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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萧红初小毕业后，进入北关初高两级小学校女生部，读高小一年级。该校位于城北二道街的祖师庙院内，后来曾称为道文小学、第二初高两级完全小学校、胜利小学校等。
不久，张廷举升任第二初高两级小学校长，觉得该校不咋地，就于1925年把萧红转入了呼兰县第一女子初高两级小学校（即后来县立第一女子初高两级小学校女生部），插班高小二年级。
这一年，“五卅”运动的旋风也旋进了呼兰县城。呼兰中学联合会发起了游行、讲演、募捐等活动，萧红也积极参与了，而且胆气非凡，领着同学直撞那些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给他们讲道理，劝他们捐钱。学生联合会举行义演的时候，萧红还在里面扮演了一个小角色！
1926年，虚岁16岁的萧红结束了小学生涯。本县虽然有中学，但不招收女生，所以她要继续读书，有三条路：一是家境不好的，去齐齐哈尔读省立师范，学杂费全免，但报考的人多，招收的人少；二是家境稍好的，在本县上中学，虽然师资力量较差，但费用相对低廉；三是去哈尔滨上女子中学，学费和吃住都要花很多钱，这是最时髦的，家境好的，多去那里。
萧红当然想去哈尔滨读中学，一是张家子弟大都在哈尔滨读书，甚至还有在北京读书的；二是张家好歹是大户人家，差钱也不能差了面子。问题是，萧红父亲张廷举和大伯父张廷蓂反对。
张廷举没说什么理由，他心里可能有的是数，一方面，知女莫若父，他太了解女儿的性格了；另一方面，他长期在教学第一线工作，也太了解当时的学生了，何况女儿高小这两年，又是参与社会活动，又是演戏的，所以他回答女儿的是：“上什么中学？上中学在家上吧！”于是父亲在萧红眼里“变成一只没有一点热气的鱼类，或者别的不具有情感的动物。”
大伯父反对萧红去哈尔滨读书的理由是：“不用上学，家里请个老先生念念书就够了！哈尔滨的文学生们太荒唐”。“女学生们靠不住，交男朋友啦！恋爱啦！我看不惯这些。”
不能说萧红的大伯父有偏见，只能说，他太有预见了。而且这话，应该是他替自己的三弟说出来的，因为张廷举面对长女，不方便说出来这些话！
第一，文学生们确实最荒唐，估计是跟所学的东西有关吧，直到今天，文科生还是比理工科生不靠谱多了；
第二，女学生，包括他侄女，也确实靠不住。岂止是交男朋友、谈恋爱这么简单，同居、私奔和未婚怀孕，全都一幕不拉地上演了！
面对全家的反对，萧红当然要反抗。她的反抗方式就是在家吃吃睡睡，嘛事不管不顾，后娘梁亚兰再也忍受不下去——放谁也忍不下，这个时候萧红小学毕业，萧红亲弟弟张秀珂读小学三年级，姜玉兰第一个孩子正满地跑，第二个还在手里抱着，肚里又怀上一个——这后娘，累也要累死了，她对这个前妻生的大闺女再也不能容忍，熬了半年之后，她不再对着桌椅骂人，直接与前妻生的大小姐面对面的吵上了，并且让亲生父亲也看不下去了，大骂16岁的女儿“你懒死啦，不要脸的！”萧红硬生生的顶上去：“什么叫不要脸呢？谁不要脸？”结果被父亲赏了一巴掌。
于是她躺炕上，开始生病了。
祖父心疼孙女，拄着拐棍抖着白胡子求过继来的儿子：让孩子上学吧，别病坏了。父亲这个时候最恨的可能就是这个嗣父了：不是你从小惯的她，她哪能长成这个样儿？总之他冷冷的回答嗣父：有病在家养病吧，上什么学，上学！
萧红在家里与父母持久冷战。1927年，她受人启发想到了新的办法，那就是扬言要去离张家大院不远的基督教堂当修女去。爷爷一听急了，大骂嗣子张廷举：
你是个没有良心，忘恩负义的人。你刚来呼兰时，你妈不让你上学念书，你又哭又闹，说啥也不干，是我把你送到齐齐哈尔上学的。若不，你能有今天？现在你翅膀硬了，见我老了，不中用了，就不把我放在眼里。我说的话，你没当个屁！我告诉你，我还没死，这个家还是我的，我还说了算。你不供她念书，我供！卖房子卖地，砸锅卖铁，我也让她到哈尔滨去念书。我还告诉你，如果你俩口子把荣华逼得出了家。我就死给你俩口子看看！
