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公很昏庸

对于老姑奶奶慈禧所嫁的这位咸丰皇帝，那根正概括如下：“除了是一个病殃子外，懦弱无能是他一生的写照。”

概括得很对。咸丰皇帝，清文宗（1831-1861），爱新觉罗·奕詝，道光皇帝的第四个儿子，1850-1861年在位。即位不久，因高考数次失败而得了失心疯的洪秀全就给他上了一份重重的厚礼——太平天国运动，终其一生，咸丰都没有把这场运动镇压下去。对外，签订了《瑗珲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把大清国引向了丧权辱国的泥坑。中国好多国家领导人都犯这毛病，关键时刻他上天堂了，留下一个烂摊子让后人打理，很不负责任。咸丰也是如此，英法的铁蹄刚刚撤走，北京的硝烟还未散尽，他就在热河先病逝了，就不能停两年再逝？别说卖国了，就是卖东西也得有个售后服务嘛。当然逝的原因除了国事之外，还跟他自幼体弱多病，面如黄土，素有咯血之疾有关。更要命的是，身边还有大群患有社交饥渴症的女人需要他来讲“礼貌”，直讲得头昏眼花、腰疼腿软，走路时一不小心就摔个跟头。幸得御医指点迷津，平日里全靠喝鹿血维持。问题是家事国事一塌糊涂，鹿血也支撑不起他的小命了。

那根正进一步说，在他爷爷看来，“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这么一个窝囊的皇帝”。当然，他们所谓的中国历史，仅限于大清史。所以，与老祖宗顺治康熙等比较起来，“咸丰简直就是一个败家子”。

败家子也对。咸丰20岁登基，在位11年，政绩几乎为零，如果我们不引入负数制的话。其主要业务除了泡女人抽大烟，就是引发内祸引进外患了。内祸方面，他爹好歹镇下了张格尔的叛乱，他则既没镇下太平天国，还没镇下捻军；外患方面，他爹顶多把外患引到了南京，他倒好，从南京到天津，从天津到北京，一步步引敌深入，直引得英法联军窜进他的后花园，并且放上了火，以致于那根正恨恨地说：“今天说他平庸也只是因为人们的心情早已经冷静下来了，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咸丰帝就是个昏君。”

我觉得，咸丰的昏，首先是对外，与西方列强打交道，整个处于山顶洞人的状态，不打他两下西方世界都会感觉对不起中国人民呢。话说回来，爱新觉罗家如果都是英明帝王，不出咸丰这样的败家子，我们还真不乐意呢。道理很简单，若不是他启动了败家的接力棒旅程，说不定我们现在还都留着辫子撅着屁股给爱新觉罗家三跪九叩呢。所以，我们很乐意旁观他的昏庸。

（一）在争当革命接班人的过程中，咸丰大玩坑蒙拐骗的儒术，并最终取得了成功。

道光共九子：大阿哥奕纬，二阿哥奕纲，三阿哥奕继，四阿哥奕詝，五阿哥奕誴，六阿哥奕訢，七阿哥奕譞，八阿哥奕詥，九阿哥奕譓。

道光二十六年（1846），65岁的道光开始考虑秘密立储问题。

鉴于嫡长子继位制的诸多毛病，前辈雍正对之作了改革：一个是秘密立储，一个是择优不择长。所以9个候选人中，道光实际能选的只有老四与老六：老大奕纬由于不好好读书，还说当了皇帝后先杀掉老师，给爹得知后，请安时被爹的飞毛腿踢向了裆中央，道光十一年（1831）死了，年24岁，追封隐郡王；老二奕纲活得比较短，2岁时死，追封顺郡王；三子奕继活得更短，1个多月时死，追封慧郡王。老五奕誴生于道光十一年六月十五（1831年7月23），但相貌粗丑、生性低俗，据说大夏天他可以手持大蒲扇，光着膀子踞坐于什刹海边纳凉，咋看也不像个高干子弟，更无领袖风采，不讨老爸喜欢，就在这年被过继给了嘉庆帝的第三子、道光亡弟、惇亲王绵恺为嗣子，等于直接被踢出了接班人之列。老七7岁、老八3岁、老九2岁，一溜的小娃娃。相形之下，老四奕詝生于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1831年7月17日），现年16岁。老六奕訢生于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1833年1月11日），现年15岁。两个孩子都是风华正茂，恰英雄少年！

按后来的历史发展以及老六的禀性，也许大家会认为，老六才是皇位继承人的最佳人选。但道光不这么看，他在老四与老六之间有些犹豫不定。当然他最后确定的是老四，中间经过了三次测试：

第一次，诸皇子校猎南苑，结果老六获禽最多，老四却未发一矢，问之，就把他老师、山东大儒杜受田预先教的那套背了出来：“时方春和，鸟兽子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马一日之长，与诸弟竞争也。”这套以德治兽、孝悌皆具的假话哄得道光乐开了花，说：“是真有君人之度也！”打猎的过程中，老六所获最多，顾盼自喜间，也发现四哥不动手，策马到跟前慰问，这兄长给弟弟的回复是：我这两天身体不得劲儿，不敢骑着马跑来跑去的：“无他，今日适不快，弗敢驰逐耳。”

看看，跟看老四，不管跟老爹还是跟老弟，说假话都不带眨眼的！

第二次，道光弄了两个盒子，一个金制，一个木制，金制的雕着龙，金光闪闪的；木制的刻着麒麟，漆得油黑发亮。道光让兄弟两个各挑一个。老四说：六弟先挑吧。老六听了，好像没听过儒家炮制的孔融让梨故事似的，下手就把金盒抓到了自己手里。老六手里抓获的是金盒，屁股底下失去的却是龙椅，最后只混个恭亲王的名号。这跟他的老师、来自四川的卓秉恬不会教授学生儒术有直接的关系！

第三次，道光二十九年（1849），道光生病，觉得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希望最后决定一下人选，遂召二皇子入对。二皇子都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所以各请命于其师，卓秉恬对自己的学生说：“上如有所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老师知道自己的学生聪明伶俐，学问优长，所以叫他发挥特长。杜受田对自己的学生说：“阿哥如条陈时政，智识万不敌六爷。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 这老师知道自己的学生笨，只好因材施教，教他以孝藏拙。

最终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当道光托付后事的时候，老六在一旁指点江山，粪土当年万户候，好像在参加国际大专辩论赛似的。老四则在一旁撅着屁股只管哭，不但哭得老六没法说下去了，还哭得道光也掉了泪。于是乎，老四就被立作接班人了。

幸运的是，道光秘密立储的档案保存了下来，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楠木鐍匣装有相关谕旨：立储谕旨一份，满汉合书“皇四子奕詝著立为皇太子”，汉文书“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包封纸上写有“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道光临死前亲笔朱谕一份，上写“皇四子奕詝著立为皇太子，尔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赞辅总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他”。 第一份谕旨很不正常，一纸两谕。把老四立为太子的时候，还捎带着把老六立为亲王，这在大清王朝是从来没有过的。第二份谕旨也不正常，临终前的道光似乎对王大臣等有些不耐烦，难道，王大臣中有人对道光的政治安排有所异议？

