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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间就到了1925年的5月7日，而“五七国耻”纪念导致女师大风潮进一步扩大。
先说北京，自从1915年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后，每年北京学界必定于是日集会举行国耻纪念。5月初，北京警厅照例请教育部通令禁学生集会游行，正在“整顿学风”的教育总长章士钊自然通知各校遵行。但学生还是走出了校门，并集合到了神武门前，一番“打倒”之后直奔章宅，破门入户，捣家毁具，待军警赶到，双方自然发生冲突。学生七人受伤，十八人被捕。两天后学生集会抗议，提出罢免章士钊等条件。
次说女师大。为了配合教育部通知，杨荫榆于5月7日在女师大校内举办纪念国耻演讲会，请李石曾、吴稚晖等国民党骨干前往演讲。但是会议开场前，学生自治会以不承认杨为校长为由拒绝其入场登堂，双方僵持不下，在部分学生的起哄与嘘声中，杨自行退席，在校外租用办公室，召开女师大评议会，商议开除带头闹事的学生。5月9日张榜公布，他们是女师大学生自治会成员：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刘和珍、许广平、姜伯谛（刘和珍是学生自治会会长；张平江、许广平是国民党员；蒲振声、郑德音是因为这次闹事表现好，年底被批准正式加入共产党）。
按许广平1940年的回忆：“这一天，全校处在紧张的情绪中，不少的同学气愤到哭起来了。林君问我，应该怎样善后？我说：‘被开除了几个人不要紧，要紧的是请出几位说人话的先生来。’”
不用说，这所谓的“说人话的先生”首当其冲把鲁迅包括进去了。用女师大另一个参与学潮的共产党学生刘亚雄的回忆，鲁迅简直是他们的鼓风机了：“可以说，如果没有鲁迅，单靠学生力量，女师大学生运动是搞不起来的，更不可能搞得这样声势浩大。”
当天，许广平致信鲁迅说：“生命的牺牲，学业的抛弃，诚然是无可再小的小事，这算什么呢？……当五七那天，在礼堂闹事，杨氏呼唤警察的时候，我心中想，如果真的捕了去，是为大众请命而被罪……打破的运动，益发令我鼓舞兴起，……我是多么荣幸，……虽则或者不免于牺牲，然而也不算没趣，现在教育部重要人员处和本校都接连开了火，也许波淘汹涌，也许消防队的力量大能够扑灭这种灾情，但是把戏总是有的，无论成与败。”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许广平作为学潮领袖，那是只管纵火的，且把这种纵火当作了游戏，所以兴致盎然以为荣幸。与此同时，她的统战对象也终于从旁观走向主动出击说“人话”了——用吴海勇的话说，鲁迅本来是女师大学潮的局外人，但是“与许广平有这层特殊的关系，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再也做不得局外人”。
于是鲁迅于5月10日，也就是许广平被挂牌公示开除的第二天即写了杂文《忽悠想到（七）》，发表于5月12日的《京报副刊》，启动了对于杨荫榆的第一轮谩骂。内云：“我还记得中国的女人是怎样被压制，……现在托了洋鬼子学说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比如校长之类，不就雇用了‘掠袖擦掌”的打手似的男人，来威吓毫无武力的同性的学生们么？不是利用了外面正有别的学潮的时候，和一些狐群狗党趁势来开除她私意所不喜的学生们么？”
记住这里，许广平做了训育主任也是这样干的。
5月12日，鲁迅还参加了学生自治会的师生联席会议，就是这次会议，让驱杨运动进一步升级：有恃无恐的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宣布校方开除学生决定无效，而他们开除校长则是有效的，出版《驱杨运动特刊》并派学生轮流把守校门，杨荫榆身为校长，竟然进不得校门了。至于许广平本人，在大家的推举下，手拿封条亲自封了杨校长办公室的门。鲁迅呢，亲自给许广平拟写呈教育部公文，对杨荫榆进行诸般恶毒指控。
也许觉得这些还不够过瘾，所以5月17日许广平致鲁迅的信，又换一副嘴脸了：“群众是浮躁急不及待的。……简单头脑的学生，的确敌不过金钱运动背有靠山的‘凶兽样的羊’，六人的出校是不足惜的。其如学校前途何？这一回给我的教训，就是群众之不足恃，……然而果真驱逐了么？恐还只有无益的牺牲吧！可咀咒的自身！可咀咒的，万恶的环境。”
