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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口开放之后，除了上海例外，其它口岸中英双方都有冲突。由于广州动静最大，口号最亮，所以一般人的目标都集中在广州。其实，福州的风景也不错，与广州比较起来，福州的反入城风波似乎更具有中国特色。这与闽浙总督刘韵珂（1843 年由浙江巡抚改任闽浙总督）和福建布政史徐继畲（1843 年担任福建布政使，1846 担任福建巡抚）有关。
刘韵珂，字玉坡，山东哥们儿。1840 年由四川布政使接替因定海失守而遭革职的浙江巡抚乌尔恭额。这哥们儿有意思，战争初起时是个响当当的铁杆主战派，上任浙抚伊始就写折子打小报告说伊里布、耆英等主和派的坏话，同时整军备战、安抚难民，并且由于为官清廉而遭遇任内百姓好评。但是随着浙江一系列战事的失败，特别是林则徐第二——裕谦的战败身亡彻底改变了他，一下子从铁杆主战派转向了铁杆主和派，于 1842 年 3 月上“十可虑”折，告诉皇上打不得了，不能再打了，再打国内先乱了，攘外必先安内云云。除此之外，他还开始说伊里布的好话，希望皇上重新起用伊里布。等清政府不打了，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时，刘韵珂又上了一个“不可不虑”折，还是十条。虽然分析不怎么到位，但对和约签订后政府仍然会麻烦不断的预言则是准确的。总之，刘韵珂在清政府的封疆大吏中，还算是一个比较有头脑的官员，至少知道打也不是——因为打不过；不打也不是——因为和约签了之后还有麻烦。鸦片战争结束后，1843 年 5 月，刘韵珂擢升闽浙总督。刘韵珂担任闽浙总督的前一个月，徐继畲由广东按察使迁福建布政使。史无记载，不知道徐继畲在广州几个月的任期内是否与外国人有过亲密接触，但知他与耆英在广东的谈判副手黄恩彤是同年进士兼好朋友。黄由于参与《南京条约》及其后其它条约的谈判而成为中国主和派的著名代表，名声当然不怎么样。至于刘韵珂与徐继畲，也是中国主和派的主角儿，特别是当人们认定他俩的政敌一度乃是后人眼里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的时候，他们的历史名声就更差了。民族主义与民族情绪所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对历史真实的无视与对历史人物评价的不公，这一点到现在咱们还纠正不过来。
可能是由于同属主和派的原因，也可能是性情相投的原因，刘韵珂与徐继畲在福州的合作很是愉快，典型的你办事我放心——刘韵珂不愿意与外国人打交道，徐继畲又因懂夷务而被道光下旨负责福建开口事务，这让刘韵珂很省心。刘韵珂当然也知道，他的这位合作伙伴乃是大清大吏里最谦虚务实的官员了。1843 年上任伊始，徐继畲就移驻厦门，边处理外事工作，边悉心探求国际地理与政治。厦门 1844 年 6 月开港，在那里，他与英国驻厦门领事记里布（H.Griffle）周旋了几个月。周旋中，受到记里布的中文翻译、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的深刻影响。按雅裨理所言，徐继畲是他所见过的中国高级官员中最爱刨根究底的人。由于问得太多，雅裨理不得不拿出一本地图集，用一下午的时间给徐继畲讲解，最后还赠给徐继畲诸多书籍，其中有一本《新约圣经》。令雅裨理略感失望的是，他所希冀的上帝的真理并没有进驻徐继畲之心，相反，后者居然把《圣经》当地理著作来看了——他拿着《圣经》问雅裨理其中的人名与地名。正是由于这种让清朝一般士大夫感觉屈辱的不耻下问夷人的功夫，一年之后，徐继畲写出了《瀛环志略》的草稿。五阅寒暑，数十易稿，终于 1848 年刊行。此书惊世骇俗，打破了中国的世界秩序观，流传日本之后成为日本有识之士了解世界的指南并直接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黄恩彤以贬低魏源的《海国图志》来赞美此书——“魏默深学博而不精，所著《海国图志》，搜罗也颇费力，但与外国舆图，未能有所依据，其见于列代正史者，似亦尚有遗漏”。