老头子这番话，放哪个过继子也招架不住。你萧红面对的是后娘，可是你爹面对的也不是亲爹哪！再说家里出个洋尼姑，张家也丢不起那人。于是萧红她爹终于从了。为此，萧红得意洋洋地说：“当年，我升学了，那不是什么人帮助我，是我自己向家庭施行的骗术。”
我倒觉得，骗爹不是什么本事，骗过爹的隐忧，才叫本事。一句话，大伯父的预言，与她爹的隐忧，她加倍的给他们上演了！
光上演还不够，可能是跟爹的关系不好，所以萧红与亲弟张秀珂都怀疑爹不是亲爹。张秀珂跟萧军说，他真正的父亲是个贫雇农，母亲姜玉兰和张廷举有了一腿，于是谋害亲夫，才带着他和姐姐萧红嫁到了张家。由于怀疑爹也不是亲爹，所以亲爹在萧红眼里自然也不是好人了。在自己的文章中，她对父亲的评价是：
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奋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就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的身边经过，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后往下流着。
东北爷们肯定有躁的一面，但是，萧红你个做女儿的应该知道，你9岁丧母并有了后娘的，可你爹却是3岁丧母、12岁过继、32岁丧妻、丧妻前夭折一子、丧妻后送出一子且这一子不久也夭折的东北爷们。对于他来讲，人生三不幸——童年丧母、中年丧偶、老年丧子都是小菜了，他是童年丧母、少年过继（等于又丧了父）、青年丧妻又丧子。你还想让他怎么着？小的时候你不知道体贴父亲也罢，长大成人后诉诸成文，还是一脸的怨恨，只有家人欠你，没有你欠家人的。你说你爹养你这么个闺女，图啥呢？就图你个白眼狼跑到外面乱扒爹娘的不是？
下面看看萧红在萧军面前，如何乱扒她爹的：
第一，萧红认为“父亲是个懑憨、庸俗的人，虽然也算个中等的知识分子——当过教员，巴彦县城的教育局长之类——但却没什么‘知识’可言，而且还染了一些土官僚气。”
第二，懑憨、庸俗，官僚、没知识也罢，她居然跟萧军诉说，她父亲张廷举“对于她曾经表现出过企图乱伦的丑恶行径”，并希望萧军给予“揭露和打击”。
结果，萧军还真按萧红提供的材料写了一篇名叫《涓涓》的小说，里面有个莹妮就是萧红，说莹妮十三岁的时候，差点被父亲达三（当然是选三张廷举了）强奸！“从此他们父女之间，便筑成了一道不能够挫毁的冤仇的铁壁”，在父亲眼里，“莹妮是他一个强奸未遂的敌人”。
也不知是萧军传出去的，还是萧红自己传出去的，总之，除了萧军，二萧的几个好友，比如哈尔滨时的方未艾和武汉时的蒋锡金，都认定了萧红不是亲爹。
陈隄说，方未艾1982年给他写过一封信，内容如下：
你看过萧军写的《涓涓》吗？那里的莹妮就是乃莹，小珂就是秀珂，达三就是选三。萧红写的《王阿嫂之死》里的张地主的佣人中有个姓王赶马车的遭遇。她的生母没有象王阿嫂那样刚烈反对张地主，竟带着她和她的弟弟嫁给张地主了。她最初知道她不是张地主生的，是她生母死了以后，她十一岁时她的继母骂她是带犊子，又用棍子打她，她的祖母用针狠毒地刺她，张选三也不把她当亲生女儿关怀她。她就感到她成了外人，怀疑她自己是不是张家的骨肉。带犊子这句话，她问过她的聋祖父，他支支吾吾，含混其词，不肯明说，有一次在学校和一个同学争吵，才把她骂明白了，她是她母亲改嫁到张家带去的孩子。到了十三、四岁她成长了，张选三又对她象萧军写的那样，她就更证实了。后来被逼订婚，所以她就坚决反对，并决心离开了那个可恶的地主家庭。
至于蒋锡金，《长春》1979年5月号发表有他的《萧红和她的<呼兰河传>》，内云：
