用品都收拾好，搬进大山里藏起来，以逃避日本兵的烧杀抢掠。
那些天，总有密密麻麻的人群和熙熙攘攘的车队从白地市直街通过，白地市人也惴惴不安起来。大户人家见多识广，匆忙收拾细软，汇入滚滚人车洪流，往西南而去了，大多数的平民百姓乡土难离，想想走也是个死，不如呆着看看。
那天就看到场面了：两三架飞机飞临白地市上空，正在通过的中国军车紧急躲避，就近冲进了路旁民居的门面里。就像沙漠里的鸵鸟，被追得急了，一头扎进沙地里，露着屁股，听天由命了。从空中看下来，李明安的大伙铺，绝对算得上白地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所以无论如何是不能幸免了。
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我家后面兴建国营旅馆。挖地基时刨出好些炮弹来，和电影中看见的一模一样，就是长满了锈迹，沉重而又沉默，看起来并不可怕。也许就是和它们同时投下的同一批号的产品，摧毁了李明安的大伙铺。
李桂英那时生着病，整天咳个不停，这在“走日本”的日子里可是个致命的问题。
风闻日军开过来了，白地市的人这才想起要逃命。仅仅两天时间，所有的盐行、棉花行和一些店铺老板，统统走光。火车上的盐和棉花也不卸了，有条件的都转运到桂林、柳州去了，弄不走的只好就地破坏、烧毁。平头百姓无处可逃，只好就近钻进了莽莽祁山里。
日本兵到来之后，果然是无恶不作，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所过之处，满目疮痍。尤其是铁路和公路两旁，庄稼果蔬，房屋场院，全被焚毁荡平，一无所剩。为避劫难，父老乡亲拖儿带女，赶猪牵牛，一再往山冲旮旯里“走”。
李明安一家首先来到王家村的亲妹妹家里。山里果然清静一点，日军的滚滚铁流，沿着那对平行的公路和铁路呼啸而去了，留下来的部队不是很多，但日本兵经常出来“打掳”（抢劫），王家村也不安全了，李明安一家人就躲到了更远的茶亭岭上，在那里投靠熟人，安了个临时的家，这才基本稳定下来。
日本兵接连不断地在白地市周边侵扰，这批走了那批又来，来一批就要出去抢粮、捉猪，抓人当劳工。近处的抢光了，就到更远的地方去抢掳。路两旁二十里以内的村落，都被洗劫一空。在日本兵的驻地，他们任意糟塌白地市百姓的财产，营地里木柴的消耗量很大，埋锅造饭要烧柴，夜晚为了壮胆，还要烧一堆大火，彻夜不熄。这样，柴烧完了，就烧居民的门板、楼板、桌椅，甚至连为老人百年之后准备的棺木也要劈开当柴烧。有的人家躲过风头回家一看，原来好好的一个家，临了只剩下一断壁残垣的空框框。
日本兵打掳时，从没见识过现代战争和洋枪洋炮的白地市周边居民，听到一声枪响就惊得鸡飞鸭走，方圆数里寂静得只能听到飕飕的秋风声。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女孩毫无顾忌地在躲藏的人群中咳嗽，恐怕那些高冷的山崖都能惊出一地石渣来。李桂英呆着的那个灌木丛里，就是这样的情形。
那天的确有一队日本兵上山来了，难民们争先恐后地钻进荆棘苦竹丛中，连呼吸都屏得浅浅的。李桂英做不到，她越忍越咳，高亢的咳嗽声响彻整个山谷，回音震荡着人们恐慌的耳膜。有人终于忍不住了，急切地叫大人想办法，让孩子止住咳嗽，不然大家都要遭殃。谢梅秀也不服气，压低了嗓子据理力争。
“你要我衡心（怎么）来，难道要我把女儿掐死吗？”
旁边的人连忙出言相劝，一时间山谷里就像神仙开会，嗡嗡地响成一团，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呼地一下，李桂英站了起来，没好气地说。
“哼，你们嫌我咳嗽，我还嫌你们怕死呢！”
说完就一路咳着，沿着羊肠小道，走到山背上去了。还别说，李桂英真的与日本兵遭遇了。
李桂英坐在山背的一块方石上，百无聊赖，她远远地望着白地市方向发呆，想象着家里现在的情形，是完好如初呢，还是片瓦无存。当她听到一点动静的时候，一小队日本兵已经到她跟前了。李桂英见识过“天上人”，没有感到什么可怕的，何况为头的日本兵还冲着她笑。他们给了李桂英一大叠尚未干透的红薯粑，也不知是从哪家打掳来的。李桂英没怎么客气，卷起一张就嚼了起来，躲了大半天，她的确饿了。为头的日本兵通过翻译告诉李桂英。
“快叫你娘爹回家，我军不杀良民。”
那时日军的战线拉得很长，中国地域广宽，他们军力有限，不但军队里有不少假日军，留下的后勤部队也没有人做事。也许是出于这种需要，他们希望躲在山里的百姓能回到白地市，为他们的大后方服务，所以才让这些杂牌军进山来安抚、召回“走日本”的百姓。李桂英也不辨真假，但她留了一个心眼，口里答应着叫人，却转身对着李明安夫妇他们藏身之地的相反方向，扯开嗓子大喊道。
“娘啊—爹，有客哎，快回哎！”
喊到高处她就咳嗽了，咳得满脸通红。
人们听见李桂英在长声呼唤，吓得浑身筛糠，求神拜佛的祈祷不要被日本兵发现，更不要让李桂英带人来找他们。日本兵也没打算要惊吓这些人，胡乱喊了一通话就走了。后来，大家就陆陆续续地回到白地市去了。
就是在这样的假象之下，人们放松了警惕，山里人更是如此。一天，王老板夫妇像平日一样在山里劳作，突然一队日军来到他们面前，把他们团团围住。王老板强压住内心的惊惶，陪着笑脸向日军头目敬旱烟，突然一把枪托砸在他的后脑，人就完全失去了知觉……王老板的女人，也就是李明安的亲妹妹，被两个日本兵架起，就近钻进了竹林里，留下一串绝望的叫喊声。
“老公，老王啊，你快来杀了我吧。明安哥哥，亲哥哥，你们快来救我啊！”
……
好长一段时间，王家村好像被施了魔咒一样，无声无息，不见人迹，甚至没有炊烟。
闻讯的亲友默默地过来，远远地望着王家村，站上一会又回去了。也有邻近山冲的汉子，早听说过王老板的名号，忍不住也过来看看，一样不肯上门打扰，隔着山沟张望一阵就走了。没有人看到王家村的人露面，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否还住在村里。
那一阵子，李明安放着被炸毁的大伙铺不理，却重操旧业，捡起了挑脚抬轿这个行当。他找回以前的老搭档，抬着一顶轿子天天在“百马大道”上奔忙。
