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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前一年，光绪十一年（1885），他请了三个月假“回籍修墓”。回家路上，过六安，正好赶上过年，就在六安借了房子过年。过完年，在六安东南乡买了个小庄子，决计退休，请安徽巡抚吴子健代奏告病，然后回旌德老家，发现“里中彫攰之余，风俗益敝，踌躇一月，久住终难”。给伯叔两房及六弟凤台各五百两银子，其他亲房至戚也都分别给了点，就回六安了。
退休的第二年，光绪十三年（1887），他在六安州城买了一宅子，把家从六安东南乡下的小庄子搬到州城。一个月之后，二儿子贤钊上吊自杀，大儿子贤铭媳妇死到娘家！他的行年录里记曰：
五月，贤钊以逃学受薄责，自经而亡，年已十九，痛悔之至。七月，冢妇黄氏又卒于母家。家门不幸，至于此极，忧郁抱病者数月。
贤钊是个苦命的儿。同治八年（1869）出生，同治十一年（1872）亲娘就死了，与年长两岁的哥哥贤铭寄养外家。同治十三年（1874），爹续娶严士瑜，确实是有后娘就有后爹，娶了新妇的第五年，光绪四年（1878），这个当爹的见到两个儿子，父子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吕凤岐说：
两儿成童，各不相识，欢见之下，悲从中来矣。
这是两个既缺父爱又缺母爱的娃。现在，二娃先走一步。吕凤岐说：“以逃学受薄责”。很有疑问：
第一，这孩子虚岁十九周岁十八，在那个时代也该结婚了，什么样的“薄责”会让他上吊自杀？
第二，吕凤岐小时候跟老师学论语，答错了，塾师用戒尺敲一下而已。19岁的贤钊会是什么责罚？
第三，吕凤岐虽是科举小桥上的胜出者。但他七岁就知道科名烦人，出仕后更知道当官不易，又怎么会逼孩子为科举而丧命？
总之，这个后娘可以合理怀疑一下。
吕美荪有一篇《蒋夫人示夥继室》。说，1879年，吕凤岐携二子入京的头天晚上——应该是1879年的阴历十月十二夜，因为据他爹的行年录，到京是十月十三日——她娘做了一个梦：
余母梦一妇人，长身玉立，面含凄色，谓余母曰：“汝怜吾儿，则吾亦必爱汝女。”即抱余姊于怀，旋转如风。时余姊甫周龄，余母急夺之，惊而醒。姊体即大热，竟夕啼不止。次日父携两兄至，语以所梦妇人形貌，果蒋夫人也。吾母性本慈厚，自是益恩抚前室子若己出。吾父视学山右时，延师教读，师督之过严，每夜半揭其衾扑责之，两兄必号哭奔逃于内室。吾母闻声，虽雪夜不及披衣，立开门纳之。吾父任满乞休，侨寓六安乡间，两兄怜母终岁蔬食，伺父入城，放巨盆于方塘，乘而渔焉。盆忽翻，俱落于水，援之起，吾母婉求诸佃户，乞秘之，至于声泪俱下。由是两兄感激，益孝事继母，节庆日叩首必至地。悲夫，蒋夫人为母之心，虽死而犹勉托后人，世之为人子者，顾可不孝也？而为继室者，又乌可不善视前出之子女也？
这文章有诸多不可解。
第一，哪里是“薄责”？雪天太半夜，这个后娘都进入温暖梦乡了，那边厢，却是恶毒的家庭教师揭开两个孩子的被子拚命殴打，以致于两个娃号哭奔逃于内室。这是谁的意思？
第二，两个兄长为孝顺后娘，坐盆里给她钓鱼。钓鱼也罢，掉到塘里后，这个后娘求佃户保密，以至于求到声泪俱下？
第三，亲娘居然在梦里唬这个后娘。这个后娘平时是啥心思呢？
不管如何，贤钊自杀，痛的不过是亲爹。更痛的是，祸不单行，两个月之后，“冢妇”也死了。冢妇乃嫡长子正妻，也就是贤铭原配黄氏——黄楚芗之次女，小两口结婚才五个月。吕家倒不会缺媳妇，第二年，光绪十四年（1888）年，吕凤岐给贤铭续娶汪氏——同邑汪萼楼（期棣）之女。光绪十六年（1890），汪氏给吕家生长孙女翠霞。