不管怎么说，老四弄成了。

有人说：咸丰做皇帝，错不在他自己，而在道光。因为道光在选皇太子的时候，只考虑以德治国了，忘了才。那根正对此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咸丰也没有什么德。

是啊，咸丰有什么德呢？有也是伪德罢了。中国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有着神奇的文化和神奇的人民，什么样的人间奇德都能炮制出来。融四岁能让梨，也不知是他爹炒作的，还是他娘瞎编的，多么的孝悌啊，幸亏这孩子长大以后，发表了这样的高论——这高论后来竟成了曹操杀他的理由之一：“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灿）缶中，出则离矣。” 这高论扭转了我对他的悲哀看法，他终于不再是伪德下的牺牲了。至于我们河南林州，干脆发生了郭巨埋儿的故事——这故事让我对林州耿耿于怀，因为我是林州的媳妇儿。郭巨怕自己的儿子与母亲争食吃，影响自己的孝心，所以弄个坛子，把儿子活埋了。这一埋，就上了中国二十四孝的光荣榜！

杀人犯都能成为道德的表率——道德的实质是极不道德，甚至违法；道德的操作是虚伪，甚至是玩道德。不得不承认，满洲人入关前，精神上还没有这么衰，但是很不幸，他们入关了，汉化了，于是乎，猪流感就传染上了——满洲皇帝搞起文字狱来，绝对不比汉家皇帝差；满洲皇帝喊起以德治国来，绝对不比汉家皇帝弱。具体到咸丰，整个一三无产品——无才、无能、无德，但在咱山东大儒杜受田的指导下，就玩上了皇位，你不服还真不行，在中国做事靠的是术！

（二）老四凭着坑蒙拐骗的儒术当上中国皇帝，对付四亿愚民，将就着够用，因为中国人多民傻；但是用来对付西方世界，不够用不说，它还招打！

《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本认为，中国进入条约时代了，只要按照条约来，平等会有的，生意也会有的。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远不是那么回事。

首先，清政府依然一厢情愿自作多情地把外国当进贡国看待。一般的常识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清国所走的路线却是，前事懵懂，后事迷糊，始终弄不清自己是老几。监修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的清国大学士贾桢在给同治帝的进书表中云：“钦惟我文宗显皇帝，仁义兼施，恩威并用，体天地好生之德，扩乾坤无外之模，率俾遍于苍生，润泽流于华裔。较之汉家盛德，呼韩向化而款关，唐室中兴，回纥输诚而助顺，有其过之，无不及焉。而宵旴忧勤，犹恐中外子民未尽出水火而登衽席，如伤之隐，时切圣怀。”

看他把天朝吹的，远超汉唐不说，连全世界人民都心向北京了，清国的任务就是拯救全天下那水深火热的三分之二！

其次，如果说道光是抚夷派的话，那么咸丰则是剿夷派了，御前集中了一批嗷嗷叫的强硬份子，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敬酒不吃吃罚酒”、“挨整砖不挨半截砖”的二百五、半吊子精神跟西方外交。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乃是两广总督叶名琛。西方人的印像里，叶名琛是“一个表示死不交涉的代用词”。 于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烟火依然是由广东点起，一路烧到了天津，于咸丰八年（1858）烧出了一个天津条约。如果第二次鸦片战争到此为止，那么英法联军进北京、火烧圆明园的事儿就不会发生。可是咸丰又玩起了他那套坑蒙拐骗的儒术，他以为洋人都是他爹，好骗呢——咸丰九年（1859），他与僧格林沁合谋，在大沽口诱击西方前来换约的人马。时郭嵩焘在僧王营中随幕，其日记载：“怡亲王来营，……入京换约之说始终不能改易。……怡邸言奉旨密商一语：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须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可惜没人听郭的，“怡邸愦愦可笑”。 于是“杯具”发生，英法联军换约人马在大沽口人仰马翻。咸丰十年（1860），当西方前来报复，双方在通州再次坐下谈判时，他又指示谈判大臣怡亲王载垣扣押西方谈判人员、虐杀西方俘虏。人家39个活的，被归还的时候，却只剩19个喘气的。卖瓜的，世界上哪有这样野蛮的政府？这样野蛮的政府，中国人习惯了，西方人怎么能容忍？

咸丰不按国际游戏规则出牌，屡次玩失信与悔约，其理论支撑来自于儒家孔夫子的要盟不信——和约是你们强迫俺们签的，俺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不予遵循。再说了，那和约条款打死也不能接受啊：公使驻京也就罢了，居然还要求中国皇帝亲自接见；亲自接见也就罢了，居然不执中国通行的三跪九叩之礼，咸丰小脸拿不下来啊——全国人民都在我脚下匍伏着，他们中的一小撮才有资格在我面前下跪三次，且每次下跪后都得额头贴地屁股朝天如是者三。周边的朝鲜、越南、琉球使者都是这样来的，就尔们西夷不跪，全国人民得知后，皇上的脸面何在？威风何在？当然了，脸面与威风的背后，藏着所谓的“礼”，即儒家的政治诉求，比如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君臣之礼；三从四德的妇人之礼；融四岁能让梨的孝悌之礼；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国中心之礼；怀柔远人教化夷狄的夷夏有别之礼等等。老六恭亲王奕訢虽然没做成皇帝，但他在《礼可以为国论》的文章中强调：“辨上下而定民志者，礼也。上下之分既明，则威福之权皆出自上。君君臣臣，国本固矣”，“坏国者，必先去其礼”。

一句话，礼就是清政府的基本国策，延伸到叩头上，叩头就可以兴国，不叩头就足以亡国。于是我们看到的历史情形就是，咸丰为保住一个儒家的叩头之礼而导致英法联军进北京，为遵循儒家的要约不信而导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三）招打也罢，挨的时候有些种气。不管是臣民面前，还是老婆孩子面前，至少表现得像个爷们儿。看人家崇祯，在社稷危难之时，既不迁都，也不南下，而是发出“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复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的哀叹， 登上煤山，找了颗歪脖子树，吊上去了。问题是，咸丰同志做不到这一点。没见棺材的时候，他挺着小肚子嗷嗷叫；待一见到棺材盖，他又气虚心软，只会领导先跑了。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前来报复大沽口被袭之耻，清方居然不在北塘设防。僧格林沁在大沽口截击，并表示要与炮台共存亡，咸丰一听不愿意了，给僧王下谕，你不知道那谕有多体贴：“僧格林沁握手言别，倏逾半载，大沽两岸，正在危急，谅汝忧心如焚。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稍有挫失，须退守津郡，自北而南，迎头截剿，万不可寄身命于炮台，以国家依赖之身，与丑夷拚命，太不值矣。南北岸炮台，须择员代为防守。” 咸丰的意思很简单，国家根本在京师，而京师根本在我咸丰。僧王不傻，知道主子什么意思，遂从大沽撤军，英法联军紧随其后，占领了天津。

