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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致鲁迅第一封信，谈到了她对于学校的困惑：
有人以为学校场所，能愈隔离城市的尘纷、政潮的影响，愈是效果佳些，的确！这是否有一部分的理由呢？记得在中学时代，那时也未常不有攻击教员反对校长的事情发生，然而无论反与正的二方面总是偏重在人的方面权衡它，从没遇过在利的方面去取过，先生！这是受都市政潮的影响呢，还是年龄的继续增长戕害了他呢？先生！
你请看看吧！现在北京学界中发生了驱逐校长的事，同时反对的，赞成的，立刻就各标旗帜，校长以留学、留堂——毕业留本校任职——谋优良位置为饼饵，学生以权利得失为去取，今日收买一个，明日收买一个……今日被买一个，明日被买一个……在买者蝇营狗苟，凡足以固位恋栈的无所不用其极，有洞皆钻，无门不入。被买者也廉耻丧尽，人格破产。似此情形，出于清洁之教育界人物，有同猪仔行径其尤可愤恨的，这种含多量细菌的空气，乃播于名为受高等教育之女校长女学生身上。做女校长的，如其确有谋该校教育发展的干材的伟大教育高见，及其年来经过成绩，何妨公开的布告，而乃“昏暮乞怜，丑态百出，啧啧在人耳口”。呜呼！中国教育之前途。但是女校长或者因环境种种关系，支配了她不能不如此！而何以校中学生，对于该事乃日见软化，明明今日好好的出席，提出种种反对条件，转眼就掉过头来噤若寒蝉，或者明示其变态行动。呜呼！此中国女子教育之前途！或者此政潮影响教育之前途！！！情形是一天天的恶化了！五四以后的青年是很可以悲观痛哭的了。
我们先谈谈这封信的背景：
其一，这是许广平写给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女师大兼职教师、中国文化名人鲁迅的第一封信。许广平，笔名景宋，当时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文科三年生，女师大学生自治会总干事，是正在进行的女师大风潮，即驱杨运动中的领军人物。
按许广平1940年的回忆，当时驱扬比较“慷慨激昂”的，乃是她同班的林君、P君、W君，她们都是学生会会员，有纠察等职务。而她自己“还冷静，私自向同室而又同乡的林君提醒，闹起风潮要当心，不要被人利用。她很聪明地放手，不去过问了。”问题是，自己人可以放手，别的人不可以放手，待听说P君和W君也都放手后，她不愿意了：“虽然直接感觉到讨厌杨荫榆的一些德政，但是阅世不深，惟恐动辄被人利用的观念太牢固地主宰着我，所以不但劝林君置身事外，同时自己也和她取一致的态度。可是，当一个大的浪潮打到涯岸的边缘的时候，是没有一粒砂石能够不被冲击的。在眼看到瘫软下来的一个个激剧变动的人们，比在阳光下消失了的冰雪还要急透。不由得惹起我的反感，内心拨动了应战的火焰。当时就想：‘让我来试试，看有谁会敢来给我发命令！’于是在同班退下来了不过问的低潮中，我挺身而出，以总干事的资格出席去了。”
这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在内。你提醒好友林君别被人利用，别闹了，那人家P君和W君就没有好友提醒？事实上，这两个女生乃是女师大附中毕业的，附中主任（许广平专门括注是女的）找她们谈了谈话，之后她们就放手了，而且其他附中女生也不闹了。按许广平的解释，谈话的精神不外是女人当校长应该拥护。
是啊，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这不正是女权的标志吗？可是总有更激进的女生，管她女校长不女校长，反正我们看不惯。看不惯仅是情绪，但这种情绪，恰恰可能被利用。因为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五四之后由于新思潮的涌入、政治运动的兴起和政治党派及其意识形态的运作，导致基础太弱、底盘不稳的学生几近忘却学校为何如地、学生为何如人。某些政党给学生灌输的道理不外是“读书即是不革命，不革命即是反革命”，
遂致有心人士感叹说：“学校成为党部，学生变作工具，读书求学遂成为反革命”。
一句话，学生运动变成了运动学生；自运动变成了被运动，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兵被骂作丘八，恐怕不知道学生早赢得了“丘九”之称吧！