又是危险信号，要是个长孙就好了。
光绪十七年（1891），吕凤岐55岁，这年正月，他最后的儿子长子贤铭病死。吕美荪有一篇《强盗误杀》，认定贤铭之死是有因果的。说这个兄长不喜读书，却富陶朱之才，十五岁就开始经商，十年之后成土豪，天性喜欢奢侈，老爹训也训不过来。某年岁末，他由六安前往旌德扫墓，“狐裘金表赫然贵公子”，夜宿旅店遇上五个贼，把他的衣物都盗走了，于是亲往县衙报案，县令三日内擒盗五人，申文于省，斩后始知，盗实为盗，但却不是抢劫吕大公子的盗。大公子很后悔。卧病在床看见五个盗人跟他怒目相向。美荪感叹曰：无心误杀，且实为盗，人家还来找咱瞪眼，那要是有心杀人，岂能无报乎？
按吕凤岐的《石柱山农行年录》，贤铭这次扫墓当在1890年。记曰：“二月，遣铭儿回旌扫墓，月余始返。”按美荪的说法，贤铭“病笃卧床，见床之里面有五人怒目相向，至为狞恶，母入则去，母去则入。兄牵母衣不放至一昼夜，终泣涕相守，终无所覩矣，而竟逝夫”。
两儿俱失，简直是要老头的命！民间俗称断后！剩下的家庭成员是：吕凤岐和严氏、四个女儿、一个寡媳、一个才几个月大但虚岁却已算是2岁的孙女儿。
吕凤岐连行年录都没心思写了。光绪十七年（1891）起，一字没记，仅有贤鈖事后补注的“谨按”。
十七年辛卯 五十五岁：
女鈖谨按：是年春正月，伯兄贤铭以疾殁，先君恸甚，因得眩疾，体气日以亏虚，惟仍黎明即起，读书至夜分始辍，一灯青荧，不为倦也。
十八年壬辰 五十六岁：
女鈖谨按：先君自伯兄夭折，无以遣怀，日亲督诸女读，并教伯姊贤钟作墨兰。姊字惠如，年十二，已有清映轩诗数十首，至是课益勤。是年，为延徐司马（忘其名）教画百种蝴蝶及花卉，艺颇能进，先君略解忧焉。
十九年癸巳 五十七岁：
女鈖谨按：先君动触悲感，不欲城居，多住乡间田庄上。友劝筑新宅以易境，因以金四百，购六安城南地起屋，而藏书之长恩精舍建于宅之东偏，乃三载中工屡兴屡辍，终不为乐也。
二十年甲午 五十八岁：
女鈖谨按：先君秉性澹泊，故五十而致仕，惟以书画游览自娱，洎两兄继亡，颇郁郁。是年中日衅起，益居恒忧叹也。
二十一年乙未五十九岁：
女鈖谨按：中年秋，新宅成，庭园花木也遍植。先迎诰轴及祖先像，主于东厅，然后入居。九月十二日，为先君五十晋九诞辰，州官及绅学就新宅为寿，辞不获，因是劳顿惫甚。旬余，独登小园假山，眺望郭外长河风帆，乃雨后山滑，偶踬。扶归疾作，十月初三日竟见背。呜呼痛哉！吾母严夫人以二子之亡，复失所天，庭帏未能宁居，茹痛弃产，挈三孤女永离六安，就食来安外家。蓋伯姊于遭大故之次年，遣嫁外家为妇，来依之也。不数年，鈖等稍长，各出任女学事，得资奉母。岁癸丑，母又弃养，爰卜葬于沪之第六泉旁。哀此终天，鈖等永为无父无母之人矣。
第一年，长子死亡。老头伤心之下得了眩疾。但还能读书，从早读到晚。
第二年，不高兴，亲督诸女读书，大闺女能诗能绘，于是请专门的绘画老师，大丫也争气，老头略解忧愁。
第三年，不高兴，在朋友的劝说下筑新宅——这是他在六安的第三处房产——希望换个环境，改善心情。
第四年，不高兴，中日战起，家事国事皆不堪！第五年，中日战争以大清完败而告终，吕凤岐新宅盖好。适逢59岁生日，州官及绅学到他的新宅为他贺寿，老先生可能有些小兴奋。之后独登小园假山，天雨路滑，绊了一跤，扶回去生病不起，撒手西去。吕碧城的娘在吕家呆不下，带着女儿回娘家。大闺女嫁给了娘家兄弟的儿子，她自己死后，没有归葬祖坟丈夫身旁，而是孤零零地葬到了异乡上海。等于自己把自己休了，与吕家彻底绝交！