同行的看得出来，李明安并不安心在白地市揽客，遇到去祁阳等地的长途客，他们能推就推，倒是那些去邻近村镇和山冲的，他们却抢着要去，看起来这两个人就是不想好好做生意，存心要在附近转悠。
一天傍晚，李明安领着几条汉子走进了王家村，叩响了妹夫的家门。听说是明安哥来了，王家的门并没有打开，里面隐隐传出男女混杂的压抑不住的抽泣声。半晌，王老板说。
“明安哥，你们回吧，我们没脸见人了。”
李明安说：“妹夫，我们是男人家，脸不能没了就算了，我们要把脸挣回来！”他回头看看同来的几个好汉，“我们就是来帮你的。”
王家村下面这段“百马大道”本是一块宝地，竹木葱翠，道路蜿蜒，溪谷回环，潺潺的流水声在这里形成一种立体的音效，盖过了寻常的鸟叫和虫鸣。风雅的古人就在这里建了一座“双峰亭”，供人们小憩盘桓。自从日军进山施暴之后，这里的诗情画意不再，代之的是一片肃杀之气。
王老板终于走出了家门。
李明安把妻女也带过来了，让她们陪着亲妹妹，一起转到了大桥湾的丈母娘家。他掉头又回王家村去，临行，他悄悄对妻子说。
“还记得袁伙计吗？我在祁山里面遇到他了，他现在是个干大事的人。”
王老板从邻村借来一头水牛，把王家村沟底路边的几块冷浸田翻了个遍，淤泥朝天，浑水漫道，空气中弥漫着腐烂的味道。离开春还早，王老板这是要种什么呢？山里山外许多现成的作物都没人敢收，他还花一肚子力气瞎张罗，莫非是脑子坏掉了？看到他怪异的行为，乡亲们都叹息不已。
王老板把牛还了，回到村里，李明安和几条汉子已经在那里等着了。不久日本兵再次进山打掳（抢掠）来了。王家村一带离白地市较近，已经被反复洗劫过，没有什么油水了，日本兵都懒得进村，进山就直奔老百姓认为更安全的深山一带，希望有所收获。
日军全部进山以后，王家村里才有了动静。估摸日军快要收兵回营了，李明安带着几个人在山腰的竹林小路上一字排开，每隔一百多米藏一个人，紧盯着谷底的“百马大道”。王老板和两条汉子，人手一把菜刀，来到山沟的一个大拐弯处，藏身在巨石后面一个隐秘的小山洞里。从洞口往对面竹林看过去，只见李明安正蹲在一丛老虎草后面，向这边招手示意。年长一点的汉子拍拍王老板的肩膀说。
“老王，稳住了。”
没多久，里面传来消息，日本兵下山了。大家赶快隐藏起来。
日本兵驻扎白地市久了，进山打掳成了家常便饭，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日本兵自然懈怠了不少。这一次进山劫掠似乎没有多大的收获，扫了日本兵的兴，眼看就要走出祁山，队伍也渐渐拉开了。老兵们三三两两，说说笑笑，走在前面，小兵蛋子垂头丧气，枪尖上挑着包袱或者鸡鸭之类的拖在后面。最后一个士兵似乎心情不错，挑着一只小母鸡，嘴里哼着小曲，一路拈花惹草，拖在前一个兵后面百米有余。
日本兵一拨拨地经过，小山洞里的人忐忑不安望着那丛老虎草，但完全不见李明安的影子。洞外没有什么动静，看情形就像队伍全部走完了。正疑惑间，只见李明安伸着右手，慢慢立起了半个身子。机会来了！
老王三人瞄一眼已经过去的日本兵，他们已经消失在下一个拐弯处，洞口这边可以放心行事了。三人慢慢移出山洞，专心伏击后面的“拖水鸭”。
听到后面的动静，已经不需要山上同伴发信号了。“拖水鸭”的脚步声不小，哼着小曲，枪尖上的小母鸡也在咕咕叫着，准确地报告着日本兵的距离。
三人掐准时机，举着菜刀同时跃上路面，与日本兵对立着。王老板正要举刀砍下，却被眼前的一幕搞懵了：前面这个扔下东西，高举双手，吓得说不出话的日本兵，居然像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年长的汉子叫一声。
“老王，劈了他！”
日本兵缓过一口气，张口就要大叫。只见年长的汉子挥起菜刀，照着日本兵的脖颈一个斜劈，跟着飞起一脚把他踹向田里，日本兵俯身扑倒在水田中，脖颈埋在泥水里，冒了一阵黄的红的泡泡，就没有动静了。另一条汉子上前捡起路上的枪，抓住小母鸡的脖子，一把就拧死了。
李明安留在原地望着山口，打手势招呼山上的人下来，大家赤脚跳进田里，拿着事先准备好的锄耙，七手八脚地在中间扒了个大坑，拖过日本兵的尸体填了进去，年轻汉子顺手把死鸡也扔了进去。大家扒的扒，推的推，用稀泥把日本兵盖上，又把多余的泥巴向四下分散。
年长的汉子一指两边邻近的水田，各人又分头在田里一顿乱搅，看看这些田里的泥水一般浑浊了，大家才跳进小溪里洗去脚上、身上的泥水，顺势踏上对岸，与李明安汇作一处，钻进草丛、竹林，翻山去了西面的山冲。
众人在僻静处稍作停留，定定神。王老板说。
“多谢各位好汉替我报仇！”
年长的汉子说：“古是国恨家仇，我们菜刀队责无旁贷！”汉子又说。
“兄弟们散了吧，后会有期！大家顺路招呼一下山里的老乡马上离开，免得遭到日本兵报复。”
李明安、王老板结伴前往大桥湾，其他人各有去处，大家趁着暮色，消失在祁山深处的小道上。这个事件震动很大，本县的史料文献中有这么一段记载。
……面对日本兵的暴行，农民聂普贵、谢品吾拍案而起。他们高举菜刀，杀死一个掉队的日本兵，相约几十个热血爱国青年成立一个“菜刀队”，先后从日军手中夺取一百多支步枪，经常出没于湘桂铁路沿线，给日军以出其不意的打击……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一位日本老人在外事部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到白地市，他在街头分发糖果和小礼物，拿到糖果的孩子都不敢吃，纷纷丢到臭水沟里，说是日本人太坏，糖里面可能有毒。
工作人员替那个日本人翻译说，他是当年侵华日军的一员，是日本兵占领白地市时期的火车站站长，他们在白地市一带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这次特地前来谢罪，请求宽恕，希望中日永不再战。同时，他还有一个请求，当年他的亲弟弟，在白地市一带失踪了，希望有知情人能告诉他关于弟弟的消息。
当时王老板夫妇依然健在，但外面的人不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他们住在山里，也不知道有日本人前来寻人的消息。王老板在世的时候，那丘水田的中央以积肥为由，长年保留着一个淤氹，从来不翻耕、不栽种。
