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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秋天，胜利的萧红雄纠纠气昂昂的进入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校（原为哈尔滨从德中学，后改为哈尔滨市立第七中学校，现为萧红中学）。
1928年，萧红人生旅程中发生一件大事。这一年，她的父亲先是做了呼兰县教育局局长，后是做了黑龙江省教育厅秘书。也许是发现萧红与男生不时的来往，父亲认为女大不中留，担心有风言风语传出，影响自家的门风，遂于1928年的寒假，给18岁的女儿订了婚。未婚夫，哈尔滨市顾乡屯的汪恩甲（又名汪东海），毕业于吉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时在哈尔滨道外区基督教教会创立的三育小学（亦叫滨江小学）任教，据萧红后娘妹子梁静芝老人的回忆，小伙子长得“也算是相貌堂堂”。
总之，汪家家境不错，小伙自身条件也不错，在同学眼里，乃是金玉良缘甚至高攀了。而且，这桩姻缘也是张汪两家都很看好的。因为汪的哥哥汪大澄与萧的六叔张廷献在阿城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乃同班同学，还一块排过剧，关系很好，这个时候汪大澄乃三育小学校长，张廷献乃道外税务分局局长，两人同居一区，过从甚密，汪大澄让张廷献给自己的弟弟介绍对象，张廷献近水楼台，就把自己的侄女萧红介绍给了汪家。所以双方也算知根知底的，萧红本人也没有反对这桩订婚，相反，她在兴奋与喜悦中接受了。
说到这里，需澄清一个讹误，有诸多版本把“汪恩甲”记成了“王恩甲”，甚至把萧红老公公记作了呼兰帮统王廷兰，据姜世忠考订，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他考订的结果是：
第一，呼兰帮统是叫王廷兰，而且在民国时期那是声名显赫，家喻户晓，“九一八”之后随着马占山抗日，1932年遵马占山指示去齐齐哈尔面见联合国调查团，揭露日本制造伪满洲国阴谋时，因叛徒出卖，被日伪特警秘密逮捕，严刑拷打后仍不投降，被装在麻袋里从高楼扔下，壮烈牺牲——人家不是萧红的公公。
第二，王帮统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名叫王凤桐，生于1908年，1924年娶妻孟氏，1925年生儿子王玉春。1928年王凤桐考入齐齐哈尔东北讲武堂黑龙江分校，1930年8月第九期毕业分配到张学良部队，1932年5月其父王廷兰被日本人杀害后，日特多次搜查其家，王凤桐全家逃往关内，投奔张学良去了。解放后在北京汽车五厂工作，1986年病逝——人家不是萧红的未婚夫！
澄清讹误后，接着说这个顾乡屯的汪恩甲。或许是自己想挣些脸面，或许是萧红的鼓动，小伙子白天在滨江也就是三育小学教书（他哥汪大澄做校长），晚上又去哈尔滨法政大学（夜校）继续深造，虽然学校不允许女生随便与男性往来，但是如果经家长证明男方确系未婚夫，则网开一面，所以萧红与这个未婚夫往来密切，书信不断。萧红还给汪恩甲织毛衣，汪的父亲去世，萧红还前去吊孝——据曹建成和曹革成两位先生考证，萧红吊的不是汪的父亲，“因为吊孝的时间与汪父去世时间差距很大，萧红吊孝的应该是汪家的同族长辈”。
不管吊的是谁吧，反正夫家看这媳妇儿不错，还奖励她200元钱。
平时，她借在哈读书之便，也时常去汪家。
按萧红同学刘俊民的口述，萧红与汪恩甲确实处得不错，但萧红发现他吸大烟，才讨厌他的。