这一点，连日本那个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18891949）都看不下去了。从年龄对比，石原莞尔比许广平大九岁，上学时也跟老师搞不好关系（原因据说是太聪明太骄傲了），191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1920年调入华中派遣队司令部，进驻武汉。这家伙早想来中国了，中国辛亥革命的时候，他驻在朝鲜，听说武昌起义成功，中华民国建立，他把自己手上的一小拨兵带到一个山上去对天鸣枪，流泪高呼“中华民国万岁”。这是日本泛亚主义的一种共同情绪，就是中日一体，黄色人种合力抵抗白色人种云云。孙中山身边的那些日本浪人与日本政要，不管真心还是假意，也经常与孙中山如此共鸣，互相感动中。有些可以是真的，有些却是放烟幕弹。石原莞尔当时对中国抱了无限的希望，也是可以有的。但是等他到了中国，考察一年之后，便彻底失望了。用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希亮的话转述，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国家官乃贪官，民乃刁民，兵乃这个兵痞，然后中国的爱国学生是世界上最乱的，就是他们起哄闹事，把老百姓推到最前线，然后他们转身就走了。总而一句话就是说，中国是一个政治失败的民族。”
王希亮的这番话，见之于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播出节目《日本侵华将领实录——石原莞尔》。看到节目后，我第一反应就是去查资料，想查出石原莞尔完整的中国观，很遗憾，没有。现在的障碍是：第一，咱不懂日文，第二，懂日文的不给咱翻译。就是王希亮先生也忒小气，明明懂日文，却自个儿独吞，偏偏不给我们翻译过来！我今天上午查找了诸多王老先生的论文与论著，至今还没有发现蛛丝马迹。同志们，我将继续追查中。
为嘛我很关注这番话呢？很简单，同是老大学生（石原陆大毕业时虚岁30，考察中国时虚岁32；许广平闹学潮时虚岁28，1926年女师大毕业时虚岁29），从中日两个大学生的对比中，是不是我们也能发现些什么呢？从石原莞尔对民国学生的评价中，是不是更能发现些什么呢？同志们，也许这就是差距？
其二，被驱之杨，女师大现任校长杨荫榆。妇女解放的先驱，钱钟书夫人杨绛的三姑妈，出身书香门第，年轻时以激烈行为抗拒包办婚姻，和夫家断绝关系后终身没有再嫁，1907年赴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回国后受聘于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担任教务主任，同时兼任生物解剖教师。1914年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学监。1918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24年2月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这是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11月因开除三名学生引起了女师大风潮，即驱杨运动（学生称驱羊运动）。
其实这仅是导火线，按许广平的回忆，则是这样的：
综合反对杨荫榆者们的心理是很简单的，首先是学业前途的日见黑暗，许多不大必要的课目存留或增添，和不孚众望的教师的延聘，却反而把提高女子教育到北大、师大一样课程的文科教师们，倒坚决地日见有计画的在削减。她们多冒了千辛万苦，经过家庭多少斗争才获准许升学的—群，怎么能够忍受？而且那位校长，在人们的印象中就只见那扎着白头绳的带子的人，穿着黑花缎的旗袍和斗篷，像一个阴影的移来移去。如果有人真个去请教时，据说又有事出去了。否则，她的卧室就在校舍的幽静的一角．学生们除了去开储藏室的门，是不会听到紧邻的她的房间的嘁嘁喳喳，低声媚笑的。原来这里集合了一群拥护女人长校，而又以她作轮轴，争相献媚讨好的无耻的一群。为了那娇声戏谑，那酒食熏腾的散播，怕惹是非或稍自爱重的都不大愿意到储藏室去领东西，有时就必定等到两三个人一起才敢走去。这是魔窟，是虐待儿媳妇的参谋大本营！乌烟瘴气，鬼鬼祟祟，许多女教职员们都像贼头鼠眼，怀着鬼胎般向学生探视、侦询，冀有所得，好去报功了。这成了什么样的世界！正本清源，为了女学前途，非扫去这些渣滓不可的感觉弥漫在全校生徒的心中。