生命中的最后五年，吕凤岐光剩下伤心了，没做任何安排与补救。也就是从近亲族支中过继一个儿子。
中国传统的继承制度，叫宗祧制度，而立嗣乃宗祧制度中重要一环。宗祧与立嗣，在周礼中有详尽的描述。如果说周时还是局限于大宗，也就是上至天子、诸侯，下至大夫、士等贵族阶层，那么封建结束，秦汉之后就渗透到了民间，家国同构，上至统治者，下至庶民百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果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那么家之大事，就在一个祀：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上以事宗庙，就是男性继承人的祭祀义务；下以继后世，就是男性继承人的生子义务，生不出来，或者中途夭折，都要补救，在同宗同族中，选择一个嗣子，民间俗称过继。是为立嗣。
立嗣，如果说在西周是宗法制度，秦汉是社会习俗，唐朝就诉诸法律条文了，到了清朝已形成完备的法律条款，地方官手里更是诸多判例。至于吕家，过继立嗣也是常态。吕凤岐的父亲吕伟桂这一辈弟兄四个（伟槐、伟桂、伟权、伟楷），吕伟桂自己行二。老四伟楷未婚而卒，家里就把老三伟权的儿子烈护过继给了老四。吕凤岐祖父去世，弟兄分家也是按四股均分的。
晚年断嗣，吕凤岐知道后果很严重，为什么不按法统与习俗给自己过继个侄儿当嗣子？
吕凤岐同父同母的兄弟是五个，同父异母的兄弟是两个。
五个亲的，兄弟情深。同治五年（1866），“三兄无病殁于六安，恸甚”；光绪八年（1882）他接到山西学政之任命，听说二兄死了妻，且有病，就写信让他住到五弟处，一切开资由他供。准备出京赴任时，写信让二哥由安徽赴山西由他照顾，准备出发的当口，接到二哥死讯，他“为位而哭，数日不能理事”；光绪九年（1883）他在山西学政任上，得了哮喘的五弟挈眷到山西投奔，没有治好，又回了安徽，一年之后，光绪十年（1884），他听到了五弟的噩耗，“痛何如之！”
两个异母兄弟，老七风阳出痘夭折，老六凤台咸丰十年（1860）被捻军赖文光的贼兵掳走，15年之后，光绪元年（1875）这孩子又跑回来了，一家子“喜出望外”。发现他不识一字后，老五“辍业教之”，吕凤岐还感叹：“惟性颇鲁钝，读书终不能成，为可憾耳。”虽然读书不成，但对七弟的爱护是显而易见的，退休前回老家那趟，给族里亲人赠送的三份500两银子就有老七一份。
总之，他要过继个侄子，一句话的事。
为什么不呢？
吕美荪的《记先大夫葬亲事》，透出一个惊人的信息，吕凤岐兄弟多人，居然没有一个保住儿子：“先大夫昆季六人，子嗣尽绝，仅留七女，虽薄有遗产俱不得承受锱铢。余女兄弟四人既长，各糊口于四方，自食其力，同堂妹三人或早死，而不死者所嫁亦皆贫困”——老七因痘夭折，美荪没有排他。看吕凤岐的《石柱山农行年录》，可以发现，至少在1857年，吕凤岐所报的男丁，他父亲这一支是子七孙四——所谓的子七，是老七凤台在次年才去世，所谓的孙四，乃是吕凤岐的长兄有两个儿子、二兄和三兄各有一个儿子。难道这些男丁，也都统统死了？
六门七个闺女，吕凤岐家四个，其它家共三个，这三个还有早死的。不过吕凤岐家贤满也是27岁早死。
美荪的信息中，我们首先能判断的是，六门虽然都绝了户，但七个闺女，没有一个能继承遗产的；至于吕凤岐，按理应该过继其余五门兄弟的后代，但兄弟们也都绝了后，除非他们每家也过继了嗣子，并且这些嗣子又都生了孙子，否则，就只能过继吕凤岐他爹的兄弟们的后代。
