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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德愧于满清王室、公德愧于革命党人的传统视角笼罩下，不拘巨细地重新梳理袁世凯（1859-1916）的一生，既需要良知，更需要勇气。何况是以这样一种贴近草根民众的方式，注定了使命的艰难，因为传统观念，和深入人心的朴素感情，都是真相的顽固障碍。
不管是体制之因，还是文化之故，总之，中国民众在智力上是很懒惰的。网名三七、笔名刀尔登的邱小刚称之为“道德下降”。他说中国人“道德下降的第一个迹象，就是不关心事实，毕竟，……辨别真相，也是累人的事。容易的办法，还是把自己从这一负担解脱，让别人来告诉我谁是坏人，我只负责吃掉他。”
我们还可以发现，民众在吃“坏人”的时候，其负责的精神和踊跃的情绪令人刮目，很少有人在心底疑问，或者对事实作一下追寻的。更不妙的是，好不容易出个疑问者、追寻者，其他人就会蜂涌而上，干脆将其也当“坏人”一并吃掉。
不管是“道德下降”还是“智力懒惰”吧，总之，用辞不雅些，就是愚蠢。理智者都知道，千万不能给愚蠢者对话，因为他会把你拉到与他一样的档次，然后再用自己丰富的经验打败你。民间谚语云：有饭给饥人，有话给智人。圣经也云：宁可遇上丢失崽子的母熊，不可遇上无知的妄人。所以理智者最好的办法是自言自语，不要期望听到众多的回声。想当年梁启超很具智力上的优越感和道德上的勇气，1901 年写有《举国皆我敌》的诗篇，云：“眇躯独立世界上，挑战四万万群盲！”当然他也知道，这种挑战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他在诗中还云：“阐哲理指为非圣兮，倡民权谓曰畔道。积千年旧脑之习惯兮，岂旦暮而可易。先知有责，觉后是任。后者终必觉，但其觉非今。十年以前之大敌，十年以后皆知音。”
一句话，他认为十年后，民众就都是他的知音，能听懂他改良与启蒙的呼声了。问题是不但当时的民众没有听懂他，反倒踩着他的身子上位了，半个世纪之后人们还把他骂作保守派、保皇党；他的老师康有为更是被伟大的红卫兵当“四旧”直接给破了——康墓遭毁，康的头骨被绑在棍子上，抬着游街示众……
中国民众很怪，有大忽悠说人民万岁，他们就亢奋半个世纪一直下不来；有实在人说民智低下，他们就恼得，恨不得把人拉过去撕扒着吃掉！某种程度上，中国百姓就是《让子弹飞》里的鹅城居民，谁赢跟谁，谁输抢谁。所以，我这辩白更多的是自言自语。当然，托改革开放及互联网的福，现在自言自语的人多了，民众道德的下降与智力的懒惰也正处于消退中，对此我们应该表示谨慎的乐观。
事实上我一直很纳闷。某种程度上研究历史从来都是后见之明。问题是在中国，后见之明都难得；有些人士表现得，比身处历史当局中还要无知无觉。这其中最不能原谅的当然不是普通民众，而是专业的历史研究者。也许他们的专业精神及情趣偏好只是不问青红皂白地搂政治的腰子，总之他们在自己的历史研究中表现得智商低下，道德更低下——这种双重低下，对民众造成了严重的误导与伤害！如果非要举个例子的话，我想举吴晗。从民国到新中国，一个《朱元璋传》，吴晗先后写了四个版本：1944 年版、1949 年版、1954 年版和1965 年版。
初版认为朱元璋是从“流浪青年”到“最伟大的军事统帅”、“最伟大的政治家”及“伟大的民族英雄”。二版中出于政治的需要，拿朱元璋影射蒋介石，于是“流浪青年”改成了“流氓”，“三个伟大”变成了“暴君”——“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最阴险残酷的政治家”云云。这稿子被毛泽东看了，可能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要求吴晗把朱元璋写好些。于是，“流氓”又改成了“流浪青年”，“暴君”变成了“农民领袖”。至于吴晗本人，还在1965 年版本的序言中津津乐道，当初民国某编辑部让他把朱元璋的“红军”改为“民军”，而他很有骨气地拒绝了：“宁可不出书，这字万不能改”！