九十年代末，白地市一带遭遇一场百年罕见的大暴雨，乌山冲里山洪暴发，双峰亭下一夜之间沧海变桑田，原来的小溪塞满了泥沙，只得垦为农田。原来的农田则被冲蚀殆尽，如今已是潺潺小溪。
李桂英一家从山里回到白地市的时候，伍孝回已经与日本兵打成一片了。当然，那时他还只是个九岁的小男孩。最显眼处就是长着个方方的大脑袋，看着虎头虎脑的，招人喜爱。
李良元原名伍孝回，出生在一个伍姓的屠户世家。说近点，伍家从我辈上溯二十代的祖先，来自江西吉安吉水县。说远点，伍子胥是我们家的老祖宗。
爷爷伍锡发身材高大魁梧，平日里不苟言笑，性格温和却不怒自威。壮年时，他成天扛一杆大秤，挑着一口竹篮，走乡串寨为人杀猪。竹篮里总是放着几样宝贝：秤砣、两把沉甸甸的杀猪刀、一挂鹰爪般的钢钩，还有一块猪腰状的磨刀石。
那真是一块奇石，如果在篮中放进一副猪肝肺，三样粗略一比，你还真拿不准哪块是石头，哪块是猪内脏。每当接到生意，到了人家屋场，伍锡发也不多言，轻言细语地让主人把猪放出来，自顾自不紧不慢地用石头擦刀子。一会儿，老刀便锃光瓦亮，杀气逼人，猪和人看了都怕。
与李明安不同的是，伍锡发这一家子一口气生下了十几个孩子，只有一个女儿。在成活的6个子女中，伍孝回排行老四，小时叫老四，大了叫四爷。
后来我们分析老四这个名字，非常好奇他为什么取了个“回”字。伍是姓，孝是字辈，这在过去都是不可选择的，真正代表他自己的就是这个“回”字。这个“回”字对他的命运来说真是太贴切不过了，以致我们怀疑这个回字，是老四在历经种种劫难之后，伍锡发给他改成这个样子的。但是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他们兄弟的名字之间有一定的关联性，比如“荣华富贵”“吉庆有余”之类的，是一出生，甚至还没出生就定下来的。只能说，一切都是宿命，他这个名字取得太神奇了！
日本兵丢炸弹那阵子，老四一家人全被打散了。三个哥哥腿长，又有了谋生的气力，就一口气跑到了南岭脚下的郴州马田。后来，老二和老三就进了当地的煤矿，在那里成家立业不回来了。
两个小的跑不了，伍锡发夫妇只好抱着小的，拉着大的，沿着“百马大道”往祁山上跑，一家人跑到离家最近的一个亭子里，就走不动了，望着远处祁山的条条道路上，密密麻麻爬满了人，可望而不可及，只好望山兴叹。伍锡发挑着一副担子，里面装着一些必须的生活物品，两个儿子走不动了就抱着他的腿又哭又闹喊回家。老婆也帮不上什么忙，最小的孩子还在她的肚子里，这个女儿出生的时候正值“走日本”的年月，出生后应景取了个名，就叫躲妹子。
这样一家子，跑出去了活得成吗？伍锡发一拍大腿，突然想明白了，喊道。
“赶什么赶？赶杀场！不走了，回去！横直是个死，大大细细死在一起才干净！”想想也是，要想把穷途末路的人吓跑，光用炸弹是不够的。
伍锡发一家是白地市遭到轰炸后，最早回到自己家中的。他们住在白地市的最东边的伍家铺子，相当于白地市的郊区吧。想来日本兵的军火也挺金贵的，舍不得浪费，就没往他那破屋上扔炸弹了。回到屋里一看，缺了口的饭碗都没少一个，只是三个大儿子，都跑得无影无踪了。
白地市虽然是个小站，但辐射地域很广，日本在湘西南的调兵遣将，物资转运，很多都要在这里中转，战时运输量很大，急需大量人手。陆续回到白地市的居民，以前多半就是以挑脚抬轿维生的，这支无需岗前培训的劳工队伍，正好解决了日本兵的用工荒。说起来，从那时候起，白地市的父老乡亲就开始打洋工了，只不过这是在枪口和刺刀的伺候下进行的，完全是当牛做马的感受。
据说驻扎在白地市的日本兵很邪性，干活的时候专整老年人。挑东西论斤来，与年龄挂钩：一岁的一斤，十岁的十斤，以此类推，八十岁的八十斤，一百岁的一百斤。还规定小的可以让人代劳，老的则必须自己挑。如果真是这样，那场面真是令人发指，而又十分滑稽，二三十岁的人健步如飞，老年人寸步难行，稍有不慎便招致棍棒加身。
而孩子们的待遇就不同了，日本兵经常在白地市街头大演“亲善秀”，遇到孩子就会大声地打招呼，像只狗熊一样凑上来抱一抱、亲一亲，甚至会满脸堆笑地给糖吃、送玩具，或是一起照个相，组织孩子们一起耍游戏。
直到解放以后，白地市的孩子仍然会耍很多群体性游戏，比如打弹子、刹撇子（绊腿摔）、打杠头、打皇帝等，虽然都是因陋就简，土洋结合，但从形式到规则，都有高尔夫、柔道、棒球、保龄球的影子，莫非这也是那个年代的舶来品？
这种传说在白地市一带流传得非常广泛，想必还是有根据的。想出这种馊主意的日本人，要么心理变态，要么奸诈得出奇：他们也许想永久占据中国，企图分化和收买中国人。
老一辈的中国人肯定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民族的气节早已深植于他们的祁剧、渔鼓、白话和骨髓之中；年轻的一代似乎没有那么顽固，就成了他们取悦和争夺的对象。这一阴谋，自甲午战争之后在台湾施行了几十年，似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遗祸至今。但在白地市的实施，则不足一年。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白地市的孩子们在日本兵占领时期还是有一点活动空间的，而伍家的老四伍孝回，则以他的大胆好奇，把这个空间无限拓宽了，一不小心就成了白地市“走日本”走得最远的人。
1944年秋天，正当李桂英在祁山之巅“走日本”，抑或啃着日本兵抢来又送给她的红薯粑的时候，九岁的老四有事没事就跑到火车站去耍。他喜欢去看那整车整列的枪炮粮草，也喜欢看好多人在站台上忙忙碌碌。他那颗方方的大脑袋成了所有人开心的道具：做苦工的街坊邻居过身要摸一摸，就像摸着自家的孩子；日本兵也掐他、摸他、吓唬他，想必他们也想起了海外列岛上的亲人。在相对平和的日子里，人性的光辉就像那初秋的日头，洒在车站每个人的心上，无论你是中国人，还是暗藏兽心的日本兵。
老四在这里耍熟了，就成了一个特殊的存在，哪怕他在车上爬来爬去，在车底钻进钻出，也没人理会他。俗话说乐极生悲，不经意间，祸事就找上他了。