现在一般的传记都说萧红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张姓地主家庭，“父亲是当地负有声望的乡绅，持家颇严；母亲在她出生后不久即去世，继母待她并不好；父亲偏听继母，对她也是冷淡的……”，等等，事实恐怕并非如此。第一，萧红虽然大家都知道她原名张乃莹，这只是她随她母亲到了老张家之后随了张家的姓和取了的名字，她原有自己的父亲，她姓什么，也许姓张，也许不姓张，我不知道；萧红本人生前大约也不知道，能够知道的人很少，能知道而现在还在世者恐怕也不多了，因此，她原来可能还有个什么小名，她自己大概也不知道，只有她死去了的自己的父亲和母亲能够知道。第二，她的母亲也并不是生了萧红以后很快就去世了的，萧红还有一个同父所生的弟弟，在《呼兰河传》中，萧红长到四、五岁的时候，他才一岁半岁的，所以在小说里面就“不算他”。萧红的母亲在丈夫死后，带了两个孤儿，进了姓张的地主家，又有了这个父亲，所以这两个孤儿都姓了张。后来她母亲死了，萧红又有了一个“继母”，当然不会得到青睐。
现在，不管是萧红家族之人，还是本地学者，都强烈地表示并证明，萧红确实是亲爹。我想信萧红是亲爹。但是反过来这一切说明什么呢？说明，家里出个文艺女青，对外固然不算什么坏事，至少大家可以多读到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但对家人，却绝对是坏水了，你不知道经她敏感的、病态的、神经质的、唯我独尊的文艺情绪一放大，家里人就都禽兽不如了。
有意思的是，萧红弟弟张秀珂也一直持有同样的怀疑，不但请自己的媳妇帮助自己观察，还跟萧军诉说过自己的怀疑，直到东北解放后，这种怀疑还一度持续。按其儿子张抗的说法：“父亲最后自己也否定了这个怀疑，张廷举是肖红的生父，而不是继父。我父亲还认为：祖父和肖红的矛盾发展到不能相容的程度，不是什么血缘关系不同之故，而是肖红的思想与行为超越了封建统治阶级所能允许的极限范围。”
这个结论太好玩了，要让我笑岔了。后娘自然是后娘，连亲爹都怀疑，确实不成体统，最后好歹不怀疑了，却又扯上阶级斗争了，还不如继续把亲爹当后爹怀疑呢。叶君说：“人们往往在想象中赋予她一些苦难，或片面夸大苦难。而这种言过其实的苦难又几乎无一不是归结为阶级对立，萧红个人对于命运的抗争自然演化为阶级反抗。”
跟阶级有个毛关系哪！顶多是萧红的思想与行为超越了她爹恪守的传统伦理道德所能允许的范围而已。用我们村里的话，描述一个姑娘不守传统规范，四个字：“生野不羁”；再四个字：“疯的不轻”！作为一家之主，萧红的父亲要的是脸面与规范，而萧红要的是自由与放纵。放哪个爹，都不会允许亲闺女走向这条道的！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父女关系阶级斗争化，原因不外是：
第一，萧红的写作是在中共与左翼文艺团体的影响下开始的。那么她的作品必然是阶级斗争为纲的。之后，这些革命战友回忆她的作品，也仍然或多或少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这一切直接影响了现代学者的话语系统，何况一些学者原本就没有摆脱过话语系统的意识形态化！
第二，对于萧红来讲，谁反对她的性爱杯水主义，谁不任着她胡天胡地，谁就是她的敌人。别说那个激进时代了，就是现在，青春期少男少女最大的敌人，仍然是家庭。所以家庭乃她的第一号敌人。不只她这样，中国当年的知识分子追求放任的三无牌（无婚姻伦理，无责任伦理，无道德伦理）的个人生活时，首先面对的是家的束缚，而不是国家专政机器的压制！所以萧红笔下，父亲绝对是丑恶地主的代表！而父女性格、价值观念的冲突，也就很容易被受众歪解为阶级冲突了。
不管是阶级冲突，还是性格与价值观念的冲突吧，时至如今，学者们也发现萧红她亲爹不能这样一直处于被批斗（还是她闺女领着学者与人民群众集体批斗）的地位。正如给萧红的亲生母亲平反一样，呼兰学人同样也想给萧红的亲生父亲平反，他们说：
