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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秋瑾来说，1903年，构成了她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
1903年，她随丈夫王子芳（字廷钧）赴京。王子芳，曾国藩表侄，湖南湘乡的“高帅富”，这次进京是因为在户部捐得一个户部主事。官职不算大，正六品，但好歹是中央财政部里的公务员，职衔比县令还要高一品。相形之下，秋家却是刚刚败落的官宦之家，在王家面前变得有些灰头土脸：其一，秋瑾的祖父秋嘉禾，举人出身，做到过知县、知州、同知之类，1894年辞世，人走茶凉。其二，秋瑾的父亲秋寿南，也是举人出身，也是做到知州，1901年辞世，又凉了一圈。其三，秋瑾兄妹四人，一哥一弟一妹，秋瑾行二，她的婚事是其父1895年调任湘乡厘金局总办后与当地大富豪王家联上的，也叫官商托结，门当户对吧。王家是富商，秋家是税务局的，一个负责挣钱，一个负责收钱，差不多能打个平手。可秋父一死，家里唯一的摇钱树没了，王家就开始给脸色看了，何况秋女士也不是那种低眉顺眼的小媳妇儿，平时作派就颇让婆婆看不惯。
秋父死后，1902年，秋家与王家合伙开了一个钱庄，不用说，这是亲家想帮衬秋家呢。可是秋家没有一个擅长经营的，折腾到年底，破产了。秋瑾在婆家的日子更不好过了。老公虽然是高帅富，佳少年，美丰仪，但秋瑾却是公知，还是女公知，平时写个诗，都是“闺人欲负戈”、
“难将巾帼易兜鍪”
什么的，所以两人谁看谁也不顺眼。鉴于中国的大男子没法写怨诗之类的，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都是秋瑾的：“可怜谢道韫，不嫁鲍参军”；
“知己不逢归俗子，终身长恨咽深闺”
云云。现在，王子芳要来京城走两步了。他没想到，媳妇儿比自己走得更远。
1903年，秋瑾在京城认识了生命之旅中一个很致命的闺蜜：吴芝瑛！吴芝瑛，19世纪的60后，在70后的秋瑾面前自然是大姐大；这个女人不简单，她是无锡才子、户部郎中廉泉之妻，安徽桐城派大文学家吴汝纶之侄女，吴汝纶还是曾国藩的入室弟子，秋瑾又是曾国藩的表侄媳，双方关系自然又近了一层；当然，更吸引秋瑾的，应是吴芝瑛的维新倾向与北京干部家属的上层社交资源，总之，秋瑾在吴的影响下，眼界大开，女权意识大觉醒。
1903年，秋瑾开始公开着男装出现。且有诗云：“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
我估摸着，若条件许可，小娘们都敢去做变性手术呢。在她的观念里，着男服至少可算是男女平等的一个标识吧。这跟如今的某些女权主义者希望学着男人的小样儿站着小便，应该是一个心理状态。
1903年，秋瑾与丈夫发生了巨大冲突。这一年的中秋，王子芳说好要在家宴客，让秋瑾在家准备，但到傍晚就被哥们拉出去吃花酒了。众所周知，中国的小姐一般都挺有职业精神与专业水准的，伺候得男人留连忘返，女权意识大觉醒的秋瑾自然等得不耐烦，就穿着男装偕小厮去戏园看戏了——其实这不是健全的女权主义，如果是健全的女权主义，当是着女装，偕小丫，去逛鸭店才是。问题是，就这种二半吊的女性解放，秋瑾的丈夫都大光其火，回来就把秋瑾痛打了一顿。秋瑾虽然少女时代就练过刀剑马术，但毕竟裹了小脚，总之，打不过男人家家的。但这口气却是忍不下去的，于是离家出走，找了个宾馆住下了。虽然王子芳派仆妇好言好语地把秋瑾哄回来了，但是秋瑾与丈夫的关系，却变得很恶劣，对丈夫的评价变成了“禽兽之不若”。
1904年，秋瑾与吴芝瑛订文字之交，结同心兰谱，并在吴芝瑛的妇女沙龙里，结识了生命之旅中又一个关键的女人——京师大学堂日本教习服部宇之吉的夫人服部繁子。
下面我们看看繁子对秋瑾的印象：