不消说，作为被人怂恿的学潮中的领头人物，被开除了，一时可洋洋得意，可是事后会发现，学生中也没几个真正支持自己的，情绪当然一落千丈，开始埋怨“群众”了，可是却依然打着为“学校前途”的幌子。若真为学校前途，有这样无政府主义般的不负责的闹腾的么？
群众不可恃，但是正在升级为情人的鲁迅却是可恃的。5月21日鲁迅应自治会要求前往女师大开会，开会回来，晚上写下了恶毒的《“碰壁”之后》，于6月1日发表于《语丝》周刊。文中说当天开会，听到有教员说学生“你们做事不要碰壁”，有学生回说“杨先生就是壁”——据许广平回忆，这个所谓的“有学生”就是她本人，是她直截了当地如此回复的。
真不愧是妇唱夫随，于是周大师灵光一闪，写下了如此下流辱人的文字：“碰壁，碰壁，我碰了杨家的壁了！”
5月27日《京报》上还出现了鲁迅拟稿并联合周作人、钱玄同等总计七人署名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于是许广平又有了底气了，正如她5月27日晚上致鲁迅信中所言：“可以算是添了军火，加增气力”。除此之外还骂杨氏：“以婆婆自居之杨氏，总不甘心几个学生安居校中，必定两败俱伤而后快。此种很毒自私的心，恐历古以来，不易寻第二人。”
记住这里，许广平不但骂杨氏为“婆婆”，且认定世界上找不着如此这般的“第二人”，事实上一年之后她做了训育主任就堪比杨二了。鲁迅更是横刀勒马，帮许广平叫骂不已，且和许广平一个口径，把杨荫榆和学生的关系比喻为婆媳关系，并且时不时的在文章中洋洋得意地使用一下“妇姑勃谿”这个典。鲁迅骂杨最歹毒的是他的《寡妇主义》一文，这里有必要重点解析一下。
第一，文中把杨荫榆骂作“寡妇”和“拟寡妇”，并解释曰：“这里所谓‘寡妇’是指和丈夫死别的，所谓‘拟寡妇’，是指和丈夫生离以及不得已而抱独身主义的。”
鲁迅这样骂，既失厚道，还有为许广平而不惜自戕的劲头。试想杨荫榆若是“寡妇”和“拟寡妇”，你老人家不就顺理成章荣登“鳏夫”和“拟鳏夫”的宝座了？你和杨荫榆本是家庭那个叶蔓下的一对苦果，又何必同类相嘲呢？
第二，文中谈到了杨荫榆这种“寡妇”和“拟寡妇”的性压抑及其后果：“至于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恶。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
各位看官，你们说这文字是说杨荫榆的，还是鲁迅大师的自画状呢？杨荫榆压抑性欲，个性变态，大师的性欲释放给谁了呢？朱安终身是你婚姻的陪葬品，未拆封的礼物；你和许广平这个时候，一个是45岁的“鳏夫”教师，一个是28岁的在读剩女，双方既使性了，也是刚刚的事！怎么好意思骂别人？
第三，关于教育理念，鲁迅痛骂杨荫榆想把女生们教育成“未字先寡”的人，所以他很担心这些女生自立之后，“又转而凌虐还未自立的人，正如童养媳一做婆婆，也就像她的恶姑一样毒辣。”
这个更是自打自嘴的话，因为她的“广平兄”日后恰恰就是这种转向。
5月30日鲁迅的回信中，第一次称许广平为“害群之马”——因许广平等六人被开除时校方布告中有“开除学籍，即令出校，以免害群”之语。
从此这称号成了鲁迅对她的爱称之一，当然也成了许广平引以为傲的自称。
6月3日，许广平的《六个学生该死》在《京报副刊》发表。文中把杨荫榆恶心为“专制时代的君上权威”、“哥仑比亚教育家”、“‘国民之母之母’之婆”，“鼓掌狂笑”的“悍姑”，而六个学生，当然就是被休的可怜兮兮的“媳”了。
6月5日早上许广平致鲁迅的信中，谈及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上海五卅运动的波浪传到北京，北京游行队伍在天安门差点肉搏起来，“说是什么北大、师大的人争做主席，争做总指挥”。于是许广平“废然”“返校”，“所可稍快心意的，就是走至某一大街时，迎头看见杨婆子笑迷迷的瞅着我们大队时，我登即无名火起转口高喊打倒杨荫榆，打倒杨荫榆，驱逐杨荫榆，同侪闻声响应，直喊至杨车离开了我们，这虽则似乎因公济私，公私混淆，而当时迎头一击的痛快，比游过‘午门’的高兴，快活，可算是过之无不及。先生！您看这匹害群之马，简直不羁至不可收拾了呀！这可怎么办？”
许广平当然知道自己这样搞形同泼皮无赖，但又为这种泼皮无赖的精神自豪且以撒娇的方式炫耀给鲁迅。总之，有鲁迅这样的文化名人私下做情人，公开撑腰子，许广平的精气神儿自然旺盛许多，6月17日致鲁迅的信中表示，为了把杨婆子干掉，哪怕被人利用也不管了：