问题是，昏睡中的中国，容不得早醒的人儿。所以，徐继畲的书，不但没有引起世人的重视，反而因此倍受谤议。特别是他对美国共和政体的介绍，对华盛顿公天下作为的推崇，对英吉利雄富国力的赞叹，都成了标准的汉奸嫌疑。史策说此书“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李兹铭认为徐继畲作为一个封疆重臣居然敢一意为泰西造声势，“轻重失伦，尤伤国体”；稍后的曾国藩也认为此书“颇张大英夷”。大家谤得也对，因为直到今天，你若写书赞美西方的民主政体与社会福利，还有人拿白眼翻你，轻者说你有道德问题，重者说你有政治问题。所以，徐继畬理论上睁开了一只眼，实践上，还得走盲道，否则会被踢出局的。事实上最后他还是被踢出官场了。
处理完厦门开口事宜之后，徐继畬来到了福州，接手福州开口事宜。1846 年，道光提拔徐继畲做广西巡抚，刘韵珂竟然不舍得放他走，给道光皇上写折，说福建开放厦门和福州两处，特别是福州乃省会，断离不开夷务人才。徐继畲做夷务工作做得很好，特别是夷人都偏执，不愿意与福建巡抚郑祖琛打交道。受此折影响，道光把郑祖琛与徐继畲做了对调，也就是说，郑祖琛做广西巡抚去，徐继畲留下来做福建巡抚。当然还有另一种说法，说人家郑祖琛做了手脚，知道夷务是个出力不讨好的活计，所以运动了一下，才导致这个结果。不过，郑祖琛后来命运也不佳，人算不如天算，他到广西做巡抚，洪秀全一造反，他就因失职被革回老家了。
一般人偏向于认为，刘韵珂与徐继畲在福州，那是妥协投降，大长夷人志气，专灭人民威风的。其实，大家误解两人了。两人很爱国，只不过，刘韵珂这种在战场上与夷人近身较量过且败得很惨的现实主义者与徐继畲这种比林则徐眼睛睁得更开的早期觉醒者知道口头爱国不行罢了，他们采取的，是曲线爱国的方式。
刘韵珂与徐继畲的曲线爱国，得归功于郦永庆先生的平反工作。郦先生在清宫档案里发现了刘韵珂 1845 年给道光所上奏折中夹附的一个留中密片。由于清政府的公文邸抄制度，使得雍正皇帝始创的密折制度早已无密可保，洋人可以很轻松地得到这些内部参考消息。所以，有时候为了保密，臣子们就要求皇帝对自己的折片留中不发，于是折片内容就只有上奏者与皇帝本人知道了。夷人无由得知，统治集团内部的其他成员也无由得知。那么，密片中都说些什么呢？
福州是福建省会，开放给夷人，乃是道光的一块心病。不同意吧，一是怕夷人翻脸，咱打不过人家；二是怕夷人拿天津换福州，夷人早有这个意思了。两害相较取其轻，只好忍痛割爱了。刘韵珂聪明玲珑的一个人，所以他在密片中告诉皇上，他和徐继畲可以把福州弄成仅仅名义上的开港。事实上他做得很成功。
1844 年 6 月，英国领事李太郭（G.T.Lay，之后我们还要看到他的大儿子，英方翻译李泰国出场，儿子比父亲，可谓是青出蓝而胜蓝。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对着中国谈判代表拍胡子瞪眼的；战争结束后，当上了中国的海关总长，后来居然还想当中国的海军大臣，没弄成）到任，意味着福州的正式对外开放。这老头，比他儿子温柔多情。为了照顾中国人的感情，这老实人甚至放弃在领事馆悬挂国旗的国际惯例，即使悬挂，也挂得七下八下。在外国人眼里，挂得象治丧的半旗似的。