天津谈判时，咸丰还是对英法所要求的公使驻京和亲递国书两条特别不满。虽然这些都是国际惯例了，但是咸丰不管那么多，大清就是国际，大清的规则那才叫国际惯例。听说英法坚执这两条，他就摆出不惜与英法重新开战的优美型姿态，僧王看形势不妙，密奏咸丰帝说“战既不胜，惟有早避”， 皇帝“巡幸木兰”吧。所谓的巡幸木兰，就是咸丰巡幸河北承德的皇家避暑山庄。国难当头，巡什么幸呢？一者是皇帝走到哪里哪里亮，哪里就得了大幸抽了巨奖；二者，皇帝逃跑不能叫逃跑，只能找个好听的词代理。咸丰也知道这样搞很不要脸，遂下诏说，他要御驾亲征，亲统六师，直抵通州。当然对咸丰来讲，御驾亲征是不可能的，他既没那个胆儿，也没那个才，无非是意思意思罢了，然后王公大臣们都劝他巡幸木兰，他就好意思了，所以诏书最后有一句：着王大臣们对此讨论一下。我们村里有个小娘们，智商情商应该也不低于咸丰。小娘们跟公公婆婆生气，欲跳井唬人，演出了如下片场：坐在井沿上，两腿耷拉在井里，边哭边对着村内喊：快来人呵，有人跳井了！于是村民们就都来了，虽然发现她坐的姿势再安全没有了，根本没有跳的意思，但是劝说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

咸丰的王大臣们，跟这些村民一样，都来了。虽然知道自己的领导没意思，但大家还是认真的讨论了。讨论的结果是：

第一，亲征是不行的。地异澶渊，时无寇准啊。

前半句不论，后半句说得极是。真宗年间，辽国萧太后与辽圣宗耶律隆绪御驾亲征，挥军南下，真宗吓坏了，大臣们都说跑吧，只有寇准说不能跑，皇上得跟我亲征。皇上说，那我去后宫交待一下。寇准心想，皇上一去就被后妃们搂住回不来了，遂拉着真宗袖子不放，直接把他弄到了澶州城下，结果宋军士气大振，打了胜仗，并乘胜签订了城下之盟。问题是文字狱盛行、君主绝对专制到极点的大清王朝比优待士大夫的大宋王朝差远了，纪晓岚那样的文人都成了统治者眼里的倡优，只剩三陪般的娱乐功能了，哪里能出产寇准这样的大臣呢？

第二，巡幸也是不行的。北京都守不住的话，一马平川的热河行宫又怎么守得住？

说得更是了，幸亏英法联军没有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彼可取而代之的意思，否则大清王朝真的就完了。洋枪队第二任首领白齐文投降太平天国后倒是有过这个意思，曾找机会跟洋枪队的第三任首领戈登商量过，两人合伙，弄一支两万人的部队，先拿下苏州，然后进入北京，建立一个王国。这美国流氓，在中国呆的时间长了，汉化了，居然做起了刘邦、项羽般的美梦。戈登没有答应白齐文的建议，这事就黄了。戈登虽然不同意白齐文做中国的皇帝，但是他却相中了李鸿章，中俄伊犁之战时，李鸿章征询前来拜访的戈登意见，这家伙冲口而出：“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大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老天爷不帮忙，也不知道打个雷，像帮刘备那样，帮鸿章把手中的筷子打落地上，搞得鸿章“瞿然改容，舌矫而不能言”。 鸿章没有贼胆，否则国父这帽子就落不到“孙行者”（康党对孙中山的蔑称）头上了。

第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大唐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往四川跑，他儿子李亨就被人劝进了，玄宗一下子被抬举成了太上皇！大明英宗亲征瓦剌，发生了土木堡之变，被蒙古人绑架，英宗弟弟朱祁玉也被人劝进了，英宗别说当太上皇，北京干脆不往回赎他了，您老就在外国政治避难吧！

可以说，第三点才是最可怕的！问题是此时的咸丰非常怕夷人，说：我就是要巡幸，咋了？不让我跑，那你们说说看，谁能给我保证京师安全？随后，王大臣们开会，讨论京师是否能保住，大家也不傻，没一个敢胆保的。咸丰一听，理直气壮地下谕说：“即将巡幸之预备，作为亲征之举。” 这话矛盾得，看不出他是要亲征，还是要亲逃，他自己的解释是：通州若开仗了，我就坐镇京北，鼓舞士气！

战场在京南，咸丰“亲征”却奔京北！可怜的爱新觉罗家，择优择出这么个无能加无耻的革命接班人！局势让他这么一搅和，北京先就乱了。恭亲王老六搂着皇哥哥的两只脚哭得眼泪哗哗的；惇王奕誴甚至赌气说要到祖陵上撞死自己；其他没资格皇陵前自杀、脚底下搂脚脖子的大臣说：非得杀了端华、肃顺不可，就是他俩一直教唆皇上跑呢。至于京城的百姓，毕竟是皇城根儿的，先富起来的家伙不少，所以大家卷卷黄金细软，开跑了。没有黄金细软的，也怕自己的破烂铺盖被人卷走，人心慌慌无所措手足。再加上政府征调车马的指令，搞得京城出租车陡然涨价，连前门的烧饼也尽被买去。看这苗头，英法没有打过来呢，大清自己先就崩盘了。大家的劝阻下，咸丰谕告：巡幸木兰，那是谣言。朕是天下人主，国难当头，哪有时间去打猎秋游？即使要去，也会明白宣示的。至于征调车马，那是军需。为了平息谣言安定人心，征调的车马一律发还。

明白了吧？政府所谓的“谣言”，恰恰就是事实与真相！大清政府就这样被咸丰搅和得丧失了最后的公信力，当然了，公信这玩艺儿本来就没有多少。只能说，骗术越来越低劣了，更多的是骗自己。咸丰发神经的当口，英法联军开向了通州，咸丰一看拦不住了，遂撤掉天津谈判大臣桂良的钦差使命，另换上怡亲王载垣前往拦截。通州当然也谈不拢，还是那些条款——公使驻京，亲递国书，鞠躬如仪！简直是要咸丰的小命，堂堂天朝皇帝怎么丢得起哪人？于是怡亲王按照咸丰之前的指示，扣押了巴夏礼为首的谈判使团。巴夏礼被扣，谈判崩盘，英法联军在张家湾开火，紧跟着是八里桥大战，被咸丰倚作长城的僧格林沁领导的蒙古骑兵大败。消息传来，咸丰傻了，他所有能想到的对策就是：找点理由，找些保镖，领着妻儿，往北边逃吧！

值得一提的是，身为老婆之一的懿贵妃反对领导先跑。她进言说：“皇上在京，可以镇慑一切，圣驾若行，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踏毁。昔周室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之羞。今若遽弃京城而去，辱莫甚焉！”

由此可以看出，懿贵妃身为女人，比老公素质高了那么一截。只可惜，也仅是年轻时候的灵感一闪，或者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年老的时候，她可是大清的最高领导，八国联军进中国时，她“亲征”西安比他老公“亲征”承德还要跑得快，“辱莫甚焉”之类的，她就顾不上想了。