萧红的童年一直沐浴着父亲的阳光。萧红的生父张选三，正如萧红在她的自传性作品《小城三月》中所描绘的那位父亲那样，是一位具有“维新”思想的家长。他虽然有世俗的重男轻女的偏见，但他严格区别于一般的顽固守旧的封建家长。他对女儿的态度，完全和妻子姜玉兰一样，一心一意想把她培养成为一位大家闺秀。在这个总的培养目标下，在萧红童年的全部生活中，他任其自由的成长，未见他做过任何过分的干预。就连祖父对萧红过分的娇惯，他也没象姜玉兰那样，有过任何明显的觉察。
这也是拨乱反正吧。现在，让我们施舍给萧红这个亲爹一些笔墨吧。你说一个做亲爹的，长期沦落在文艺女青之女的阴影里，不管从哪方面说，都是一种不地道。
萧红生父张廷举，是萧红祖父张维祯五弟——张维岳第三子，3岁丧母。12岁，张维祯将他从阿城福昌号接到呼兰读书，过继为子。
张维岳生有七男一女。七男依次为：老大廷蓂，老二廷选，老三廷举，老四廷会，老五廷禄，老六廷献，老七廷勋。福昌号张家是老二、老四当家，老三虽然过继过来了，但哥几个并未分家，对呼兰的老三更是照顾有加，逢年过节，送米送面、送肉送菜的。
至于他的履历，前面说过，最初毕业于黑龙江省立高等小学堂，因考试成绩优异，励廪生。进入黑龙江省立优级师范学堂，毕业时被授予师范科举人、中书科中书衔，配到黑龙江省汤原县任农业学堂教员、劝业局劝业员。婚后调回呼兰，任呼兰农工学堂教员、改良私塾总教员。民国后，在呼兰县任过小学校长、义务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通俗出版社社长、教育局长。萧红跟人私奔后，他受舆论压力，辞去呼兰县教育局局长的职务，到巴彦县去任该县教育局督学兼清乡局助理员。“九一八”事变之初，在齐齐哈尔任伪黑龙江省教育局秘书，后回呼兰任伪呼兰县协和会副会长。日本投降、伪满洲国垮台后，又充当过呼兰县维持会副会长。1945年东北“八一五”光复后，共产党和苏联红军接管了呼兰的维持会，建立了民主政权。紧接着开展了“清理反动党团组织”、“反奸锄霸、清剿土匪”、“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砍挖”等运动和斗争。在“砍挖”斗争中，群众斗争了张廷举，拉走浮财。但只是一般的斗争，没有打他，一者张廷举没干过坏事，没有民愤；二者，他主动献出财产，除他本人的房子以外，其他房屋全部交出，并把他珍藏多年的《呼兰府志》献给了政府。至于伪呼兰县协和会副会长，众所周知他是被迫的，纯应付性的，也没干啥坏事。所以最后被群众定为地方开明士绅，并以此资格，做过松江省参议员，参加过1946年的松江省人民代表大会。
如果嫌这些简历太干巴，那么我们还可以来几个感性的例子。第一，张廷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亲自砸毁了学校里祖师爷的塑像，这哥们儿够激进的吧；第二，他倡导新式教育，提倡办女学，呼兰的小学一设女生部，他就把萧红送去上学了，这爹够新潮的吧；第三，他支持妻子穿高跟鞋，这夫君够开明大度的吧……总之，张廷举好歹也是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现代潮哥，又长期在教育界任职，民主与科学之类，他自然并不陌生。萧红最后一篇自述性小说《小城三月》，不知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还是终于想明白了，反正她在小说里承认：
我家算是最开通的人。叔叔和哥哥他们都到北京和哈尔滨那些大地方、去读书了，他们开了不少的眼界。回到家里来，大讲他们那里都是男孩子和女孩子同学。
这一题目，非常新奇，开初都认为这是造了反。后来因为叔叔也常和女同学通信，因为叔叔在家庭里是有点地位的人。并且父亲从前也加入过国民党，革过命，所以这个家庭都‘咸与维新’起来。
