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家的闺女也憋屈？

萧红爷爷张维祯（1849-1929）与妻子范氏（1845-1917）育有三女一子，三女出嫁，一子夭折，遂从堂弟张维岳那一房抱养了萧红她爹张廷举（字选三，1888-1959）。范氏作主下，1909年8月，张廷举娶姜玉兰（1886-1919）为妻，姜玉兰的父亲乃呼兰县出名的设馆教书的儒学之士姜文选（1859-1934），姜玉兰为其长女，自幼随父读书，据说16岁就能熟读唐诗宋词，在几个子女中（姜家四女一子，分别是玉兰、玉环、玉凤、玉英、俊武）是最受父亲宠爱的才女。

不过这里的聪明，我想打个疑问，就是萧红乳名荣华，原名秀环，6岁时改名乃莹的典故。我怎么也吃不透。你说萧红母亲那么有才，怎么在给长女起名的时候，让她的名字随了自己的亲妹子、萧红她二姨姜玉环呢？在传统中国，这是文盲都不会犯下的忌讳，上下两代人名字相随，跟姐妹或者兄弟似的。你说张家与姜家都是大户，离得也不远（萧红外婆家住呼兰县城西北45里的姜家窝棚屯），常相往来——据姜玉兰娘家三妹姜玉凤老人回忆，萧红的母亲每年都要回娘家住上一两次，而每次回娘家都要抱着或带着萧红。更重要的是，萧红满月之后，外祖家由于发大水，全家来张家大院住了四十多天才回去。如此情形下，姜家怎么会在六年之后，才知道这个外女跟她二姨名字相随呢？

不管怎么说，秀环改成了乃莹，据说还是萧红那个饱学大儒的外祖姜文选给起的，起的时候似乎颇费了一番苦心，因为“乃”是“秀”的下半部，“莹”里面包含了一个“王”，而且，“环”可以解释为“带孔之玉”，《论语》中又有“如玉之莹”……这名字给改得，形意兼存，不愧是有学问的姥爷。问题是姥爷再苦心再有学问，也没想到还有后续麻烦，就是外人怀疑萧红不是张家亲闺女的时候，凭空又添一证据：你看看，萧红同辈都是“秀”字辈，而且后一字必带一“王”字旁，你看看萧红的“乃莹”啥都没有。是啊，如果硬要改名，犯不得把萧红改得从同辈人中出局，你说除了“环”字，张家就找不着以王为偏旁的字了？问题是，除了萧红自己的同母弟秀珂以外，萧红后来的继母，给萧红生了三弟两妹，都找到了呵。他们分别叫秀玞（后改名秀玮）、秀琢、秀琬、秀玲、秀珑……一句话，如果说萧红一生是谜的话，我把她改名一事，列为第一谜！读书人家，大户人家，聪明人家，怎么能犯这么低级弱智的错误呢？

错误就错误吧，命运在此刻似乎已有所征兆了。叶君说：

童稚的萧红自然不会想到，名字的修改似乎已然宿命般地暗示了在这个家族中她将会变成一个异类。在张氏家族第六代齐整的名字行列中，“张乃莹”显得那么特别。联想到她后来的命运，这是否是一个天意的巧合？

这个从此名叫张乃莹的小女孩，自然更想不到十八年后她的家族连这部分保留了家族特征的名字，也要从家族谱系中彻底剔除。从由家族给予名字，到名字的家族特征被部分修改，再到名字被家族刻意忘记，她的命运似乎全都浓缩在这个关于名字的带有宿命意味的故事里。

另外，除了改名，还有改生日。1911年6月1日（阴历五月初五），萧红出生，据说女孩这天出生不吉利，所以家人把她的生日改在了第二天，也就是6月2日（阴历五月初六）。如果萧红改名为第一谜的话，那么，改生日当为第二谜了。

改生日之说最早可能缘自端木蕻良。1957年他在《广州日报》发表《纪念萧红，向党致敬》的时文，说：“萧红同志，生于一九一一年。她出生的那一天，实际是端阳节。在旧中国，人们都认为生在这一天是不祥的，所以要错开它，说她是阴历五月初八生的。”