问题是，老李同志纯粹自作多情，福州当地官民并不领他的情。福州是由满洲人驻防的，他们对于强加给自家朝廷的条约表示愤怒；总督刘韵珂虽是汉人，但汉人对外夷的敌视绝对不弱于满洲人，甚至更甚，至少不弱于当年他们对入主中原的满族人的敌视。何况刘总督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就是外国人的死敌呢？只不过，由于深刻明白政府不是英国的对手，他把这敌视搞成地下活动罢了。
在多情的李太郭上任前，刘韵珂就与徐继畬密谋，提前做了手脚：第一，英商来福州做生意，不外是贩茶。英商看中的是武夷山的茶叶，刘、徐二人便派兵役在福州与武夷山的行道上处处设卡刁难，英商不能直接进入内地收茶，中国茶商又惹不起卡道上的瘟神税官只好改道广东。这样英商在福州干脆采购不上茶叶了。第二，英商到福州销货，刘、徐二人便劝导城内商贾不要与英商做买卖。同时表面上却仍对夷人“待以德意，使其冥然不觉”。
地下活动的灵感，估计不是刘与徐的原创。在黄恩彤的《知止堂集》中，有一封福州、厦门贸易初开时他写给刘韵珂的信。在这封信中，有几个信息值得注意：
第一，黄恩彤看了刘韵珂所制定的厦门开口条约，感觉不错，给刘提建议说：夷目记里布种种诈虞，直同无赖。但是李太郭是所有夷目中最为安静一个人，在广东很老实，循分守法，并不妄为，如果能让他移住厦门，可期省事。
第二，黄恩彤告诉刘韵珂：厦门贸易初开，只能给夷人来虚的，不要来实的。夷商就为了一个财字，他们要厦门，就是为了距武夷山的茶近。如果茶贩子都从广东跑到厦门了那就太麻烦了。如果能弄得商贩稀少，销路滞狭，夷人无利可图，那么就粤者多，就闽者少，刘大人就省心多了！
从第二个信息中我们可以推断，刘、徐的这种地下搞法，灵感很可能来自于黄恩彤。不管谁的馊主意吧，反正这些传统观念中的投降派，并没有傻乎乎的一味投降卖国（中国民族情绪畸形的情况下，想认真执行中外条约的都叫投降卖国），相反，他们曲线爱国呢，这种曲线爱国比天朝流行的那种逗人玩的爱国秀要深沉多了，且效果很好（所谓的效果仅是站在民族仇外情绪方面，无关乎理性与国际规则）。据刘韵珂密片中说，最先摸到福州的是一艘美国船，停在港口一个月都没人与之交易，无奈只好减价。减价也没人与之交易（当地商人谁敢冒着汉奸的嫌疑与得罪父母官的风险与夷人交易啊），刘为了让夷人赶紧离开，又让商人购买少许，使之有离开的盘费。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了。算计的结果，从1844 年开港到 1845 年，福州的贸易额仅 37 万元。至于 1846 年到 1847 年，居然没有一艘夷船再到福州做生意，愣是创造了福州名开实未开的奇迹。对此他洋洋自得，在密片中说：“福州竟不通商，数年后，该夷灰心而去，则省城根本之地，不令非我族类实逼处此。”
外国佬太傻，不知道刘、徐两位大人，特别是与他们一直打交道的诚恳好学的徐大人会如此作鬼，福州生意打不开，他们甚至想到以其它地方换福州了。以现代化的语境看，两大人这样爱国，咋也够格被称作爱国贼了。因为福州的这种不开放，给政府赢回的是面子与意气，给百姓赢回的则只能是生计的潦倒与挣扎——喘不过来气了。但是他们的这种玩法，深得道光的赏识：明的咱玩不过夷人，玩阴的总行吧？
问题是，在福州反入城事件中，他们玩得太阴了，就象单线联系的地下党似的，上级线人一死，他们就说不清道不明了。总之，当时的诸多爱国人士包括 1850 年 2 月继位的咸丰皇帝不知就里，反而把他俩当作了投降派。现在的学人也不知道或者假装不知道这回事继续骂他俩是汉奸。现实与历史就是这样的不公道，没办法，谁让你没有正面表演爱国秀来着？谁让你们的政敌是民族英雄林则徐来着？
李太郭上任后，要在福州设立领事馆，刘韵珂与徐继畲密商：和约内所谓的“城邑”系兼指城内城外，但我们不妨只准其在城外开馆。于是徐继畲告诉李太郭，“城邑二字，系兼指城内城外”，而“英人前来通商，自应在城外居住”。他把李太郭引到了城外一个偏僻荒凉的地方——城南港区南台。刘、徐二人给道光皇上联合上奏，折子里明说：“查江南原议和约，虽载有英国领事官住在广州、福州等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等语，惟并未注明城内”。折子中夹带的留中密片却说：“查核原议和约，载有领事住居城邑之语，原指城内而言，该夷所请本非违约妄求。”