1929年，萧红人生旅程中又发生一件大事，那就是，她的祖父死了。可以说，之前不管是祖母的死亡，还是亲生母亲的死亡，她的哀痛都不会超过这一次。一者之前她的年龄还偏小，不懂事；二者是，她始终认为，家里唯一真正爱她的，只有祖父。祖父一死，家庭对于萧红已不再具备任何吸引力。这应该是她悲剧的开始吧！
悲剧终于开始了，1930年的春天，变故出现了，由于萧红不断参加学潮及游行活动，认识了一些所谓的进步男生，特别是跟三育中学李洁吾的关系，不仅引起校方不满——学校不反对女生跟订婚的未婚夫来往，仅反对学生自由恋爱——也引起萧红未婚夫家的仇视。未婚夫家以萧红同李洁吾作风不正派为由，要求与萧红退婚。萧红父亲认为以此名义退婚，有损他的声望和门风，执意不肯。但却以此为借口，强迫萧红退学回家待婚，哈女中也乘机取消了她的学籍。
现在，第三谜出来了。可以说，1981年以前，都认为这个李洁吾是萧红的首任情人，并且对怀了娃的萧红始乱终弃的也是他。持这个观点的不但有一般的学者，更有陪伴萧红生命中最后四十四天、并且被萧红许诺一旦病好就改嫁他的亲密小伙伴骆宾基（1917-1994）。问题是，1981年以后，大家的这种看法不得不发生改变，原因出在李洁吾本人发表在《哈尔滨文艺》1981年第6期的一篇回忆录：《萧红在北京的时候》。据这篇回忆录，他与萧红在1930年的暑假才得以认识，而且，跟萧红私奔的是表哥陆哲舜，而他是陆哲舜当年在三育中学的同学，萧红私奔前，他帮他们串过线而已；萧红与陆哲舜在北京同居后，他是每个星期天都要去串门的……
但是，即使从李洁吾的叙述中，我们也能发现他与萧红的暧昧情愫——你说人家表兄妹同居得好好的，萧红为嘛要写信向李洁吾告状，说表兄对她无礼呢？告状也就罢了，李洁吾凭什么跟人家陆哲舜大发脾气、大骂一通甚至绝交一周之久呢？
更暧昧的是，萧红后来在上海与萧军闹别扭的时候，于1937年4月只身前往北京，并寻找到了李洁吾。这“女浪人”一见李洁吾，上去就给人家一个熊抱。这举动既吓着了李洁吾，也惹恼了李洁吾的妻。这妻不但当时对萧红表示冷淡，等萧红走了，还审问了李洁吾半天：你俩到底啥关系？为嘛你从来没向我讲过？
总之，李洁吾与萧红的关系，可能并不象李洁吾说的那么简单：
第一，这是李洁吾事后的口述，他要顾忌自己的家人，何况他妻子当年就吃过萧红的醋；
第二，他更要顾忌自己的形象，如果让萧红怀了娃，并且对萧红始乱终弃的就是他，那老头后半辈子还要不要混了？
问题是这个谜团不可解了。不过，李洁吾说他1930年的夏天才在三育中学同学徐长鸿家认识萧红的，我觉得这个时间有值得商榷的余地。据李洁吾说，他1929年上京读书的，之前在哈尔滨三育中学读书，三育中学时，他就把徐家当成了自己的家，即使在北京读书后，每年的寒暑假他都是回到哈尔滨，先在徐家住上些天，才回通河自己家的。而徐长鸿的妹妹徐淑娟又是萧红在哈尔滨读书时好到“形影不离”的同学，1929年秋，徐淑娟到哈尔滨法政大学读预科了，跟萧红暂时分开了，但这并没有阻隔她们的友情，她们还是经常往来。
萧红也是把徐家当自己家的，就是按李洁吾的描述，也可以看出萧红在徐家来去自如，叫吃饭就吃饭，吃完饭，徐母还会拿出钱来，让儿子徐长鸿领着李洁吾与萧红去看电影。正如李洁吾所说，萧红在徐家一看就不是“外人”。
基于这个角度，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作出如下推理：
第一，1930年的暑假前，李洁吾与萧红通过徐家发生交集的空间很大，根本不必在1930年的暑假才认识。
第二，萧红1927年的秋天到哈尔滨读书的，与此同时，李洁吾在三育中学读书，即使不通过徐家，就是光凭萧红参加的那些学生运动——1928年11月针对日本的反帝护路爱国运动、1929年支持张学良维护国家利权的反苏“佩花大会”——萧红与李洁吾就可能在运动中认识。事实上萧红事后也承认，正是在这个“佩花大会”运动中，第三中学有个鼻子发歪的男同学写信向她示爱。
