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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生中的“害群之马”

许广平为什么要反对杨荫榆

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致鲁迅第一封信,谈到了她对于学校的困惑:

有人以为学校场所,能愈隔离城市的尘纷、政潮的影响,愈是效果佳些,的确!这是否有一部分的理由呢?记得在中学时代,那时也未常不有攻击教员反对校长的事情发生,然而无论反与正的二方面总是偏重在人的方面权衡它,从没遇过在利的方面去取过,先生!这是受都市政潮的影响呢,还是年龄的继续增长戕害了他呢?先生!

你请看看吧!现在北京学界中发生了驱逐校长的事,同时反对的,赞成的,立刻就各标旗帜,校长以留学、留堂——毕业留本校任职——谋优良位置为饼饵,学生以权利得失为去取,今日收买一个,明日收买一个……今日被买一个,明日被买一个……在买者蝇营狗苟,凡足以固位恋栈的无所不用其极,有洞皆钻,无门不入。被买者也廉耻丧尽,人格破产。似此情形,出于清洁之教育界人物,有同猪仔行径其尤可愤恨的,这种含多量细菌的空气,乃播于名为受高等教育之女校长女学生身上。做女校长的,如其确有谋该校教育发展的干材的伟大教育高见,及其年来经过成绩,何妨公开的布告,而乃“昏暮乞怜,丑态百出,啧啧在人耳口”。呜呼!中国教育之前途。但是女校长或者因环境种种关系,支配了她不能不如此!而何以校中学生,对于该事乃日见软化,明明今日好好的出席,提出种种反对条件,转眼就掉过头来噤若寒蝉,或者明示其变态行动。呜呼!此中国女子教育之前途!或者此政潮影响教育之前途!!!情形是一天天的恶化了!五四以后的青年是很可以悲观痛哭的了。

我们先谈谈这封信的背景:

其一,这是许广平写给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女师大兼职教师、中国文化名人鲁迅的第一封信。许广平,笔名景宋,当时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文科三年生,女师大学生自治会总干事,是正在进行的女师大风潮,即驱杨运动中的领军人物。

按许广平1940年的回忆,当时驱扬比较“慷慨激昂”的,乃是她同班的林君、P君、W君,她们都是学生会会员,有纠察等职务。而她自己“还冷静,私自向同室而又同乡的林君提醒,闹起风潮要当心,不要被人利用。她很聪明地放手,不去过问了。”问题是,自己人可以放手,别的人不可以放手,待听说P君和W君也都放手后,她不愿意了:“虽然直接感觉到讨厌杨荫榆的一些德政,但是阅世不深,惟恐动辄被人利用的观念太牢固地主宰着我,所以不但劝林君置身事外,同时自己也和她取一致的态度。可是,当一个大的浪潮打到涯岸的边缘的时候,是没有一粒砂石能够不被冲击的。在眼看到瘫软下来的一个个激剧变动的人们,比在阳光下消失了的冰雪还要急透。不由得惹起我的反感,内心拨动了应战的火焰。当时就想:‘让我来试试,看有谁会敢来给我发命令!’于是在同班退下来了不过问的低潮中,我挺身而出,以总干事的资格出席去了。”

这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在内。你提醒好友林君别被人利用,别闹了,那人家P君和W君就没有好友提醒?事实上,这两个女生乃是女师大附中毕业的,附中主任(许广平专门括注是女的)找她们谈了谈话,之后她们就放手了,而且其他附中女生也不闹了。按许广平的解释,谈话的精神不外是女人当校长应该拥护。

是啊,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这不正是女权的标志吗?可是总有更激进的女生,管她女校长不女校长,反正我们看不惯。看不惯仅是情绪,但这种情绪,恰恰可能被利用。因为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五四之后由于新思潮的涌入、政治运动的兴起和政治党派及其意识形态的运作,导致基础太弱、底盘不稳的学生几近忘却学校为何如地、学生为何如人。某些政党给学生灌输的道理不外是“读书即是不革命,不革命即是反革命”, 遂致有心人士感叹说:“学校成为党部,学生变作工具,读书求学遂成为反革命”。 一句话,学生运动变成了运动学生;自运动变成了被运动,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兵被骂作丘八,恐怕不知道学生早赢得了“丘九”之称吧!