李太郭虽然是个博物学家，但是面对刘、徐的阴招，居然也没啥发现。四个月之后，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德庇时（J.Davis）到福州访问，发现他们的领事“被安置在城外一片泥地上用木杆架成的一个简陋房子里”，对此他表示了严重的不满——德庇时拒绝在领事馆接见中国官员的拜访，要求他们到自己的巡洋舰上会晤。他向中方建议，让他们的领事去城内租住白塔寺。刘、徐一听，表面上同意，暗中却授意士绅联名请愿，拒绝英人入城。官绅没有配合好，所以，四个月的纠缠后，1845 年 2 月，李太郭取得了成功，在城内乌石山积翠寺租到了房屋。据说这房屋“高大而通气，宽畅而堂皇”。不过这种成功是相对的，领事住了城内是不错，但是别指望福州人民把您当人看：“住在这里领事馆的人，实际上是些囚犯，他们如果不冒着被推挤和侮辱的危险就不能离开屋子”。
德庇时给刘韵珂写信指明了福州人民的这种不友好，刘总督老老实实的回复说：确实如此。以后再出门，申请我方派兵陪同吧。问题是这根本不是个办法，外国人自由惯了，不习惯这种软禁般的生活方式，中国方面也没有此等快速方便的出警热情与能力。于是，领事馆里的英人，出个门也不容易。翻译巴夏礼在城内散步的时候，老百姓边往他身上投石头子儿边大骂。在中国内部，也就是跟人通奸的女人才有此等待遇吧。
虽然既挨石头子儿又挨骂，混得象个中国奸妇；但从权利方面说，英国领事总算进驻福州城了。不过，自作聪明的刘韵珂还多玩了一手，指示徐继畲与李太郭签个条约，规定惟领事馆可以租住城内，其他夷商俱住城外港口，不管城内城外，租房的时候需送地方官用印，不得私租。
事情到此，刘韵珂玩得还算不错。一是成功把英商拦在了城外，只让英领事馆进入了城内；二是，不管城内城外，夷人无权私租，得地方官用印批准。按条约，至少第二条是不符合条约精神的，因为条约规定了，华夷之间可按市场行情自行租屋，一方不得勒索租价一方不得强租而已。后来事情的发展也证明，他自作聪明订的这第二条，纯粹是拿起绳子套自己的脖子。
福州当时发生的这些事，林则徐友人王庆云曾写信告知远在外地的林则徐，说，徐继畲曾想联合士绅阻止英人入城来者，奈何议论多，成功少，缺少有声望的人领导云云。他说错了，对于清朝官员来讲，声望只能靠站一边说闲话挣得，比如后来的清流派；一干实事，有声望也得赔了这声望。比如曾国藩处理教案，处理来处理去，结果就是把自己的一世清名给处理没了。
1849 年 10 月，林则徐因病回家的请求被道光批准，1850 年 4 月，林则徐终于回到了他梦中的故乡——福州。回家后，得知道光皇上于 1850 年 2 月 25 日驾崩，林则徐痛痛快快哭了一场，并且化悲痛为力量，带病投入到了家乡的爱国斗争中。因为这时的福州正好又发生了一件事，英国驻福州领事馆翻译、代理领事金执尔代传教士札成和医生温敦向乌石山神光寺租屋二间，侯官县令兴廉稀里糊涂的，不管租房者是不是领事，也不管按总督的规定这些夷人是否能住城内，不由分说就在租约上给人家盖印了。真是个傻县官啊，把刘总督那绳子先套自己脖子上，后来他因此丢了官职不说，还连带着影响刘、徐两位大人也丢了官职。
