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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受了茅盾的影响吧——茅盾在给萧红的《呼兰河传》所作的序里，大肆渲染了萧红的寂寞：生前寂寞，死后也寂寞；成人后寂寞，童年还寂寞。于是大家都跟进了传销集团似的，纷纷传唱：萧红真寂寞啊，真寂寞，连童年都那么寂寞！
我想说的是，谁个童年不寂寞？
只不过，有的人感觉迟钝些，有人的感觉灵敏些；有的人能表达出来，有的人表达不出来；有的人勇于表达，有的人羞于表达罢了。
我还想说的是，人的童年，某种程度上与人类的童年有相通的地方，也就是说，寂寞是人及人类童年必经的一个时段！
人类的童年面对天和地、山和水、草原与荒野、野兽与群鸟、战争与温疫、生殖与死亡、流血与伤痛，又不知其所以然的时候，他们的心该是多么的仓皇、孤独与寂寞。
同理，人的童年也是如此。未知的问题太多，小小的脑瓜又不会使；大人忙得不搭理，小人只顾傻吃疯玩……
当满肚子心事的你问父母，你是从哪里来的时，父母告诉你，他们从垃圾箱捡的你，从河里捞的你，从路边拾马粪、驴粪、狗粪一般拾的你，从各种不可思议的地方——就差说从土里刨的你、从树上摘的你、充话费送的你了，你会满意么？当你思考这些答案，思考得筋疲力尽甚至要睡过去的时候，你不寂寞么？
当满肚子疑虑的你问父母，天会不会塌下来、人为什么会死、人世间有没有鬼这些问题时，父母就跟遇到河南杞县那个传说中的傻瓜一样哄堂大笑，他们告诉你，天不会塌下来，人嘛总会死的，但你这么小，根本不用思考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我们还没思考呢。当你看到他们把你的哲学思考当作笑话，而你又无处诉衷肠的时候，你不寂寞么？
当然，每个孩子思考的问题不一样，性格不一样，寂寞的内容与方式也不一样。事实上，就连萧军那个大老粗都深感寂寞。在他的《我的童年》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孤独、忧伤、寂寞的小野狼，经常坐在家门口，仰望对面的大青山，眼巴眼望那个进山做了绿林好汉的二叔能从天而降，拉他一起上山做胡子去。可是，谁解小小儿童的理想与心事？谁知小小野狼的孤独与情怀？
也不知道是大家忽略萧军，还是认为男人就不配寂寞，寂寞只配女人，或者说女人寂寞才有美感似的，总之，众多学者的笔下，萧红的寂寞过份的被渲染、被夸大，萧军的寂寞却近似不存在！
别说萧红、萧军这种比较聪慧比较敏感的孩子了，就是傻子也寂寞！寂寞到死！
但是，刨除掉这些必然与生命相伴的寂寞，我想说的是，诉说寂寞，更要看时空环境。譬如现在的孩子，问自己从哪儿来，中国父母虽然还不善于自己亲自解答，但至少可以给孩子买个画册了；问天为什么会下雨，父母至少会给孩子买几本幼儿版的百科全书或者十万个为什么。萧红那个时候的儿童读物虽然不能象现在这么发达完备，萧红也没有上问天、下问地的足够灵慧，但至少有个疼她的爷爷，这个爷爷至少是读过诗书的，这还不够吗？爷爷肚里的诗文与经典，足够应对这位张家长孙女了。而且，正因为这位爷爷的存在，才大大减少了萧红的寂寞感，甚至可以这样说，是爷爷，让萧红有了与众不同的幸福的童年！
萧红是张家的长孙女儿。在此之前，张家二十年内没有小孩子出生了。这对萧红是幸运——全家人都喜欢她，她也尽情的享受着这种喜欢，但也有一点小不幸——没有哥哥姐姐的童年，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的孤独。为什么说小不幸呢？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有哥哥姐姐也不见得不孤独，比如我，小的时候，哥哥姐姐觉得你档次不够，根本不带你出去玩儿；即使回家搭理你了，也是欺负你一下，打骂你两下，你可能更孤独了。