可是等到若干年后他收到三条不伦不类的改稿指示时，
却屁颠屁颠地紧跟照办。直到最后跟不上，成为“文革”祭旗的第一道牺牲。
据 1949 年版本，吴晗把元朝的专制统治概括为：“构成了天罗地网，铜墙铁壁，没有一点漏洞，透不出一点气，没有声音，连耳语也不敢，没有文字的抗议，连数说历史都是犯法的。”
对朱元璋开国大典后的政治形势描述曰：“奉天殿受贺后，立妃马氏为皇后，世子标为皇太子，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各文武功臣也都加官进爵。……一霎时间闹闹攘攘，欣欣喜喜，新朝廷上充满了蓬勃的气象，新京师里平添了几百千家新贵族，历史上出现了一个统一的新朝代。”
对于朱元璋的文字狱，概括得更形象：“网罗布置好了，包围圈逐渐缩小了，苍鹰在天上盘旋，猎犬在追逐，一片号角声，呐喊声，呼鹰唤狗声，已入网的文人一个个断脰破胸，呻吟在血泊中。在网外围外的在战栗，在恐惧，在逃避，在伪装。”
看着这些预言或者说恶谶式的历史片段，难免让人冷颤。吴晗哪里是在说史，分明是在总结现实指向未来。所以，无论是吴晗治史，还是吴晗制史，都无一例外地告诉我们，与其说我们的历史学家是在研究历史，倒不如说他们是在制造相同的历史。吴晗可能至死都想不明白，自己分明是在奉命“数说历史”，为什么也是“犯法”呢？
连吴晗这样优秀的历史学家都没有看透——哪里有法？历史学家只有御用与秉笔直书之分；既然选择了御用，新宠终归要变成旧宠，而且难免失宠。
当然我不是历史学家，我就是个挖历史墙脚的。所以无论出于哪个角度，那种道义上的谴责也轮不到我身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就没事了，我有我自己的事儿。那就是，以良知与勇气赢得另一种谴责——寻历史的真相，探文化的陷阱，为蒙受不白之冤的历史人物呼吁，给过多涂饰的历史事件脱彩。
我不想媚众，更不想媚愚众。有人把它搞成民粹。哪里是民粹？简直是民秽！因为我们看到的景象是，大量的民众，在面对袁世凯的时候，既不乏智力上的自信，更不乏道德上的优越。简直是千夫所指，万民唾弃，也不想想，你配吗？
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云：“任凭你像尧舜那么圣贤，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人答应。”
问题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却告诉我们，皇帝还是有的，只不过改换其它名称罢了。中国百姓没人不答应，他们喊万岁喊得比上辈老奴隶还要投入还要激昂。
海派学者李劼说：“历史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在中国遇到了其天敌——中国人顽强的文化心理定势：在没有皇帝的年代里人人都想做皇帝。一个皇帝推翻了，千万个皇帝在成长”。他还说：“孙中山这尊雕像的意义在于仅仅制止人们搞穿龙袍、戴皇冠、登基大典之类的复辟形式，却并不能阻挡不穿龙袍的皇帝君临中国！”
可惜，袁世凯缺少李劼的智商，像梁启超一样脑子不转弯儿，不知道在中国，不穿龙袍，照样是皇帝。巴巴的搞小女人扶正的游戏，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小样儿嘛！
当然，躲开这些政治上的宏大叙事，我还可以指出一个简单的中国逻辑——成王败寇，人家不就是没弄成、退位了吗？如果他是在位之身，这么对待他，像美国百姓写信骂奥巴马白痴、法国百姓当面骂萨科齐混蛋那样，也算符合做人的正当性和做公民的正常逻辑。
遗憾的是，一百年过去了，我们中的许多人既没有读懂袁世凯，也没有提升自己的智力与道德——不如回家面墙去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