端木蕻良还算是客观陈述。但是捱不住其他学者隔空发情，价值乱判，典型代表当是姜德明。1979年他在《新文学史料》第四辑上发表《鲁迅与萧红》，给说成这样了：“她一生下来便受到家人的诅咒，因为按照旧时迷信的说法，端阳节生下的孩子是不吉祥的。因此，肖红连生日的自由都没有，她从小就被人们指定推迟三天出世，硬说生日是五月初八。这件事，给肖红幼小的心灵埋下了阴影，多年之后，当她讲到这件隐秘时，心里还感到深深的不平。 ”

这段比较滑稽：

第一，现在国人还找人算卦，想给孩子选一个吉利的时间进行定时定点的剖腹产呢。

你说迷信也就罢了，怎么能扯上诅咒？你说孩子没出生，就跟家里是敌我关系了啊，阶级斗争这么激烈哪。再说地主家的闺女，与地主家族能有什么阶级斗争呢？大家同阶级嘛！

第二，诅咒也就罢了，还“生日的自由都没有”！

这情也煽得太过份了。从此以后，大家都受了这种情绪的感染似的，动不动挥发阶级斗争想象力，张家多么歧视、多么虐待这个后来的无产阶级闺女似的。

第三，所谓“深深的不平”真是一种臆测。

萧红顶多是在自己生日的时候，给同居的男人陈述过，我真正的生日是哪天哪天，甚至可能有向男人炫耀自己出生不凡，让男人小心伺候自己的潜意识而已，而不会是某些人自作多情的臆测出来的阶级控诉。

我自己还把儿子的生日往前串了十天呢。很简单，当时上户口的时候，听说教育局规定孩子满七岁才能上学，而儿子的生日到时候离上学只差七天，于是报户口时给他往前串了十天，谁知道六年后，上学年龄又改为六岁半了，于是我们就白串了，虽然有些家长更急功近利，或找熟人托关系，或者直接掏高价，五岁半的孩子就送他上了小学，但做了六年母亲的我已成熟多了，深知男孩子不宜提前上学，不如干脆晚些呢，于是我们是七岁上的学。只是不知儿子日后得知这一点，咋给我们控诉阶级仇、敌人恨、不自由呢？

改生日，算八字，不做封建迷信之类大而无当的价值评判的话，至少我们得承认，父母的动机是希望大人孩子都吉祥（即使这样注意，萧红母女命运也都够不祥了，母亲享年34岁，萧红32岁），这么朴素的愿望，都给予意识形态化的解读，确实有些过份！

现在的学者，当然就不会这么过份了，顶多解释，不再煽情。比如季红真解释说，阴历五月端午，是屈原的祭日，而在民间信仰中，祭日出生的人不吉利，比如，至如今民间还有“男莫占三、六、九，女莫占二、五、八”说法，云云。

不过季红真这里弄错了一点，中国民间是有各种出生日期忌讳，比如我们这里流行的“男不得初一，女不得十五”之类。但是，它跟任何人的祭日没有任何关系，就是一种笼统的命相说。而所谓的“男不得初一，女不得十五”，其实是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阴历初一出生的男孩与阴历十五出生的女孩不多见，难得；另一层意思是，万一真有这种日期出生的孩子，那么也就意味着他（她）命硬，可能克父母，甚至克夫家，或者自己会大富大贵什么的。当然，家人若怕有什么不幸，还可以找算命先生给调剂调剂，就跟我们高考调剂志愿差不多，至于如何调剂及调剂成本，就要看主家找的大仙是啥东东了，双方价格谈好，命运档案就会被调剂到幸福安康大富大贵的那一栏里去。

总之，所谓的“男莫占三、六、九，女莫占二、五、八”，也是民间的一种笼统说法，与任何人的祭日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说“五”是屈原的祭日，那季教授你告大家，其它五个日子又都是谁的祭日呢？