那天，老四爬上了一节装着许多木箱子的车厢，照例想爬上去坐坐，不料箱子是随便码着的，只一扳就垮塌了，一个装满弹药的箱子，把他的整个右臂结结实实地压在箱体下，瞬间便鲜血直流。
老四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响彻了整个车站，几个苦工跑过来，挪开箱子，抱出孩子。只见老四莲藕般鲜嫩的小手臂，被弹药箱压得血肉模糊，大家的心当下就凉了半截。
“可怜的伢子，古下不死也要变残废了！”
正当人们唏嘘不已之时，一个戴眼镜的日本军人喝开众人走了过来。他看了看老四的伤口，口里嘟囔了一句什么，便让人把老四抱到站长室，在人们的围观下，做了些清洗清理、上药包扎之类的事情，完了就把老四给留下了。
伍锡发闻讯过来领人，日本兵没有同意。翻译官告诉爷爷。
“你们不要急着把孩子领回去，否则孩子肯定会感染而死。日本的药非常好，你的孩子只有留在这里才能活命。”伍锡发听了连连点头，不住地道谢。
老四遇到的那个日本兵恰巧是一名军医，医术很高明，他们的药也的确有奇效，要不老四的右臂甚至性命，恐怕都难保了。
疗伤的那段时间，成了熊孩子老四记忆中最难熬的日子。他的整个右臂缠满了白色的纱布，包在里面的手臂痒痒的，实在忍受不了，他就悄悄地伸出左手的手指，在纱布边缘的皮肤上轻轻地摩挲，后来便得寸进尺，就想去抠纱布里包着的痒痒的地方。日本军医早看在眼里，严厉地叫一声。
“压灭贴（别动）！”
老四立刻抽回了手。虽然他听不懂军医在说什么，但他知道那肯定是不让他乱动的意思。娘爹早就给他讲过，不要去惹日本兵，他们有刀有枪，惹毛了会杀小孩子的，还会喝他们的血，呷（吃）他们的心肝。看到日本军医发怒，老四再也不敢动了，哪怕那种痒痒让他难受得龇牙咧嘴，他再也不敢尝试去抠。军医见他乖了，便专心做自己的事，还轻轻地哼起歌来。
啊你革默哦呀及你带
（兄贵もおやじ似で）
木古及那呼大理嘎
（无口な二人が）
小时候，我仔细察看过李良元的那只受伤的右臂，那条伤疤就像树干上的雕刻，会随着寄主的成长而长大。那条金光闪闪的伤疤，从他肩部的三角肌，一直蜿蜒到手腕处，整条伤痕的宽度约摸三到五公分不等，光亮透明，没有毛孔，甚至能直观暴露的肌理，又像一条金龙，缠绕在他的右臂上。除了那条骇人的大疤之外，李良元的手与常人没有两样，甚至能做常人都不能做的重体力活。
老四的伤口还没有痊愈的时候，这批日本兵就要开拔了。接到命令的时候，军医摸着老四的脑袋若有所思，口里还念念有词。当然哪个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但老四看得出，那军医不想扔下他不管，不想让他的救治前功尽弃。
在军队开拔的最后一刻，在苦工们的众目睽睽之下，日本军医一把将老四抱上了车。他的目光透过镜片，似乎有所寻求地看着留在月台上渐渐远去的苦工们，应该是在说。
“给孩子的父母捎个信吧。这个孩子，我带走了……”
对于那位日本军医，早年我也以为李良元是不敢讲，不敢对人提起这段与狼共舞的旧事，免得自找麻烦。日本兵的凶残和暴戾是人所共知的，但李良元的这段经历却是一个特例，就像狼孩的故事一样令人难以置信。但略知抗战历史的人都知道，日本人当中也有反战和同情中国的人士，甚至有反战同盟的日本义士，在湘桂大地上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而且那时日军已是强弩之末，是不是有的士兵也想到了，该给自己留条后路呢？无论如何，这段历史已经永远成谜。
一直以来，我都想沿着李良元童年时走过的西南之路，作一番考察，了解一下当年的他，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因为他讲得实在太少、太模糊。
有一年，我和老爸李良元有过一次这样的对话。
“爸，你还记得那个日本兵的名字吗，到底是多大的官？”
“晓不得（不知道）。”
“你们相处近一年，衡心（怎么）交流的，他教你日语了吗，你会吗？”
“不会。”
“你们遭遇过中国军队的袭击吗，看到过日本兵杀人吗？”
“我跟的是后勤部队，没有直接打仗。”
“你还记得沿途走过的城镇吗？”
“小的不记得，大的好像有桂林、柳州和独山。”
“古支部队里有女人吗？”
“没有。”
我有点失望，李良元不知道我问的是慰安妇，想必这种性质的部队，是不能享受这种待遇吧。对于他的这段我们非常感兴趣的奇遇，李良元总是语焉不详。当然，我不能责怪他，因为责怪他，就等于责怪一个九岁的孩子。
即使当年有铁路，老四他们也不可能一直坐火车游历中国的大西南。中国军队和各种抵抗力量，一路上把道路破坏得千疮百孔，他们的行进时断时续，几乎把火车、汽车、马帮等交通工具全都用上了。
从湘南往西，整个就是一个石灰岩之旅：出永州的途中，石灰岩遍布丘陵和山地，道县的鬼仔岭就非常有名。相传当年秦始皇赶着羊群下南海，走到这里停下了鞭子，无数的绵羊就留在这里，化作了石头。
顺着这个传说想象下去：进入广西境内，这羊群就变成了牛群；到了桂林、阳溯，就成了骆驼大象；再往云贵方向，十万石灰岩大山，就成了沉默的铜墙铁壁。
这一路，令老四印象最深的就是晚上睡觉。走了一天的路，眼看天黑了，队伍就地露宿。老四见山坡上早有人睡下了，就凑到边上倒头便睡。整夜的蚊虫叮咬，让人在迷迷糊糊中熬到天亮。晨光照在身边熟睡人的脸上，带着一抹鲜活的颜色。老四爬起来，想到一边去撒尿，一不小心踩到别人身上，一股水汁从那人的肚子里喷射而出，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那人已不知倒毙多少时日了，老四昨晚就睡在这个死人堆里！老四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吓得惊叫一声蹿起老高，裤裆处当场就湿了。
眼镜军医听到喊声，连忙过来看个究竟，却见老四在一堆腐尸中间惊慌失措，无处可躲。眼镜军医上去把他领出来，搂在怀里轻声安慰他。正如狼孩一样，在狼群中会有一只呵护它的母狼。在日本兵的队伍中，老四最亲近的还是那个眼镜军医。他们形影不离，在红土灰石的西南之路上艰难地跋涉。无论是在相对安宁的时刻，还是沉闷紧张的行进中，老四总是听到日本军医，在轻轻地哼着那个熟悉的调子。