吕凤岐父亲吕伟桂本人兄弟四门，吕伟桂自己排行老二，老四由于早死，从老三家给老四过继了一子。那么，有资格跟他们争家产的——其实争嗣更准确——至少三门：老大家，老三家，老四家。同样是在1857年条里，吕凤岐列出的老大家，是“子三孙五”，老三家是“子三”。没说老四家。但是，光老大家与老三家，有资格争嗣的就够多了。
惊诧的是，这种罕见的兄弟六个全部绝门绝户的状况，更惊诧的是，吕美荪的解释，说十年内百思不得其解，自家前世并未缺德。直到遇到一个旌德老乡。说其父1877年中进士入翰林之后，回乡葬亲，这个老乡回乡应岁试小考，跟她爹同行。吕凤岐购了一片坟地，问中人，下面可确保无坟否？中人说没有。工头和小工也受了卖主贿托，结果让他掘了一个古坟，这下摊上大事了——工头死了又活了，让其母去找吕凤岐，说自己是被阴间执法者捉拿去的，原墓主在那边告状，说挖了人家一百年的坟，还把人家尸头扔二三里之外，要求阴间执法者对所有人等严惩不贷。阴间判官说，事已至此，严判也不是个事儿，这样吧，你回去传话给姓吕的，让他把你们重新装殓复归原位……工头他娘去找吕凤岐，吕凤岐却说，我当初问，你们说下面没坟，现在又说有，我已埋好亲人，再迁一回容易哩？再说你们说不定骗人哩，想让我重新买地。我假期已到，明天就回京。给他们一个潇洒的背影，走了。这下可好，卖主、中人、工人七日内爆死二十多人，吕家，十年后吕凤岐退休，开始被算账……
美荪叹曰：“此事实为先大夫因劳顿之故不及临时视察之疏忽所致，原不敢传示于人，但偶出无心且可警世，而余直书其事，不为先人讳，不孝之罪其能免乎？”
我查了《石柱山农行年录》，确实有回乡葬亲。说自太平军、捻军之乱后，他们家族“柩停累累，五服之内未葬者尤多”，遂写信给二兄，要他在家择吉地，等他措资而归再葬。1878年年底他携金而回，家族兄弟也都到位，大家一块襄理葬事，一直干到1879年。吕凤岐说，“择得茔地五处，属五弟等督工营造。”他自己还去黟县、十都等地寻找继母棺柩，不得。葬事如下：
先祖考、先祖妣、先考、先妣，从旧坟里挖出来，附上先继妣，也就是没找到其棺柩的继母的木主，五人，葬于马村之龟形；
继伯祖妣、三叔考、先三兄、从堂伯妣、先二嫂，五人，葬于鸭绿溪之东瓜形；
大伯祖考、堂伯考、先师向春先生之配、堂伯妣、先长嫂（木主）、从堂兄、从堂侄妇，七人，葬于下东山铁灯庙侧；
二伯祖考、二伯祖妣、四叔考、堂伯妣、再从堂伯、再从堂伯庶妣、从弟时庸、从弟时来，八人，葬于敦睦岭之钢窑冲；
先伯考、先伯妣，两人，葬于和村之八十庙。
连挖旧坟，带葬新人，这次吕氏家族总共葬27人。吕凤岐很自得：“于是服内无一浮土之棺，惟蒋恭人未葬，权厝和村”。所谓的服内，当是五服之内。如果连第二任妻子蒋氏，是28人。之所以未葬前妻，估计是想让她等自己死了再合葬吧。
花费也不少，吕凤岐说：“事毕捐资，倡议重建七分支祠乡堂，以及分恤亲属，在家共费二千余金，客囊已罄。”
里面有个重要信息，重建七分支祠堂！
徽人大族，都建祠堂。除了用来供奉和祭祀祖先，还具有多种功能：光宗耀祖；各房子孙办理婚、丧、寿、喜；族长行使族权；家族社交；家族小学……
吕凤岐同辈兄弟七门，所以他建的是七个分支祠堂。虽然老七夭折，但依然有老七分祠，既有老七分祠，老七也得有嗣子。
虽说七个分祠最终全绝。但是至少吕凤岐下葬的时候，六门还没有绝丁。所以，我更关心吕凤岐本人是如何下葬的。因为，死前没来得及过继儿子，死后第一件事，要解决的就是立后嗣，定孝子。否则，丧葬没法完成。