（四）跑就跑吧，反正大清的特色就是领导先跑！问题是跑到安全的地方后，好歹反省一下。

面对完全陌生的异质文明，反省可能是个系统工程，不是一时半会、更不是一个人所能搞掂的。但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大清从上到下基本就没什么反省。臣民们不反省也就罢了，领导也不反省，所以历史就只好重演了。黑格尔说中国历史没有进步，只有重复。他说得对，但他更多的意思，是指中国传统的农民起义只有改朝换代没有本质性进步。是啊，别说没有先进政党领导先进理论指导了，就是有先进政党先进理论，也还是同样的结果啊。有人说这是历史周期率，我说这是路径依赖。历史的铁轨延伸了两千年，所有的司机只想到了顺轨开车，有些虽然装模作样的下来修轨了，但是修来修去，不是修得比原先还窄，就是修得一塌糊涂。大清呢，面临异质文明的叩关，也算是难得的进步机会，但是，正如周宁所言，制度会使机会变成灾难。大清的制度，导致这艘破船根本无法转身。别说华丽的转身了，笨拙的转身都完不成。

第一次鸦片战争，道光没有反省，咸丰也没有反省，结果引来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在一个地方跌倒不说，还在同一个地方再次跌倒，而且第二次跌得远远比第一次严重。跌倒之后，没有新的应对办法，至少用传统办法吧，比如学学勾践，卧个薪啊尝个胆什么的。咸丰没有。刚上任那几年，倒是下过两个罪己诏。第一次下罪己诏，是在咸丰二年（1852），原因是天灾人祸不断。大的天灾，一是道光三十年（1850）夏天四川发生7.5级强震，地裂冒水，山体滑坡，房屋倒塌，死伤无数；二是咸丰元年（1851）夏天，黄河在江苏丰县决口，以致于丰县和沛县成了泽国，邻近山东各县也被殃及，遍地饿殍，饥民骚动。大的人祸，不外是洪秀全那个高考落榜生咸丰元年（1851）搞起的太平天国运动，很黄很暴力，弄得咸丰“心神不宁”。情急之下，咸丰下了个罪自诏，向全国人民道歉。在诏里，咸丰说了两个原因，一个是“因循疲玩”，“法令废弛”；一个是自己“薄德”，这一切都是我的错云云。但解决办法，惟有“自省愆尤”与“倍深刻责”。 说来说去，就是个绿头文件（现在都是红头文件，万恶的旧社会只好称绿了，以示改天换地之别），也不济事的。第二次下罪己诏，是咸丰三年（1853）南京被太平军攻下之后，咸丰再次向全国人民道歉。在这个罪己诏里，咸丰态度比原先更诚恳了一些，除了说自己“薄德”之外，还说了句“深惭治理乖方”， 等于公开承认自己治国无术。问题是，态度再诚恳，也无济于事。大清的问题，是文化与制度长期积累、交互影响下的路径依赖问题，已处于锁定状态，内部根本无法突破。大清的臣民们更是麻木到了牛马不如的境地，皇上的罪己，既挑动不起百姓的同情，更激发不起大臣们的天良！爱谁谁！

这两个罪己诏是咸丰在即位之初的头几年颁下的，之后，也许是发现罪己顶个球了，他就不再玩这个把戏了。而且，初登宝座的奋发向上也没有了，开始了纵情声色，并且把主意打到了汉家女儿身上。清代家法是极严的，入关之初，顺治帝之母孝庄怕福临被汉家女儿所诱，专门在宫门外竖二块铁牌，上书“敢以小脚女子入此门者斩。” 也不知他们是怕小脚，还是怕汉女，总之，小脚的汉家女人成了满族皇帝的禁果。既是禁果，便分外甜了。革命前辈们，就是乾隆同志也仅是在南巡的时候在外面偷偷吃个野食，没成想咸丰同志敢于在这方面进行革改革与突破，当然，主意还是由大臣们出的，说什么天下多事，圆明园地在郊外，内侍不够用，亲近左右也不能周全，不如雇些民间妇女入内打更，巡逻寝室四周，更番为役，皇帝就安全了。咸丰一听，妙极，马上弄进几十个汉家女子，每晚抽三位轮值寝宫之外，人手一梆铃，专供敲更。天知道她们是如何敲的，敲着敲着，可能就与皇帝敲上了。敲来敲去，咸丰本来就病病歪歪的身子就更病歪了。于是就吃春药。吃春药吃坏了，御医建议他饮鹿血，借以补阳。于是圆明园里又养上了百只小鹿，专供领导喝血补精备敲更。

咸丰北上抗夷的时候，没来得及带上这些鹿，身体就更差了。国事更是不堪，咸丰就有些破罐破摔。唱戏听曲，打猎泡妞，吃喝玩乐，甚至抽大烟，一样都不少。更不堪的是，这主子自此之后再也不敢回北京了，甚至恭亲王有可能取而代之他也不怕了。他就怕：回到北京后，夷人还来找我麻烦咋办？还想公使驻京、亲递国书并且不叩头咋办？

遗属代表那根正骂咸丰：“祖宗的脸面都让他丢尽了”！ 骂得不对。咸丰要的就是脸面啊。只不过，要得过份了，在后人眼里，竟有不要脸之嫌了。因为，祖宗的脸面无所谓，祖宗的江山才是正理。有江山在，就有脸面在；没了江山，别说脸面，屁股都没地儿放了。中国的潜规则，从来都是屁股决定脸面！问题是咸丰的脸和屁股撞车了：明面上，夷人拒绝三跪九叩，让咸丰感觉丢脸；潜底下，夷人打进了北京，让咸丰屁股发烧。最后，脸打败了屁股，咸丰要了脸，屁股没地儿放了，只好到阴间找地儿去了。

（五）咸丰本人笨蛋也就罢了，奈何身边围着一群笨蛋，瘸子里挑将军，他就挑出一个肃顺来。

肃顺（1816-1861），满洲镶蓝旗人，爱新觉罗氏。字雨亭，又字豫亭、裕亭。清太祖努尔哈赤之侄济尔哈朗的七世孙。父亲和硕郑亲王乌尔恭额是济尔哈朗的第十二代王爵继承人。乌尔恭额有正老婆（嫡福晋）一人，副老婆（侧福晋）两人，副副老婆（庶福晋）五人。八个老婆共生八子。正老婆无子，副老婆各有一子，但只有排行老三的端华长大成人，所以继承了父亲的爵位，是为郑亲王。肃顺是副副老婆生的，排行老六，妾婢之子，只落个闲散宗室。