这一点,连日本那个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18891949)都看不下去了。从年龄对比,石原莞尔比许广平大九岁,上学时也跟老师搞不好关系(原因据说是太聪明太骄傲了),191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1920年调入华中派遣队司令部,进驻武汉。这家伙早想来中国了,中国辛亥革命的时候,他驻在朝鲜,听说武昌起义成功,中华民国建立,他把自己手上的一小拨兵带到一个山上去对天鸣枪,流泪高呼“中华民国万岁”。这是日本泛亚主义的一种共同情绪,就是中日一体,黄色人种合力抵抗白色人种云云。孙中山身边的那些日本浪人与日本政要,不管真心还是假意,也经常与孙中山如此共鸣,互相感动中。有些可以是真的,有些却是放烟幕弹。石原莞尔当时对中国抱了无限的希望,也是可以有的。但是等他到了中国,考察一年之后,便彻底失望了。用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希亮的话转述,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国家官乃贪官,民乃刁民,兵乃这个兵痞,然后中国的爱国学生是世界上最乱的,就是他们起哄闹事,把老百姓推到最前线,然后他们转身就走了。总而一句话就是说,中国是一个政治失败的民族。”

王希亮的这番话,见之于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播出节目《日本侵华将领实录——石原莞尔》。看到节目后,我第一反应就是去查资料,想查出石原莞尔完整的中国观,很遗憾,没有。现在的障碍是:第一,咱不懂日文,第二,懂日文的不给咱翻译。就是王希亮先生也忒小气,明明懂日文,却自个儿独吞,偏偏不给我们翻译过来!我今天上午查找了诸多王老先生的论文与论著,至今还没有发现蛛丝马迹。同志们,我将继续追查中。

为嘛我很关注这番话呢?很简单,同是老大学生(石原陆大毕业时虚岁30,考察中国时虚岁32;许广平闹学潮时虚岁28,1926年女师大毕业时虚岁29),从中日两个大学生的对比中,是不是我们也能发现些什么呢?从石原莞尔对民国学生的评价中,是不是更能发现些什么呢?同志们,也许这就是差距?

其二,被驱之杨,女师大现任校长杨荫榆。妇女解放的先驱,钱钟书夫人杨绛的三姑妈,出身书香门第,年轻时以激烈行为抗拒包办婚姻,和夫家断绝关系后终身没有再嫁,1907年赴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回国后受聘于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担任教务主任,同时兼任生物解剖教师。1914年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学监。1918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24年2月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这是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11月因开除三名学生引起了女师大风潮,即驱杨运动(学生称驱羊运动)。

其实这仅是导火线,按许广平的回忆,则是这样的:

综合反对杨荫榆者们的心理是很简单的,首先是学业前途的日见黑暗,许多不大必要的课目存留或增添,和不孚众望的教师的延聘,却反而把提高女子教育到北大、师大一样课程的文科教师们,倒坚决地日见有计画的在削减。她们多冒了千辛万苦,经过家庭多少斗争才获准许升学的—群,怎么能够忍受?而且那位校长,在人们的印象中就只见那扎着白头绳的带子的人,穿着黑花缎的旗袍和斗篷,像一个阴影的移来移去。如果有人真个去请教时,据说又有事出去了。否则,她的卧室就在校舍的幽静的一角.学生们除了去开储藏室的门,是不会听到紧邻的她的房间的嘁嘁喳喳,低声媚笑的。原来这里集合了一群拥护女人长校,而又以她作轮轴,争相献媚讨好的无耻的一群。为了那娇声戏谑,那酒食熏腾的散播,怕惹是非或稍自爱重的都不大愿意到储藏室去领东西,有时就必定等到两三个人一起才敢走去。这是魔窟,是虐待儿媳妇的参谋大本营!乌烟瘴气,鬼鬼祟祟,许多女教职员们都像贼头鼠眼,怀着鬼胎般向学生探视、侦询,冀有所得,好去报功了。这成了什么样的世界!正本清源,为了女学前途,非扫去这些渣滓不可的感觉弥漫在全校生徒的心中。

我们可以发现,这里面还有诸多莫名其妙的情绪。课程设置及教师聘任,这可以有明确的诉求,更可以和校方商榷;但女校长着何衣服、跟人如何交往、女教职员如何给女校长汇报工作,还真不是你学生能管的。只听说过教授治校,还没听说过学生治校的。只不过那时候新潮,学生就把学生自治扩展为学生治校了,有些学校,校长都是由学生选的。而且光治校还不成,有学生干脆宣布校长制度不合理,需要废除:“我们还要宣言,我们是承认校长制度,是不合德谟克拉西时代的组织的,我们理想中的社会,决没有什么‘长’的东西。”