我们可以发现，这里面还有诸多莫名其妙的情绪。课程设置及教师聘任，这可以有明确的诉求，更可以和校方商榷；但女校长着何衣服、跟人如何交往、女教职员如何给女校长汇报工作，还真不是你学生能管的。只听说过教授治校，还没听说过学生治校的。只不过那时候新潮，学生就把学生自治扩展为学生治校了，有些学校，校长都是由学生选的。而且光治校还不成，有学生干脆宣布校长制度不合理，需要废除：“我们还要宣言，我们是承认校长制度，是不合德谟克拉西时代的组织的，我们理想中的社会，决没有什么‘长’的东西。”
其三，1925年1月18日，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召开全体学生紧急会议，决定不再承认杨荫榆为校长——237名学生，赞同驱杨的172人，严守中立的65人。
21日学生自治会四名代表到教育部状告杨任校长以来的二十四条罪状，同时致函杨并限六小时内答复，告以“学生等为女子教育计、为校长名誉计，特请即日离校，否则将以最后之手段对待。”
杨回复曰，自治会所述是否出自公意难明，要求自治会签名负责，学生认为此乃陷阱，拒签。教育部派人去学校调查，亦无结果。4月章士钊以司法总长兼任教育总长，力倡整顿学风，自然维护杨荫榆，于是女师大自治会与杨处于相持状态中。
其四，那时的学校条件，据许广平1948年的回忆：“民国十一年，在天津，初师毕业就投考到北平女高师去了。因为向例帅范学校有饭食，有住宿，而且又免收学费，讲义是油印，学校发的，书籍费也不必筹，只要每月有三两块钱够买纸笔，另外偶然添件蓝布大褂，也不过块把钱的经费，还不算难筹，比起现在的读书，那时我们的条件实在太好了。”
太好了你们还闹，还不好好学习！
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许广平信中的教育思想：
第一，她对教育独立是不赞称的，顶多认为部分有理，且用的疑问口气；而对学生干政是完全赞称的，那就是革命有理。
第二，正是由于第一点，所以她对于学生的要求，乃是职业革命家的方向。所以像校长帮助学生找工作、联系职位这种学校本份内应该做的事，在她眼里就都是买通。而学生想找个工作、职位以图谋生，或者不赞称她的革命言行，在她眼里就是革命性不够，且人格破产。
第三，她为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和五四以后的青年悲观痛哭。关于五四前后的青年，这里简单说一下。
五四时，学生游行又是殴打又是火烧，已走向暴烈，触及刑法，虽是出于爱国，但无底线无规则，无助于建设；五四之后，这种暴烈行为继续扩展中。如果说有区别的话，那么五四前是学生运动，五四后就是运动学生了。用胡适的话说，那就是五四在政治上的成功，让中国的政党颇受启发，“他们觉察到观念可以变成武器，学生群众可以形成一种政治力量。”
所以，五四之前的学生还能安心学习，五四之后的学生，学习仅是副业，革命才是主业，学生纷纷走向职业革命的道路，且被政党灌输进“读书即是不革命，不革命即是反革命”的偏执信条。用吕芳上先生的话来讲：“五四之后，学生的气焰骤然增高……对抗，既然变成无上的道德，于是风潮亦无由止息了。”
用当时的报纸评论来讲：“学生对于校长，自由选举，如会议之推选主席；对于教授，任意黜陟，如宿舍之雇用庖丁。甚者散传单以谩骂，聚群众以殴辱，每有要求，动辄罢课以相挟持。及至年终，且常罢考以作结束”。“五四以来，爱国运动之悲剧，愈演愈烈；而爱国运动之变态，亦愈出愈奇。其始也，孤高纯洁；其终也，苍黄反覆。党派之操纵也，外力之诱致也。明目张胆，公为破坏。且复贾其余勇，迫逐校长，驱禁教员，政府既侧目而怀恨，教师亦束手而无策。”
关于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当时的中国，正是新旧思想激烈交锋期，所谓的前途从客观上是个不确定性的概念，从主观上更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就拿许广平与杨荫榆来讲，既同是妇女解放的先驱性人物，又同时是新旧夹缝中的矛盾型人物。许广平呢，在天津读书就俨然社会革命家了，但后来却做了鲁迅的二夫人，相当于古时的妾，人情伦理及道德法律上，存有诸多探讨的空间。杨荫榆呢，在学生眼里，不过是个“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做事认真、严以律己又待人严苛的人”，
此后被鲁迅骂得狗血喷头，臭名远扬，在整个社会的激进情绪及国共两党对于学生运动及舆论的操控下，被迫辞职，回家乡任教。1937年底，杨荫榆到日本领事馆谴责日寇奸杀行径；1938年1月1日被日军报复，射杀而亡，走完了其悲剧性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