清朝宗室爵位共分十二等，分别是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分一二三等），辅国将军（一二三等）、奉国将军（分一二三等）、奉恩将军（另外还有奉特旨才加封的亲王世子和郡王长子两个爵位，所以清室爵位也可说成是十四等）。总之，同一个爹，不同一个娘，导致了端华能袭第一等爵位，肃顺则嘛都不是。当然，作为闲散宗室，也还是能享受一系列政治特权与优厚待遇的。道光年间，肃顺在侍卫处任职，后来考封三等辅国将军，才算进了宗室爵位之列。清宗室取得爵位的方式有四种，功封、恩封、袭封、考封。所谓的功封，乃因功而封。清朝的功封多为“世袭罔替”。世袭罔替，俗称铁帽子王，子孙后代辈辈为王，见了皇帝不参不拜，不接不送，因此也叫懒王。大清历史上总共有十二位王取得了此种爵位：清初的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承泽亲王硕塞（儿子之后改封庄亲王）、克勤郡王岳托，顺承郡王勒克德浑，雍正时的怡亲王，同治时的恭亲王，光绪时的醇亲王、庆亲王等。所谓的恩封，就是皇帝直系子孙才年满15岁者，由宗人府奏请皇帝封爵。这种王爵多为世袭递降，但也不是无限制的降，有个最低界线，亲王降至镇国公、郡王降至辅国公、贝勒降至不入八分镇国公、贝子降至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公降至辅国将军、辅国公降至辅国将军以后不再递降，均直接世袭。所谓的袭封，指的是亲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的宗室贵族逝而出缺的时候，由其一嫡子继承一定的爵位。所谓的考封，指的是亲王以下各王公除一子袭封外，其余诸子至二十岁，例得推封。所谓的推封，就是宗人府在人数达到10人以上的时候，派钦定的王大臣试其马、步箭、翻译三项，合格者授予一定等级的爵位，具体为：亲王余子封不入八分辅国公，亲王侧福晋子封二等镇国将军，别室所居妾媵之子封三等辅国将军，郡王余子封一等镇国将军，以下类推。肃顺爹为亲王、娘为妾媵，所以只能弄个三等辅国将军了。肃顺与端华在职称及工资待遇上相差多远呢？可以参看黄惠贤、陈锋整理出的清宗室爵位俸禄表：

看图可知，端华世袭罔替郑亲王，宗室爵位第一等，岁俸银1万两，禄米1万斛；肃顺呢，宗室爵位第十等中的小三，岁俸银260两，禄米260斛。

工资待遇什么的就不说了，接下来说本事。咸丰帝自打接班之后，就感觉到“接”不逢时。接位之年，遇上了洪秀全那个高考落榜生化失心疯为大运动。洪秀全的部队虽然不咋地，但咸丰治下的八旗绿营更不咋地，洪秀全在南京坐了龙橔不说，其派出的北伐军还差点打到了皇城根下，一不小心，这龙椅就可能易位。内忧未除，外患又起，英法联军也从洪秀全老家点了一把火，一路直往北京烧了过来。此前，咸丰御前重用着两位宗室庸人，一个是郑亲王端华（1807-1861），肃顺的三哥，郑亲王第十三代掌爵人。一个是怡亲王载垣（18161861），康熙帝第十三子允祥的五世孙。两个铁帽子亲王虽然兼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官与衔，但是在内忧外患的局中，这些官衔也让他们难受：“苦于汉文不甚通达，且自觉才短，对于咸丰帝的意见，多不能发展，知肃顺习汉文，又多知风俗利病，遂合荐其才可大用。” 于是肃顺也成了咸丰的骨干大臣。君臣四个形成了这样的生物链：端华听肃顺的，载垣听端华的，而咸丰听端华、肃顺、载垣等三人的。那么肃顺到底有什么本事呢？或者说什么叫“习汉文”、“知风俗利病”呢？

所谓的习汉文，首先是熟悉汉文的意思。但是肃顺除了习汉文，更习汉人。他说：“满人暮气深，非重用汉人，不能已乱。”他说：“咱们旗人混蛋多，懂得什么。”他说：“满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耳。” 这些话总结起来，意思只有两个。第一，长期处于特权状态的满人旗人，都沦为混蛋兼糊涂蛋了。正因了民间那句话，权力让人智商退化。第二，值此乱世之秋，我们满人就别出头露面出乖露丑了，让汉人替咱维护江山社稷吧。众所周知，满洲入关后，政权运行首崇满人。顺治时期规定，各部院衙门堂司，悉令满人掌印。六部虽设满汉尚书各一人，但满人掌实权。康熙中期将理藩院中的汉人尽行裁去，独存满人；督抚中汉人十无一二。乾隆时期巡抚满汉各半，但总督仍无一汉人。至于高级武职，汉人更是不得沾边。据《清朝野史》载，大清宫内曾有专供满臣阅看的立碑：“本朝君临汉土，汉人虽悉为臣仆，然究非同族。今虽用汉人为大臣，然不过用以羁縻之而已。我子孙须时时省记此意，不可轻授汉人以大权，但可使供奔走之役”云云。 如此说来，中原乃满洲的殖民地而已，偶而用个汉人，也叫以汉治汉（后来的日本人图谋亚洲雄风时就利用了这一点，自称中华神州不说，还喊出了驱除满洲鞑虏的口号，后来的孙文在日本组建同盟会，首要纲领居然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咸丰时期，中原又面临着被西人殖民的风险。两害相较取其轻，肃顺知道，不重用汉人是不行了，否则西人进入中原，意味着满人退出中原。所以他力主破除满汉观念，重用汉人。当然重用汉人也不好，那就是地方分权过重，导致中央力量虚弱，武昌一声炮响，整个清王朝土崩瓦解。只不过，如果不重用汉人的话，要么洪秀全成了事，要么鬼子乱中华，满人还是没戏。所以，重用汉人，顶多是闹出个同治中兴，闹出个洋务运动，让大清的晚期癌症延长了一些时日而已。但是肃顺明白，在缓亡与速亡面前，政府必须选择前者，选择前者，就意味着必须重用汉人。曾国藩、胡林冀、左宗棠、郭嵩焘等都得到了肃顺的推崇、提拔、重用和维护。

所谓的“知风俗利病”，也就是肃顺早年做闲散宗室时在市井上混过，“习知京师五城诸坊利病”。据说肃顺整日在街上晃荡，“好为侠邪游，惟酒食鹰犬是务”。到了冬天，他会盘着辫子，“反披羊皮褂，牵狗走街头”。 当然，表面上是个混子，实质上却是个有心人，否则京师五城诸坊利病，他是不会习知的。而且这哥们儿还有一利：“接人一面，终身能道其形貌；治一案牍，经年能举其词。” 可能太熟悉这个社会了，所以第一次蒙咸丰帝召见时，他就提出了乱世用重典，颇得皇帝的欢心。至于他的职位，更是由咸丰登基起，就一溜烟地往上升，从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到户部尚书、工部尚书、礼部尚书；从御前侍卫到御前大臣；从领侍卫内大臣到总管内务府大臣；从协办大学士到赞襄政务王大臣；从副都统、都统到经筵直讲、乡试正考官……两位亲王的推崇，咸丰的欣赏，加上本人的市井能力，终于让肃顺坐大，形成了所谓的肃党。肃党主要集中于中央政府内部，以军机大臣为主，肃顺得以控制中枢大权，在乱世用重典方面，玩了些大手笔。