所以，我们唯一能推理的只能是，以张家的地位与身份，他们不会把年幼的萧红扔街上，让她跟村里一般的野孩子一块长大。这仅仅意味着，这个孩子年幼的时候在自己家缺少同辈、同龄的玩伴而已——事实上也不会很缺，因为张家阿城的本家人丁旺盛，那些亲属人来人往，经常来呼兰的张家串亲戚，一住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的，有的干脆成年住在萧红家，为的是在呼兰上学念书（他们嫌福昌号屯学校的教学质量太差，而张廷举本人在呼兰当小学教员）。只不过，这所有的玩伴中，只有爷爷张维祯最尽心尽力，俯首甘为孙女牛，充当了孙女儿最大的玩伴而已！
铁峰说：“张维祯性喜懒散，适逢家业隆盛之际，辍学后，在家赋闲。整天跟妻子在一块厮混，以哄孩子玩为乐趣。到呼兰独立门户后，他依然懒怠管事，把一切事都推给父母。父母死后。他把外边的事交给一个仆人（族侄）有二伯去管理，家里的事全由妻子主持。”“萧红出生以后，他特别爱萧红。”
铁峰还说：“萧红九岁以前的生活是欢快、幸福而又娇惯的。那时家里由祖母当政，祖父是老太爷，随心所欲。父亲是过继子，不便多言，把全身心都放在工作上。母亲身体不太好，尤其是长子夭折，次子（张秀珂）出生以后，更顾不上萧红了，由她随祖父去。萧红聪明伶俐，自然懂得祖父、祖母在家庭里的地位，只要在他们身边，她乐意干啥就干啥，谁也不敢触动她。因此，她从小就养成了恣肆任性，刚毅倔强的性格。”
用萧红自己的话说：“等我生来了，第一给了祖父的无限的欢喜，等我长大了，祖父非常地爱我。使我觉得在这世界有了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呢？”
确实，有祖父就够了。以我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生活经验，五岁洗碗，六岁喂猪，七岁煮饭，八岁打猪草、挖猪菜……再正常不过的社会主义中国版的童年了。更惨的，比如我老公的哥哥（也是第一个孩子）小的时候，公公婆婆下地干活，干脆把他扔乡下自己制作的简单粗劣的木头童车里，连他带童车扔到村头人多的地方（反正那时候人不值钱，没人偷孩子；别说偷了，你白送人，人都不要的，谁家都没有隔夜粮），他就在童车里孤独地哭，哭累了就睡，睡醒了就孤独地看人，偶而有人路过逗他一下，他也不知道这些人干嘛的，哭也不是，笑也不是；没有人逗，就孤独地再睡……老公哥哥的幼年就是这样过来的，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河南乡村。但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黑龙江的萧红既没有这么悲催的幼年，更没有做苦力的童年。地主家的闺女不用早当家，她的主要业务，就是和爷爷在自己家两千平的后花园里尽情的玩耍。
镜头一：
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带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当祖父下种，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边，把那下了种的土窝，用脚一个一个地溜平，哪里会溜得准，东一脚的，西一脚的瞎闹。有的把菜种不单没被土盖上，反而把菜子踢飞了。
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因为我太小，拿不动那锄头杆，祖父就把锄头杆拔下来，让我单拿着那个锄头的“头”来铲。其实哪里是铲，也不过爬在地上，用锄头乱勾一阵就是了。也认不得哪个是苗，哪个是草。往往把韭菜当做野草一起地割掉，把狗尾草当做谷穗留着。
