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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进一步扩大

说话间就到了1925年的5月7日,而“五七国耻”纪念导致女师大风潮进一步扩大。

先说北京,自从1915年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后,每年北京学界必定于是日集会举行国耻纪念。5月初,北京警厅照例请教育部通令禁学生集会游行,正在“整顿学风”的教育总长章士钊自然通知各校遵行。但学生还是走出了校门,并集合到了神武门前,一番“打倒”之后直奔章宅,破门入户,捣家毁具,待军警赶到,双方自然发生冲突。学生七人受伤,十八人被捕。两天后学生集会抗议,提出罢免章士钊等条件。

次说女师大。为了配合教育部通知,杨荫榆于5月7日在女师大校内举办纪念国耻演讲会,请李石曾、吴稚晖等国民党骨干前往演讲。但是会议开场前,学生自治会以不承认杨为校长为由拒绝其入场登堂,双方僵持不下,在部分学生的起哄与嘘声中,杨自行退席,在校外租用办公室,召开女师大评议会,商议开除带头闹事的学生。5月9日张榜公布,他们是女师大学生自治会成员: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刘和珍、许广平、姜伯谛(刘和珍是学生自治会会长;张平江、许广平是国民党员;蒲振声、郑德音是因为这次闹事表现好,年底被批准正式加入共产党)。

按许广平1940年的回忆:“这一天,全校处在紧张的情绪中,不少的同学气愤到哭起来了。林君问我,应该怎样善后?我说:‘被开除了几个人不要紧,要紧的是请出几位说人话的先生来。’” 不用说,这所谓的“说人话的先生”首当其冲把鲁迅包括进去了。用女师大另一个参与学潮的共产党学生刘亚雄的回忆,鲁迅简直是他们的鼓风机了:“可以说,如果没有鲁迅,单靠学生力量,女师大学生运动是搞不起来的,更不可能搞得这样声势浩大。”

当天,许广平致信鲁迅说:“生命的牺牲,学业的抛弃,诚然是无可再小的小事,这算什么呢?……当五七那天,在礼堂闹事,杨氏呼唤警察的时候,我心中想,如果真的捕了去,是为大众请命而被罪……打破的运动,益发令我鼓舞兴起,……我是多么荣幸,……虽则或者不免于牺牲,然而也不算没趣,现在教育部重要人员处和本校都接连开了火,也许波淘汹涌,也许消防队的力量大能够扑灭这种灾情,但是把戏总是有的,无论成与败。”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许广平作为学潮领袖,那是只管纵火的,且把这种纵火当作了游戏,所以兴致盎然以为荣幸。与此同时,她的统战对象也终于从旁观走向主动出击说“人话”了——用吴海勇的话说,鲁迅本来是女师大学潮的局外人,但是“与许广平有这层特殊的关系,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再也做不得局外人”。 于是鲁迅于5月10日,也就是许广平被挂牌公示开除的第二天即写了杂文《忽悠想到(七)》,发表于5月12日的《京报副刊》,启动了对于杨荫榆的第一轮谩骂。内云:“我还记得中国的女人是怎样被压制,……现在托了洋鬼子学说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比如校长之类,不就雇用了‘掠袖擦掌”的打手似的男人,来威吓毫无武力的同性的学生们么?不是利用了外面正有别的学潮的时候,和一些狐群狗党趁势来开除她私意所不喜的学生们么?”

记住这里,许广平做了训育主任也是这样干的。

5月12日,鲁迅还参加了学生自治会的师生联席会议,就是这次会议,让驱杨运动进一步升级:有恃无恐的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宣布校方开除学生决定无效,而他们开除校长则是有效的,出版《驱杨运动特刊》并派学生轮流把守校门,杨荫榆身为校长,竟然进不得校门了。至于许广平本人,在大家的推举下,手拿封条亲自封了杨校长办公室的门。鲁迅呢,亲自给许广平拟写呈教育部公文,对杨荫榆进行诸般恶毒指控。

也许觉得这些还不够过瘾,所以5月17日许广平致鲁迅的信,又换一副嘴脸了:“群众是浮躁急不及待的。……简单头脑的学生,的确敌不过金钱运动背有靠山的‘凶兽样的羊’,六人的出校是不足惜的。其如学校前途何?这一回给我的教训,就是群众之不足恃,……然而果真驱逐了么?恐还只有无益的牺牲吧!可咀咒的自身!可咀咒的,万恶的环境。”

不消说,作为被人怂恿的学潮中的领头人物,被开除了,一时可洋洋得意,可是事后会发现,学生中也没几个真正支持自己的,情绪当然一落千丈,开始埋怨“群众”了,可是却依然打着为“学校前途”的幌子。若真为学校前途,有这样无政府主义般的不负责的闹腾的么?