啊你革默哦呀及你带
木古及那呼大理嘎
这一路上，日军队伍走得很累，感觉就像背负着一条弹性很大的皮筋在前进，越往前走，越是走得艰难，越走阻力越大，当他们跟进到贵州独山附近时，皮筋的阻力达到了极限，而且释放出可怕的反弹的力量。
在独山与中国军队相持了一段时间之后，日军溃退了。盟军的飞机加入反攻，参与了那场痛打落水狗的战斗。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一本书上读到了西南大反攻的战争场面。
……一辆满载日本残军的火车全速向湘桂方向撤退，盟军的飞机紧追不舍。西南铁路多隧道，聪明的飞行员把它们变成了撤退日军的墓道，一架飞机在火车即将开进隧道的一瞬间，把炸弹精确地投在了隧道口……
奇迹般的，老四跟着日本兵又撤回到了湖南境内，又见遍地“石羊”，他越来越清晰地感应到了家乡的呼唤。
湘南夏末初秋的山清水秀，清除不了战争留下的血腥、腐臭和硝烟味道，野外几乎看不到什么本地人。晚上，队伍又一次露营了，老四却怎么也睡不着。他感到躁动不安，仿佛空气、泥土都在发出隐隐的轰响。
老四悄然坐了起来，摸着温热的土地，四下打量着黎明前的天际。忽然，他被一幅景象牢牢地吸引住了：东边一大片低矮的丘陵地上，隆起一座高高的山峦，山顶有一棵巨大的古树，亭亭如盖，傲然挺立，方圆几十里都能看见。老四的眼泪哗哗地就流下来了—那是七宝山，那是白地市的标志，阔别一年以后，终于又看到它了！
七宝山耸立平野，周围是阡陌相间、村落掩映，山中有苍松翠柏、鸟语花香，山体内还有煤、铁、铅、锌等七种矿藏，是以得名七宝山。传说七宝山中曾有七只仙鸟，有七种颜色，分别代表金银铜铁等七种宝藏。有一天，一个猎人进山射下了一只黑鸟，其余6只都被惊飞了，从此这座山里就有了煤矿。对于这个结局，讲故事和听故事的人都会拍腿大骂。
“古个猎手的枪法才差火（差劲）来，要是打下那只金色的鸟该多好啊！”
老四当然也听过这个传说，但此刻他想起的不是这些。他记得妈妈为了治好弟弟的病，带他到山顶大树下的古寺里烧香许愿。父亲和大哥推着鸡公车进山拉煤，他跨着竹马在山路上前前后后地撒欢。在山里，他望着那黑洞洞的矿井发呆，担心里面随时会飞出一些妖魔鬼怪……旧事一件件在老四的脑海里浮现，想起一件，泪水就哗哗地流一脸，被鱼肚白的天光照得闪亮。老四不由自主地向着七宝山的方向走去。
“喂—”
忽然有个声音在低低地喊他，老四回头一看，正是那个一直陪伴他的日本军医。作为军人，眼镜军医不可能不知道他们现在已经到达的位置，但令他惊奇的是，在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他之前，这个约摸十岁的孩子是怎么知道他已经回到了自己家乡的。看着孩子就要走去，他忍不住轻轻地喊了一声。看到孩子回头看他，他呆呆地站了好一会儿，然后挥了挥手，示意孩子不要过来，大胆走上回家的路。
老四对日本军医最后的印象，就是两枚在晨光中反射着白光的眼镜片，还有那随时会在脑海中浮现出来的歌声。
啊你革默哦呀及你带
木古及那呼大理嘎
老四回来没几天，衡州府就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
从衡阳过来的人说，中国军队从日本兵手里缴获的枪弹堆成了一座小山。但人们又说，城里“走日本”时死了很多中国军人，收集的那些骷髅堆成的山，比这座山更大。
日本的投降给白地市带来了一阵兴奋，但残酷的现实不久就让所有的人沉寂了。那几年，李桂英亲眼目睹了家庭的衰落：大伙铺没了，田地荒了。祸不单行，白地市还暴发了一场大瘟疫和大饥荒。
日本兵在白地市周边所实行的清剿和“三光”政策，使铁路、公路两边十公里以内的地带成为荒地。有的田里种了水稻，人们白天不敢去收割，晚上虽说偷割了一些，但大部分稻谷依旧烂在田里。种在山上的红薯、凉薯就更没有人敢去挖了。
第二年春天，人们在山冲里躲日军，春耕自然就荒废了。即使有大胆的人在夜里偷着翻田插秧，也只能是粗放经营，收不了多少粮食。许多人家在1945年秋收后，粮食就所剩无几了，到过年时几乎就断炊了。李明安为了一家人有饭吃，不得不向有粮的富户去借，条件是要拿地契房屋作抵押。
“我们家就古样损失了一壕屋，好在人没有被饿死。”李桂英心有余悸地说，“比起白地市街上，农村里的人就更惨了。”
春耕时，很多农家缺谷种、没粮食，有的人被迫把水牛牵到黄土铺卖掉，用换来的钱买谷种和粮食，还买上一些红薯渣。就这样用少量的米或红薯渣，掺上大量野菜做粑粑吃。白地市附近山上的苦菜公、夏枯叶、清明菜、野麻丝叶，以及田里的藿藿菜都被人们挖光吃尽了。
熬到端午节，更没有几家能撑得住了，有的人家便顾头不顾尾，把暂时用不着的棉被、罩衣，打成包袱，几家人结成伴，沿着祁山东侧，走100多里路，赶到湘江对岸的洋泉塔山，与瑶家人换上一些玉米回来吃。
待到六月中旬，玉米也吃完了，实在无以为继。一些人家把除了身上穿着的，所有稍稍像样的衣服全部拿出来，又成群结队挑到宝庆五峰铺去换回一些麦子。用这些麦子作为一家人生命最后的赌注，但仍有一些家庭饿死了人，有的村子死了很多人，多到五个之中死一个。
也有人家什么也拿不出来，只好把自己的亲生儿女带到外地去卖掉，一方面可以使儿女免遭饿死的命运，另一方面卖点钱粮可以保全大人的性命。卖出去的多是一些几岁的女儿家，她们被卖到外地，给人家当童养媳、当丫环。这种境遇，与谢梅秀当年被“骗”到白地市来当童养媳，又有所不同。
大饥荒发生时，李桂英一家凭借家里的老底子逃过一劫，但与大饥荒接踵而来的一场大瘟疫席卷白地市的时候，李家也没能躲过这场灭顶之灾。
这场大瘟疫，据说是日本兵在战败前垂死挣扎，对中国军民使用细菌武器造成的。瘟疫发生的时候，白地市铁路、公路沿线死的人最多，简直是尸横遍野。死了的人，往往没有棺材。有的用几块木板钉个匣子，把尸体装进去，挖个坑一埋了之；有的用草席一卷就埋了。
“宝府观的坟山上像挖红薯眼一样，到处是新挖的坟坑，晓不得埋葬了多少人！”李桂英说的是当时李家祖山上的情形。
这些死者都是乡亲和族人，为了安葬这些遭瘟疫而死的人，李明安三天两头在祖山上出力忙活。那个时候的人，没有什么卫生防疫常识，李明安以为自己身强力壮，不会有事，但死神终究没有放过这个善良而自信的大个子。