第一，在“戊午科场案”中坚持力斩大学士、主考官柏葰。所谓的“戊午科场案”全称戊午顺天乡试科场案，发生于咸丰八年（1858）。乡试揭榜之后，有御史孟传金上奏，说此次乡试中发生诸多舞弊行径，甚至有中式举人朱墨不符者（考生的原始试卷用黑墨书写，称墨卷；由誊录生统一抄写之卷则用红笔，称朱卷。朱墨不附就是原始卷与誊录卷内容不一致），而且中式的举人居然是个不读书的戏剧票友。咸丰感觉问题严重，遂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全庆、兵部尚书陈孚恩会审。中国的考试，只要查，总能查出毛病来。这一查，毛病还不小。中举之人中有卷内错字被考官代改的，有错字三百多的，有问及中举之事竟然说不清的，更有诸多高干及高干子弟和正副考官及阅卷大臣之间递送条子打招呼的（清朝的科举阅卷方式叫糊名誊录法。也就是说考生名字被糊封，考生试卷由誊录生统一誊录一遍，免得大家看着名字与笔迹进行作弊交易）。总之，不查都门门清，一查全都说不清。此次乡试，主考官是柏葰，同考官是翰林院编修蒲安，副考官是户部尚书朱凤标、左都御史程庭桂等。会审结果，主考官柏葰犯案最严重：广东肇庆考生罗鸿绎，托请同乡兵部侍郎李鹤龄，向同考官翰林院编修蒲安递“条子”，约定，其考试时的第一篇文章最后用“也夫”二字结尾；第二篇用“而已矣”三字结尾；第三篇用“岂不惜哉”四字结尾；诗则用“帝泽”结尾。阅卷时，身为主考官的柏葰本欲将罗鸿绎的试卷撤下，但同考官蒲安已嘱托过柏葰的家人靳祥……中国官场潜规则，官员都听家属与门丁等身边人的，所以柏葰将已中式的一名举人拿下，换上了罗鸿绎。

发榜后，罗鸿绎向李鹤龄赠送500两白银，李鹤龄拿出300两转给蒲安，蒲安拿出16两转给柏葰。当朝一品大员、大学士柏葰为了16两银子就跟人潜规则，不知是穷得闹心还是人情世故无价。四大臣报请对柏葰“斩立决”。咸丰皇帝想维护伯葰，一来柏葰乃道咸两朝重臣，二来柏葰刚被提拔为文渊阁大学士，位高名重。咸丰帝召见诸亲王、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和各部尚书会商，问题是有肃顺在那儿横着呢，其他大臣默无一言，一句好话不敢替柏葰说，于是柏葰就Over了。陪他上路，同样斩立决的有同考官浦安、兵部侍郎李鹤龄、新科举人罗鸿绎。收受条子的副考官及其它高干、高干子弟及相关考生。大辟的大辟，革职的革职，流放的流放、降级的降级，罚俸的罚俸，总计牵连到91人。

肃顺这次可是得罪了不少人。读书人么，考试作个弊算什么啊。当时的风气，作弊光荣，不作弊可耻。就拿收受条子来说。大家都干，你不干，那不是傻13么？有些人甚至公开夸口自己条子多呢。条子上都画着圈儿，三个圈表示中式后送您300两银子；五个圈，表示中式后送您500两。这情形，跟我们现在的某些考场一个样，也是递条子，条子里写着考生的座位号，要求监考直接递答案或者准许抄袭，里面都夹有人民币的，数额按当地行规看着办。可见中国人民的智慧从古到今一个样儿，都邪到作弊里去了。话说回来，中国的科举制，即使不作弊又能怎地？还能如龚自珍所期盼的那样不拘一格选人材？作弊上去的，不见得不是能吏清吏；不作弊上去的，不见得不是庸官贪官。帝国的体制，书读得死，八股文写得僵，就能当官。读书写字与当官有什么破关系啊。更要命的是，肃顺打黑，只打别人黑，不打自己黑。别人科场不能舞弊，但他自己在科场则公开舞弊，为让自己的门客幕友高中一把，也是上窜下跳的。更有意思的是，大清官僚群体自感对付不了肃顺这么个二百五，转而恨上那个举报者孟传金了：您老兄吃饱了撑的还是咋地？如此多事！后来干脆把他排挤出御史队伍了，一边凉快去吧您！

第二，因对外议和问题而坚持力斩前大学士耆英。

可怜的耆英，拙著《那一次我们挨打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全景解读》和《这一次我们又挨打了：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始末》中都曾重墨描写过老头。老头在战争中上了结结实实的一堂课，知道帝国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离英国差得远，因而成了个坚定的主和派。道光时代问题还不大，因为道光虽然昧于夷情，但至少很厚道，知道耆英是给皇家擦屁股的。道光临死前，耆英甚至做到了文渊阁大学士，赐紫禁城乘坐肩舆。问题是年轻的咸丰一上台，就想对外国说“呸”。不过先从内部呸的。中央大员方面，首拿穆彰阿与耆英开了刀，下《朱笔罪穆彰阿、耆英谕》谕，把两个主和派呸了个狗血喷头，老穆被革职永不叙用，耆英降五品顶戴以六部员外郎回家候补。帝国官员给帝国皇帝打工，本就没个谱儿，老头若能如此安度晚年也算不错，奈何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发展，咸丰与肃顺发现呸不下去了，于是又想起了善擦屁股的耆英，一道诏谕，把老头提溜出来了，着他前往天津充当谈判代表。老头不知轻重，乐颠颠地去了。其实知轻重也不行，因为帝国臣子都得遵循这样的精神：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一颗红心向中央，帝叫干啥就干啥。其实耆英也没什么特别的高招，他就是哄孙子罢了——传统中国式的坑蒙拐骗。比如他对英国公使璞鼎查极尽巴结讨好之能事：称老璞为英地密特朋友（intimate）；向老璞表示，想收他的大儿子为干儿子；与老璞互相交换老婆的照片（事后还给皇上解释英国鬼子是女尊男卑）。

试看耆英致璞鼎查的一封艳信：“正殷怀想，忽接来书，深慰远念。索取令政夫人小照，即如命奉上，远望有便寄来。愚正室早亡，兹将侧室小照付览。昨至香港，会晤德公使。望云遥想，倍忆从前。正未悉何年得晤，手肃，敬候因地密特公安，不禁驰思。”

怎么样，这封信够艳吧？还有比这更艳的呢，耆英给璞鼎查写的另一信，干脆被当代美国学者戏称为一封情书：“一年多来我俩均在致力于同一工作，且彼此了解对方都是一心为国的：既不为私利之动机所驱使，亦不被欺诈之盘算所左右，在商谈和处理事务中，彼此心心相印，我们之间无事不可相商；将来人们会说，我们身虽为二，心实为一……分袂在即，不知何年何地再能觌面快晤，言念及此，令人酸侧。”

耆英同志真是不容易，为了保护大清的江山，他就这样沦为了影帝。他给道光汇报说，与夷人打交道就是驯兽：“制夷之法，必须先知其性而后能制之。即如吉林省擒虎之人手无寸铁，仅以一皮袄盖于虎首，则虎即生擒矣”。总之么，咱“若深知其性”，就“可以摄其心胆”了。