有意思的是，季红真也在她的页下注里说明了，有学者认为呼兰并没有祭日出生不祥的说法，但她引用了萧红《呼兰河传》里的说法，也就是七月十五盂兰盆会的时候，有乡间认为这一夜出生的孩子是野鬼乘着河灯托生的，不被父母喜欢，要隐瞒生日等等。由此季红真断定，同是祭日，五月端午出生有不祥之说，未必就不存在。她猜测，可能是年代久远，建国后大破迷信的宣传，及文革中破“四旧”等运动，导致这个禁忌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季红真这里弄对了一点，那就是，有些禁忌是会淡出人们的记忆；但弄错了另一点，那就是，它跟屈原，跟祭日，没有任何关系，它就是单纯的五月初五不吉利之说。这里可以参考谭绍兵的考证文章《端午节由来考述》。谭绍兵说，关于端午节的由来，有多种说法，重要的有纪念屈原说、纪念伍子胥与曹娥说、纪念勾践说，以及来源于吴越民族的龙日说、来源于夏至节和恶月说，等等。其中纪念屈原说影响最广、最深、最大，但是，历史的真实情况是，早在屈原之前，人们就有过端午的民俗了，屈原不过是人们后来的附会而已。而在这多种说法中，我觉得恶月恶日说最能解释萧红家人的忌讳。

所谓的恶月，就是农历五月乃是仲夏疫病流行的季节，俗称“恶月”，又称“毒月”、“凶月”，故“百事多禁焉”。而五月初五日，则更是“恶月恶日”。此月此日禁忌很多，比如：“此日盖屋，令人头秃”；“不得曝床荐席”；“俗讳五月上屋”；“京俗五月不迁居，不糊窗槅，名之曰恶五月”；“五月多不剃头，恐妨舅氏”；“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于其位”；“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为此，民俗中有诸多避邪攘毒的活动，而最严重的就是“不举五月子”了，也就是不把五月初五出生的孩子养大成人，有的弃之，更有甚者把孩子放入瓮中投之于江的。

这里我还可以额外再举一个例子：《史记》中就有一个著名的五月初五出生的、被父亲认为不吉利、主张扔掉的孩子，他就是战国四大君子之一孟尝君，姓田名文。其父田婴乃齐威王的小儿子、齐宣王的异母弟，封地薛邑（今山东滕县东南）。我们看看《史记》是如何讲述其事的：

初，田婴有子四十余人，其贱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婴告其母曰：“勿举也。”其母窃举生之。及长，其母因兄弟而见其子文于田婴。田婴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顿首，因曰：“君所以不举五月子者，何故？”婴曰：“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将受命于户邪？”婴默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忧焉？必受命于户，则可高其户耳，谁能至者！”婴曰：“子休矣。”

什么意思呢？

田婴有儿子四十多个，田文乃地位卑下的小老婆生的，田文让其弃而不养，小老婆没有，偷偷地养大，并告诉了田婴。田婴斥道：“我让你丢掉这个孩子，为什么不呢？”田文磕头说：“您之所以不愿抚养五月五日出生的孩子，是什么缘故？”田婴说：“五月五日出生的孩子，个子会高得跟门户一般，会不利于他的父亲和母亲。”田文说：“人的命运是由上天来安排呢？还是由门户来决定呢？如果命运是由上天来安排，您何必忧虑他。如果命运是由门户来决定，那么加高那个门户就是了，谁又能超过它呢！”田婴说：“算了。”

萧红远祖张岱，逃难东北时，原籍是山东东昌府莘县人。而田文乃山东滕县人，这不都是山东老乡么，风俗忌讳当然可以一样的了。

诡异的是，如果我们不说迷信，只说巧合的话，那么所谓的“五月初五出生的孩子男害父、女害母”，还真让萧红与她娘撞上了：萧红她娘姜玉兰（1886-1919），1909年与萧父结婚，1911年生萧红，1919年就因病去世，享年34岁（由于萧红及萧红家人的回忆录，都是按虚岁，所以有关萧红及其家人也都取虚岁）。这事若放俺们村，俺那些大娘婶子绝对会在茶余饭后拍着膝盖以专家的口吻下结论：瞅瞅，一点不差吧，五岁初五生，男害父，女害母，你们还不信，不信能中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