在瘟疫的肆虐之下，强壮的李明安倒下了。但谢梅秀和李桂英一直以来不明就里，说李明安只不过是在背上长了个毒疮，本来不是什么大病，就这样死了实在太可惜。一个多月下来，毒气就蔓延到李明安全身，人也只剩下一丝游气了。在一盏昏暗的洋油灯下，曾经禾枪一般高的祖父蜷缩成一团，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世。
家里的顶梁柱倒下了，谢梅秀娘儿俩孤苦无依，堂叔急忙领着李桂英去苍江桥报丧。李桂英按着堂叔的指点，在大家族的领地里挨家挨户地跪拜哭诉，走完一处，又急急地出门，赶往下一处。李桂英走得慢，才刚走到田垄中间，背后就传来村里人的招呼声。
“走啊，赶早啊，到白地市大伙铺去呷绝代包子啊！”
这一声喊，李桂英听得真真切切。她的心就像一块鲜嫩的糯米糕，突然滑进了烧滚的油锅，瞬间就被炸焦了。这个还在无忧无虑与小伙伴踢毽子耍的小女孩，一下子就成熟了。这句喊话当中蕴藏的极其刻毒的含义，从那天起就深深地折磨着她，整整一辈子。
为了办完李明安的丧事，为了娘儿俩能够生活下去，在叔伯们的操持下，她们卖掉了十亩大丘，又卖掉了一壕屋和半边大伙铺残留的宅基地，换来好几麻袋不值钱的票子，总算将李明安送上了山。母女俩重建了一个大大缩水的家，守着最后的两壕屋，做点小生意勉强度日。
这本来是李桂英一生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场家破人亡的变故，后来却成了塞翁失马这一成语的最好注脚。在李家这场财产转移的大事件中，一些人串通一气，连骗带抢，瓜分了这对孤儿寡母的财产，发了不义之财。他们由穷而富，我家却由富而穷。在这场不仁不义的得失短暂生效之后，可怕的报应降临了—解放后搞土改，这些不仁而富的人们，不是被划了地主，就是被划了富农，全家老小低头做人数十载，直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
六十年代初，国民党在台湾叫嚣反攻大陆，派遣多架飞机潜入内陆上空骚扰。白地市附近有个别顽固的地主分子，强行要回土改中已经分给贫下中农的房屋；也有个别贫下中农畏惧封建势力的复辟，主动将自己在土改中分得的房屋退还给地主。
为了镇住这股反攻倒算的逆流，白地市加强了对地主富农的批斗。有个被频繁游街批斗的本家地主，正是我家十亩大丘的最后得主。那天他挂着牌子被斗得筋疲力尽，正巧被允许在我家门口休息一下。地主回头一看，矮矮胖胖的李明安遗孀谢梅秀，正红光满面，笑容可掬地站在他身后看热闹。地主气得浑身发抖，恨恨地小声对谢梅秀说。
“谢老娘，你笑得蛮（很）开心来！我古是代你在受过啊，要不是你的十亩大丘，我何得划地主？”
根正苗红的谢梅秀反应奇快，不假思索地反唇相讥道。
“你古个臭地主，你怕是想变天啊？”她满脸堆笑地扯住那地主，“来来来，你还有哪里不服，我们到政府去评评理！”
地主就怕她嚷嚷起来，吓得身子矮了大半截，他拼命挣脱谢老娘的拉扯，小心捧着胸前的大牌子，慌忙躲到一边。
“我不和你港，我不和你港。”
让那个地主愤愤不平的是，李桂英一家最后只划了个佃中农，在那个惊涛骇浪的岁月里，过着宠辱不惊的平静生活。那些年，每每提及这段善恶有报、戏剧性的乾坤大挪移，我们这些逃过一劫的嫌疑子弟，总是脱口而出：“幸亏……死得早……”
李桂英听了哭笑不得，只得宽容地骂一句。
“短命鬼几个，在乱港什么呢，你们到底有没有良心？”
“就在古个灾年，伍家屋里的人也逃不过古一劫，你们的奶奶伍谢氏，李良元的老娘，也在那场瘟疫里死去了。”李桂英说。
伍家的奶奶也姓谢，是伍锡发家邻村一个大户人家的独生女。谢老板为了女儿的终身，相遍了远近村子所有适龄的小伙子，真心喜欢伍家这个高高大大、谦恭有礼的大儿子伍锡发。
但是，“外貌协会”的谢家老爷看走眼了，伍锡发并非出身官宦之家、书香门第，在他那斯文有礼的外表之下，是一颗不羁而好胜的心。婚后的伍锡发暴露了嗜赌成性的坏毛病，而且赌得还不小，谢员外的女婿年少好赌的名声渐渐传遍了十里八乡，后来终于被人算计了。李桂英说。
“古件事就是‘天上人’他们干的。方圆几十里，还有哪个干得了古种事！”
那年年关，伍谢氏挺着个大肚子在家，三天三夜不见自己的男人归屋，忽然外面来了一个送信的，说是伍锡发在熊罴岭上赌博，输光了身家，要家里送几千块大洋去赎人。
得到这个消息，谢家老爷徒唤奈何。谢家的这份家业是好几代人积攒下来的，真是发家如捡柴，散财似火烧。虽然心疼万贯家财，但终究敌不过老人家对女儿女婿，还有女儿肚子里未出生的外孙的疼爱。
“还有什么比人更重要呢！”
谢家老爷默默凑了一担银花边，让人挑着，他亲自押送，爬上祁山中段的熊罴岭，把伍锡发赎了回来。从此，白地市一带少了一个骄狂任性的少年赌徒，多了一个温文尔雅的菜鸟屠夫。
“一担银花边，有没有古么夸张？”
我们严重质疑李桂英的说法，她也不争辩，顺手拉过李良元说。
“冷然，你来作证，一担银花边是不是真的？”
白地市方言把性子慢的人叫做“冷然（读朗）”
李良元点了几下头，然后说。
“是真的。”
直到1945年，伍锡发夫妇一起生了十余胎，最后留下五男一女兄妹六个。如今小的未成年，大的未娶妻，老婆就这样突然去世，伍锡发感到天都要塌下来了。爷爷伍锡发受尽谢家恩惠，却让谢家千金小姐劳苦一生，贫困而亡，最后连个像样的墓地也葬不起，只能在老屋院子后面的一丘水田边上草草安葬。每念及此，爷爷这个杀生如麻的汉子禁不住悔恨交加，痛不欲生，崩溃大哭道。
“天啊，您衡心不收我！”
伍锡发是一个大男人，独自拉扯着好几个孩子，日子过得很艰难。爷爷没有能力送儿女读书，只能因人制宜给五个儿子作了一个长远职业规划：长子敦厚老实，就让他跟七宝山的和尚学着做道场，将来也好混口饭吃，后来大伯学艺未成，却“放下佛经，拿起屠刀”，还是跟着伍锡发学杀猪了，但从此得了个和尚的名头。老二老三结伴跑到郴州马田煤矿，就让他们在那边挖煤、拉煤算了。老五聪明淘气，又有力气，也就留在身边学杀猪。
唯独老四中看不中用，人长得斯文秀气，手又伤成了那个样子，料他将来也干不了力气活，杀猪更是不行了，就想着让他学习一门轻快的手艺，裁缝倒是个不用大力气的活，就让他跟着隔壁的裁缝当了个学徒。老四学的是手工裁缝，每件衣服的裁剪缝制全部都用手工，就连纽扣都是用布缝制的，那就更不容易了。但从小到大，我们姊妹都没见老四展示过他的裁缝手艺。只是听李桂英说。