除了把英夷当老虎外，耆英说得比较多的还有这样一个词：“犬羊之性”。问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广州失陷，夷人们从广州衙门里搜索到的档案中，就有耆英写给皇帝的诸多奏折。所以英夷一看耆英讪着一张老脸又来了，马上不乐意了，当面朗诵起了那些奏折，并且声明从此不跟老头玩了。老头是厚道人，还算要脸，知道戏演砸了，无地自容，跟另外两个谈判代表桂良、花沙纳一交待，夷务我也管不了了，我回京吧。问题是咸丰原本就忌恨耆英在自己父皇时代的主抚，这下更有理了，认为他不待谕旨，辜负皇恩，私自回京，自找速死，着僧格林沁逮拿进京，着惠亲王会同王大臣、宗人府严讯。恭亲王报告会审结果，绞监候。恭亲王奕訢这是想维护耆英呢。因为清朝死刑制度有两种，一种是斩立决、绞立决，也就是立即执行死刑；一种是斩监候、绞监候，也就是缓期执行死刑。按照惯例，后一种经秋审或者朝审后大都会减免罪刑，甚至能开释复官。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靖夷将军奕山、扬威将军奕经、两江总督牛鉴都曾定为斩监候，后来都重新上岗了。但是肃顺同志单独上了一个奏折，要求对耆英立即执行死刑，理由大致如下：判绞监候，转而让这家伙苟延岁月，遂其偷生之私；倘若他幸运地因病身亡，落个全尸，国法何申？官邪何儆？何况今天还有诸多办理夷务者，大家都学他，成何事体？在肃顺的坚持下，咸丰不得不对耆英立即执行死刑，不过咸丰还是开恩了，说是要“情法两全”，虽然对耆英立即执行死刑，但是就不让您老人家死得恁难看了，加恩赐自尽吧。于是老头就“被自尽”了。

耆英之死是否有助于帝国内政的进步与帝国外事的成功呢？否。肃顺别说杀一个耆英了，就是把帝国官员杀完，也无济于事。帝国内忧是所有封建统治者解决不了的，那是个周期率问题；帝国外患是大清末世统治者解决不了的，西风压倒东风那是一定的。因为西风是涅磐文化，虽然有停滞，但停滞一段就会发生质的飞跃，境界持续提升。而东风是蝉蜕文化，所谓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引伸到蝉理上，分就是蝉的蛹在地下的那个状态，合就是蛹上到地面蜕皮后的状态，不管您蜕不蜕皮，如何蜕皮，反正您就是个蝉。凤不战胜蝉，天理何在？

肃顺这样的大手笔还很多，不说了，没用。我们现在还有人提倡乱世用重典。那是没看到根儿上，制度不转型，文化不改良，再重典也不行，再说谁能重过朱元璋？即使重过朱元璋，您无非是由后清子民蜕变为前明子民罢了。给谁当民不是民？

下面说一下外事方面，这方面肃顺更想不出什么招，倒是把街头混混那套装傻充愣的功夫全用上了。总理衙门建立之前，清政府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外交机构，其仅有的一点对外交涉只限于两项：一是与周边的藩属小国的朝贡往来；二是对外通商的贸易事务。而处理这方面的事务按传统旧制，由礼部和理藩院兼辖。礼部所属设有会同四译馆，职掌接待各藩属国贡使事宜。会同四译馆由礼部郎中兼鸿胪寺少卿衔一人摄之，凡贡使来京都由馆卿接待，经办翻译朝贡文字及交涉事务。理藩院原是执掌蒙、回、藏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也分担了部分藩属国及交涉事务。它与礼部的大致分工是：由东、南两方海路往来的，归礼部接待处理；由北、西两方陆路往来的，归理藩院管辖。所以，俄国此时只能与清政府的理藩院打交道。肃顺从咸丰七年（1857）出任理藩院尚书，后又以户部尚书管理理藩院事务。加上咸丰九年（1859）后，肃顺日受咸丰看重，权威日隆，连军机处班子都要看肃顺的眼色行事，与俄国打交道，也就只能多劳肃顺了。当时的沙皇俄国固然不是东西，在中俄谈判桌上耍蛮玩横。但肃老六也不是好东西，他就会装傻充愣。

先说装傻。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俄签订《天津条约》。有关通商口岸问题，中方沿海路给俄方新开七口：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同时规定，若别国再在沿海增添口岸，准俄国一律照办；两国平等了，以后外交，也不用中国的理藩院了，俄使有权与大清的军机大臣直接照会往来。还有，一年内换约执行。

问题是换约时，因进京路线问题清方与英法联军在大沽口开战，俄美虽然一路跟随，但嘴上一直叫唤着和平换约。虽然中俄天津条约规定，俄方可以绕开具有朝贡色彩的理藩院与清方军机大臣直接交涉了，但中方派出的交涉代表还是肃顺，怕肃顺二百五起来没有转圆的余地，还给他派了一个刑部尚书瑞常作助手。清方与英法在大沽口开战前，俄国就与中国换了约；开战后，又拉着美国换约以孤立英法。同时，清方照会俄使：俺们与美国正在北塘换约，原先说的是，换约之后四个月，各通商城市开口。现在，从缓执行。因为英法两国还没有换约。何时开口，等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桂清通知。美国代表华若翰已经同意了，四国应一体办理，特此知会。

俄方代表一听就急了：中俄天津条约已换约，按规定换约后就可执行了，谁跟你们说过换约之后四个月才执行呢？而且，我们是我们，跟英法美有什么干系？中俄天津条约，只说开口七处，根本没说换约四个月之后才执行，更没有说须等到别国换约之后才执行。

肃顺照会俄使：中俄条约里是没有规定四个月的延缓期，可是英法美条约里都有啊。而且，中俄条约里说了，其它国有啥，俄国一体均沾呢。这不是一体均沾吗？况且前面换约时，贵方谈判代表也当面答应了这条，并说要传达给贵国。中俄条约规定七口通商，是不假，但是不用说就应该等其它各国都换约之后一块儿按新税则执行。

俄方谈判代表一看，窝脖子：一方面，肃顺睁着眼睛说瞎话，英法美条款里哪有通商口岸四个月的延缓开放呢？英国条约里倒有四月一说，但却是规定自订约后限四个月为期，各领事馆与中国税官伙同公布子口税清单。另一方面，即使英法美条款里有四个月的延缓期，那也跟我们俄国无关啊。我们只按我们的条约来。我们条约里是有一体均沾的要求，但我们一体均沾均是沾便宜啊，条约里明说了，“大清国日后若有重待外国通商之事，凡有利益之处，勿庸再议，即与俄国一律办理实行”。简单一句，就是俺们只沾利益之处，不沾没利之处。而且这个沾与不沾，决定权在我们手里。沾是我们的权利，不沾也是我们的权利。而肃顺等人理解为，一体均沾就是一切统一，你不沾那是不行的。