侯官县令兴廉稀里糊涂的一个印，引起了林则徐的动作。他联合士绅书写公呈质问兴廉，并缮写公启责兴廉转致夷官。在后一封信中，林则徐吓唬英人——福州十万人民也能像广州人民那样组织义民义勇反对英夷入城的！此后，福州的大街上出现了“某日定取夷人首级”的小字报。面对这种天朝特色的恐怖主义，金执尔两次跑到巡抚衙门控诉并请求保护（刘韵珂此时在外阅伍），徐继畲认为以文人之词恐吓英夷，不但无益，实恐有损，遂决定慢慢哄英夷到城外居住，并嘱百姓不得找医生温敦就医，工匠不得应雇为英夷修缮漏雨的房屋，同时哄书院生童勿再给自己找事添乱，并且密派兵役，于神光寺附近弹压巡防，防止发生事故。林则徐呢，联合士绅上书徐继畲，要求调兵演炮，招募乡勇，备战备荒。徐继畲当然要拒绝了，林则徐无官一身轻，想提前开启第二次鸦片战争呢，但是徐继畲吃不消。作为福建巡抚，他治下的厦门与福州都属开放的五口之列，两地的夷务稍有差错，他吃不了兜着走。所以，林则徐所提议的“调兵演炮募勇”等对外挑衅的姿态，徐继畲不同意。他没想到，退休在家的林则徐利用他的官场余威及余荫，活动开了——他煽动在京的福建籍官僚及自己的朋党圈子出手，通过言官与皇帝对徐继畲施加压力。林则徐的能耐还真是不小，在他的忽悠下，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铭恩、湖广道御史何冠英、工科给事中林扬祖纷纷出手了。
第一个出手的是孙铭恩。这位手下还算留情，矛头没有直指刘、徐二位，而是指向了兴廉，指责他不该私把神光寺租给夷人，何况这寺是县里生童读书的地方，生童反对（也不知反对的根据何在，按条约，租房仅是房屋所有人与租房人之间的事儿，跟生童们是没有干系的）。生童一反对，地方官居然派兵保护夷人入住，强民从夷，是何肺腑？（矛头已暗暗指向刘、徐了，他们是地方督抚嘛，而且两人的道德居心与政治态度都值得怀疑了）还有，那租房的夷人，是个传邪教的，诬民惑众，事关非浅啊，请皇上责地方督抚严办。
1850 年 8 月 25 日，咸丰看到了孙铭恩的状纸。批曰：刘、徐好好查办，不可致生夷衅，亦不可稍拂民情。总期民夷两安，方为不负疆寄。
没有不透风的墙，刘、徐二人贵为督抚，朝内肯定也有自己的人和线。总之，没待咸丰的批示下来，他们的解答已递到咸丰案头了，时间是 9 月 1 日，有关神光寺一事，解答如下：夷官原先曾租过神光寺放行李，兴廉不知这次租屋的是传教之人，误以为是一回事儿呢，所以就给盖印了。现在因此把他撤掉，他倒轻松了，置身事外，而且夷人还可能因此而轻视我们，所以就先让兴廉干着吧。事情既然到了这一步，只能从缓设法，劝夷人自行搬到城外。书院生童绅士遍贴告文，纯是文人吓唬之词，非为有益，实恐有损。夷人两次到我衙门请求保护，我只好派兵前往弹压，以防匪徒乘机启衅。
刘、徐的解答，算是侧面摆平了第一个告状者。三天之后，也就是 9 月 4 日，第二份状纸来到了咸丰案头。这次是林祖扬出手了，这家伙比第一个狠了一些（林则徐当年南下禁烟时在致好友龚自珍的信中称此人是“敝本家”），在奏折中说：夷官住于城内，人心就够恐惶了；现在又住进两个夷人，全乱套了。臣老家就是福建的，接家书得知，夷人在福州狂得很。还得知，林则徐与徐继畲交涉过，林的意思是，学广州，坚决不让夷人入城。徐的意思是，福州不比广州，民气民心不行……夷人没有逞志于粤，必思逞志于闽，福州官民不和，不是个事儿啊，还有，夷人这么猖獗，全是由于汉奸忽悠的。徐巡抚信里，置汉奸于不问，还照顾他们……福州为省会之地，让夷人去里面居住念经，于国体人心大有干系啊！
咸丰看过后马上下旨给刘韵珂与徐继畬：对外固然要镇静，但攘外必先安内，不能对外过于迁就，以致丧失民心。闽粤之民，都是吾赤子，尔等督抚要固结民心，民夷稍有不安，惟尔等是问。对于那个兴廉，立即对他严行查办，不得回护！
还是那套路数，咸丰批示尚未传到福州，第三个告状的就出手了——何冦英。这家伙也是福建籍官员。三个告状者之中，最狠的就是这位了。9 月 6 日，咸丰看到了他的奏折，矛头直接对准徐继畬，说他面对夷人一味畏葸。可谓是偏袒夷人护汉奸，不理士绅丧民心，不知是何居心？
俗话说，三人成虎。言官接而连三的奏坏话，咸丰马上怀疑徐继畬是英方派来卧底的奸细，着刘韵珂好好查查。