一抬头看见了一个黄瓜长大了，跑过去摘下来，我又去吃黄瓜去了。黄瓜也许没有吃完，又看见了一个大蜻蜓从旁飞过，于是丢了黄瓜又去追蜻蜓去了。蜻蜓飞得多么快，哪里会追得上。好在一开初也没有存心一定追上，所以站起来，跟了蜻蜓跑了几步就去做别的去了。
采一个倭瓜花心，捉一个大绿豆青蚂蚱，把蚂蚱腿用线绑上，绑了一会儿，也许蚂蚱腿就绑掉，线头上只拴了一只腿，而不见蚂蚱了。
玩腻了，又跑到祖父那里去乱闹一阵，祖父浇菜，我也抢过来浇，奇怪的就是并不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里一扬，大喊着：
“下雨了，下雨了。”
我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
镜头二：
一到后园里，我就没有对象地奔了出去，好像我是看准了什么而奔去了似的，好像有什么在那儿等着我似的。其实我是什么目的也没有。只觉得这园子里边无论什么东西都是活的，好像我的腿也非跳不可了。
若不是把全身的力量跳尽了，祖父怕我累了想招呼住我，那是不可能的，反而他越招呼，我越不听话。
等到自己实在跑不动了，才坐下来休息，那休息也是很快的，也不过随便在秧子上摘下一个黄瓜来，吃了也就好了。
樱桃树，明是没有结樱桃，就偏跑到树上去找樱桃。李子树是半死的样子了，本不结李子的，就偏去找李子。一边在找还一边大声的喊，在问着祖父：
“爷爷，樱桃树为什么不结樱桃？”
祖父老远的回答着：
“因为没有开花，就不结樱桃。”
再问：
“为什么樱桃树不开花？”
祖父说：
“因为你嘴馋，它就不开花。”
我一听了这话，明明是嘲笑我的话，于是就飞奔着跑到祖父那里，似乎是很生气的样子。等祖父把眼睛一抬，他用了完全没有恶意的眼睛一看我，我立刻就笑了。而且是笑了半天的工夫才能够止住，不知哪里来了那许多的高兴。把后园一时都让我搅乱了，我笑的声音不知有多大，自己都感到震耳了。
镜头三：
别的一切都玩厌了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去摘玫瑰花，摘了一大堆把草帽脱下来用帽兜子盛着。
祖父蹲在地上拔草，我就给他戴花。祖父只知道我是在捉弄他的帽子，而不知道我到底是在干什么。我把他的草帽给他插了一圈的花，红通通的二三十朵。我一边插着一边笑，当我听到祖父说：
“今年春天雨水大，咱们这棵玫瑰开得这么香。二里路也怕闻得到的。”
就把我笑得哆嗦起来。我几乎没有支持的能力再插上去。
等我插完了，祖父还是安然的不晓得。他还照样地拔着垅上的草。我跑得很远的站着，我不敢往祖父那边看，一看就想笑。所以我借机进屋去找一点吃的来，还没有等我回到园中，祖父也进屋来了。
那满头红通通的花朵，一进来祖母就看见了。她看见什么也没说，就大笑了起来。父亲母亲也笑了起来，而以我笑得最厉害，我在炕上打着滚笑。
祖父把帽子摘下来一看，原来那玫瑰的香并不是因为今年春天雨水大的缘故，而是那花就顶在他的头上。
他把帽子放下，他笑了十多分钟还停不住，过一会一想起来，又笑了。
祖父刚有点忘记了，我就在旁边提着说：
“爷爷……今年春天雨水大呀……”
一提起，祖父的笑就来了。于是我也在炕上打起滚来。
就这样一天一天的，祖父，后园，我，这三样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了。
从这些镜头中，你能发现任何童年的孤独与寂寞么？
当然，萧红也谈到寂寞了，那就是刮了风，下了雨，不能进园子玩了，于是她就“非常寂寞”了——很有点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嫌疑了。至于冬天下了雪，堂屋北墙通向后园的后门干脆被有二伯用泥巴封了，那就在祖母和母亲各自拥有的小后间的储藏室里捣乱呗，翻箱倒柜，不是拿着小木刀，东砍一下，西砍一下，就是拿着小锯，锯锯这个，锯锯那个。她说：“箱子里边也常常有蓝翠的耳环或戒指，被我看见了，我一看见就非要一个玩不可，母亲就常常随手抛给我一个。”