“你们的爸爸妈妈要调过来喊。要论女工针黹，冷然比我强多了！”
伍谢氏死后，谢家老爷再没有后人。伍锡发的岳父岳母孤零零地葬在湘桂铁路南侧的一座陡峭的高冈上，上去一趟很是艰难，爷爷每年都要带着伍家子孙替谢家祭扫。伍锡发最后一次上山为谢家扫墓已是九十高龄，伍锡发九十五岁时走了，儿孙们遵从伍锡发的遗愿，仍然年年上山祭拜那位谢家老外公。多年以后，伍锡发的长子和尚，临终前舍弃了伍家祖山，自己在母亲的“水田墓地”旁掘了一个坟坑，嘱咐家人要把他埋在这里，永远陪伴自己的生身母亲。
1949年，“孽龙”的传说再现，战神再次光顾白地市—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与白崇禧的桂系国民党军从西北的邵阳方向一路搏杀下来，最终在白地市与黄土铺一线展开决战，史称衡宝战役。
那一年的春夏之交，白地市像“走日本”一样，再次陷入一片动荡不安之中，人们纷纷传言：共产党的军队已经打过长江，逼近湖南，就要打到家门口了，今后的中国将是共产党的天下，穷苦人就要当家作主了。李桂英确切地知道这些传言的来源。
母女俩都还记得，当年“走日本”躲在大桥湾的时候，李明安曾对她们娘儿俩说。
“还记得袁伙计吗？我在祁山里面遇到他了，他现在是个干大事的人。”
袁伙计为什么躲在祁山里面，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他在干什么大事，李明安都没有详细说，如今，他也不可能说了。不过，就在衡宝大战的前一年，袁清泉自己冒出来了。
自从李明安去世以后，谢梅秀母女俩再也做不了什么像样的生意，只能在家门口摆个小摊，卖一些瓜子、花生和时令水果。她们卖瓜子、花生不论斤两，而是用两个竹筒管，小筒管装瓜子，大筒管装花生。俩娘女把瓜子、花生装得满满的，还要堆起尖子来，然后倒进李桂英粘好的小纸袋，或是直接倒进孩子的小口袋，一桩生意就算做成了。这样子卖起东西来，又快又好又省事，只是后来又失传了。
那天一个山里人打扮的汉子走到她们的小摊前。他戴着草帽，遮着半张脸，一身短打，挑着一担山货，前面是一箩竹筷子，后面是一捆芦苇扫把，应该是到白地市来赶圩的。
“李老板娘子，您好啊。”山里汉子向谢梅秀打个招呼，又转向李桂英说，“冬田啊，你还认得我吗？”
冬田是李桂英的小名，喊得出她小名的，肯定是老熟人。母女俩被这个汉子似曾相识的音容难住了，一时想不起来。谢梅秀忽然醒悟过来，说：“噢，袁—原来是你啊！”
看到汉子示意不要声张的手势，谢梅秀的心里口里飞快地拐了一个弯。李桂英也认出来了，惊喜地说：“原来你是—”
她的话也被立刻制止了。那汉子低声说。
“对呀，我是清泉啊。外面港话不方便，我可以进屋里港话吗？”
谢梅秀忙说：“请进请进，屋里狭窄，你莫见怪啊。”
没错，这条汉子就是袁清泉袁伙计。李明安说袁伙计已经是个干大事的人，原来他是共产党的人了！
1948年，祁阳的地下组织把工作重点放在了白地市一带。第二年7月，几个在祁阳县城读书的学生回家度暑假。他们一回到白地市就找机会开展红色宣传。
当然，他们不敢在大街上公开宣传。白地市当时驻扎着一群祸害，他们是北边退下来的国军伤兵，这些伤兵经常在圩场、街头乱逛，见了喜欢的东西，不管是乡下人挑来卖的，还是本地居民摊子上摆的，二话不说就强行拿走，从不付钱。哪个敢说个不字，伤兵张口就骂。
“什么，要钱？老子在前方卖命……”
老百姓要是躲得慢一点，肯定还要挨上一顿拳脚。
学生们必须躲开这些兵痞。他们巧妙地利用房前屋后，或者是井边塘前，向那些歇脚的挑夫、淘洗的妇女进行宣传。
他们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很快就要打过来了，将来要成立人民的新政权，穷人要翻身，搞土改，分田地，当家作主人。共产党是为人民求解放、谋利益的党，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
只要袁清泉来到白地市，这些学生就会来一两个代表，悄悄走过大伙铺的废墟，闪进李家后门与袁清泉见面，一起商量事情。
后来，这样的访客渐渐有了外地口音的人，他们自称是宝庆过来的，但装扮的身份与袁清泉一样，都是贩卖筷子、扫帚的山里人，其实他们都是解放军的人，是中路军的侦察兵。不出一个月，他们就像过去的“天上人”一样，亮出了藏在衣服里的驳壳枪。他们非同寻常的举动标志着一件大事—衡宝战役即将打响。
衡宝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中南地区以来的首次重大战役，是横跨开国大典的唯一大战，历时34天（1949年9月13日至10月16日），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解放了湘南和湘西大部地区，为尔后第四野战军主力进军广西全歼白崇禧集团和第二野战军经湘西进军西南创造了有利条件，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华南、西南地区起到关键作用。
当新中国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白地市还没有解放。
当时，“小诸葛”白崇禧纠集20余万人，重点部署于湘南衡宝公路与粤汉、湘桂铁路沿线，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解放军全线追击，兵分西、中、东三路，采取远距离迂回包围，插至敌后，然后回打的方针，力图围歼白崇禧的部队于衡宝一线。
中路军向衡宝地区攻击前进，白崇禧急忙从耒阳、乐昌等地调兵加强衡宝沿线，企图阻止解放军南进。四野统帅部判断白崇禧有决战企图，遂令中路军停止前进，同时令西路军由芷江东进至宝庆、祁阳地区。10月5日晚，中路军主力停止于衡宝线以北，但中路军的一个师因在前进中未接到命令，已进至衡宝公路以南，到达祁山正北方的灵官殿，就像一把禾枪，插入了白崇禧部的纵深地带。