群众不可恃,但是正在升级为情人的鲁迅却是可恃的。5月21日鲁迅应自治会要求前往女师大开会,开会回来,晚上写下了恶毒的《“碰壁”之后》,于6月1日发表于《语丝》周刊。文中说当天开会,听到有教员说学生“你们做事不要碰壁”,有学生回说“杨先生就是壁”——据许广平回忆,这个所谓的“有学生”就是她本人,是她直截了当地如此回复的。 真不愧是妇唱夫随,于是周大师灵光一闪,写下了如此下流辱人的文字:“碰壁,碰壁,我碰了杨家的壁了!”

5月27日《京报》上还出现了鲁迅拟稿并联合周作人、钱玄同等总计七人署名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于是许广平又有了底气了,正如她5月27日晚上致鲁迅信中所言:“可以算是添了军火,加增气力”。除此之外还骂杨氏:“以婆婆自居之杨氏,总不甘心几个学生安居校中,必定两败俱伤而后快。此种很毒自私的心,恐历古以来,不易寻第二人。”

记住这里,许广平不但骂杨氏为“婆婆”,且认定世界上找不着如此这般的“第二人”,事实上一年之后她做了训育主任就堪比杨二了。鲁迅更是横刀勒马,帮许广平叫骂不已,且和许广平一个口径,把杨荫榆和学生的关系比喻为婆媳关系,并且时不时的在文章中洋洋得意地使用一下“妇姑勃谿”这个典。鲁迅骂杨最歹毒的是他的《寡妇主义》一文,这里有必要重点解析一下。

第一,文中把杨荫榆骂作“寡妇”和“拟寡妇”,并解释曰:“这里所谓‘寡妇’是指和丈夫死别的,所谓‘拟寡妇’,是指和丈夫生离以及不得已而抱独身主义的。”

鲁迅这样骂,既失厚道,还有为许广平而不惜自戕的劲头。试想杨荫榆若是“寡妇”和“拟寡妇”,你老人家不就顺理成章荣登“鳏夫”和“拟鳏夫”的宝座了?你和杨荫榆本是家庭那个叶蔓下的一对苦果,又何必同类相嘲呢?

第二,文中谈到了杨荫榆这种“寡妇”和“拟寡妇”的性压抑及其后果:“至于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恶。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

各位看官,你们说这文字是说杨荫榆的,还是鲁迅大师的自画状呢?杨荫榆压抑性欲,个性变态,大师的性欲释放给谁了呢?朱安终身是你婚姻的陪葬品,未拆封的礼物;你和许广平这个时候,一个是45岁的“鳏夫”教师,一个是28岁的在读剩女,双方既使性了,也是刚刚的事!怎么好意思骂别人?

第三,关于教育理念,鲁迅痛骂杨荫榆想把女生们教育成“未字先寡”的人,所以他很担心这些女生自立之后,“又转而凌虐还未自立的人,正如童养媳一做婆婆,也就像她的恶姑一样毒辣。”

这个更是自打自嘴的话,因为她的“广平兄”日后恰恰就是这种转向。

5月30日鲁迅的回信中,第一次称许广平为“害群之马”——因许广平等六人被开除时校方布告中有“开除学籍,即令出校,以免害群”之语。 从此这称号成了鲁迅对她的爱称之一,当然也成了许广平引以为傲的自称。

6月3日,许广平的《六个学生该死》在《京报副刊》发表。文中把杨荫榆恶心为“专制时代的君上权威”、“哥仑比亚教育家”、“‘国民之母之母’之婆”,“鼓掌狂笑”的“悍姑”,而六个学生,当然就是被休的可怜兮兮的“媳”了。

6月5日早上许广平致鲁迅的信中,谈及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上海五卅运动的波浪传到北京,北京游行队伍在天安门差点肉搏起来,“说是什么北大、师大的人争做主席,争做总指挥”。于是许广平“废然”“返校”,“所可稍快心意的,就是走至某一大街时,迎头看见杨婆子笑迷迷的瞅着我们大队时,我登即无名火起转口高喊打倒杨荫榆,打倒杨荫榆,驱逐杨荫榆,同侪闻声响应,直喊至杨车离开了我们,这虽则似乎因公济私,公私混淆,而当时迎头一击的痛快,比游过‘午门’的高兴,快活,可算是过之无不及。先生!您看这匹害群之马,简直不羁至不可收拾了呀!这可怎么办?”

许广平当然知道自己这样搞形同泼皮无赖,但又为这种泼皮无赖的精神自豪且以撒娇的方式炫耀给鲁迅。总之,有鲁迅这样的文化名人私下做情人,公开撑腰子,许广平的精气神儿自然旺盛许多,6月17日致鲁迅的信中表示,为了把杨婆子干掉,哪怕被人利用也不管了:

我校风潮,寒假时的确不敢说办事的人没色彩,所以我不敢做,不过袖手旁观,现在也不敢说她们没色彩,但是对方也太不像样了!忍无可忍,先做第一步攻击,再设法第二步建设的防备,这是我个人的自我见解,但是攻击已成俘虏之势,建设不敢言矣,所以我的目标是不满于杨,但也许第三者因我们的行为而收渔人之利,不劳而获,那么我的行动,也甚似被人“利用”,这是世界的黑暗,傻子的结果,可见事情还是不要“有点不平,反抗,改良的意思”,免得自己吃苦,而且公举你出来做事时,个个都说做后盾,个个都在你面前塞火药,等你灌足了,火线点起了!他们就远远的赶快跳跑,结果你不果做一个炸弹壳,五花粉碎。