可见这当娘的也够宠她的。
至于祖父母，一看八百年前的东西都被这孙女儿翻了出来，就跟着她集体忆起旧来：这个是你大姑玩过的，那个是你二姑用过的，这个是你三姑穿过的……就连萧红自己都感叹：
后园虽然让冰雪给封闭了，但是又发现了这储藏室。这里边是无穷无尽地什么都有，这里边宝藏着的都是我所想象不到的东西，使我感到这世界上的东西怎么这样多！而且样样好玩，样样新奇。
我天天从那黑屋子往外搬着，而天天有新的。搬出来一批，玩厌了，弄坏了，就再去搬。
因此使我的祖父、祖母常常地慨叹。
……
我有记忆的第一个冬天，就这样过去了。没有感到十分的寂寞，但总不如在后园里那样玩着好。但孩子是容易忘记的，也就随遇而安了。
看明白了没，人家萧红都说不咋寂寞了，咋还有恁多学者替人哭丧呢？
可以说，即使弟弟出生了，萧红在家里依然是最受宠的，头胎孩子么，全家的中心。用她的话说：“二三十年内就没有小孩子了。而今也只有我一个。实在的还有一个小弟弟，不过那时他才一岁半岁的，所以不算他。”
什么重男轻女！在萧红这里，那个弟弟都不算数儿的！
1917年祖母死亡前后，众亲友的光临，使得虚岁7岁的萧红一下子有了四五个玩伴。上树爬墙，捉鸽掏雀，甚至上街沿河，能玩的都玩了，能去的都去了，这让她大开眼界。以至于她说：“所以祖母死了，我竟聪明了。”
祖母死了之后，萧红干脆睡到了爷爷的房间。于是，她的文学启蒙开始了——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甚至半夜醒了，祖父都在教她念诗。精力充沛、性格活泼的她干脆是喊诗，喊得五间正房的人都能听见，祖父担心她喉咙，说“房盖被你抬走了”，母亲嫌她夜半喊得乱人，说再喊就要打她。但是萧红的乐趣就在喊叫，不让喊叫，念它们干嘛呢？至于喊那一首诗，全看她的感觉，祖父一开头，她觉得好，才能念下去，她觉得不好，就赶紧的换。至于诗本身，她会根据谐音瞎改一通，然后自己再瞎叫一通。总之，她觉得咋好玩，就咋玩。
念了几十首诗之后，祖父开讲诗义，所以萧红会问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不会难住她爷的。至少在她的笔下，我们没有发现五岁孩子就可能具备的那种早慧的哲学家的倾向，问什么生死问题、人鬼问题云云——我儿子五岁时不但要求吃老鳖，说吃它才能长生不老；还告诉我他看见鬼了，就在他卧室的门后边。大晚上的吓死他娘我了。——萧红顶多问了个少小离家老大回：
“我也要离家的吗？等我胡子白了回来，爷爷你也不认识我了吗？”
心里很恐惧。
祖父一听就笑了：
“等你老了还有爷爷吗？”
祖父说完了，看我还是不很高兴，他又赶快说：
“你不离家的，你哪里能够离家……快再念一首诗吧！念春眠不觉晓……”
《呼兰河传》是萧红在生命的终点站——香港写就的，这文本透露出的信息是隐喻，还是预感？不管怎么着，她不但离家了，而且终身没得回！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夸大萧红当时的恐惧，没有的。她说：“一念起春眠不觉晓来，又是满口的大叫，得意极了。完全高兴，什么都忘了。”
所以童年的苍凉与寂寞，于她真的没有多少干系。
除了喊诗，萧红童年记忆中还有吃的一面。
据她描述，一次，大门洞子东边那家养猪的，有一个小猪掉井死了，祖父就把那小猪抱家里，用黄泥裹起来，放在灶坑里烧好了给萧红吃。萧红说，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东西。第二次，又有一只鸭子掉井了，于是祖父就给她烧鸭，她吃得一塌糊涂。她吃，祖父在旁边看着。祖父不吃。等她吃完了，祖父才吃。他说萧红的牙齿小，怕她咬不动，先让她选嫩的吃，萧红吃剩的他才吃。祖父看她每咽下去一口，就点一下头，而且高兴地说：“这小东西真馋，”或是“这小东西吃得真快。”萧红吃的满手是油，随吃随在大襟上擦着，祖父并不生气，只担心她消化不动，要她醮点调料。之后，萧红就记住鸭子好吃了，想吃的时候就往井里赶鸭，赶不进就招呼小伙伴帮忙，爷爷看见后，说我回家帮你抓个鸭子烤上，她却坚持要掉井的，闹得祖父几乎抱她不住……