后说充愣。中俄边界谈判中，肃顺的愣劲儿表现得最充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国利用天津的军事危机，逼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多万的大清领土划给了俄国，只有江东六十四屯归中国管辖；原属清政府的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吉林省全部海岸线及海参威海口，归中俄共管。除此之外，俄国还夺取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航行权，为自己开辟了黑龙江通往太平洋的通道。瑷珲条约之后，签订中俄天津条约。有关中俄双方的边界问题，如此规定：原先清理好的，得以补充进此约；没清理好的，双方继续会商。

此条前半截，俄方是拐着弯儿让清政府再次承认之前不久刚签的中俄瑷珲条约。问题是傻咸丰看到奕山上奏来的夹付的瑷珲条约清折后，看不懂，不像我们现在，教材直接给你算个数字，沙俄吃掉我们多少多少领土。咸丰看到的是，这里划到那里归俄国，那里划到这里归中国，他就没学过地理，看得云里来雾里去的，只能嘱托相关官员，好好查办啊，等于是稀里糊涂的认了帐。这条款的后半句，为下一步继续侵占中国领土预设了台阶。比如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俄共管地。

这里补充一下为什么中俄换约那么容易，简单说，是因为中国太要脸，不要国家利益，而俄国不要脸，只要国家利益。比如公使驻京、长江航行什么的，俄方根本没要求，甚至连在北京换约都没要求，只要你给我划国土，咋都行。不像英法，比清方还要脸，换约时非得大摇大摆的走大沽口，结果被僧王坑得好苦，在大沽口彻底翻船。但是俄国当时贪心不足，换约后，其代表赖在北京不走，提出了补续和约的要求，还想乘人之危再从清方脚下挖些地皮出来，遂照会清方，有关中俄边界还有些方面得说清楚。肃顺急了，玩起了愣的：中俄天津条约虽然已经互换了，但之前签订的瑷珲条约我们还没批准呢，而且，大皇上早就跟签订瑷珲条约的奕山着急了。他签的条约，政府根本没承认。

俄方本想乘着瑷珲条约与天津条约乘胜追击，接着谈判乌苏里江那一片共管地，可是清方干脆连瑷珲条约也不承认了。为了表示不承认的决心，清方干脆将签订瑷珲条约的奕山革职留任了（不久调回北京）。还有，这个时候的中方刚在大沽口把英法换约的联军兜了个底朝天，正扬眉出剑鞘我笑豺狼哭呢，所以谈判桌上，肃顺玩得更邪乎了：关于瑷珲条约，一会儿说根本没有这个条约，他根本不知道此事。一会儿说，是有这么个条约，但是当时奕山与俄方谈判时，既没全权证书，又没有正式关防，所以瑷珲条约根本无效，政府早就把它报停了。别说乌苏里江那40万共管地了，就是黑龙江那60万，俺们都没承认呢。俄方说：中国皇帝对其臣属是否满意与俄方毫不相干，但是瑷珲条约，你们大皇上批准过的，不能否认它的合法性。他甚至把咸丰发给桂良、由桂良转呈给俄国驻华公使的、批准瑷珲条约的谕旨翻译成汉文给肃顺看。在这份谕旨里，咸丰明明白白的批示：他看到了奕山的条约奏本。既然定了条约，合了心意，俄国就应该为中国出力，英法联军来到了天津，俄使就应出面替咱说合，方能对得住中国云云。这批示当然是最高当局对于瑷珲条约的承认！

肃顺一看咸丰的谕旨都出来了，没法否认了，就直接不要脸了，说：俄方翻译有误，跟皇上原谕不符。俄方代表说：那就拿出你们的原谕咱对照一下。肃顺回说：不行，俺们的谕旨都在军机处里收存着呢，军机大臣无权擅自抄出一份给你对照。……吵到激烈处，肃顺干脆把对方递给他的瑷珲条约掷到了桌上，说它是一纸空文，毫无意义。俄方代表认为肃顺举止失礼，藐视国际文件，当即退场。但是肃顺不管他这一套，俺大清不但可以说不，还可以说呸呢，管你什么国际不国际……气得俄国代表要求中方换人，中方就是不换，我们只有一个肃顺能给你们耍二百五，换谁呢？俄国公使对之评价如下：“有权势的肃顺是与欧洲为敌的头号坏蛋，他已不止一次地公开宣称，必须将全部欧洲蛮夷统统赶出中国。”

肃顺应该是合格的民族主义者，对外一直强硬，但是强硬不能仅留在口头和态度上，背后必得有实力作基础。否则，结果更不好。事实上也是如此，俄方一看英法报复大沽口换约之耻的联军来了，就跑过去给人当高参去了，而且一路趁火打劫跟着英法联军进了北京，直到最后签订了北京条约，不但逼迫中国政府承认了瑷珲条约，还把瑷珲条约没承认的，乌苏里江以东那40万平方公里的中苏共管地全部吞到了自己肚里。奕訢在北京交涉的时候，肃老六跑得远远的，为啥不回来跟英法俄美拍桌子呢？

咸丰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大清尚有人耶？

说得真对，大清真没人了。咸丰活着时，大清就依靠一个二百五肃顺；咸丰死之后，大清就依靠一个小寡妇杏贞。

杏贞同志摊上这样的老公，幸耶，不幸耶？不过，老公毕竟是老公，聊胜于无。电影《戏说慈禧》在描写小寡妇的寡居生活时，曾给了这么一组镜头：太后的妹妹婉贞嫁给七王爷奕譞做了福晋，进宫去看太后。慈禧坐在床边，抚摩着床单说：“你和老七早上起来，床单一定是皱的。而我的却是平整的。我才29岁……”

虽然有些戏说，但“床单不皱”对慈禧来讲应该是一个问题。所以逢到咸丰忌日，老寡妇就要不高兴一阵子。驻法公使裕庚的女儿德龄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父亲任期届满之后随全家回到中国，在庆亲王奕劻的引荐下，和妹妹容龄一起进宫，成为慈禧太后的御前女官。在她的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里，对此作了详尽的描述：“这段时期，太后的一门心思全用在了已故的咸丰皇帝的身上，整天愁绪满怀，郁郁寡欢。我们所有的人都倍加小心，生怕惹她生气。她更加爱挑剔、易发怒，对谁都不说话，终日独自饮泣，不能自已。我有些不懂，为什么咸丰皇帝死了这么多年，太后还要如此悲痛不已。七月整整一个月中，所有女官都不准穿颜色鲜艳的衣服。我们大家穿的不是深蓝就是浅蓝，太后自己则一直穿着黑颜色的衣服，就连手帕也是黑色的。通常每月朔望要开演的戏院，在七月也一概关张。没有音乐，每件事情都在庄严肃穆中默默进行。事实上，整个宫廷都笼罩在深深的悲痛之中。”

是够悲痛的。整个宫廷，大堆的怨妇与大堆的怨阉，就伙着咸丰那么一个传说中的哥，日子怎么过呢？ bpX9wwNx7B4J9kAQinC7WfWrlG8QiarP9lucfIfce8aDduaSxC6vvsDkPns2prJ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