白崇禧发现解放军一个师攻占其侧后要点灵官殿后，感到如芒在背，忙集中数个师向“禾枪师”猛烈攻击，”禾枪师”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激战一整天，终将敌人击退。当天，西路军也杀到宝庆，东路军威胁韶关，白崇禧感到形势对其十分不利，半夜下令部队向广西方面撤退。
“灵官殿打仗那天，正好是中秋节。”李桂英说，“那天晚上袁伙计和那些穿便衣的解放军就在我家里，他们忙着开会，连饭都顾不上呷，就呷了个月饼算是对付了。”
7日凌晨，四野统帅部发现敌人已全线收缩，立即命令“禾枪师”在灵官殿顽强阻击白崇禧部，令中路军发起追击。9日拂晓，神出鬼没的“禾枪师”又占领了官家嘴，中路军将白崇禧部四个师合围于祁阳以北的白地市、黄土铺、马杜桥一带。10日，解放军集中4个军，从东、北、西三面向被围之敌发起总攻，衡宝战役最惨烈的截击战开始了。
白地市的居民一大早就看到大队的解放军迅速向西赶去，他们人马很多，路又太窄，解放军个个都是飞毛腿，行军的时候哪里管你路不路，他们都是跳跃着往前冲，平时里的一条路，被他们一天就走成了几条路。很快，老白地市那边传来激烈的枪炮声，枪炮声平息之后，一些大胆的白地市居民成群结队跑到老白地市看热闹，但那里只剩下硝烟和血迹。枪炮声已经漫延到黄土铺方向，双方越打越激烈，枪炮声白天黑夜都响个不停。
11日上午，枪炮声开始稀少，白崇禧残部慌不择路，逢山过山，逢水过水，被赶得像鸭子一般涌上湘桂公路，向广西疯狂逃窜。那些败兵为了逃命，把枪支、弹药、衣被及一些杂物丢得满地皆是，被大胆的村民一担一担地挑回家去。中路军停止追击，在祁阳、白地市一带就地休整，衡宝战役胜利结束。
当天下午，解放军在白地市街头宣告：国民党军队已经被打垮，现在大家可以安心生产、生活了。白地市人已经听过学生的红色宣传，也知道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居民们立即对他们产生了好感，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确实不一样。大家纷纷送粮、送水支持解放军。一些年轻人来了热情，当场参加了解放军，其中就有谢梅秀未来的第二任丈夫，他们一直随大军南下，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而谢梅秀的那位命中之人则继续留在队伍中，参加了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这是后话。
战争的硝烟散去之后，人们这才发现，衡宝战役也有本地人的深度参与。
话说“小诸葛”白崇禧的四个精锐师，被解放军围困在距白地市北面15公里的七星岭一带。国民党军队凭借七星岭天险负隅顽抗，解放军气势如虹，反复冲击，无奈地形不利，给自己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部队急令征召本地熟悉七星岭的人当向导。连日以来，国共两军高强度的穿插和冲突，把几百号老百姓也卷入七星岭下。这些人被解放军安抚保护，只待战斗结束后再疏散回家。一位解放军连长过来向老百姓喊话。
“老乡们，你们有谁上过七星岭，上七星岭主峰有没有别的小路？”
“我上过，我晓得！”大家闻之大喜，循声望去，只见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举着手站了出来。
连长喜出望外，“这位老乡真有觉悟，请你带我们上山吧，我们会保证你的安全，还要给你记功！”
与解放军的反应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老百姓看清这个人的面孔之后，大家都沉默不语了。原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多年凭借祁山地利，游走于“衡宝永”三地的匪首—“天上人”。衡宝战役打响以后，他们本来打算留在马杜桥一带躲避风头，不想他们与白崇禧的部队一样，被解放军赶得东奔西窜，最终落在了解放军西路军与中路军合围的包袱里。他们见势不妙，扔掉了随身武器，混在百姓当中伺机逃脱。早就有人认出“天上人”一伙，但老百姓忌惮他们是土匪，一直没敢做声。现在既然他自己站出来了，身边又有解放军保护，人们的胆子就壮起来了，一个汉子突然喊道。
“大军你们不能相信他，他是土匪强盗头子‘天上人’！”
解放军闻言立刻控制了“天上人”，一番搜身之后，没有什么收获。
所有人都很疑惑，“天上人”为什么要主动暴露自己的身份，是他明知已经跑不了，还是良心有所发现，或者是心存侥幸想戴罪立功？连长没有时间考虑这些，说。
“老乡们别怕，我们回头再来调查他。你们还有谁能带我们上山？”
大家纷纷摇头。“天上人”扫一眼在场的老百姓，转向连长说。
“还是我来吧……长官，你们是好队伍，你们的兵真勇敢，可是你们的人，排数排是那么倒下，死的人太多了，古样猛打猛冲下去还要死好多人，划不来！”他又转身对人群说。
“冇（没）错，我是‘天上人’，我干了很多坏事，让你们砍头十次都不冤，但我今天是真心实意想给大军带路，你们都晓得古里就是我的一个据点，山上的路你们哪个比我更清楚？”
“好，就让他带路！”连长说。
“痛快，古才是干大事的人！”“天上人”喝一声彩，又冲人群拱手道。
“老乡们，权且借我古颗项上人头，让我临死前干件好事。如果我能活着回来，我就把它还给你们！”
当晚，解放军小分队出其不意地占据七星岭要点，山下的大部队发起总攻，白崇禧部队的主力腹背受敌，上下挨打，最终被全歼。
衡宝战役结束后，“天上人”被部队移交给地方。由于“天上人”民愤极大，地方政府按压不住，只好安排“天上人”与一批恶霸地主一起，匆忙开了一个万人大会，把他们就地镇压了。
传说军方人士闻知消息，念其有功，曾火速派人前来捞人。但“天上人”气数已尽，在军代表赶到之前，这个杀人如麻的祁山匪首，已经倒在血泊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