想不到出现在我面前的朋友，究竟是男还是女？高高的个头，蓬松的黑发梳成西洋式发型，蓝色的鸭舌帽盖住了半只耳朵，蓝色的旧西服穿在身上很不合体，袖头长得几乎全部盖住了她那白嫩的手。手中提一根细手杖，肥大的裤管下面露出茶色的皮鞋，胸前系着一条绿色的领带，脸色白得发青、大眼睛、高鼻梁，薄嘴唇。身材苗条，好一个潇洒的青年。
最引我眼亮的，是秋瑾与繁子话不投机的那些部分。
首先是有关男装问题，秋瑾给繁子解释曰：“我要成为男人一样的强者，所以我要先从外貌上象个男人，再从心理上也成为男人。留辫子是异族人的习俗，不是中国人的装束，所以我穿西服。”
繁子同情地望着秋瑾，说：“你女扮男装有点孩子气了。由羡慕男子而摹仿男子的形态，这样做毋宁说有些卑屈了。穿了男子的服装，但身体是换不了的，女子到哪里也是个女子，要毫不自卑地、堂堂正正地活着，才能让男人敬慕。”
不得不承认，这番对话，显出日本这个小女人的高超来。
其次是关于保守与革新的对话。秋瑾说：“敢问，夫人是保守派，还是革新派？”繁子说：“我是孔子的信徒。”秋瑾嘟嘟嚷嚷地说：“孔子的信徒，那就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信徒啰！”繁子说：“是的，我是孔子的信徒。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里所说的女子另有一番意思。不过这句话从某种角度上讲也可以说是一句格言。现在不是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吗？就是说女子有了学问害多益少。这是对妇女的侮辱。也可以说是当头一棒。我希望我们注意自身的修养，而不必去计较这些事情。我一向佩服中国女子有勇气、好学习，所以我才说这些话。我们都是女人，应该冲破国界，同病相怜，同胞相爱。我们虽初次见面，向你说这些话，是完全出于好意。”
繁子当然是好意，不过令我眼亮的在别处。说实话，虽然我本人并不尊崇孔儒，但我对日本人如此尊崇孔儒深表尊崇。正如我最尊崇的学者严修去日本考察后所发现的，日本真是一个让人不得不服的民族，日本友人告诉严修，日本明治维新的根基就是儒学。待严修参观日本的教育博物馆时，更是大吃一惊，这里可以参见李冬君女士的描述：
博物馆里陈列着课堂教学用具及实业教学用具，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西学教育博物馆，严修在此大开眼界。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其中还设有孔庙。孔庙三重门，一重入德门，二重杏坛，三重大成殿，均于秋风秋雨中肃立。冷眼一观，在西学那华丽的皮囊里，依然静穆地寄存着儒学至圣孔子的灵魂。
我拐这么多弯，想说什么呢？很简单，它导致一个我很不情愿说出的结论，那就是：好东西在中国人手中可以变坏，坏东西到日本人手中可以变好！近代以降，中国人已把孔儒打到十八层地狱了，但也没见建立起啥新东西来。跟日本人比起来，岂不惭愧乎？
再次是有关革命的。当秋瑾问繁子对革命有何高见时，繁子说自己愣了，回的是：“革命？秋瑾，我们日本是奉戴万世一系的天皇的国家，一听‘革命’这个词就觉得讨厌。”繁子对此评价曰：“说到这里，可看出秋瑾的思想过于激进。‘革命’是中国时常出现的一种流行病，秋瑾也正患着这种病。”
其它不说，单说繁子与秋瑾上述几番对话，也能看出一个日本小女人比一个中国大女杰高超许多。这应该也是近代日本迅速赶超中国的原因所在吧？
秋瑾本来想去美国留学的，但认识繁子后，她改变主意了，她要去日本留学。我真不知道这种改变，对秋瑾来说是幸还是不幸？
1904年6月，繁子归国省亲，秋瑾丢下高帅富的老公、八岁的儿子和四岁的闺女，留给我们一个决绝的背影，跟着繁子东渡了。东渡前，秋瑾的《宝刀歌》和《剑歌》在京师留传一时。光看诗名，就可以知道这些都属管制刀具了，遑论诗中还有“愿从兹以天地为炉、阴阳为炭兮，铁聚六州。铸造出千柄万柄宝刀兮，澄清神州”之类明显具有煽动颠覆之嫌疑的宏愿了。