至于刘与徐，自孙铭恩第一状之后，就开始了马不停蹄的解释。9 月 8 日，咸丰看到了他俩的第二次解释，说：制夷必先服夷，息事而不生事。夷人入住神光寺，士绅们缮写公启，责令夷人搬出，双方不无猜疑。所以现在只能从缓设法。寺里住的俩夷人，一个行医，一个传教。行医的想搬出，传教的想住下去，俩人起了矛盾，看样子，他们也处不长了。目前的福州、厦门，民夷比较安静，所以我们要镇定，不能张皇，不给夷人起衅的借口。
10 月 30 日，咸丰看到了刘与徐的第三次解释，这一次，是对以上诸多状纸的综合的正面的回答。徐继畬跟外国人学来的地理知识、刘韵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实战体会都被派上了用场。他们在奏折中给咸丰分析说：其一，英国离咱六七万里，咱不能深入虎穴荡平他们。咱们将夷人前来之船焚毁几只，他们也不会扬帆远遁的。其二，中国海岸线长达七千余里，除荒僻海口外，其火炮能及者，府州城县码头不下数十百处，夷人处处可攻，我不能处处设防；夷人时时可到，我不能昼谍夜探预先确知；夷舟我岸，我兵勇血肉之躯与夷人巨艇相争拒，很难不被夷人的炮火所击溃。其三，夷人以贸易为生，咱断了其贸易，相当于给婴儿断奶，他们肯定不依不饶。皇上说粤东制夷有把握，我们也知道，徐广缙这人能干。但是夷人不是去上海就是去天津投诉，他们的老伎俩就是截断长江的漕运。听说长江海口炮台工程已大修完善，但是江口宽阔，若说夷船进入不得，我等窃不以为然啊。其四，现在的英夷，与倭寇不同。不独偏僻海口他们不去烧杀抢夺，就是贸易繁华之地，不足以牵制全局者，他们也不无端前去攻扰的。现在人家没有举动，我们却事涉张皇，调兵募勇的，这不是引夷人与我们为敌吗？其五，关于当前的仇外情绪，刘、徐认为，现在的言官因言路畅通而不负责任的乱说，为此两人总结如下：“论功罪者，或各矜事后之明；讲韬略者，或不少剿袭之论；喜事者，或思各逞其才能；偾事者，或欲再贾其忠勇”。最后他们忠告咸丰：皇上圣明，千万不要被这些言论迷惑，乱了安危之计，则天下幸甚。
这一次的奏折中，刘韵珂夹附了四个折片。
第一个折片，刘韵珂主要谈了两件事，第一件，关于夷人入住神光寺一事，租期是六个月。到期后，想法让他们搬出；而且已暗里向民人规定，百姓不得赴寺里听经就医；工匠也不得受雇为英夷修缮漏雨的房屋。等夷人住得没意思了，自行搬到城外，咱就没事了。第二件，福建民人性情浮嚣，喜造谣。开口之后，夷人进城，民人传夷人带炮入城，经我晓谕，谣言已息。问题是今年谣言重出，都是绅士们传的。夷人抬箱进城，他们传说是大炮；甚至传说夷人收买万人坑内的死尸，两千钱一具，用来制火药，其毒异常云云。原来的谣言重起，以后的谣言难保不更出奇呢。最后，刘韵珂不点名的批评了林则徐，说：该绅士等忠愤所积，只以令人钦重，但是以目前之小计，不顾日后之隐忧，究属实计。
第二个折片，刘韵珂主要谈了一件事——如果与夷人开战，福建不敌。他举例说：上回英夷犯顺（指第一次鸦片战争），厦门半天就失陷了；福州的地理天险远不如镇江，而镇江在上回英夷犯顺中，照样失事了。现在，厦门是华夷杂处，福州城内有十来个夷人。两下里本来没事，如果我们调兵募勇备战备荒的话，那么，首先张皇之地，必为首先纷扰之地，防夷倒成了招夷，未免失计。
第三个折片，刘韵珂主要谈了五件事。第一件，他重点谈了自己与林则徐等士绅的异同之处：都想把夷人撵出城去，双方目的是相同的；但是态度不同——一方急，一方缓。更重要的是，手法也不同——一方是直线爱国，要求调兵募勇，与夷人明着干；一方是曲线爱国，要求阴图之。至于团练水勇，刘韵珂谈了自己的看法，他举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例子：各省调兵募勇十余万，花钱不可计数，但是并不闻何处得一乡勇之力。第二件，有关夷人张狂贴帖之事，他访查过了，夷人并没干过，可能是汉奸干的。第三件，为夷人做事的汉奸自是不少，也很可恨，但是条约里规定对他们免罪，咱就不能明着驱逐。第四件，有关夷人传教之事，条约里明文规定开禁了，五口也都奉旨张挂了。第五件，有些人参奏我等，但是却不看条约案卷。我身任封疆，办理夷务七八年了，幸得无事，无非是内安民心，外察夷情，哪敢偏袒苟且啊。