那时的吕家，能不遵守传统乎？就是现代，敢不按传统丧制来的，也只冒出一个二百五李敖。所以，吕凤岐的死，并不是家庭悲剧的结束，相反，这悲剧拉开序幕，并向纵深发展，甚至影响了吕家姐妹的终身幸福感，也影响了受众对这个家族的评价——好象族人都恶得如狼似虎一般。以至于有学者悬疑地指出：吕凤岐病逝后，所谓的“恶族夺产”中的“恶族”，到底指的是哪些人？
兄弟七门都绝户，那么，只能是吕凤岐的堂兄弟？
澄徹居士的《吕碧城居士传略》里说碧城“年十二，丧父。家产被堂叔侵占，贫无以为生”。也是剑指堂兄弟。
有关吕碧城母女遭遇的“恶族”，有描述是这样的：
吕凤岐坟土未干，一群亲族就如狼似虎地打上门来，他们眼里盯着的是吕氏两千顷的良田，以及价值不菲的家产。试想，一个孤寡妇人、几名孱弱女儿哪里敌得过？族人的子侄辈们理直气壮地强行入嗣，接下来就要求继承他的遗产。严氏带着几个年幼的孤女，奋力挣扎在这群欲把她们母女吞噬下去的人面野兽中间。最后，为了夺产，族人竟将严氏、碧城等母女们禁闭起来。这些早年的遭遇成为吕碧城终身难以抚平的创伤，也因此萌发了她对旧制度的切齿痛恨。
其实不是坟土未干，而是，如何入坟土的。吕凤岐入坟土，就需要一个嗣子摔盆、拄孝子幡，否则没法完成下葬。吕凤岐死时，同门兄弟应该还有老六凤台和大哥烈芬。
即使吕凤岐死了，依然有补救措施。就是寡妇立嗣。
有关寡妇立嗣，不管是法律条文，还是地方判例，都十足地保护寡妇利益，何况严氏还是山西省学政的寡妇。《大清律》规定曰：“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须凭族长择昭穆相当之人继嗣。”其中第一规定是寡妇守节，第二规定是，你是亡夫代理人，得给他立个男性后代，第三，由族长择人，就是族长与寡妇商议，可以就亲选择，从丈夫亲兄弟或者堂兄弟所生的孩子中选择一个，这叫血缘亲；可以就爱选择，就是偏爱侄儿辈中某一个，对方于情于理于法都不能拒绝。有拒绝的，比如嫌你家穷，但地方官可以一纸判决给你判过来：让兄弟断后，你还是人么？
吕碧城她娘良田两千顷、藏书三万卷、黄金白银不确定，哪有家长不愿孩子过继的？结果只能是争继。但你有选择权。即使选择错了，还有后悔权与退货权，就跟淘宝似的，无理由退货。
清朝寡妇立嗣法、理、情皆备。光绪年前，江西一个23岁的寡妇，想立一个19岁的侄儿为嗣子，地方官不给判，理由是，嗣子嗣母年纪相当，“假其家庭之内，落寞自处，不足以承寡母之欢颜；假其定省温清之节一一无违，亲爱殊常，反足以动旁人之物议。此非善全之道也”。一句话，年龄不洽，请重新选人。
这种法理情，直到今天还在中国的抱养制度中有所体现。如单身男人抱养闺女，收养法第九条规定：“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40周岁以上。”如果说这规定是保护女童的，那么上面清朝地方官的判案就是保护寡妇的。
吕碧城她爹生前没有立嗣，吕碧城她娘做了寡妇后也没有立嗣。再退一步，他们夫妻还有更好的选择，就是给两个早亡的儿子立嗣，二嗣合一，给兄弟两个立一个共同的嗣子——传统说法叫兼祧。由贤铭的寡妻汪氏做孩子嗣母，问题就一揽子解决了。为什么不呢？
吕碧城她娘赌气携女回娘家：第一，等于把自己休回娘家了，已不是亡夫的代理人，对于夫家的财产等于自我放弃；第二，这个后婆婆心里，根本就没有儿媳孙女的位置。岂止这个做奶奶的没有，就是吕家四姐妹，四个做姑姑的，从来没有提过这个名叫翠霞、年龄与四丫只差两岁的侄女。
不是族人抢财产。因为不管是按清朝法律，还是按乡规民约，财产都不属于吕家四姐妹——《大清律例》规定：“户绝财产，果无同宗应继之人，所有亲女承受。无女者，听地方官详明上司，酌拨充公。”一句话，绝了户，没了男性继承人，得在同宗也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才能传给闺女。没有闺女，就得充公。