东渡后，秋瑾即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会馆报到，并在会馆的“日语讲习所”学习日文。当时的日文教师松本龟次郎如此回忆秋瑾：“白皙的皮肤，柳眉，身体苗条，体态轻盈，黑色花纹的和服上衣配一件当时流行的紫色裙子，小脚；日本发型，莲步蹒跚。每天来校从不缺课。回答问题清楚，提问也很尖锐。”
同时，秋瑾在服部繁子的介绍下，认识了日本实践女子学校校长、著名的日本女教育家下田歌子，并进入实践女校学习。该校设三年制的普通中学课程，校规极严。进校之前，服部繁子再三向秋谨告诫，切勿多讲当时“流行的过激言词”。秋瑾当然不适应这种校风，对学校多所不满，学习一阵子后就离开了。但1904年底，为了适应中国留学生的快餐式需求，下田歌子在实践女校分设了速成性质的师范科和工艺课，一年即可毕业。秋瑾听说后，1905年又转回来报了实践学校的速成师范班。由于4月份才开学，所以秋瑾回国探亲，7月份再次东渡，病倒，8月份才报到入学。到12月份，因留学生取缔规则之事，她又愤而退学。所以秋瑾满打满算，在速成师范班的求学也就四五个月的时间。当然，女杰的目的也不在求学，在乎革命事业也。吊诡的是，日本女教育家下田歌子当时最怕种豆得瓜，给清国培养出革命党来。在最初的留学生毕业典礼上，她对中国留日学生曾有这样的劝诫：
清国现在还保持着封建制度。在那种君主专制下生活的人们，一旦来到外国亲眼目睹了外国的自由生活，很容易成为非常激进的民权论者。煞费苦心的教学，并不能保证不会招来产生乱臣贼子的危险。事前我就担心这一点，特地对这个方面的思想加以严格限制，对姑娘们来说，或者一直严格到苛酷的程度，……现在是将要分别的时候了，只要志趣相投，即使我们肉体分离了，而精神是决不会改变的。请各位小姐们热泪中不要忘记和日本土地分别的情景。养育你们的国家是清国，教育你们的国家是日本，请你们永远记住这一事实。
这日本娘们的担心还真的应验了。不说其它，只说秋瑾同志就成长为她所谓的“非常激进”的“乱臣贼子”了。1904至1905年，秋瑾至少参加过六个革命组织：洪门天地会、共爱会、三合会、光复会、同盟会和十人团等；参与创办的组织有演说练习会、普通话练习会、体育会、中国大学、锐进学社、大端女子学堂、天足会女学堂和光复军等；创办的报刊有《中国女报》等。
秋瑾的革命思想说来也简单，这从她的一些名号里就可以看出，比如她喜欢署名鉴湖女侠；留学日本时字竞雄，又署汉侠女儿等。这些名号所能透漏出的信息不外是女权主义和大汉族主义！
关于后者，她说：“惟以报祖宗的仇，光复祖宗的土地，为自己的汉人造幸福，不求虚名誉，不惧生死，不畏艰难，必要取回所失的土地为目的，不愿为他族之奴隶，此方为真革命家。”还有诗云：“黄河源溯浙江潮，卫我中华汉族豪；莫使满胡留片甲，轩辕神胄是天骄”。关于前者，不外是宣传中国女人“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乃“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奉劝姐妹们千万不要听信“男尊女卑”、“夫为妻纲”、“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的“胡说”。