第四个折片，刘韵珂主要谈了一件事：英夷嫌福州贸易亏本，希望用福州换台湾。我已派手下密为布置了，一定不能让英夷得逞。
对于刘韵珂的一折四片，咸丰回复如下：神光寺的夷人要让他们搬出，而且不能出现事端，否则惟该督是问；候官县令兴廉盖印准租，革职；夷人想台湾换福州，不可！
理论上，刘、徐是对的；实践上，历史后来的发展充分证明，刘徐、还是对的。问题是中国人脑子迟钝，连后事之明都不具备。当时的君臣们不理解刘、徐也就罢了，问题是现在还有人扭不过弯来，依旧瞪着一双忠奸眼，把林则徐当作忠勇爱国之忠臣，把刘、徐当作投降卖国之奸吏。事实上，大家都是大清这条破船上的大副，都在防止这条破船的沉没，都挺忠的！
对于言官的弹劾，当时的刘、徐当然知道这一切都是林则徐搞的鬼。问题是林则徐乃革命元老且受到了对外持强硬之态的新皇上的宠爱，徐继畬在官场上出道不久，涉水不深，还背个主和派的名声，当然弄不过对方，所以气哼哼地给在京的堂兄写信发牢骚，说：
“巨绅林则徐”，“意在沽名，急欲驱逐”。
至于刘韵珂，更是气得不行，上面所摘他与徐继畬的一折四片，即是取于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不知什么原因，夷务始末把他们俩的折片删减得七零八落。难不成是为了掩饰刘、徐二人与林则徐党人间的明争暗斗，或者是为了掩饰咸丰皇上的办理不善？因为这筹办夷务始末是在同治年间整理成书的。这个时候，咸丰夷务办理不善导致英法联军进北京，自己被气死，已是妇孺皆知了。删去这些，既可以掩饰咸丰的糊涂，更可以遮盖刘、徐两位的先见之明。幸亏，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史料集里可以找到这些折片的未删节版，我们可以看到刘徐两人大量气哄哄的话语：
第一，我们在福州管理夷务七年了，福州士民向来不问夷事。现在神光寺一事，不特城内居民不过问，就是书院生童也不过是瞎叫唤，闻声应和罢了。就在籍的两三个绅士倡议罢了。但是夷人什么时候怕过绅士？
第二，说什么夷人购卖万人坑里的尸虫，用制火药什么的。此事过于怪异，我们详细查问过了，原来是咱的民人有患吐血之症者，用偏方治病，给寺僧两千钱，托其在万人坑附近寻找死尸蛆虫，然后烧灰调服……此事与夷人一点关系没有！
第三，该绅士等捐资募勇，约好有事方给口粮。一帮子水勇为了早些挣上口粮，惟恐天下不乱，日日造谣生事，希望立即开工被雇。该绅士等本是义举，但是愿做水勇的，都是游手好闲之徒，对于夷事，净是幸灾乐祸！
第四，他们说夷人在福州恃强构衅。神光寺就住了俩夷人，且住了一个漏雨的屋子，毫无动静饶舌之事，我们不知其恃强构衅者何在？
第五，他们说我徐继畬庇护汉奸，徐继畬再笨蛋，也不屑于为此吧？
第六，宁波、上海的夷人都住进了城内，况且是按和约规定入的城，没听说浙江、江苏因此被责办理不善的，为何独说我们办理不善？
第七，我们不肯调兵演炮募勇，有违数绅之意，即远近传布。而言事者，但知情关桑梓，不顾安危之大局，以后难保不会拿比寻尸觅尸虫更怪异的谣言忽悠皇上的……反正我们还有天良，不是木偶，不敢因小事而肇大衅，坚定不移，断不为喜事沽名之数绅所摇惑！
林则徐利用乡党搞小动作背后整人，刘、徐二人当然要气哄哄。就夷务本身来讲，刘韵珂与徐继畲当然也是对的，就连杨国桢先生都认为林则徐的方式是“简单、落后和低级的”。