我校风潮，寒假时的确不敢说办事的人没色彩，所以我不敢做，不过袖手旁观，现在也不敢说她们没色彩，但是对方也太不像样了！忍无可忍，先做第一步攻击，再设法第二步建设的防备，这是我个人的自我见解，但是攻击已成俘虏之势，建设不敢言矣，所以我的目标是不满于杨，但也许第三者因我们的行为而收渔人之利，不劳而获，那么我的行动，也甚似被人“利用”，这是世界的黑暗，傻子的结果，可见事情还是不要“有点不平，反抗，改良的意思”，免得自己吃苦，而且公举你出来做事时，个个都说做后盾，个个都在你面前塞火药，等你灌足了，火线点起了！他们就远远的赶快跳跑，结果你不果做一个炸弹壳，五花粉碎。
到底啥色彩，又被谁利用呢？且看许广平1946年的回忆文章：
有一句话时常萦绕在我的脑际，已经二十年了，还是像刚听到过的一样新鲜，因为那句话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那时是“三一八”惨案的前一年，我还是学生，为了寻求光明，向各个敬仰的革命领袖请教，遇到一位党国伟人，他说：“你们尽管去（请愿）好了，就是有些牺牲，打什么紧？你看黄花岗上有你们没有？”惭愧，的确没有。而未了一句的沉重有力，就如同石工把铁器敲到石头上那么响亮深刻，至今也还是在我心的深处敲下一道创痕。有的人倒不一定为了想睡到黄花岗上而努力的，像我就是极好的例子，所以至今没有死掉。
但是按许广平晚年回忆，说辞又变：
我们无所惧怕，因为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一切群众运动都有党的领导，我们的学生运动也成了这个群众革命运动中的一部分。……也有国民党的短视者。我和刘和珍去请教他时，他却这样“鼓励”我们：“你们干，放胆地干好了！你们看，黄花岗有没有你们妇女在内？！”我当时即想：原来他认为我们闹革命是为了要在黄花岗上争一席之地！从此，我们对这位先生再不去请教了。
一会儿说人家“党国伟人”，一会儿又说人家“短视者”；一会儿说是共产党领导，一会儿又说是国民党怂恿，不管如何说吧，这个时候的鲁迅，倒更像是许广平的炸弹壳。两人的信件中，鲁迅信尾落款的老师，加上了引号；许广平的抬头，已称鲁迅为“嫩弟”“嫩棣棣”，这叫革命调情两不误？
7月31日，许广平还在《莽原》上发文埋怨：“谁都知到某校风潮发生了半年多，而大家不管。这是中国人不负责任，互相推诿的一件最好不过的证据。”
确实是中国人不负责任，有那想负的，也要被你们打倒，再踏上几只脚了。
这个时候，杨荫榆已呈请教育部决定解散女师大学潮中最坚定的四个班。8月1日即率军警入校宣布执行，校内这时留有三四十个学生坚决不走，双方自然又是一番冲突。用刘亚雄的回忆，是北京学联组织北京各校进步学生前来支援，“他们募集了一筐筐面包和西瓜从墙上扔过去，终于挫败了杨荫榆的阴谋”。
看到这里，你不得不承认北洋政府军警的窝囊，就几个丫头片子，扔几个西瓜面包，你们就顶不住了。
按学生自治会负责人之一、许广平同桌、同为国民党员的吕云章的回忆，她们上面有人：“我们虽然仅二三十人，但是支持我们的后台却都很重要，八大学的联合会、舆论界和国民党”。
这个自然，国共两党正蜜月中，舆论界和学生联合会也由他们操纵。其它不说，只说吕云章对学生联合会评价曰：“学生联合会，一方面是主持正义，一方面也是交女朋友的好机会。我们虽然没有伙食，但是慰问我们的人太多了，各大学都送来礼品、面包、水果毫不缺乏。可是一听到警察来了，这些同学都逾墙而逃，也很可笑。”确实可笑，吕云章和张平江两个国民党籍的学生去党部接受指示，江绍模跟她们说：“听说杨荫榆又要带军警到学校去，你们要鼓动同学往前冲，制造惨案”。吕云章说张平江当场答应了，但她认为不妥：“造血案固然可以把事件扩大，但是死亡的同学也不得不顾及”。商量许久，江绍模取消了这个办法。但是共产党那边似乎执行了，吕云章说杨仅是带着军警在学校巡视了一番，“有几个同学（后来知道她们是共产党）往前冲了一下，只把腿伤了一点，也没有造成什么了不起的惨案。”
事后这帮同学开会，商量出这么一条馊得不能再馊的主意：“如果警察来捕我们，我们二三十人就集合在一个小楼上集体自杀。其实所准备的药都是假的。”
看到这里我笑了，杨荫榆女士，你都面对的什么人呢？趁早歇了吧，你玩不过她们的。
8月2日，杨荫榆下令女师大全体教职员工离校，学校瘫焕；8月3日，杨荫榆在报上发布《致各界声明书》。激进的支持学潮的社会舆论自然上占上风，杨荫榆决定辞职，8月4日的《晨报》上，杨萌榆发表了辞职感言，从此在人们视线中消失。其实杨荫榆在一般学生眼里，不过是个“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做事认真、严以律己又待人严苛的人”。
可惜，她与那个亢奋的时代太不相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