多么欢乐的、令人羡慕的童年！可是大家犹嫌不过瘾。典型代表应是茅盾吧。他说：
一位解事颇早的小女孩子每天的生活多么单调阿！年年种着小黄瓜、大倭瓜，年年春秋佳日有些蝴蝶、蚂蚱、蜻蜓的后花园，堆满了破旧东西，黑暗而尘封的后房，是她消遣的地方；慈祥而犹有童心的老祖父是她唯一的伴侣。清早在床上学话似地念老祖父口授的唐诗，白天嬲着老祖父讲那些实在已经听厌了的故事，或者看看那左邻有舍的千年如一日的刻板生活。
针对这种文艺老男人的煽情，铁峰说：
很多研究者用城市人的目光去看待二十年代北方贫困落后地方的儿童生活。大概觉得萧红没有进幼儿园、公园、电影院、游艺场，也没有玩过积木、电子玩具、洋娃娃，整天呆在后园子里抓蝴蝶、捉蚂蚱，太没有意思。因此，总说她的童年生活太孤独、太寂寞。要知道，在那个历史时期，能有萧红童年生活条件的儿童，在北疆的城镇里，也是微乎其微的。广大农村儿童很少有得到大人专门照管的，贫困的家庭7、8岁就得跟大人一块下地干活去，小猪倌、小羊倌、小牛倌都是10来岁的孩子。不了解这一点，是不会正确认识萧红的童年生活和她的性格的。
一句话，文艺女青矫情，文艺老男人再煽煽情，观众就都弄不清自己是老几了。假装不知道那时候中国农村孩子的童年是如何过的，假装不知道中国传统一直是粗养、放养孩子的，甚至假装不知道自己的童年是如何的悲催。这一切构成了如何滑稽的一面人文景观呢？反正我想起来就想笑——多情应笑我，替人寂寞？
当然，萧红也有真正寂寞的时候。那就是成年之后的事了，特别是当她离休了萧军，改纳了端木蕻良之后。一句话，她写《呼兰河传》的时候，是寂寞的。但是，寂寞还需要什么价值评判，或者道德层面的同情么？寂寞不是一种心灵的放逐或者说心灵的安顿么？即使从功利方面讲，寂寞也是某类作家创作的需要。比如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创作《追忆似水年华》的十余年间，完全禁闭在斗室中，与世隔绝，就连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到结束，都跟他的写作无关。那么，他需要当时或者后世的文豪，写文控诉他童年及成年的寂寞么？相同的例子也许还可以举出好多，比如奥匈帝国的著名作家卡夫卡，同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他1914年4月2日的日记中，居然是这么一句话：“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游泳。”不管别人怎么解读，我的解读却是：外面的世界再热闹，也挡不住一个人在家的寂寞与孤独！我孤独，我骄傲；我寂寞，我依然骄傲！这个还需要他者的怜悯么？不觉得这种怜悯很可笑么？
有人说，不能把捧作家等同于捧戏子。我想说的是，捧者知道么？正如大街上的那个经典笑话。一个人说：叫狗不咬，咬狗不叫。另一个人说：可是，狗知道么？
正由于狗不知道，所以作家被当成戏子捧——萧红的作品与萧红的人生就这样二而一，一而二，由于被人臆想为文艺女神，所以她现实渣女的一面成了说不得；或者说，现实中渣得没法了，却又被文艺描摹成了高大上的女神。文艺女神高大上也就罢了，她整个的无理性的人生，却对现实构不成任何警醒，反而成为文艺化的一种慰安——不外是家庭对不起她、男人对不起她、社会对不起她、时代对不起她。可是，即使站在功利的角度，正是家庭、男人、社会、时代，合力促成了她的文艺的可能性与丰富性。愤怒出诗人，痛苦出作家，即使谈不上有目的的求仁得仁，至少是有结果的由因出果吧！那么，还有什么放不下的怨和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