再看看当时的判例法——吕凤岐同年樊増祥的《樊山批判》中，不乏昆类判例，比如《批翁慎修呈词》和《批翁车氏呈词》中，翁车氏乃翁其森续妻，有两个闺女，翁慎修乃翁其森前妻儿子。樊大爷判曰：第一，寡妇改嫁，例所不禁，何况你非嫡妻，慎修也不是你生的，你想守寡，乃是正理，不想守寡，也是常情。你先明说你到底改嫁不改嫁。第二，不管改嫁不改嫁，如果和儿子一块过，那么“大锅吃饭，零碎用度，母女三人取其足用而止”，若该氏必欲分家，那也不能平半分，给她十分之三，而且这十分之三她只能取息，不能当，不能卖，并且特别提出，“不准将祖遗产业分给其女，带往夫家”……看看，吕家的案子就是让樊伯伯判，吕家母女也沾不了便宜。
吕家还有一招，招上门女婿。《大清律例》规定，“如招养老女婿者，仍立同宗应继者一人，承奉祭祀，家产均分。如未立继，身死，从族长依律议立。”法理上说，招上门女婿可以，但也必须从同宗立个上坟的应继者，然后财才一分为二，应继者一份，养老女婿一份。如果没有立这个应继者，自己死后，由族长按照律例给你议立。实际上，不一定非得立同宗，也可以立个异姓嗣子。《大清律例》虽然明确规定不得立异姓嗣子，但实践中各种意外情况层出不穷，地方官有相当程度的自由裁量权。还可以看樊增祥的判例：《批张来详呈词》。张来祥控告其寡嫂在其兄病故后，不立他的儿子，反而立韩姓之子寄娃。樊增祥根据其呈词中的一些自相矛盾，抓住“前称尔兄病中，邀请亲族言尔嫂有自幼乳养韩姓之子寄娃，情难两离等语”，着其将自己儿子收回，强调：“尔嫂之事，毋庸尔管。至称寄娃欧尔受伤，明系诬饰，姑准验伤，以穷尔奸诬之技，仍不准唤案，以安彼孤寡之生。”一句话，不但承认这个寡妇“乳养韩姓之子寄娃”的既成事实，还坚决否定这个小叔子有干涉寡嫂之事权，至于他控告自己被寄娃打伤，老樊都不愿意相信，只同意验伤，但是就别传人家孤儿寡母到案了，叫人家安生一会儿吧。
所以，我更关心的是吕家的善后。寡娘带着四个闺女与动产一走了之，寡媳带着吕家唯一的孙女往哪儿去呢？她肯定不掌握家族资产，娘家也很难把她接回去，估计只能留下，由族中长老与吕凤岐大哥、六弟出面（如果这俩还活着的话），给她立个嗣子，这嗣子是贤铭的，兼祧贤钊，名正言顺地继承吕碧城她娘带不走的不动产，吕凤岐坟前有人，身后有丁，也算尘埃落定。
吕家族人不是无理取闹，正相反，法理、人情、乡约、族规，都站在族人那边。吕家姐妹不是有事就找樊增祥么？为什么这事不找他？谁不知道樊增祥乃清末能吏，他的多个版本的樊山批判、樊山判牍乃当时及后世的案例范本？只不过按樊山判例，吕家母女沾不了便宜而已。另外，吕家族人和严士瑜娘家，都不缺当官的。吕家族长应该不是弱者，碧城光从政的舅父就有三个……但凡严氏占点法理，也不至于闹到这般地步，所以，法理情方面，吕氏母女皆下风。
按美荪的说法，即使到了1902年，母女身边还有“恶戚”：“母妹寄居外家，复为恶戚所厄，惨无生路，俱各饮鸩自尽，幸为邑令灌救得活。而伯姊复泣求于江宁藩司樊樊山年伯，乃荷樊公星夜飞檄邻省，隔江遣护勇来迎。”碧城写的则是：“曩年先母乡居，被匪掳劫，时樊公为江宁布政使，遣兵救之，得免于难。”
难道吕碧城娘家也有恶戚？或者，是婆家的人千里追杀？中国传统，娘家人才算亲戚，所以“恶戚”当是严士瑜娘家？问题是，碧城这里又成匪了。这姐俩，一个比一个说的稀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