因此在我家里一切都是很随便的，逛公园，正月十五看花灯，都是不分男女，一齐去。
而且我家里设了网球场，一天到晚的打网球，亲戚家的男孩子来了，我们也一齐的打。”
恩，好歹承认自己的爹也算开明了。问题是再开明，作为一个父亲，自然对女儿的要求不外是大家闺秀、恬静优雅之类，尔再女性解放，今天的社面上，做父亲的还是这样要求女儿的，所以，他对女儿的要求并不算过份。只不过爷爷的娇惯，让萧红离父亲的期望越来越远而已。至于他本人的个性，张抗的说法是：“据亲属讲，张廷举‘书呆子’气较浓，常年在外充职，不善掌家理财，故萧红的祖父张维祯死后，家境平平，入不抵出，甚至不时卖点地以应支出。”
张廷举的个性，王化钰先生也考证过，他说，据与张廷举共过事的健在的老同志讲：“他忠厚老实，待人诚恳，谦虚严谨；平时，不好结交俗人，寡言少语；不吸烟，不喝酒，从来没有人说他有什么不轨行为。他不攀龙附凤，不阿谀取悦，落落寡合。”
叶君的说法是：“张廷举性情温厚平和，一生没有不良嗜好。”
最值得参考的应是萧红二伯父之女张秀珉的回忆，因为她十二岁转去呼兰读书，吃住在萧红家整整三年（萧红父亲是她的三叔），且看她的回忆：
我三叔脾气可好了，从来没有打骂过我们，对谁说话都是慢条斯理的，从未声色俱厉过。
有时正在玩麻将，三叔下班回来，但他看见了就像没看见一样，从没批评过我们。
萧红小说中写三叔打有二伯，我没见过。那是文学作品，哪能当真事？
这才应该是萧红爹的真实脾气吧？
据说老头1948年春节在自家门框上贴了这样的对联：“惜小女宣传革命粤南殁去；幸长男抗战胜利苏北归来。”横批：“革命家庭。”
老实说，看了这样的对联，我第一感觉是：可怜的老头，原先是把闺女当作家门不幸，门庭之辱的，到了这个时候，又得扯上这闺女自保了。自保也就罢了，闺女逃香港搞写作，成宣传革命了。宣传革命也就罢了，张家都成了革命家庭了。革命，看来真的很恐怖啊！
陈隄的《漫话写萧红》里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文字，他说：
一九四六年四月东北人民代表大会在宾县召开，张廷举以开明仕绅资格参与盛会，笔者也曾在会上碰到张廷举，那时，笔者告诉张廷举说，萧红已于一九四二年一月病逝于香港，但张廷举听完之后毫无表情，别说自己生身父亲，就是一般爱好文学的人，一听到萧红的死讯，也都为之枪然，难道听说自己的女儿已离人世，真就一点也不表现悲痛？
这些都说明萧红不是张廷举的亲生女，应是确定无疑的了。
陈隄这段文字，意在论证萧红并非张廷举亲生女。但是如前所述，这丫应该是亲爹，一切都是她的误觉与激愤所致。那么，是亲爹的情况下，张廷举这种表现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萧红一系列我行我素的行为，深深地伤害了这位在当地颇有名望的教育界名士，女儿的行为实在有辱张家门风，有伤父亲自尊，所以心理上，他真的与萧红断绝了父女之情！
为了印证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另一位学者的说法。1951年王化钰先生在萧红小学曾与萧红的父亲有过一面之识，说他长得“慈眉善目”的，并且双方交谈过。按王化钰先生的说法，这个时候老头提起萧红来，还不愿意多谈，仅说这么几句：“萧红是搞写作的，她走是去参加革命。为了打日本，许多青年都去寻找革命了……”。王化钰为此评价曰：“别的他一字不谈。显然，在他的心灵深处埋藏着隐痛。”
可怜的老头！对他来讲，真正的隐痛就是这闺女始终是家门的不幸，什么革命，打日本，是他不得不扯的大旗，家风、脸面、门第尊严、女儿正常的婚姻生活，才是他最在乎的。再革命，再新潮，咱也不能不要脸面，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