其三,1925年1月18日,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召开全体学生紧急会议,决定不再承认杨荫榆为校长——237名学生,赞同驱杨的172人,严守中立的65人。 21日学生自治会四名代表到教育部状告杨任校长以来的二十四条罪状,同时致函杨并限六小时内答复,告以“学生等为女子教育计、为校长名誉计,特请即日离校,否则将以最后之手段对待。” 杨回复曰,自治会所述是否出自公意难明,要求自治会签名负责,学生认为此乃陷阱,拒签。教育部派人去学校调查,亦无结果。4月章士钊以司法总长兼任教育总长,力倡整顿学风,自然维护杨荫榆,于是女师大自治会与杨处于相持状态中。

其四,那时的学校条件,据许广平1948年的回忆:“民国十一年,在天津,初师毕业就投考到北平女高师去了。因为向例帅范学校有饭食,有住宿,而且又免收学费,讲义是油印,学校发的,书籍费也不必筹,只要每月有三两块钱够买纸笔,另外偶然添件蓝布大褂,也不过块把钱的经费,还不算难筹,比起现在的读书,那时我们的条件实在太好了。” 太好了你们还闹,还不好好学习!

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许广平信中的教育思想:

第一,她对教育独立是不赞称的,顶多认为部分有理,且用的疑问口气;而对学生干政是完全赞称的,那就是革命有理。

第二,正是由于第一点,所以她对于学生的要求,乃是职业革命家的方向。所以像校长帮助学生找工作、联系职位这种学校本份内应该做的事,在她眼里就都是买通。而学生想找个工作、职位以图谋生,或者不赞称她的革命言行,在她眼里就是革命性不够,且人格破产。

第三,她为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和五四以后的青年悲观痛哭。关于五四前后的青年,这里简单说一下。

五四时,学生游行又是殴打又是火烧,已走向暴烈,触及刑法,虽是出于爱国,但无底线无规则,无助于建设;五四之后,这种暴烈行为继续扩展中。如果说有区别的话,那么五四前是学生运动,五四后就是运动学生了。用胡适的话说,那就是五四在政治上的成功,让中国的政党颇受启发,“他们觉察到观念可以变成武器,学生群众可以形成一种政治力量。” 所以,五四之前的学生还能安心学习,五四之后的学生,学习仅是副业,革命才是主业,学生纷纷走向职业革命的道路,且被政党灌输进“读书即是不革命,不革命即是反革命”的偏执信条。用吕芳上先生的话来讲:“五四之后,学生的气焰骤然增高……对抗,既然变成无上的道德,于是风潮亦无由止息了。” 用当时的报纸评论来讲:“学生对于校长,自由选举,如会议之推选主席;对于教授,任意黜陟,如宿舍之雇用庖丁。甚者散传单以谩骂,聚群众以殴辱,每有要求,动辄罢课以相挟持。及至年终,且常罢考以作结束”。“五四以来,爱国运动之悲剧,愈演愈烈;而爱国运动之变态,亦愈出愈奇。其始也,孤高纯洁;其终也,苍黄反覆。党派之操纵也,外力之诱致也。明目张胆,公为破坏。且复贾其余勇,迫逐校长,驱禁教员,政府既侧目而怀恨,教师亦束手而无策。”

关于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当时的中国,正是新旧思想激烈交锋期,所谓的前途从客观上是个不确定性的概念,从主观上更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就拿许广平与杨荫榆来讲,既同是妇女解放的先驱性人物,又同时是新旧夹缝中的矛盾型人物。许广平呢,在天津读书就俨然社会革命家了,但后来却做了鲁迅的二夫人,相当于古时的妾,人情伦理及道德法律上,存有诸多探讨的空间。杨荫榆呢,在学生眼里,不过是个“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做事认真、严以律己又待人严苛的人”, 此后被鲁迅骂得狗血喷头,臭名远扬,在整个社会的激进情绪及国共两党对于学生运动及舆论的操控下,被迫辞职,回家乡任教。1937年底,杨荫榆到日本领事馆谴责日寇奸杀行径;1938年1月1日被日军报复,射杀而亡,走完了其悲剧性的一生。 2UXdVAihLGjhuzXsfqXgWjwnr/hPE7dzwyhlRm/gUBkN/1BTGJB5/zU1L/tVyb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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