到底啥色彩,又被谁利用呢?且看许广平1946年的回忆文章:

有一句话时常萦绕在我的脑际,已经二十年了,还是像刚听到过的一样新鲜,因为那句话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那时是“三一八”惨案的前一年,我还是学生,为了寻求光明,向各个敬仰的革命领袖请教,遇到一位党国伟人,他说:“你们尽管去(请愿)好了,就是有些牺牲,打什么紧?你看黄花岗上有你们没有?”惭愧,的确没有。而未了一句的沉重有力,就如同石工把铁器敲到石头上那么响亮深刻,至今也还是在我心的深处敲下一道创痕。有的人倒不一定为了想睡到黄花岗上而努力的,像我就是极好的例子,所以至今没有死掉。

但是按许广平晚年回忆,说辞又变:

我们无所惧怕,因为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一切群众运动都有党的领导,我们的学生运动也成了这个群众革命运动中的一部分。……也有国民党的短视者。我和刘和珍去请教他时,他却这样“鼓励”我们:“你们干,放胆地干好了!你们看,黄花岗有没有你们妇女在内?!”我当时即想:原来他认为我们闹革命是为了要在黄花岗上争一席之地!从此,我们对这位先生再不去请教了。

一会儿说人家“党国伟人”,一会儿又说人家“短视者”;一会儿说是共产党领导,一会儿又说是国民党怂恿,不管如何说吧,这个时候的鲁迅,倒更像是许广平的炸弹壳。两人的信件中,鲁迅信尾落款的老师,加上了引号;许广平的抬头,已称鲁迅为“嫩弟”“嫩棣棣”,这叫革命调情两不误?

7月31日,许广平还在《莽原》上发文埋怨:“谁都知到某校风潮发生了半年多,而大家不管。这是中国人不负责任,互相推诿的一件最好不过的证据。”

确实是中国人不负责任,有那想负的,也要被你们打倒,再踏上几只脚了。

这个时候,杨荫榆已呈请教育部决定解散女师大学潮中最坚定的四个班。8月1日即率军警入校宣布执行,校内这时留有三四十个学生坚决不走,双方自然又是一番冲突。用刘亚雄的回忆,是北京学联组织北京各校进步学生前来支援,“他们募集了一筐筐面包和西瓜从墙上扔过去,终于挫败了杨荫榆的阴谋”。

看到这里,你不得不承认北洋政府军警的窝囊,就几个丫头片子,扔几个西瓜面包,你们就顶不住了。

按学生自治会负责人之一、许广平同桌、同为国民党员的吕云章的回忆,她们上面有人:“我们虽然仅二三十人,但是支持我们的后台却都很重要,八大学的联合会、舆论界和国民党”。 这个自然,国共两党正蜜月中,舆论界和学生联合会也由他们操纵。其它不说,只说吕云章对学生联合会评价曰:“学生联合会,一方面是主持正义,一方面也是交女朋友的好机会。我们虽然没有伙食,但是慰问我们的人太多了,各大学都送来礼品、面包、水果毫不缺乏。可是一听到警察来了,这些同学都逾墙而逃,也很可笑。”确实可笑,吕云章和张平江两个国民党籍的学生去党部接受指示,江绍模跟她们说:“听说杨荫榆又要带军警到学校去,你们要鼓动同学往前冲,制造惨案”。吕云章说张平江当场答应了,但她认为不妥:“造血案固然可以把事件扩大,但是死亡的同学也不得不顾及”。商量许久,江绍模取消了这个办法。但是共产党那边似乎执行了,吕云章说杨仅是带着军警在学校巡视了一番,“有几个同学(后来知道她们是共产党)往前冲了一下,只把腿伤了一点,也没有造成什么了不起的惨案。”

事后这帮同学开会,商量出这么一条馊得不能再馊的主意:“如果警察来捕我们,我们二三十人就集合在一个小楼上集体自杀。其实所准备的药都是假的。”

看到这里我笑了,杨荫榆女士,你都面对的什么人呢?趁早歇了吧,你玩不过她们的。

8月2日,杨荫榆下令女师大全体教职员工离校,学校瘫焕;8月3日,杨荫榆在报上发布《致各界声明书》。激进的支持学潮的社会舆论自然上占上风,杨荫榆决定辞职,8月4日的《晨报》上,杨萌榆发表了辞职感言,从此在人们视线中消失。其实杨荫榆在一般学生眼里,不过是个“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做事认真、严以律己又待人严苛的人”。 可惜,她与那个亢奋的时代太不相合了。 0rgIdVXlXcfyBj5TBSqvtk0kB1Wd50Be3XO8dnTPtutgPVTq3cBwiwljDvgznZ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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