一句话，男女接触、自由恋爱对那时的他们，已不是什么事儿了。
第三，即使1929年李洁吾已在北京的燕京大学读书了，但是正如前面所述，他每年寒暑假都要在徐家住上些天的，与萧红认识的机会同样多多！
综上，如果李洁吾早在1930年夏天之前就认识萧红，并与萧红发生了爱恋，或者，正如石怀池、骆宾基所说的那样，萧红的第一任情人是个李姓青年，那也不是不可能。问题是，一旦涉及个人生活，萧红就驻足不前了，她在这方面，有意无意的设置了诸多谜团，正如郝庆军所说，这一切导致学者们激烈的争论，以致于使原来的小谜变成了大谜。
所以，时至今天，对于李洁吾一个人的说法，我们也难以全信的。或者说，即使没有与李洁吾自由恋爱，单凭萧红与这些男生的接触，自家与婆家就不愿意了。
紧跟着第四谜出来了，萧红是否从
东省特
女中顺利毕业。按照其同班同学刘俊民和沈玉贤的叙述，她毕业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必争议了，第一，刘俊民和沈玉贤说毕业了，就是毕业了。第二，刘俊民还说了，她与萧红所在的第四班，开班四十多个人，毕业时只剩二十多人。看来那时候的学生并不在乎什么学籍，绝对是来去自由。所以，不管是开除学籍也好，顺利毕业也好，反正到1930年的夏天，初中毕业的20岁的萧红面临的抉择是：换个地方继续读书，还是按父母的意思与未婚夫结婚。但是萧红却向父亲提出，她要与未婚夫解除婚约并去北京读书。父母不知道，萧红这个时候喜欢上了一位出了五服的已婚姑表兄、在哈尔滨法政大学读书、家住哈尔滨太平桥的陆哲舜，陆为了跟萧红在一起，已提前于1930年4月到北京就读中国大学，就等着萧红前往北京会师了。按李洁吾的口述，陆哲舜还给他安排了任务，就是让他在徐家与萧红接头，并告之北京状况。
如果李洁吾不是萧红的首任情人，那么，这个陆哲舜就是了，还是个已婚男人。当然，在那个肾上腺素超常分泌的革命年代，当小三插足别人婚姻与家庭，不但不是可耻的事儿，还是革命与光荣的事儿。至少在第三者这方的话语系统里是这样的。一句话，他们自认为这是革命与光荣。至于被插的那方，活该，谁让你封建落后呢？
按萧红同学沈玉贤的描述，这个时候的萧红已经很不正常了：
她常常在夜里暗暗哭泣，星期天偷偷地喝酒……原来是爱情噬伤了她少女的心。她发现未婚夫吸食鸦片，悄悄地爱上了表哥。她忧心忡忡，喜怒无常，同学们都说：“张廼莹变了！”
萧红父母不知道萧红已有了新相好，汪家要与张家解除婚约之事就够让他们恼的了，现在自家闺女也吵着要解除婚约，打骂不起作用，他们只好把萧红唯一的亲舅舅，也就是姜玉兰的弟弟姜俊武（另有版本称姜继业或姜福林）请了过来，你来管管你的亲外甥女吧，免得别人说我们这亲爹后娘的虐待她。
萧红舅舅来之前扬言要打断这个小犟种的腿，可是小犟种正在家喝酒呢，撒着酒疯从厨房拿了把切菜刀就跟舅舅干上了：敢管我，看我不杀了你。萧红的后娘一看这丫头疯了，就大声喊叫：她舅舅，可了不得了，你快走吧，你外女要杀你呢。
中国传统，舅父为大。问题是，萧红不挺传统规矩，更不挺这个舅舅，舅舅大跌颜面，更汗颜自己的姐姐怎么生了这么一个种，气愤中甩袖而去。
经历这么一次阵仗，萧红在亲戚家人中被彻底孤立，基本上没有人再搭理她了。萧红在一帮二货同学的鼓励下也改变了战术，假装答应结婚，从家里骗了一大笔钱，上街做了一件皮大衣，
然后直奔北京，与陆哲舜同居去了（也有版本说是陆回哈尔滨接的她），陆就读中国大学，萧就读女师大附中。
两个二货先是租的公寓，后来改租一四合小院，对外宣称甥舅关系，雇了一位保姆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每日里高朋满座，老乡校友齐来谈天说地，直到夜半三更大家才尽兴地踏月星散。这样没心没肺的日子，萧红感到很快乐，她在给沈玉贤的第一封信中，炫耀了这种快乐：“我现在女师大附中读书。我俩住在二龙坑的一个四合院里，生活比较舒适。这院里，有一棵大枣树，现在正是枣儿成熟的季节，枣儿又甜又脆，可惜不能与你同尝。秋天到了！潇洒的秋风，好自玩味！”