秋瑾的革命态度，也确实比较激进：一是小女人喜欢演说，且颇具煽动力，乃演说会上的一道风景：“东国留学慕君者众，每际大会，……则抠衣登坛，多所陈说，其词悲感激切，荡人心魂。人之闻者，未尝不泣数行下，而襟袖为之渍也”。二是小女人不惮于行动，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应清朝政府要求，颁发了《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章程》，即《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意在加强留学生管理，约束学生的革命行动，这激起了中国八千留日学生的愤怒，并分化为激进与维持两派，前者认为义不受辱，咱们全体辞了回国去；后者认为人家日本对留学生加强管理，于事理、于法理都没有啥说不过去的，应当继续修完学业。后者人多，有胡汉民、汪精卫、周树人、许寿裳等。不用说，秋瑾是前者，激进派，得到的支持也甚少，倒是陈天华留下三千言的绝命书，愤而跳海。陈天华自杀后，归国留学生增加，留学生中的归国派与维持派内讧更紧。一次浙江同乡会上，秋瑾率先演讲，敦促同胞归国，有人表示异议，秋瑾从靴筒里摸出倭刀往讲台上咚地一插，喝道：“如果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据说周树人也参加这次会议了，但未发一言。若按周作人的回忆，这里所谓的“有人”也是包括鲁迅的：
秋瑾与鲁迅同时在日本留学，取缔规则发表后，留学生大起反对，秋瑾为首，主张全体回国，老学生多不赞成，因为知道取缔二字的意义并不怎么不好，因此这些人被秋瑾在留学生会馆宣告了死刑，有鲁迅许寿裳在内，鲁迅还看见她将一把小刀抛在桌土，以示威嚇。
以前她在东京，在留学生中间有很大的威信。日本政府发表取缔规则，这里当然也有中国公使馆的阴谋在内，留学生大起反对，主张全体归国，这个运动是由秋瑾为首主持的。但老学生多不赞成，以为“管束”（取缔）的意思虽不很好，但并不限定只用于流氓私娼等，从这文字上去反对是不成的，也别无全体归国之必要。这些人里边有鲁迅和许寿裳诸人在内，结果被大会认为反动，给判处死刑，大会主席就是秋瑾。据鲁迅说她还将一把小刀抛在桌上，以示威嚇。
威吓完之后，秋瑾就回国了，给大家留下的，应该是一条汉子的背影！
有意思的，秋瑾后来的革命战友徐锡麟同志并没有回国，而是留在日本，想进振武学校呢。1906年，徐自日本返国，两人这才凑在一起谋安徽、浙江同时起事，成功后齐攻南京。1907年，徐在安徽事败，秋瑾通过报纸得知后决定单独起事，当然，革命党很多事都是还未起，就泄了。秋瑾这次也是如此。7月13日她在大通学堂开枪拒捕未成，15日就义于绍兴轩亭口。秋瑾这次彻底走了，留给大家的又是什么样的背影呢！
12年之后，也就是1919年，目睹过秋瑾刀威、被秋瑾宣判过死刑、正在享受革命果实、面对中国的国情人性从来不失清醒与深刻的共和国民鲁迅写出了一篇名叫《药》的小说，以被吃了人血馒头的革命者夏瑜影射秋瑾，给革命话语系统抹上了诸多灰黑色的影像！
时至今时，历史的车轮又轧过去一百年了，我们还在找药么？“包好包好”，革命包好么？
1.王去病等：《秋瑾革命史研究》，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
2.李冬君：《中国私学百年祭：严修新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系年》，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高大伦，范勇：《中国女性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4.周芾棠等：《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5.郭延礼：《秋瑾研究资料》，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6.林贤治：《人间鲁迅·上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7.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一卷》，群众出版社1999年版。
4.秋瑾：《秋瑾集》，中华书局1960年版。