那倒是，《南京条约》早签订了，福州也开放了，英国人住城内城外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难不成人家在城内租个房住，就意味着我们半殖民地程度又加深一步？但是，民族主义情绪与民族主义愤懑在中国的民间口碑中历来是占上风的，比如林则徐的同宗老乡林昌彝，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为“射鹰楼”，以“鹰”字暗示“英”字。并写有《射鹰楼诗话》若干卷，绘有《射鹰驱狼图》一幅。这种阿Q作派很有趣，它让我想起了中国乡下孩子王二蛋受了王大蛋欺负后所能采取的那种动作——在没人注意的当口，在一面土墙上写下“王大蛋不是人，王大蛋不得好死”之类的标语，至于掏出自己的小家伙在人家院门口撒泡尿也是有的。
没想到，林昌彝的这种Q式的爱国作派竟赢得了林则徐的赏识。说它的《射鹰驱狼图》“命意甚高”，“伤心人别有怀抱也”。看来所谓的伤心人别有怀抱，就是王二蛋式的“不得好死”之类的诅咒。除此之外，林则徐还夸林昌彝有“命世之才”，“终当大用于世”，就差时机了，并祝他成为范文正、王文成那样的人物，则“吾宗之光，亦吾闽之福也。”
估计是时机永远未到吧，反正这林二蛋后来有什么作为，哪怕就是象林则徐那样中了举，做了天朝大吏都没有听说，更别提做范仲淹、王阳明那样的人物了！
王庆成先生为林则徐辩护，认为他“并不是单纯的排外，而是对外国入侵的合乎当时历史条件的反应”。
这话有意思，似乎徐与刘的对策，不是合乎当时历史条件的反应似的。要说不合乎，他俩的对策顶多不合乎咸丰皇上当时的反应罢了。因为徐与刘的倒霉，其背后原因乃是最高领导的换届。道光在 1849 年表扬徐广缙和叶名琛反入城胜利的上谕中发过如此牢骚：夷务十年了，驭夷之法，刚柔不得其平啊。一句话，硬也不是，软也不是，广州反入城斗争虽然让他认定为小屈后的大伸，但实质上他还是走的软路。面对南京南约造成的局势，顶多是个愤恨莫名，而且一年之后，他就死了。他儿子咸丰年轻气盛，不想跟着软下去，端的是愤恨有名：中央大员方面，拿穆彰阿与耆英开了刀，下《朱笔罪穆彰阿、耆英谕》谕，把两个主和派骂了个狗血喷头，老穆被革职永不叙用，耆英降五品顶戴以六部员外郎回家候补。地方大吏方面，对刘与徐的曲线爱国策略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不理解兼看不惯。林则徐的老乡何冠英，还在接二连三的上奏，一会儿说福州有俩孩子被夷人开枪打死了，一会儿要求皇上另派大员来前福州查办。咸丰顺势跟在其后发谕责问刘韵珂和徐继畲。对于天朝风向的变化，英国驻上华领事阿礼国在 1852 年向驻华公使文翰汇报说：“道光对于我们武力的优越性是有屈辱经验的，在他在位期间深愿避免再起冲突，这是大家所公认，而他自己也承认的。他那年轻的继位人不接受他父亲的经验教训，已经表现出非常明显的趋向不同政策的征象”。
春江水冷鸭先知，刘韵珂何等精明，看出风向不对，遂于 1850 年底向皇上请病假，咸丰顺水推舟准了，刘韵珂从此在家闲居写字。徐继畲不想自动辞职，混个巡抚容易呢？我们老家的马丕瑶，同治年间的进士，最后也就是做到了广东巡抚。其它不说，我们安阳县一中就曾在马氏庄园里开办多年。马氏庄园占地 20000 多平方米，亭台楼阁有 300 多间。这还是百官楷模大清官的家园呢，那要是贪官呢？总之，巡抚一职，相当于现在的省长，谁舍得丢啊。所以徐继畲就一直挺着，俺就是不引咎辞职。
挺到了 1851 年 8 月，咸丰还是把他革职了，回京以四品京堂候补。再挺到 1852 年，终于挺不住一帮爱国人物的弹劾，彻底落职归里，到山西平遥的超山学院当山长去了。至于神光寺事件，于 1850 年底至 1851 年初两个夷人先后搬出而宣告结束。问题是两个夷人并没有搬往城外，仅是在城内换了一个地方，在金执尔所租住的道山观住了下来（离乌石山积翠寺的英领事馆不远）。所以，神光寺事件，也没取得什么重大胜利。最重大的胜利不外是劣币再次驱逐良币——刘韵珂、徐继畬，两个能干务实的比较清醒些的大吏都回老家了。
天朝前途堪忧——道路是平坦的，前途却是黑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