问题是你快乐了，家人倒霉了。逃婚、私奔、与已婚男人同居……哪一项都够家人吃一壶的。社会舆论更是兴奋得不得了，整个呼兰县城都轰动了，张廷举的大姑娘不见了！汪恩甲即将过门的媳妇儿跟人跑了！黑龙江省教育厅都招架不住了，以教女无方，解除了萧红父亲张廷举教育厅秘书一职，调巴彦县任教育督学；萧红的亲弟弟张秀珂受不了社会舆论与同学们的讽刺，从呼兰县立中学转到了巴彦县立中学……陆家压力沉重，叫停了陆哲舜的生活费，一对胡混的男女迅速陷入绝境。
萧红1933年发表的《中秋节》里，对这段生活的困窘有所回忆：第一，天凉了她还穿夏衣，导致女同学们都用异样的眼神看她，并讽刺她说：“倒是关外人”，似乎东北银儿身上储存着炭火，能把冬天过成夏天似的；第二，接收异样的眼神也就罢了，萧红迅速感冒了，这一感冒就钻进同居的屋子，不能出门了，问题是没有炭火，连被子都是冰冷的，她就钻在被子里可怜兮兮地等表哥；第三，表哥等不到，暧昧男友来了——李洁吾确实够朋友，为了这对同居男女的温饱问题，他连自己的被子都当出去了，可一个被子能当几多钱呢？何况即使这样的日子，人家一对男女还继续雇用着老妈子……有意思的是，就是在1933年的中秋节里，她与同居的萧军依然没钱买当晚的米。于是萧军叫她起床，去朋友家蹭月饼吃。
按李洁吾的描述，12月眼看就要落雪了，他去看这对同居的男女，发现萧红正由耿妈帮助着用旧棉絮把单衣改制成一件小棉袄。李洁吾怜心大发，当即跑去找一个同乡同学借了二十元钱。这样，萧红才得以在“东安市场”买了棉毛衫裤抵挡风寒。临近寒假的时候，陆家来信警告说：如果他们放寒假回东北，就给寄来路费，不然，从此以后什么都不寄。没有别的办法可想，陆哲舜决定回去。在整理行装时陆哲舜告诉李洁吾说，萧红责备他是“商人重利轻别离”。
看到这里我都想笑，萧红确实是文学女青，她永远生活在自己的文学逻辑与文学情绪里，好象永远不知道，真正的生活到底是干嘛的——这个时候的中国激进女性，心里都有一个文学模板，那就是易卜生《玩偶之家》里的娜拉。一句话，学娜拉出走，成为当时年轻女性最摩登最时尚的行为。但是，娜拉出走后怎么办，她们心里没谱。萧红后来的恩师鲁迅，在自己1923年《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说稿中，就一再强调经济与经济权，虽然我不敢确信，鲁迅深研过欧美式的保守主义，但这个破落的富三代，根据青少年时期的生活阅历就能得出保守主义的精髓原则来——要想保有自由，保有经济与经济权才是第一位的，特别是对女人来讲。否则，即使你出走了，那么也不外两条路，重新回家，或者在外堕落为妓女。总之，要想胡混，至少自己会挣学费与生活费，否则这种依靠别人混吃混喝的半吊子解放，能叫哪门子解放呢？这也是我把他们两人称作一对二货的主要原因吧。
首先说这个陆哲舜，作为一个有妇之夫，他不但不阻拦萧红与他私奔，相反，他起劲地忽悠萧红毁婚与他私奔。这样不为女人身家性命与名誉地位考虑的男人，绝对是极品渣男；鼓励波大无脑的女人与自己私奔同居也就罢了，至少有养活自己与女人的本事与财力，可惜他啥都没有，三无男人一个；前面家里供给是充裕，可是一对二货上个学，又是租房又是雇用保媒的，他们把上学当什么了呢？李洁吾同样是在求学中，人家租了什么房，又雇了什么保姆呢？
再说这个萧红，你说你骗俩钱，买件皮大衣，从此就可以同居上学两不误了？更二的是，私奔前萧红的闺蜜徐淑娟给萧红出的主意是卖稿子挣钱。
卖稿子？卖人都不行的。你以为你是鲁大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